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 | 收复“失声”已久的文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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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框架是新闻业的集体镇石——现任比利时鲁汶大学新闻学教授的鲍德温·范高普（Baldwin van Gorp）对此有切肤感受。大约二十年前，一九九〇年代，当范高普还只是多家比利时名人杂志的专业记者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接受议题发起者的议程框架，有选择性地与事件元素产生共鸣，并筛选、强调部分内容制成新闻文本，进而影响受众认知，同时对自身认知基模形成反馈环路的过程，是消息来源框架、记者框架、文本框架、受众框架等多种框架竞争合作的角力场。他更没有意识到，记者框架新闻行为的背后，还受到经济、政治、宗教、环境等各种文化元素的牵制。这种文化牵制之于新闻记者不仅在专业规训中潜移默化，而且在职业实训中静水流深，以致于不少记者对自己被所在文化所“框架”的事实浑然不觉。
原文 ：《收复“失声”已久的文化框架》
作者 |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王彦
图片 | 网络
“文化嵌入框架”与新闻共舞
跑道的调换发生在1999年，范高普从业界转弯到学界，从记者转型成学者。他开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撰写论文，将全部的研究兴趣和热情投入到对“框架”概念的追寻上，首创“文化嵌入框架”理论。该理论的前提是，框架是文化的一部分，有六个基本论述：一是实际存在的框架比当前应用的框架更多；二是真正的框架并不仅仅包含在媒介内容之中；三是社会建构过程是无形的；四是个人理解媒介内容的方式受到文化过程的引导；五是框架随时间推移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六是框架涉及到认知层面（新闻记者和受众）、文本层面（媒体内容）、媒体外在层面（消息来源）、特定文化层面等四个层次。
事实上，框架理论的文化层面取向并非后发生之，而是始终与新闻框架现象共生共舞。新闻报道中的框架现象为人觉察，源于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和政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专著《公众舆论》所描述之信息传授、新闻生产过程中无处不在的框架作用。作为畅销且长销的经典名著，《公众舆论》中传诵最广的论断当属这两句：“我们并非先看见而后定义，而是先定义而后看见……我们挑选出文化事先给定的东西，尤其倾向于认知文化里已经为我们分类的形式”；“新闻工作如同探照灯的光束，永不止息地移动，照亮黑暗中的一个又一个区域，使之为人们所见”。
李普曼所指“挑选”是一种筛选框架机制，所指“定义”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认知框架，这种认知框架某种程度上则由个体所处社会的文化框架所“给定”。换而言之，社会文化框架塑造了人类的个体框架，个体框架决定了人们对不同社会现实的定义，正是这些定义决定了人们看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以及怎样去看见。如上“看见”与“定义”之思辨警醒人们反思，新闻“探照灯”的移动并非无章可循，生活中习以为常的“看见”并非自然而然，而很可能是社会文化框架潜移默化之结果。及至1970年代框架理论创建之初，学者们就注意到社会架构和组织因素对框架生产的影响作用。
与主流文化价值紧密连结
因此，我们从来未能彻底脱离文化而只谈传者、文本和受者，从来未能将传者、文本和受者与自身文化完全割裂开。问题在于，既然文化框架如此重要，如此显明，为什么自上世纪20年代李普曼著书至今的近一个世纪，绝大多数的新闻框架依次集中于文本框架、媒体框架、受众框架等研究领域，有关文化框架的实证研究寥寥近乎“失声”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回到范高普的转型启示录。当学者范高普还只是记者范高普时有两个“没意识到”——没意识到自己的采编工作本身就是框架，更没意识到所有框架化工作都是被文化嵌入的框架化。作为认知框架和文本框架之间的一种脉络性背景，文化嵌入的渗透发生得静水流深，文化框架隐形于专业规训和职业实训中，如水和空气之于生命一般自然而然，以致于不少记者对自己被文化框架规训的事实浑然不觉。
与此同时，文化框架既来源于超越个人经验之外的渗透于一般文化中的人类、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又来源于个人或组织根据目标有意识地建构公共话语的手段。作为遭到修正或新框架替代之前会保持相对稳定的相对静态的存在，文化框架并非新闻记者单方面刻意建构的结果，在实证主流的美式社科研究的方法论中亦很难概念化、操作化。
最后进入方法论层面的考量。范高普(2007, 2010)拟定了框架研究的三种研究路径，其中认知路径解析框架如何关联社会权力和心理结构的互动协商，批判路径关注霸权精英行为者如何控制和操纵框架，建构主义路径则关注框架的文化背景如何利用上述两种路径对框架运作进行界定或重构。范高普选择从建构主义范式出发进行方法论考量。他的“文化嵌入”理论假设“框架及其镶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一系列框架化装置呈现在文本中”，将框架包裹细分为框架化装置(framing devices)、推理装置(reasoning devices) 及文化现象(cultural phenomenon)等三个层面，提醒人们在将文化整合到框架化的过程中必须特别关注四个面向：一是事件、媒介内容、框架三者之间的区别，二是框架包裹的重构，三是框架包裹和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四是框架发起者、关键事件、媒介内容、基模之间的关系。
范高普的方法论引发框架内涵从二元线性到三元空间的转向，自此与主流文化价值紧密连结。这意味着未来的媒介框架研究可以不再重复过去“媒体—受众”二元线性模式，而能够结合个体基模和社会历史文化情境组合出不同的故事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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