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百万去世：回顾股市解禁前后的「中国第一股民」 | 短史记
作者丨陈慕谭
编辑丨吴酉仁
据澎湃新闻的报道，2021年6月13日凌晨，有“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中国第一散户”之称的资深股民杨怀定去世，享年71岁。
说一说杨百万，以及中国股市的解禁过程。
一般认为，中国当代股市的解禁，始于1990年12月，标志性事件便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在此之前，1984年已有“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正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作为摸索中的新事物，该股票在样式上直接套用了1949年以前上海南洋卷烟厂的股票样张，仅将文字改成了“飞乐音响”。1986年9月成立的“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交易厅仅有十来个平米大，却也已能够进行股票的交易流通。①杨怀定获得“杨百万”绰号的关键投资，便发生在该营业部——那是1989年的7月，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杨怀定自该营业部买入了2000股真空电子，每股面值100元，实售91元。约一年后，真空电子每股最高价涨至500.19元。②
之所以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视为股市解禁的标志，是因为在杨怀定成为“杨百万”之前，股票长期形象不明，是一种使人充满了疑虑的东西。“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1986年成立时，便一度被指责“引导人们投机”。
这种氛围下，企业发行股票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向社会发行股票79.5万元。推销员们必须手持股票，拿着半导体喇叭上街拉人：
“喇叭里传出的声音透着底气不足的嘶哑，自个儿听着都觉得别扭。好像鼓动人家买股票是想着法算计着人家的钱包。”“在别人眼里，那仿佛是一场逼人跳楼的阴谋……”
最终，这79.5万元股票，是在一种“响应组织号召”的悲壮气氛中，由党员干部“带头牺牲”，才勉强认购完毕的。③
1988年，辽宁沈阳金杯汽车发行1亿元股票，同样乏人认购。该公司出奇招派人跑来北京，将招股章程贴到国家体改委大院，希望体改委干部起示范作用，提升民众对金杯股票的信心，结果仍以惨淡告终。参与了“国家体改委大院摆摊卖股票”之事的李幛喆，后来如此回忆道：
“我和发行人员对每一位过来看的人和不过来看的人打招呼，反复解释，希望他们买点。现在想，有点像地摊上的小贩。二是当时人们手中余钱都是少得可怜。我记得我当时银行存款不足2000元，要拿出100元买一张前途叵测的‘纸’，还真得掂量掂量。我还算懂点股票，当时却因这原因没买，更何况那些不懂得股票的人呢。……到下午三点左右，股票总共没卖出多少股。我和两位发行人员无精打采地瞎侃，消磨时间。就这样，整个发行工作基本上是在冷冷清清中收盘了，总共约卖了2.7万元。”④
国家体改委大院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 1988年公布的金杯汽车股票招股书
除了手头余钱不足，民众对股票的犹疑，主要集中在对政策的担忧。
1986年发生过一件有助于提升民众投资股票的信心的事件。该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John J. Phelan, Jr.）来华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获邓小平接见。凡尔霖送给邓小平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贵宾徽章⑤，邓小平则回赠了一张上海飞乐音响股票。凡尔霖因此成了“中国的第一位外国股东”。
随后，为了营造新闻效果，凡尔霖这位“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总裁”，更改了自己的行程，率助手与媒体记者自北京飞往上海，自费2000美元租用警车开道，前往“世界最小的证券交易场所”静安证券营业部，将这张价值50元人民币的股票，正式过户到自己名下。⑥
♦ 1984年发行的上海飞乐公司股票样式
♦ 1986年11月，约翰.凡尔霖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办理飞乐音响公司股票过户手续
从事后效应来看，凡尔霖获赠上海飞乐音响股票一事，获益者主要是飞乐和延中两种股票，当时静安证券营业部仅发行这两种股票。投资者自新闻中获得信心，极少有人愿意出售。有人买无人卖，导致营业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行无市。
在更广阔的投资区域里，民众的担忧远未消散。
1988年，杨怀定发现了一个投资机会：银行间的信息不同步，自合肥购入国库券再携至上海卖出，可以赚取相当可观的差价。于是，他决定借钱去做这笔买卖。在今天看来，这只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投资方式。但在当日，却让杨怀定长期提心吊胆，挣得越多就越惶恐，越担心会被归入“投机倒把”。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跑去圆明园路的人民银行直接询问：“现在开放国债交易，我到外地去收购国库券拿到上海来卖掉，这样可以吗？”银行不置可否，反问他：“你觉得呢？”得不到确切回复的杨怀定无可奈何，只好拿《金融时报》上登载的“欢迎公民随时买进、随时卖出”的句子给自己壮胆。⑦
前文提到的“沈阳金杯国家体改委大院摆摊卖股票”事件的后续，也颇能体现民众的这种担忧。兜售股票以惨淡收场后的第三天，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兜售活动，内中称：
三天后，9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重要更正”，称之前的新闻“是一篇完全失实的报道。经查，中南海国务院大院没有允许任何企业前往出售股票，中南海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务院工作人员购买股票。”（注：国家体改委大院与中南海很近，但确实不在中南海内）
几位购买了金杯股票的体改委干部，读了这份“重要更正”后，立即退回了股票。⑧
♦ 《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中南海里购股票》
中国究竟能不能开放股票市场，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其实是有争议的。
1985年夏，一批中外经济学家聚集在长江三峡豪华客轮“巴山轮”上，共商经济改革大计，史称“巴山轮会议”。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耶鲁大学教授James Tobin，便一面极力主张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一面强烈建议“中国在20年之内不要开放股票市场”，理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资本市场有很大的风险”，不可对股票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种看法，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的认可。⑨1989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评论中国“股票热”时，也曾援引剑桥大学经济学者的观点，担忧在市场经济形成以前，“引入股票市场并不能达到改革者们希望的目的，它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
♦ 经济学家James Tobin（1918~2002）
具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据龚浩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披露，当年的主要反对力量是四种：
按龚浩成的理解，最后之所以顶住压力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因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这个必要性就是“通过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表明我国要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⑪。于是，便有了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挂牌营业。
♦ 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
股市解禁了，但对“中国股市第一散户”杨百万来说，1990年仍是一个充满了忧虑的年份。他回忆说：“因为姓社姓资没解决嘛。……当时有人要打击我，有人要支持我。……所以，1988年到1992年，我在上海是敏感人物，虽然我上了福布斯，上了《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但是国内报纸没我。”⑫
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此谈及股票：“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⑬杨百万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大体放了下来。
这之后，股市成了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寻常事物；各种真真假假的“杨百万故事”，也开始在媒体上变得随处可见。
♦ 1993年，《扬子晚报》关于“杨百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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