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联办换帅指向治港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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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这样一则消息刷屏了：
“据新华社1月4日通稿，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骆惠宁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免去王志民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职务。“
骆惠宁的背景履历与过往任命的中联办主任有极大不同。暗示中央对港思路及策略都在发生转变。
一、先从公开信息看看前几任中联办主任的履历
（笔者没有任何小道消息，纯粹是从外界角度，基于公开履历信息进行分析，同时也不评价官员个人政绩及口评）
第一任主任：姜恩柱（2000年-2002年）
姜是个职业外交家。他之前一直在外交部西欧司，官至外交部副部长。回归前参与过中英会谈、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之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最后才到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当社长。该单位是中联办的前身。
从姜的履历背景来看，回归时点的中央认为，处理对港事务最需要的经验是外事，如何和英国人打交道。姜长期负责西欧、对英工作，最熟悉英国，最适合这份工作。
第二任主任：高祀仁（2002年-2009年）
高是个资深的地方官员，他本是北方人，但在广东深耕三十多年，一路干上来，曾当过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副书记。然后突然调任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当副社长。后新华社分社翻牌为中联办，他变成中联办副主任，之后接姜担任主任。
回归前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也是从广东先开始的。高是广东从基层提拔上来的干部，非常熟悉广东事务，在省港有很多地方关系。
第三任主任：彭清华（2009年-2012年）
彭清华在去香港任职之前一直在中组部，主要是在中组部研究室，干了约十年。这是一位在中央部门工作，搞党建、理论的，他不但缺乏地方经验，实际上缺乏一般的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实务经验。调任香港当中联办副主任是他多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到地方任职。担任六年多副主任后提正为主任（时年52岁），再干了四年。但2012年他离开香港还年轻，才55岁，大有可为。他到广西自治区当了党委书记。2018年以后开始四川担任省委书记。
因此，彭清华职业生涯中，从中组部干部变成地方大员的主要过程就是在中联办。
他担任中联办时正是中国快速崛起，承办2008年奥运会，香港与内地关系最好的时候。当时一切发展都很顺当，中联办的位置比较舒服，只要顺其自然、低调办事就可以。中央委派到中联办的干部，并不是已经非常有经验的地方大员，而是处在上升通道中的中青年干部。他们来到香港，虚心低调学习发达经济体的治理经验，为自己在未来成为地方大员做职业准备。
第四任主任：张晓明（2012年-2017年）
张晓明现在是港澳办主任。他的职业工作经历也比较简单清晰，1986年毕业后就在港澳办系统，从科员一路干上来，从来没有离开过港澳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廖晖执掌港澳办时担任后者的秘书）。2012年他提为中联办主任时年仅49岁，非常的年轻，但这时他在港澳办已经有长达26年的经验。在2012年这个时点上，张晓明有很多优势，一是集港澳系统历年经验与积累于一身（与大多从其他体系调来任职的中联办干部不同，港澳办是专门处理对港澳事务的“职业”干部，官员履历上有很强的稳定性及连续性），二是前所未有的年轻，正处在职业进一步上升发展的黄金时期。
到张晓明担任中联办主任时，港澳办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包括回归后的十多年），中央对对港事务显然已经比较有信心，就从这个被认为是最成熟、最了解香港的体系内提拔官员负责对港事务。
但实际上，到2012年，香港与北京/内地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裂痕：2012年9月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反国教运动，在香港回归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从今天的角度，再回过头去看2012年，能够发现：2012年可能就是香港反中政治化开始的分水岭的一年。
但历史还在发展：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北京/内地还是香港对未来都还没有这种认识。
第五任主任：王志民（2017年9月-2020年1月）
王志民的履历更加复杂一点，以港澳经验为主，也穿插一些地方经验（福建）。
王是福建人，职业生涯初期，在福州工作十多年。1992年，被调至新华社香港分社（中联办前身）任职，一呆八年（1992-1998），积累了不少对港经验。王在1998年再度回到福建，担任过厦门市长助理（1998-1999）、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1999-2006）。
之后，王又重新回到中联办体系，长期担任职务，一呆十年（2006-2015），官至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之后，到港澳办任职（副主任）一年，到澳门担任中联办主任一年，最后在2017年调到香港中联办任主任。
从王的履历来看，他在福建地方呆过，有一些地方经验，但没有担任过很重要的职务，更没有当过一把手。他的经历主要是港澳体系。只能说他的履历比只在港澳系统呆过的人更加复杂一些。
在港澳体系内，他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的。与港澳办官员不同，王在回归之前就在香港实地呆过很多年。在回福建工作了一些年后，他又在香港实地工作多年，并且也到国务院港澳办及澳门中联办担任重要职务。他的港澳经验是全面的，对现有港澳体系是最了解的，与香港亲中排有长期的联系。港澳系统里有这样履历的人凤毛麟角。
与49岁就担任中联办主任的张晓明不同，王志民2017年任中联办主任时已经60岁。显然，中央彼时已经知道处理对港事务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于是再在港澳系统之内选拔出了一位最有经验的干部履新。
与任职时仅52岁的彭清华与49岁的张晓明不同，在担任中联办主任这个职务时，王志民已经是老同志。他的仕途已接近人生终点，他上岗的原因是经验。
由上可以看出，从中央对中联办主任的选择，是可以看出中央对港思路的。
二、从履历看中联办新主任骆惠宁
骆惠宁的简历如下：
1970.09-1971.10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区知青
