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如何获得？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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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对西方文论的影响源远流长，那么，中国文化在西方理论中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和接受过程？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东学西渐：中国文化对20世纪欧美文论的影响研究”（批准号为17CZW009）指出，中国学者应在以我为主体反思西方中的中国文化的同时折返自身，进而探寻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

原文 ：《东学西渐：如何获得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吴娱玉

图片 | 网络

中国文化对西方文论的影响尚待挖掘

上世纪80年以来，西方理论的大规模涌入给当代中国文论带来了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话语，与此同时，也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阐释西方文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关系，进而获得当代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其中有两个层次：一是西方文论影响中国，二是中国文化进入西方。第一个层面研究者甚多，成果斐然，而第二个层面尚有许多待发掘之处，原因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并非像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明显而直接，且这种影响呈现碎片、零散、非系统的特征，所以一直以来未被学界重视。然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论的影响源远流长，它们有的成为西方文论的结构性要素，有的成为其问题意识，有的成为其思想资源，有的成为异质的参照物，且西方理论家在运用材料时，因资料来源的局限、对中国问题的隔膜，对中国理论的借鉴、对中国问题的发言存在诸多误读，亟待中国学者对之进行清理和辨析。

聚焦于西方理论视域下的“中国”，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诸多流派中，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等与中国的关系紧密。中国是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东方主义”涉及的远东，是斯皮瓦克“属下”理论所关注的底层，是左派理论家詹姆逊、德里克“第三世界”涵盖下的亚非拉，也是朱利安、弗莱所谓的欧洲文化之外的“他者”。正因为如此，詹姆逊、朱利安、弗莱、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德里克等众多西方理论家都对中国格外关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中国文学艺术、思想文化问题。

那么，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西方理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理论中存活、变异、生长、运作的，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和接受过程？而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关心以我为主体反思西方中的中国文化的同时，如何折返自身，进而探寻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文化在西方理论中的成像

西方理论家热衷于探讨中国问题，他们的观点、立场、侧重、结论各不相同，以至于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成像也全然不同。这需要我们还原西方理论家的问题意识和言说语境，思考他们的理论架构和言说方法。

一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成为20世纪西方文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成为结构性要素和重要的思想因子。首先，最重要的要数中国传统文化及背后体现出来的独特思维方式。例如，儒道思想、中国书画、古典戏曲等，中国古代文化借助形象，运用直觉、灵感、联想、想象等，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具有直觉性、形象性、主观性、模糊性的特征，西方理论家借助中国古典文化摆脱西方形式主义美学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在感受力的缺陷，转而提倡富有内在感受力的形式之美。其次，中国革命理论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旅行。五月风暴之后，中国革命引起法国左翼学者的关注，毛泽东的文艺和哲学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等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西方文论对中国思想尤其是对毛泽东思想美学创化的新时代正式开启。这里，中国文化是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成为西方文论的有机组织部分的。

二是将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参照：中国是反衬西方世界的“他者”。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中国文化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是中国作为一种参照。这意味着西方文论家是在西方思维逻辑的框架下，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反证西方主体性的“镜像”。例如，在中国叙事、中国经验、异域风情等方面，西方理论家把中国想象成无数新奇片段，并作为一种叙事元素呈现出来。这是西方视角下的中国想象，是把中国“他者”化的结果。

中国文化经过一次次旅行进入20世纪西方文论并生成了新的理论样式，在自我观看和他者观看的双重视野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论之间的对照关系，展开对话，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区分“中国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中国作为一种参照”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演化形式，进而形成真正的“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的中国文艺理论。

中国文化的双向旅行

“中国元素在西方理论中的呈现”在西方视域里是一个西方问题，而“西方理论中的中国问题”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中国视角，也就意味着中国元素到西方理论又折回中国语境的一种双向旅行过程。一种文化元素从此到彼绝不可能安然无恙地返回原处，中间已经经历了百转千回。在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中，通过考察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重新获得一种考察中国资源、中国经验的视野——将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使中国学者获得一个经由西方理论而反观中国的全新视角。

首先，理论自信来自自我生产。在西方理论当中，总是隐藏着帝国的身影，在后殖民时代，帝国其实已经演变为一种观念。中国需要从一种特殊的角度来对帝国的观念进行反向论证。具体来说，在文化帝国阶段，中国刚开始仅仅是一个注脚、一个参照，但通过不断发展，必然成为一个论述的主体，也存在一种文化演变的轨迹：中国会慢慢渗透进西方理论中，从注脚到参照，继而进行理论生产，从资料层转向理论层，从理论的接受者转向理论的生产者，逐渐改变了西方理论的力量配比，因此才可能真正从一种文化观念上的后殖民变成一种新型理论观念。我们不仅谈论后殖民，更是在谈论后殖民的瓦解，它的瓦解将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观念——平等的全球化的公共区域性理念。

其次，反思双向旅行中的结构变化。理论的双向旅行最集中地体现在左翼理论中，中国左翼理论影响了西方，经过变形之后又返回中国本土进而影响了中国。在双向旅行中，我们更关心如何以我为主体，在反思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同时折返自身，进而思考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具体来看，西方理论家借用作为“他者”的中国的经验进行理论生产，此时中国是西方左翼思想资源之外的一种抽象元素。当这一理论经过旅行被重新引回到中国语境时，中国又被还原成一种显性、具体的元素。就在这样的双向旅行过程中，整个结构发生了微妙的翻转，其中被置换的概念、被抽离的语境、被修改的问题意识以及新附加的观点都必须得到重视和清理，如此，还原不同理论家的问题意识和言说语境极为重要。

最后，在理论双向旅行中应不偏执或拘泥于一方。这是因为偏居一方必然造成理论盲区；而处于一个非此非彼的“之间”状态，既能深入西方文论之肌理，又能跳出西方文论之藩篱，既对中国文化有所把握，又能反思其中的问题，可以采用双向提问、双重反思的策略。

“之间”状态具有临时性、流动性、不确定的特征，它拥有摧毁“原初的”、固定的前见和传统，重新寻找新的落脚点的潜能。只有在多重诉求交织、充满差异的“间隙”里，通过不同的立场身份、理论背景和文化价值彼此交叠、相互试探的协商，临时的主体才有可能浮出水面，那些原本被遮蔽的部分才能释放出无限的可能和能量。

可以看出，从“中国问题”看“西方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新的理论视域。

就中国形象而言，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西方文论中的多棱成像，饱含着无限的理论潜能，宛如散落在海滩上的珍珠，需要被一一打捞、串连起来，合并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西方理论中的中国形象。

就西方理论来讲，这为原先的西方理论提供了视力矫正和理论补充的可能，形成了“语境还原”“文化对话”模式；

就中西文化的研究方法而言，这把单向的理论影响转变为双向的理论旅行。在中西文化研究中，动态视角、双向审视、多重视域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更多的理论维度，进而对中西方的知识生产方式进行探幽和反思。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22期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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