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苛捐杂税，唐代长安周边百姓能过上怎样的生活？ | 腾讯新闻短史记

作者丨徐畅

编辑丨吴酉仁

现存的唐代生活史、风俗史研究著作，多谈王公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平民还是一副相当模糊的图景。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唐代一户农民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入不敷出，收支相抵，还是有所盈余，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让我们来走近一户唐代京畿小农家庭，以作观察。

一 、小农户的基本情况

要数字化地精准摹写乡村农人的家计与生活，必得先有一个农民家庭模型。由于唐代长安基层社会运转的资料无存，我们只能尝试虚构，但非纯然空想，可以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北地区的家庭组成为参照。

首先，这是一户小农家庭，是简单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这类家庭的一般特点是：（1）必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以耕种。（2）有一定数量的剩余资财，包括有房舍、园宅、牛等，作为扩大再生产的储备。（3）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本文所言小农家庭，一定是以农作为第一谋生手段的，一年到头，男子在田地中劳作，而妇人为蚕桑纺绩，同时处理饮食等各种家务。

其次，按正史及地志类文献记载，唐代京畿地区农民家庭户均五口。根据唐代户籍之实例，由夫妇两人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典型核心家庭占绝对多数，三代同居的情况不多见，故我们虚拟的这户小农家庭，也权作核心家庭。

对于安土重迁的农人来说，需先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即乡里的园宅。乡村农人的房舍，当主要以泥与茅草（茅茨）为材料，唐传奇《裴航》记长庆中落第之秀才裴航出长安城，“经蓝桥驿侧近”，见“茅屋三四间，低而复隘，有老妪缉麻苎”，恐怕是京畿乡村中常有的景象。宅基之外，农人的资产，还包括房舍周边的园、圃及场。

除了园宅外，最重要的家资及生产资料还有耕地与耕牛。京畿乡村一个小农家庭能够占有多少耕地呢？依唐《田令》正常情况下一丁受田可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共100亩，狭乡减半之。理想中的狭乡受田数为50亩，但京兆府的情况恐怕更为特殊，隋初京畿丁男受田即严重不足。唐代元和中期，京畿民众户均垦田数大约41亩。

农户拥有的生产资料中，最贵重的是耕牛，一是由于牛价昂贵，是同时期绢价的10倍，粟价的100倍！再者牛是耕作的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核心依靠力量。唐代屯田有耕牛的配给标准，“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京兆府趋于精耕细作，耕牛的配置密度较此为大，应是每田五十亩给耕牛一头。但自耕农所需耕牛，特殊情况才由官方配给，一般由其自行从市场上购得。因牛价甚昂，民间有采取结社互助形式获取耕牛的情况。

♦ 莫高窟61窟南壁扬场图

此外，农户田间劳作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农具，比如犁、耧车、镢、耙、铲、耨、锄、钐（一种长柄的大镰刀），以及灌溉工具如桔槔，戽斗、辘轳、水车、翻车、筒车等。

再有就是：京兆府的农田里种植什么农作物？

唐代京兆府所在的黄土高原，是粟的传统生产区。京兆府粟产量大，唐前后期，京兆府税收以纳粟居多。粟田的产量，据估计每亩1—1.5升。唐前期，京畿麦之种植远远赶不上粟。中期以后，农田水利的开发，耕作技术的进步，促使小麦产量大增，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长安社会中面食流行，胡饼、蒸饼等成为上至达官权贵，下至市肆平民普遍喜爱的食品。大历三年（768）京兆麦田占耕地8.3%，开成元年上升到20%。麦田的产量，据估计每亩8—9斗。京兆府在当时还是水稻的产区。但水稻生产耗水量极大，而关中水资源有限，故汉唐间华北地区水稻生产未占据过主要地位。稻田产量为亩3石左右，远较陆田为高。

此外，还有一些民众在粟麦种植间隙插种绿肥作物，有大小豆、胡麻、荞麦、燕麦、黑麦等。可以乐观地认为，唐中后期，京畿乡村实现了复种轮作，产量又有所提高。

相对于男口，家中的女口以桑麻纺绩为主要营生。唐诗中有不少京畿织妇昼夜辛勤的描述。由于绢帛制品价值较高，在隋唐两代为硬通货，远高于农物作收入，故而女性纺绩可以为小农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二、小农户的年收入

