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作战体制下军种的定位和使命
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军种的建设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加强军种建设，才能打好联合作战的基础，只有通过联合作战，才能充分体现出军种的独特作用和丰富内涵。
信息技术改变作战方式，信息革命催生军事变革，建立并完善联合作战体制是变革的最高目标追求，是战斗力提升的倍增器。而联合作战体制下军种的作用应如何定位？如何处理好战区主战与军种主建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军队始终在探索的问题。
军种在联合作战中的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联合作战还处于初级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战役有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战役、1915年英法联军对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战役等，主要是陆军和海军在登陆或抗登陆作战过程中的相互配合作战，陆军为主、海军为辅，陆军担任主要作战任务，在濒海陆岸实施陆上进攻与防御，海军担任争夺制海权和对陆军进行直接火力支援。
正是由于海军的发展，特别是舰艇大炮射程的增大和火力的增加，催生了陆、海军联合作战。这一时期作战的主要特点：一是多数情况下还是军种独立作战，作战指挥、武器装备、战场建设、人才培养都是各军种自己负责，在联合作战时也只是表现为战前协调计划，战中分头行动；二是没有建立统一的指挥结构；三是作战样式单一。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空军的作战功能大大增强，它以绝对的高度和速度优势，完全改变了战争形态，加上支撑大规模作战指挥活动的雷达、通信、电子等科技的应用，极大影响了联合作战的实践与理论发展，陆、海、空联合作战走向战场。
最典型的是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参与作战的有美、英、法、加36个师共288万人，13700架飞机、9000艘舰艇，这是人类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作战。
(诺曼底登陆是二战时期联合作战的典范。图为诺曼底登陆时美国士兵走下登陆艇，远方还能看见美国谢尔曼坦克和怀特半履带车驶过。)
在这一时期，首先是产生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三军被置于统一的作战指挥体制。在1942年太平洋作战最激烈的时期，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运用战时总统特权，将陆军和海军的联合委员会改组成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成立初期是美国军事体制中的一个领导机构，隶属于国防部。其成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负责主持联席会议和处理日常工作，各军种主官（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及海军陆战队司令）轮流担任参联会主席。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同时向美国总统负责，即向美国三军总司令负责。
其次是联合作战样式增多，登陆与抗登陆、封锁与反封锁、进攻与防御，表现出作战力量多元、作战形式多样的特点。再次是指挥手段提高，各种先进的指挥通信普遍得到运用，提高了作战指挥人员的指挥能力。
这个时期尽管建立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但在实践运行中，并没有改变各军种自成体系的组织形式，各军种仍分别听命于其军种司令的指挥，参联会只是一个协调军种作战决策及各自利益的联席会议，对军种兵力的调动也必须经过军种实施，而因各个军种的利益争夺，时常陷入僵局。
另外在战场上作战目的的不同也导致军种之间的争论和扯皮，如海空军兵力行动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对陆军作战支援不到位，影响整体作战效能的发挥。
到越南战争时，美军的指挥关系仍没有多大改变。战场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辖区，理应由太平洋司令部指挥，但实际上战场上没有一名全面运筹战事、拥有指挥全权的战区最高指挥官，作战指挥权由战略空军司令部、驻越军援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分享指挥权，彼此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统一协调的计划。
在1983年的格林纳达行动中，美国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就作战任务区分难以达成一致，最后不得不在格林纳达岛中间画一条线，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各负责一半；美陆军一名少校为了召唤近在眼前的海军舰艇提供火力支援，用自己的电话卡通过公用电话与美国本土陆军总部联系，陆军总部再与海军总部联系，海军总部再与舰队联系；停泊在近岸海域的海军航空母舰拒绝陆军运送伤员的直升机降落，理由是陆航飞行员“没经过海上起降资格认证”。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度沦为没有指挥权、无法决策的“和稀泥”机构。
以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为标志，开始了以建立一体化联合作战体制为根本目的的重大改革，联合指挥的理论和实践进入新阶段。
