三星堆不敢对烧骨碎渣做碳十四年代测定，是真的吗？ | 短史记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上一篇文章《「三星堆研究」真的遭到隐瞒了吗？》，已扼要介绍了学术界关于三星堆文明的争论，尤其是“三星堆文明是否与西亚、南亚的输入有关”、“三星堆的青铜技术来自哪里”等问题的相关学术讨论。总体上，就学术研究层面而言，笔者不同意坊间广为流传的“中国历史学家隐瞒三星堆研究”。

但前文漏掉了一个同样传播甚广的说法，没有对其进行辨析。那就是所谓的“刻意压低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的烧埋年代”。支持这种说法的核心依据，是三星堆没有对出土的烧骨碎渣做碳14年代测定，“迄今为止，任何所谓‘权威部门/机构’都没有公开发布相关信息”（见下图）。

2021年3月23日，“三星堆4号坑碳14检测的年代区间属于商代晚期”的新闻披露后，上述说法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所以，本文再简单说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碳十四测年法，确实是考古界应用最广泛的测年方法。

该方法最早由美国学者Willard Frank Libby在1940年代试验成功，后来又发生过多次技术革新。简单说来便是利用碳十四的放射性和衰变原理，来测验埋在地下的动植物的死亡年代，一般只能测定二万五千年以内的年代。常见的采样对象有木头、木炭、植物种子、贝壳、编织物、毛发、骨头、泥炭、含碳沉积物、夹碳陶、铁、石灰等。因不同年代的碳十四浓度有变化，往往还须配合树轮校正。①

中国考古学界最早尝试引入这项技术，是在1959年，但1962年建成的实验室“测出年代的统计误差太大”。直到80年代，中国的碳十四测试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恰好也于此时进行了大规模发掘。

♦  三星堆陶盉，引自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其次，三星堆一号坑确实发现了烧骨碎渣。

据当年的发掘简报，一号坑内“出土金、铜、玉、石、骨、陶、象牙等质料的文物300余件，以及海贝和约3立方米左右的烧骨碎渣”，这些骨渣“在坑内由南向北呈斜坡状堆积。西南面堆积较厚，达60-80厘米；东北面堆积较薄，仅厚5厘米。……坑内骨渣大多数泛白，一部分呈蓝黑色。骨渣里杂有竹木灰烬。坑内不见烟熏痕迹。显然，这些骨渣在入坑前就已焚烧砸碎。”大众熟知的金杖、金面罩与青铜人头像，也是出自一号坑。②

二号坑出土的文物，种类与数量都比一号坑丰富。大众熟知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大型青铜人面具与青铜神树，都是自二号坑出土。这些文物可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堆积主要为大量草木灰烬、炭屑、小型青铜器件。青铜兽面、青铜树枝、玉石器及大量的海贝等；中层堆积主要为大件的青铜器件，如大型立大像、车形器、大型人面像，人头像、树干、树座、尊、罍等；上层堆积主要为60余枚(节)大象门齿纵横交错地迭压在一起。许多遗物“杂在灰烬的炭屑里，并留下了明显的烟熏火烧痕迹”。③

♦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跪坐铜人像，引自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再次，三星堆有没有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

答案是有。

下图自上而下，依次截取自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公布在《文物》上的《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六）》、《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八）》与《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十）》，发布时间分别是1984年、1989年与1996年。送检样品主要是木炭、木块和泥炭。④

负责发掘工作的陈显丹，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由碳十四年代测定反馈回来的年代信息，要比他们原先估计的年代更早：

“早在发掘初期，人们一直认为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不过是商周之际，直到我们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给我们测试的三星堆遗址年代的碳十四标本数据。结果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时代比当初估计的年代要早。我们送标本填写的年代是‘商周巴蜀早期文化’。测定的年代是距今四千零七十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年，也就是说该遗址所处的时代正是夏王朝形成的时代。反过来说，三星堆遗址的古代蜀人也经历了相当于中原夏王朝这个时期。”⑤

所谓“测定的年代是距今四千零七十年”，便是指上图BK86045这一检测样品。“树轮校正”，则是碳十四年代测定的一项必须有的标准程序。

其实，三星堆当年所做的碳十四年代测定，远不止《文物》上披露的那几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的《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 1965-1991》，截至1991年，三星堆共做了多达18项碳十四年代测定。具体见下图（点击可放大观看）。可以看出，这些送检的标本，全是木炭、木头和竹炭，确实没有“烧骨碎渣”。⑥

