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先秦时代开始，服饰便有等级制度。可以穿什么样的衣服，与穿衣者的身份等级直接挂钩。像战国时代的齐威王，就见不得民众穿得漂亮。他颁布了锦绣禁令，凡身着锦绣之衣者与诽谤国君同罪。汉代的政策也是“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律法明文规定不许穿与身份等级不合的服装。唐代则将黄色霸占为皇权专用色，将紫色霸占为三品以上官员的专用色。普通人不能穿有颜色的绫罗绸缎，也不能穿杂有紫色与黄色的衣服衣带，违者视情节轻重，或坐牢或掉脑袋。宋代的服饰禁令也很细致。宋太宗曾下诏规定，“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穿黑、白两色衣服，只准使用铁质或角质的带子。幞头与头巾的高度不准超过2.5寸。妇女不许戴假发髻，不许将发髻梳高。惟有获得朝廷认证的“命妇”，有资格使用销金、泥金、真珠等饰品。宋代的法律还规定，制造销金服饰（一种在衣服上贴上极薄黄金的装饰）的人、贩卖销金服饰、穿着销金服饰者，被逮住后皆要坐牢两年。为了打击百姓对销金服饰的喜好，朝廷还“并许人告”，用物质奖赏来鼓励百姓们互相举报。宋真宗时，皇后的侄女杜氏穿了带有销金的衣服，结果便被勒令出家为尼。明太祖朱元璋也非常“关心”百姓穿什么。洪武三年（1370年），他下诏规定：普通百姓做衣服不许用金绣、锦绮、经丝与绞罗，只许用绸、绢与素纱；做饰品不许用金、玉与珠翠，只许用银。此外，做靴子绝不允许“裁制花样金银纹饰”。违规者会被抓起来杖责或者杀头。有一段时间，明朝百姓甚至被剥夺了穿靴子的权利。洪武时代做过监察御史的王英，某次穿着靴子微服进城，便被守门人抓住捆绑起来送官。王英慌忙解释自己是官员，且命人取来存放在船中的官服袍带，好说歹说才洗刷掉“违法穿靴”的嫌疑逃过一劫。其余像朱棣以穿错衣服为由逼迫开国功臣耿炳文自杀，雍正以穿错衣服为由株连年羹尧的儿子之类的事件，都是皇权时代服饰等级制度下的常规操作。等级制度之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服装禁忌，就是“禁穿他国风格服装”。
北魏时期，官员贺狄干出使后秦，被扣押在长安多年。后来贺狄干归国，北魏太祖拓跋珪“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魏书·贺狄干），觉得贺狄干说话与穿衣服总带有后秦之风，怎么都看不顺眼，于是就将他弄死了。有趣的是，这里的“羌俗”二字，在《北史》里写作“中国”。实际上贺狄干软禁长安期间接受的是一种“汉化”。史载他“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举止风流，有似儒者”。拓跋珪喜欢读《韩非子》，贺狄干的思想、举止与穿着却在向儒者靠近，于是便引来了杀身之祸。北宋与辽国虽由澶渊之盟结为兄弟之国，但北宋朝廷在意识深处仍将辽国视为敌国。所以，宋仁宗在庆历八年（1048年），曾下诏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见《宋会要辑稿》，这里的“胡人”，《宋史·舆服志》里写作“契丹”）。也就是不许北宋民众在穿着打扮上带有契丹风格，具体包括：不许穿契丹风格的衣服，不许戴契丹风格的头巾，不许骑乘装备有契丹风格鞍辔的马，服饰上也不许有契丹风格的颜色（青绿、铜绿、兔褐，都是当时契丹人服饰上常用的颜色）。♦ 五代契丹画家胡瓌所作《卓歇图卷》（亦有学者认为该画可能出自金代画家之手）史书没有记载宋仁宗时代抓到穿契丹风格服饰的百姓，将会如何惩罚。但宋徽宗时代的相应惩罚是清楚的。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下诏说：“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墪（注：一种女性穿着的袜裤）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御笔”是宋徽宗时代极著名的暴政。南宋君臣总结北宋之亡，经常会提到此事，甚至认为“其甚者无如御笔之一事”。所谓御笔，字面意思指的皇帝亲笔写下的文字。但在宋徽宗时代，御笔有另外一重涵义。它指的是由皇帝直接下达给各级部门、未经宰执机构审议的命令。为了推动这些程序上并不合法的命令被严格执行，宋徽宗在崇宁五年（1106年）下诏，制定了“违御笔”之罪：
“出令制法，轻重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阻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阻格不行，以大不恭论。”（《宋史·刑法志二》）
大意是：下命令也好，制定法规也好，是轻是重皆应由皇帝决定。以往皇帝下旨处理事务，三省这些部门常引用敕令提出异议，让皇帝的命令无法贯彻。这是在损害君王的威福，是臣子压过了君王，是不对的。自今以后，对皇帝的命令，允许上奏陈说利害，不允许再用规章制度（常法）来阻挠实施，否则处以“大不恭”之罪。
“大不恭”属于要杀头的十恶之罪。次年，宋徽宗又下诏规定：“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凡是宋徽宗御笔决断了的案子，一概不许再前往尚书省申诉，否则便犯了“违御笔”之罪，要被杀头。