小农家庭以耕织为主业。虽还从事酿造、饮食加工、家畜饲养、器物制造与修补等副业，但所得主要供家庭自己消费。因而论述小农户的年收入，仍以粮食与绢布收入为主。

农户的年粮食生产量，取决于其实际耕地亩数与亩产量。元和中京兆府耕地为10万顷。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元和中京兆府有24120户，则耕地总数/总户数，可知当时京兆府户均垦田在41亩左右。当然以上只是约估，容有误差。

♦ 唐李寿墓壁画牛耕图（局部）

京畿田地的亩产量，取决于是种粟、种麦还是植稻，是否实行轮作复种制等一系列问题。胡戟对唐代亩产量（以粟为代表）的研究表明，陆田亩产在1石以上稍强。京兆府作物品种，种植制度复杂，如何量化呢？这里借用D.H. Perkins在研究中国农业时提出的计算公式：亩产量=（按人平均的粮食消费量×人口数）÷耕地亩数。唐人的粮食消费水平是“少壮相均，人﹝日﹞食米二升”，则每人每年消费米7.2石，折算为北方的主谷粟为12石，则唐元和中的亩产量=（12石×241202户×5人/户）÷10000000亩≈1.45石/亩，与前述胡戟的估测相合。

这样，我们可以计算唐中后期 （以元和中为代表），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农耕所得的粮食收入了。但上述41亩田，应非全用来种粟，按均田制的规定，41亩田中应有8亩桑麻，33亩大田。桑田非单一植桑麻，需套种粟、麦等农作物。8亩套种之桑田也可取得一定的粮食收成，权以3亩数计；则大田共36亩，亩产1.45石，一年耕作共收入粟52.2石。

8亩桑田还有纺织品收入。虽然京兆府亦产绢帛，但为供军多课种麻，权以这8亩露田中有3亩植桑，5亩种麻。李伯重参照明清蚕桑生产情况以每4株桑产绢1匹。若以3亩桑田共植桑10株，则共产绢2.5匹。麻田的情况，又据李伯重估算，北方大麻田亩产麻10斤，当布一端，则5亩麻田共产布5端。

至此，我们计算出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一年农耕得到粟52.2石，植桑麻和纺绩得到绢2.5匹，布5端。

但以上估算出的并不是农户年收入的全部，近畿地区的民众适应城市需要，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如养殖、捕鱼、樵采、狩猎。就是在自家的园宅地或大田中，农作物之外，也广泛栽植蔬菜，花卉，瓜果等。这部分多种经营的收入，限于资料，无法精确化，但对京畿乡村而言，比重可能较大。

 三、小农户的年支出

1.赋税支出

唐前期行租庸调制，一户京畿小农家庭的基本赋税支出为租2石粟（一丁之户，年交租二石），地税0.02×41=0.82石粟（亩别纳粟二升），共计2.82石粟。庸调绢2匹，户税钱250文。

此外还有田租的附加税、租脚、摊征等各种加征，尤其对于京兆府的民众来说，尚需负担和籴、和市，名义是“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实为变相掠夺。除此外另有职分田地租、公廨息钱、诸司税草、畿内诸县邮递、路次馆驿诸色征科等名目繁多的杂税，以及临时摊派。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无法量化。

唐中后期两税法实行后，京兆府的民众赋役负担见下表：

其中夏税钱为贞元二年（786）数据，夏青苗钱为元和十五年（820）数据，税草数目为陆贽所奏，榷酒钱为大和八年（834）数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的元和中京兆府户数241202，与此时间相当，可用于计算。

结论是：拥有41亩地的京畿乡村小农家庭一年共需上缴税钱2870文，斛斗（粟）2.05石，税草12.3束。至于其他杂税如和籴、和市、官市、延资库钱、逃摊等支出暂不计入。

2.口粮、食盐支出

天圣《仓库令》给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唐人给粮及给盐标准。据此，本文的小农家庭中，丁男日给米2升、给盐2.5勺，丁妻、中男日给米1.5升、给盐2勺，6—15岁的小女日给米0.9升、给盐1勺，6岁以下的小男日给米0.6升、给盐0.5勺。则五口一家一日口粮6.5升米，全年口粮23石7斗3升，折粟为39.54石；一日食盐量共8勺，全年用盐29.2升。