1971.10-1972.11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工人
1972.11-1978.10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团委干事
1978.10-1982.08安徽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82.08-1985.05安徽省政府办公厅正科级秘书
1985.05-1993.03安徽省外经贸委引进处副处长，技术进出口处副处长、处长（其间：1988.09-1989.09安徽大学外语系进修；1991.09-1992.06安徽省委党校进修班学习）
1993.03-1995.04安徽省外经贸委副主任、省外经贸厅副厅长
1995.04-1997.01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
1997.01-1998.02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1998.02-1999.10安徽省巢湖地委书记
1999.10-1999.12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
1999.12-2003.04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1999.09-2002.01中国科技大学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硕士学位）
2003.04-2004.12青海省委副书记（2000.09-2003.07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2004.12-2010.01青海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兼）
2010.01-2013.03青海省委副书记、省长
2013.03-2013.04青海省委书记
2013.04-2016.06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6.06-2017.01山西省委书记
2017.01-2018.10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2018.10-2019.11山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9.11-2019.12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9.12-2020.01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20.01-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
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们可以看出，他生于1954年，比王志民年长3岁，比张晓明年长9岁。
骆是从安徽基层一路干上来的，曾当过知青，马鞍山港钢铁公司工人。在安徽干了三十年，官至省委常委后，调任青海担任省委副书记，一干十四年。其中担任一把手（省委书记）四年。2016年，负山西担任一把手（省委书记），又干了四年。
到2019年12月，骆已年过65岁，到了正部级官员退休年龄，调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是退居二线。2020年1月任命为香港中联办主任，就是把“沙场老将”重新推出山。
以下复述一些要点：
1、 骆是一个真正的省级一把手大员，这在从中联办主任历史上是没有的；
2、 骆不是来自港澳体系的；
3、 骆不在广东及沿海担任职务，而是在内陆（安徽、山西、青海），与香港的联系非常少。非但香港的民主派不识此人，对建制派而言，他也是个陌生人物；
4、 他已过正部级官员退休年纪（65岁），是对老将的重新任用。中联办任职应该是骆正式退休前最后一份重要职务。
笔者以为中央选拔骆作为中联办主任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其一，骆本已到退休年纪，他履新是老将重新出山，在此年纪上，并不会希冀获得进一步提职。他现在是为利用自己毕生的经验积累，为国家再做一分贡献。与谋求仕途的年轻官员不同，他没有什么太多需要顾忌的，把国家交给的本职工作做好就可以。
其二，骆并非来自港澳系统，他是一个真正的、纯粹的“局外人”，完全不会受到几十年发展出来的港澳系统的传统、体制、框架、思维模式、人事关系等的约束和限定。任命骆是打破近年来形成的由港澳系统人员垄断对港高级干部的“传统”。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局外人，他也可以去了解并客观评估现有处理对港事务的模式是否存在问题。港澳系统深耕香港多年，但也有可能为自己的定势思维所束缚，不能突破局限。
其三，各种他的背景也使得他和香港现有建制利益团体没有任何关系。他是一个局外人，可以重新审视各种亲中势力，不受历史条件约束。
其四，骆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大员。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大员才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经验非常丰富，精通政治，熟悉体制的横纵运作，了解各种复杂的社会民生议题，有丰富的实务政策经验，极为善于处于各种不同的利益与矛盾，如果说中央部委/外交体系的官员都属于技术官僚（technocrat）的话，那么这种地方大员就更像“政治家”（politician/statesman），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通常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是千百年来中国体制的延续，这在西方以法律从业人员为主体的选举政治体制里是极难见到的。
派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地方大员来，就是看到技术官僚政治经验不足、能力不够全面，希望地方大员能够从新的视角帮助全面梳理香港事务，摸索对港治理模式。有人担心骆之前与香港联系太少、人头不熟，也不了解香港，笔者以为这是太小看了中国地方官员的政治智慧、素质、能力。像这样在地方摸爬滚打干上来的干部都是人尖子。他们不用花太长时间就能摸出香港问题的脉络。
其五，北京对港事务很多年一直实践的其实是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总是避免直接干预香港事务，怕动辄被指控违反“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这几年，重新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但外交系统/港澳系统的官员知识结构偏外事，缺乏相关的治理经验及训练，很难从政府治理及公共政策的角度去思考香港问题。因此，派这样一个地方大员来，可能是朝着落实对港“管治权”的一个渐进转变。
其六，骆的年龄摆在这里，他将是一个历史性的过渡型官员。但他履职的几年又是极为关键的，将为摸索并建立某种新的治港模式提供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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