该法案规定，“在所有冲突中，都将使用一支联合力量进行作战，各军种参谋长不再是作战指挥官，作战指挥官是战区总司令”。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一举打破美国各军种指挥之间的权力屏障，使联合作战体制真正得以形成，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成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真正意义上的“大脑”。
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构法案》，参谋长联席会议从一个松散的协调机构变成了一个具有实际指挥权的联合作战统领机构。对上，听命于由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国务卿组成的统帅部的号令，各军种作战部队必须完全服从由统帅部决策的、战区总司令指挥的、三军统一的联合作战行动。至此，美国军队真正形成了“总统决策、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体制。
从美军联合作战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军种发展催生了联合作战。联合作战的基础在于单一军种自身的强大，联合作战并不会削弱单一军种的作用。
首先，各军种的形成及其独立地位的确立是联合作战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军种就没有联合。高技术首先都装备在海军、空军、二炮等军种，这些军种的高技术含量提高，在总体作战力量中的比重增大、地位作用突出，各军种有能力独立组织独立作战，这样才能为联合作战创造联合的基础。
其次，各军种优势互补形成整体合力是联合作战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信息化条件下，任何单一军种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无法独立取得高技术战争胜利，必须依靠多种作战力量，形成联合作战的整体合力，才能打赢战争。同时，联合作战不能削弱各军种力量，只有各军种力量更强大、特点更鲜明、优势更突出，联合作战才能更成功。
再次，军种建设由各军种负责，符合军队建设规律。每个军种性质不同，在作战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其建设规律和方法也不尽相同。
美军建立了作战指挥的军令与部队建设的军政分开管理的体制，一方面收权，把作战指挥权全部收到参联会，单独军种没有作战指挥任务；另一方面放权，把部队建设权全部下放给各军种，由各军种负责人事与行政管理、部队组建、战备训练、兵役动员、武器装备研制与采购、战场准备以及后勤保障等日常建设，为联合作战部队提供合格作战力量。
这种体制既保证了战时统一高效的作战指挥，又保证了平时按规律建设部队的需要。
军种发展理论牵引军种建设
新军事变革使军种理论在信息化条件下不断走向创新与开拓，走向深化与发展。传统的军种战略理论已无法满足今天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军种建设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军种战略理论必须进行新一轮变革与创新。
军种建设离不开军种理论的支撑，军种理论的创新又引领军种建设的发展
世界新军事变革突飞猛进，军事强国在理论创新方面大胆探索，不断出新。近些年来，美军在军事思维和作战理论上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些重大理论成为美军理论建构和战略设计的逻辑起点。“战略瘫痪论”“五环目标论”“先发制人论”“空海一体战”等一系列相互交融的新理论，共同体现了信息化条件下军种发展的新内涵、新趋势。
如空军实施的“全球到达”战略，飞机隐身技术和超高音速技术的突破，无人机、空中加油技术的广泛运用和导弹超视距精确打击能力的提高，改变了传统美国空军的战略使命和功能，现代远程战略空军已具备全球作战的能力，成为继空战后具备对陆、对海多维作战的战略突击力量。
海军实施“以海制陆”战略，充分利用舰载航空兵和巡航导弹的“向岸性”作战能力，使海军力量的战略触角跨越传统海域，打击威力从海上延伸到对方陆地防御纵深。
陆军实施“全维作战”，包括进攻行动、防御行动、稳定行动和支援行动四种类型，要求陆军必须具备多种作战能力，以应对多地区、多对手、全方位和不确定的战场，保持对潜在对手的军事优势。
这些新的军种作战理论，有力支撑了军种的建设发展。与此同时，军种理论的边界已不再囿于传统的军种作战疆域，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使诸军种作战力量不再各自发展，而是无缝链接，做到互联、互通、互操作，形成信息条件下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信息化战争已成为军种战略理论变革的核心
军种在信息化战争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成为“三非”作战的主体，力求实现战争“零伤亡”和“先发制人”两大设想。自海湾战争以来，世界新军事变革和战争信息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一方面使人类进行战争的能力急剧增强，另一方面又赋予人类空前的控制战局的物质技术条件。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强化了军事力量的战略功能。它导致新的军种战略理论、军种作战手段和样式层出不穷，远程作战能力大大增强，打击精度空前提高，杀伤威力成倍增长。
同时，它又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性、作战适应性和可控性，可根据需要灵活选择打击目标的种类、范围和实施打击的方式，即使大量使用也无需承担“核风险”。
因此，军种已成为“三非”作战的主体，也成为信息化战争实现“零伤亡”和“先发制人”两大设想的主体。如美军在几场局部战争中，以非对称作战和海空兵力的强大优势，采取远程精确打击和“三非”作战方式，实行“单方意志”的高技术作战，基本上实现了这两大设想。
