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增的喜与忧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安哥拉华人网
近日,商务部网站公布了今年1至9月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的653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8827.8亿元人民币(折合1342.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今年前9个月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不仅高过2015年全年的数额,还比同期全国吸引外资高出391.3亿美元。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由资本流入国转为净资本输出国。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柴庆春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鼓励出口、引进外资,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并购不断探索。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设计和实施,更为中国对外投资带来新的机遇。
同时,多位业内专家也认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还存在着对于传统避税地区投资过多、直接投资收益不高等现象。相关部门仍需进一步加强监管,完善政策与法律法规。
对外直接投资大增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的不断发展,国际收支经历了从“双顺差”到“一顺一逆”的过程转变。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学系副教授樊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就在几年前,我国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顺差,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双顺差”格局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首先,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例如进出口原料、资源等项目增多时,会对该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阻碍,且随着运费和关税壁垒等等不利因素的增加会逐渐显露出来。
其次,在资本和金融项目中,如果FDI(外商直接投资)远超OFDI(对外直接投资),从长远看可能会导致利润流失增加,国内企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占。不仅如此,“双顺差”的格局还会使中国陷入国际舆论的“漩涡”。
这种状况直到2014年才有明显改观。
201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13148亿元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5939亿元人民币,一改2013年的顺差15061亿元人民币,变为“一顺一逆”,即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曾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国际收支呈现“一顺一逆”的良好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大力发展对外投资,对国际收支的不断调整。
根据《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好成绩,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超过日本(1286.5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樊瑛对记者说,按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人均GDP越高,对外投资的需求才会越大。但目前中国人均GDP远不及日、德、英等国,对外投资却增长较快,因此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因素是政策导向。
从2013年开始,国务院和各部门先后颁布实施多项政策措施,鼓励和规范企业“走出去”。
尤其是201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提出,简化海外并购的外汇管理,优化国内企业境外收购的事前信息报告确认程序等措施,着力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便利化,鼓励具备实力的企业对外投资、并购。
2015年相关政策更是密集发布,2015年3月,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对外投资合作方面提出,基础建设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着力解决投资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
此后,2015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国制造2025》《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给予了极大地促进力。
“初期对外投资需要鼓励,但目前需侧重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重点企业,尤其是我国优秀的制造业企业。而对于一些投资虚拟经济的,例如投资证券、地产等,应审慎对待。”柴庆春认为,在进一步促进对外投资的政策上,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转变着力点。
想象的美好不及现实的“骨感”
在欢呼声中,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这源自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屡受挫的现实。中海油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Unocal)折戟、华为收购美国三叶公司(3LeafSystems)部分资产的交易受阻等多起失败案例,常被业内诟病。此外,中国海外投资净收益为负数,也被讥讽为做了几十年海外投资却还在“交学费”。
既然对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直接投资收益不高,而对东南亚、西亚和北非等地区的援助大于收益,为何仍将资金投入海外市场?
“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樊瑛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不能做过多计较,因为中国国际化经验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时间、路径等方面相差甚远。因此,作为一个新手在政策指引下踊跃的‘走出去’,遇到的风险和阻力势必不小。”
“但比起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投入堪比九牛之一毛。”樊瑛表示,一些发达国家在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可能都会“交学费”,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国际市场扩张,即占领国际市场的区域和份额。因此,相对于失败,目前“走出去”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
另外,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很多流向传统避税区,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近八成流向了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等地区。
“香港、百慕大等地是传统避税区。对于投资者来讲,将资金投放这些区域,并没什么错误。”柴庆春分析道,但实际上这些地区并非投资的最终流向地,很可能是中转到其他地区再投资。且这些投资很多并不是以开拓国际市场、转移竞争力和获取国际资源为目的。
对此,一些业内专家也表示认同,“流向香港等避税区的投资资金绝大部分标注的是商贸,但细究就会发现,其实这些公司并没有做批发也没有去开超市,有可能是皮包公司”。另外,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过大,个别企业或个人还通过对外投资的渠道转移资产,外管局等相关部门应对这些非法活动加强打击力度。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新力量,其海外并购在数量和金额都在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2015年,民营企业500强海外收入(不含出口)为3434.03亿美元,同比增长135.01%。与国企不同的是,民企在海外并购时其选择更为广泛、多元。一些科技、信息以及新兴行业成了其青睐的目标。
但有专家提醒,在火热的并购热潮中,特别是民企应充分考察未来市场前景,冷静审视自身发展需要,而不要总幻想会出现吉利收购沃尔沃这种“以小博大”的并购案。
阔步“走出去”还需强硬自身
专家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与理想有很大差距,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
“从国际来看,市场是有限的。”樊瑛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势必挤占欧美企业的市场份额,侵占其既得利益,从而形成直接竞争。
据多家媒体报道,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多项大型收购项目遇阻,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项目进行复杂而耗时的审查程序。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王碧珺曾撰文举例指出,“国家安全”的背后是政治的博弈。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时,美国加州的一位众议员提交法案要求对所有中国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进行审查至少120天,而实际上中海油竞标对手雪佛龙公司总部就在上述众议员的选区内。
对发达国家投资困难重重,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同样面临不少问题。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谴责中国企业的投资是经济殖民主义。对此,樊瑛指出,企业需加强海外社会责任意识。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应更注意与东道国发展的互利共赢,可持续发展。
另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还将面临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状况,因此需提前做好考察。一家建筑业国企海外事业部负责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企业曾在安哥拉投资一个建设项目,但由于当地社会治安较差、种族冲突频发,导致项目最终夭折,造成损失。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法制建设、企业文化上,中国企业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上述国企海外事业部负责人称,国内一些企业在环保、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等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企业还有不少差距。
(来源:法治周末 记者 宋媛媛 实习生 姜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