此外，即便没有反对执行御笔，只是在落实过程中不够积极，也会受到惩罚。宋徽宗的规定是：“凡应承受御笔官府，稽滞一时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论”——对应的官府衙门接到御笔后，拖延一个时辰不处理，杖责一百；拖延一天不处理，劳役徒刑两年；拖延两天罪加一等，流放三千里之外；拖延三日不处理，按“大不恭”论罪杀头。
♦ 宋徽宗赵佶听琴图轴（部分）
由此可见，宋徽宗时抓到穿契丹风格服饰的百姓便“以违御笔论”，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的惩罚。轻则杖责，重则掉脑袋，且缺乏明确的尺度，轻重取决于官府的一念之间。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宋仁宗时代虽然也禁止百姓穿契丹风格的服装，但执行力度可能不大，最后流于形式。宋徽宗时代则不然。除了前文提到的政和七年将穿契丹风格服装等同于“违御笔罪”之外，见于史料的相似禁令至少还有三次。一次是大观四年（1110），宋徽宗下诏给开封府，说“京城内近日有衣装杂以外裔形制之人，以带毡笠子、着战袍、系番束带之类，开封府宜严行禁止”。一次是政和初年（约1111年），宋徽宗下旨勒令“一应士庶，于京城内不得辄戴毡笠子”。另一次是宣和元年（1119），宋徽宗再次下诏：“敢胡服若毡笠、钓墪之类者，以违御笔论。”
这种频繁下诏，既说明了宋徽宗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欲望相当强烈，也说明了这种干预违背人性，很难落实到每一个北宋百姓身上。所以，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除了频繁下诏之外，宋徽宗还“不得不”将惩罚提升至“违御笔”的程度。
南宋同样制定有严厉的律法，禁止百姓穿着女真风格的服饰。其中明确规定：（1）“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
（2）“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
（3）“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赏钱五十贯”（《庆元条法事类》卷三）
大意是：（1）南宋百姓一律不许穿四夷国家（主要是金）的服饰，长期住在南宋的外国商人也须遵守该规定,。只有那些临时来往的外国商人可以例外。（2）违背禁令穿戴四夷国家服装者，杖责一百。（3）鼓励民间百姓互相告发，举报成功一名穿戴四夷国家服装者，可以获得五十贯的赏钱。不过，官府不出赏钱，须从被举报者的财产中扣除，如果被举报者的财产凑不够五十贯，须由周围的知情不报者凑齐这笔赏钱。与“北宋-辽国”时代的情况不同，南宋朝廷禁止百姓穿着四夷服饰的动力，除了干预民众日常生活的惯性之外，也与金国曾以强制性手段让中原地区百姓改换服装有关（辽国没有强制百姓剃发易服）。相同的是，两宋君臣的强制干预，皆未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南宋孝宗时代的官员袁说友曾无奈上奏说：“臣窃见今来都下一切衣冠服制习外国俗，官民士庶浸相效习，恬不知耻……”——临安城里的士大夫与百姓所穿，皆是外国服装。与之大略同时代的朱熹也感慨：“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理学家看重的北宋传统服装，普通南宋百姓并不在乎。虽然收效有限，但“禁穿他国风格服装”在两宋之后始终是常见的政策。如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诏禁止明朝百姓穿“两截胡衣”，也不许明朝百姓“辫发椎髻”，试图全面消除元朝的文化存留。当然，这并不妨碍朱元璋自己戴着“直檐大帽”出出进进，尽管这种帽子也曾被元代皇帝经常使用。再如皇太极建立后金政权，也曾颁布命令，“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不许百姓效仿明朝的穿衣风格。直到晚清，是否可以穿“西服”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问题。![]()
（来源：腾讯新闻）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中国书店，1990年）、周峰编著《中国古代服装参考资料 （隋唐五代部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华梅《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5年）、诸葛铠等《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展忠宇《明代初期平民服饰制度探微》（《史志研究》2013年第5期）、谢婧《唐宋“禁令”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0年）、周松《上行而不下得效——论明朝对元朝服饰的矛盾态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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