信息化战争理论的确立，是军种主动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突破，成为世界各国军种建设转型的牵引。近来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已经证明，信息已成为信息时代战场对抗的焦点和战争制胜的核心要素，“斩首行动”“震慑行动”“精确作战”“聚焦行动”等新的作战概念的出现，使信息化武器和信息化优势在战争中同样具备战略威慑作用，并在由威慑向实战转换方面具备核武器无法相比的优越性。
“设计战争”成为军种战略理论和作战优势的关键措施
从近几场局部战争中可以看出，美军对每场战争都进行了精心设计，每战而异。在作战理论方面，美国陆军根据信息化战争发展的需要，发布了一系列反映信息战思想的作战条令。
2002年9月颁布《城市作战纲要》，使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取得了以5万人夺取巴格达500万人口城市的胜利。美海军出台《2020年海军作战构想》，提出三个作战概念：海上打击、海上盾牌、海上基地。三种作战力量：航母攻击群、远征攻击群、远征攻击部队，以适应未来海军的作战需求。
2011年，美国提出了专门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概念。2015年1月，美军又提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域自由进入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军事优势。
(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开创了舰载航空兵与岸基航空兵远程联合作战的范例，图为参战的“美国”号航空母舰。)
俄、英、法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创立信息战理论。俄罗斯提出“信息战役”“信息行动”“信息突出”等新理论。日本推出了“21世纪海上作战构想”等内容。
在武器装备方面，美军根据战争特点研制试验武器，如在海湾战争中首次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石墨”炸弹、脉冲炸弹和定向能武器；在阿富汗战争中使用无人作战飞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100多颗卫星打了一场航天优势战。这些人为设计的战争和新型武器的发明，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样式和战法。
军种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不断向新的战略领域拓展
科技发展使人类探索的空间不再仅停留于已知的陆、海、空传统领域，而是向更高更远的太空和网络挺进。21世纪的国家利益概念更为广大，范围更加扩大，内容更为丰富，对利益的争夺也更为激烈。
军种建设战略必须遵循国家战略，使军种战略与国家战略相一致
美军军种主建并不是各自为政式的自由建设，而是在国防部主导下，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前提下主建，使各军种的建设符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
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的国家战略，美国国防部制定“亚太再平衡”军事战略，要将美国军力的60%部署在亚太，在此前提下，美国制定“空海一体战”作战设想，专门为对付中国设计作战方案，都对美国海空军建设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
天网技术促新型军种走向前台
一是太空等领域已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随着太空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国家的发展利益扩展到了太空，太空成为各国新的“竞技场”。
同陆战场和海战场相比，空战场不受国界、领海、领空的限制，也不受地形条件和大气环境的制约，太空武器可以在轨道机动能力容许的情况下任意行动，作战行动自由度大大增加，战场范围空前广阔。
同时，地面、空中、海上的军事行动也都将有赖于天基系统的支援保障。因此，拥有制天权至关重要，它将成为保护国家利益拓展的新的重要空间。
美国于1985年成立全美航天司令部，标志着美国“天军”诞生，计划到2025年将“天军”打造成航空航天优势明显、能够实现全球打击、精确交战、灵敏反应的高技术军种。“天军”的组建，使美国掌握了通过卫星传输图像、数据和通信来获取战场的绝对主动权，其作战能力在近10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中得到充分展现。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在600～800千米的外层空间，有多达116颗各类卫星；在20000米左右高空，有“全球鹰”无人机；在1万米左右的高空，有预警机；在6000米的高空，有“捕食者”无人机；在几百米的低空，有无人飞行器；实现了战略、战役、战术不同层次的立体信息覆盖，对伊全境及各个战场进行全时空、全方位监控。
凭借这一天网，美军指挥官认知战场的能力和指挥作战的效率得到大幅提高，随时都能了解“我在哪里，敌人在哪里；我在做什么，对手在做什么”。指挥官可了解主战场90%以上的重大事件。
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指挥官只能了解到10万平方千米战区内约15%的重大事件。在未来战争中，外层空间将成为获取和传输信息的制高点，作战所需信息都可以从外空获取，这预示着高技术战争将从传统的海陆空一体化转为海陆空天电一体化。
二是平静世界中网络战争天天在打。网络技术从问世以来，迅速向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