粮食直接来诸自家田地所种，但食盐则必须到市场上购买。唐前期盐价较稳定，每斗10文左右；安史之乱结束，盐专卖制度实行后，价格开始暴涨，至贞元中最高至370文，致使民众不得不淡食，这里权以每斗300文计，则农户每年购买食盐费用为876文。

♦ 莫高窟23窟北壁雨中耕作图

3.衣物支出

这里假定每人年需单衣一套，三年需冬衣一套，五人标准相同；单衣每套需布一丈，冬衣每套需布一丈八尺，则单衣五套需布一端，冬衣五套需布九丈（一端四丈）；每年需布三丈，则五口之家年需布一端三丈。冬衣还需要绵絮，全家每年还需一屯（六两）绵。

唐代平民的衣着简单，但头巾、鞋等亦为必需，假设此皆为三年一换，据吐鲁番出土天宝交河郡市估案物价材料，罗头巾上等100，次等90，下等80文，但罗为上等丝织品，普通民众当无需如此奢侈，大多着半旧不新的幞头，大概20文，则五顶头巾共需100文，每年大约33文。次鞋，上等90文，旧鞋下等仅10文，则五量鞋共需50文，每年大约16.6文。

4.其他支出

农户资产最重要的两项为房舍与耕牛。对于房屋而言，即使承自上一辈，也需要不断修葺。房屋营建与修治是耗费人力、物力较多的一项大事。黄宗智介绍近世华北平原上沙井村有人盖新房时，全村合力帮忙，出动约一百人，第一天打地基、立柱梁等，第二天筑墙、盖房基，全村男子皆有出力的义务，屋主负责大家三餐饮食。唐时个体农户人力、物力更有限，合作应更常见，但这项巨大的开支如何计算呢？敦煌文书宅舍买卖契约中显示的农民住房价在70石粮食左右，以房屋使用二十年计，相当于每年支出3.5石粟。耕牛的价格上文已述，即以最次等价3000文计，若使用期为十年，则每年支出300文。

除此而外，炊具、农具总是必需的。参照吐鲁番物价信息，以其中估为准，农具中犁具500文（以五倍于斧价计），耙500文（同犁价），锄一把50文，钢镰刀一张50文（这是最低水平）。炊具中釜一口700文，厨刀80文，日常生活中还用得上斧，大约100文[166]，则此共需1980文。假设工具五年一折旧，则每年支出396文。

除此之外，为保证再生产，陆田每亩大约需留种5升，41亩需粟约2石。农人日常饮食中除粮食外，大约1／4为肉类、蔬菜、瓜果、桑枣。《四时纂要》还记载家庭制酱、造饧、腌菜、制醋、酒、作曲等，由于京畿乡村农人生计多样化，家畜饲养业、园艺业占较大比重，权且以为农人这些食料皆自家所产，较少是由市场交换所得。

至此，我们可以将小农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对照一下，计算其剩余产品和年净产值。由于我们估测的户年收入是以唐元和中为准，所以对应支出也取两税法实施时的情况，现将唐中后期京畿乡村一户小农家庭的收入、支出对比列表如下：

由于农家所产项目与政府税收项目并不完全对应，现尝试全部折为钱。唐后期物价资料不多，但谷、帛价格较前期有所上升。据宋杰研究，德宗至宣宗时帛每匹700—1100钱，而均价在800文，以800文计；元和末的粮价大致在每斗50文，故一石粟以500文计，布一端亦以500文计，则粮食布帛结余部分共抵钱5355文，扣除4491.6文的税费，还剩下863.4文的盈余。至于12束左右的税草，主要来自农户所种谷类作物的秸杆，系农家所出。

我们可以知道唐中后期，近畿一户小农家庭一年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辛勤在田间地头劳作的结果是，除了满足衣、食、住、农业生产、再生产这些基本需要外，还能有一定的盈余。这近1000文的结余，农家可以拿来作为宗教信仰、子女教育、婚丧嫁娶之资，不过在当时婚嫁与丧葬耗费较大，这点结余恐怕不够，民间常通过结社的方式解决大额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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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选自《长安未远：唐代京畿的乡村社会》，作者徐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出版，已获作者授权。原文较长，删节较大，注释亦一并略去。标题系编辑所拟。文章配图系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徐畅，1986年生，河南南阳人，2004—2014年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汉唐历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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