第四，为什么不送“烧骨碎渣”去做碳十四年代测定？

这自然有原因，但并不是所谓的“不敢对烧骨碎渣做碳十四年代测定”，而是骨头标本在碳十四年代测定中，有着天然的劣势，远不如木炭、木头与竹炭。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当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在中国考古界开始较多使用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便公开发表过一篇技术性质的文章，介绍如何用骨头和泥炭等来制作合格的碳十四标本。其中，对骨头标本的缺陷，是这样描述的：

“因骨头中含碳量很少，制备标本比较困难，加以过去利用骨头测定年代常常偏差较多，应用较少。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骨头中的无机碳在埋葬过程中容易与土壤和地下水中溶解的大气二氧化碳相交换而使年代偏近。因此，利用骨头中的无机碳，或者用无机碳和有机碳混在一起制备的标本所测出的年代大都偏近，是可以理解的。”⑦

♦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尊，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考古》杂志1972年《关于采集标本的说明》，也写得很清楚：“各类标本中，以块状木头和木炭标本为最好，所测年代准确度较高。骨头、贝壳等含碳量极少，所测年代的可靠性较差。”含碳量太低，便需要用量来弥补。一份木炭碳十四检测标本，最低重量只需要20克，木头只需要60克，但骨头则需要至少500克（也就是1斤）才能形成一份检测标本。检测又往往是多次性的，没发掘出个十斤八斤骨头，检测的意义便不大。⑧

简单说来便是：骨头标本非常容易被污染，检测出来的结果准确性差，往往比实际年代更近（而不是坊间传言的如果测了三星堆的骨渣，便能得到更古老的年代数据），所以，一般都会优先选择木头和木炭作为标本，去做碳十四年代测定。

这方面有许多案例。比如2001年对桂林甑皮岩遗址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时，便抛弃了出土的骨头样品，理由是这些样品“由于埋藏环境较差，石化严重，含有机碳极少，而且这种情况下有机碳难以免遭污染”。⑨

♦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铜面具，引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具体到三星堆出土的骨渣，情况可谓相当糟糕。据陈显丹回忆，他们在1982年出土过“动物牙齿和一些无法分辨的骨头”，但这些骨头“都腐蚀得相当严重，只能用竹签轻轻地挑泥，即使这样，竹签挑开的泥上仍粘有骨渣，实际上我们能看见的是已经酥粉的骨头”，虽然“把泥土与不成个的骨头一起收集”做成了标本，但“由于骨头过度酥粉，再加上当时的条件限制，这些标本最终没有得出结果”。⑩

♦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象牙。这些象牙在掩埋前曾被焚烧，加之埋藏时间久远，象牙齿质已遭破坏，出土后失水较快，多数已酥松碎裂，部分经化学固形后保存了下来

1986年在一号坑发现的骨渣，体量要大许多，但情况同样糟糕。据陈显丹回忆，当时“伴随玉器出土的还有大量的木炭、灰烬和骨渣”，“只见被火烧过的灰烬和动物骨渣越来越多”，同时，骨渣也非常地碎，以致于在发现金腰带时，陈显丹必须“用小竹签剔去骨渣”，“把灰烬和骨渣细细挑开”。最后，整个一号坑堆积起来的骨渣大约有2立方米左右（发掘简报的估计是约3立方米）：

“这些骨片骨壁都比较厚，骨头的颜色有白色、灰蓝色和黑色，骨片的大小不等，一般都在1厘米左右。”

碎成这种状态，使得考古队无法判断这些骨渣来自人类还是来自动物。于是，他们“将坑里的骨渣取了一些样本，请美国的汉学家巴格利教授带回美国进行分析检验”，但巴格利那边也检测不出任何结果。⑪

综上。所谓“三星堆不敢对烧骨碎渣做碳十四年代测定”这种说法，只是某些对考古缺乏基本了解之人，脑补出来的一种阴谋论。整体而言，木块与木炭是远优于骨渣的碳十四检测标本；具体而言，三星堆一号坑的骨渣质量太差污染严重，很难进行碳十四年代检测，所以送检的全是木块与木炭。

①陈致平：《碳十四测年法在考古学上的应用》。

②《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③《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④《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六）》，《文物》1984年第4期；《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八）》，《文物》1989年第11期；《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十）》，《文物》1996年第6期。

⑤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5-36页。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 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226页。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关于骨头、泥炭等碳-14标本的制备方法》。收入《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文集编辑小组编,全国同位素地质会议文集》 第一集，地质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页。

⑧《附录 关于采集标本的说明》，《考古》杂志1972年第01期。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甑畅通岩遗址博物馆等编：《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页。

⑩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7页。

⑪陈显丹：《广汉三星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84页、第87页、第89页、第9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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