联合作战指挥主要依靠网络完成，网络系统具有快速、分散、互联、虚拟等特点，使战场信息采集范围更大，信息传输更快，战场控制能力更强，作战指挥更为实时、有效。网络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和好处，但同时也易受攻击，存在巨大的安全风险。
世界各国都将网络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国家安全第16号总统令”，组建了美军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支“网络”部队——“网络战联合功能司令部”。
2005年3月，美国防部公布《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网络空间和陆、海、空、太空定义为同等重要的、需要美国维持决定性优势的五大空间。2006年底，美国国防部又组建了一支全新的部队——网络媒体战部队。
目前，美军约有3000～5000名网络战专家，涉足网络战的军人在5～7万之间。如果加上原有的电子战人员，美军的网战部队人数在8.87万人左右，相当于7个101空降师。
军种建设发展彰显出既联合又独立的两个轨迹
未来军种的建设与作战使用，不能囿于地理属性和军种对等的思维模式，而要向联合作战聚焦，但又要突出各军种的相对独立性。
军种建设水平影响一体化联合作战目标达成，重在一体化上下工夫
一体化联合作战将成为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战区主战的使命使战区更需集中精力在研究打仗、指挥作战上，而军种主建使军种更加专注于部队建设，为联合作战提供强有力的力量支持。
在未来战争中，传统的海战、空战、陆战的界限趋于模糊，军种作战功能进一步兼容与拓展，打破军种界限的一体化联合部队将是信息化战争中遂行作战任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军种建设要向联合作战聚焦，追求新的能量组织和释放形式。
过去的联合作战是任务区分和行动协调，是要素之间的配合；现在的一体化联合是作战方式和作战手段的联合，是系统效能的集成。信息化条件下作战，已不再是单一军种之间的较量，而是己方诸军种体系作战能力与敌方体系作战能力的较量。
目前，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将分布在陆、海、空、天、电领域中的诸军种作战力量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高度融合的作战体系，使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必然选择。
这种作战不再单纯依赖于作战力量的数量规模，而主要取决于信息主导下的作战体系的质量和作战效能的发挥。军种之间形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可以弥补彼此短处，实现最佳作战效益。
这就要求军种建设必须服从联合作战需要，把自己作为更广泛的战争手段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发挥作用，因此，军种建设必须瞄准联合作战、贴近实战，联合作战需要什么，军种建设就要优先建设什么；联合作战需要什么装备，军种建设就要优先发展什么装备；联合作战需要什么人才，军种建设就要优先培养什么人才。
军种建设有自身特点，重在遵循建设规律上下工夫
军种自从其诞生之日起，从来都担负着不同任务，发挥着不同作用。任何军种的发展都不可能完全涵盖或取代其他军种，这是由各军种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所决定的。军种的最大特点在于作战具有相对独立性，常常使用一艘舰、一架飞机或一枚核弹就能独立完成作战任务，达成战略目的。
在构成国家武装力量的各军种中，海军最具广泛机动和灵活反应能力，能够随时到遥远的地区作战。空军的独立活动也十分突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独立空中打击战例日趋增多。如1986年4月，美军空袭利比亚行动；1996年9月，美空军出动B-52轰炸机袭击伊拉克的防空设施行动；等等。
此外，军种的武器装备建设技术复杂、周期长、投入大。由于使命任务不同，各军种的武器装备建设必然有其特殊性、独立性和规律性。尤其是对海、空军来说，如生产一架战机要耗费上亿美元，一艘核动力航母要上百亿美元，这就导致一旦对海、空军装备发展的决策失误，要想调头转向将十分困难，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军种建设要突出各自优势，重在避免重复建设上下工夫
军种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装备建设、人力建设和后勤建设，各军种在这些领域都有很强的实力，但最大的问题就是重复建设。世界各国在发展作战平台上，不再追求平台型号品种的多样性，而是追求“一代平台，多代负载”的一专多能，力求集发现、跟踪、识别、打击等多种能力于一体，大大减小了作战保障、联勤保障和装备技术保障的难度，使作战平台趋于一体化，更有利于联合作战。
为了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分散、资金浪费，美军从20世纪末开始实施“军种主建与军种联建”制度，允许军种采用最新技术，但必须兼顾其他军种需要。如美国研发第五代战机F-35，在定型时，美国要求不仅要满足空军需要，还必须保证能够在航母上起降。
目前，美国很多装备都是一军主建、三军通用。在人才培养上，美军院校数量多、分工细，除国防大学由国防部管理外，都由各军种管理，但在院校建设中，各院校不求大求全，重在突出特色办学，每个院校都有重点学科和优质课程，允许军官跨院校、跨专业选修，避免了重复建设。
总之，面对未来信息化战争，军种的建设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军种强则军队强，军队强则国家强。只有加强军种建设，才能打好联合作战的基础。同时，只有通过联合作战，才能充分体现出军种的独特作用和丰富内涵。
作者：梁 芳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脑洞大开：回复参考君关键词，获取更多原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