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纪念对越自卫反击战38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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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基本信息
主要奖项：于1985年获第五届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最佳男 主角奖（吕晓禾）、最佳男配角奖（ 何伟）、最佳剪辑奖（周鼎文），第 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 男演员奖（吕晓禾）、最佳男配角奖 （何伟）
剧情简介
《高山下的花环》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编。编导者把部队生活、战争和个人经历交织起来，着力表现了在严酷的战争中人的矛盾冲突和成长过程，使影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增加了战争题材影片的深度和力度。
影片塑造了梁三喜、赵蒙生、靳开来等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反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战士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的考验，以及他们一心为国，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为己任的高尚品质。
该影片引起巨大轰动，曾获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以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共计八项大奖。
谢晋：《高山下的花环》引起的共鸣
初读《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崇高、悲壮的境界震撼了我。梁三喜一家质朴、艰辛的命运使我陷入了深沉的思索。
梁大娘的形象，使我联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梁大娘、梁三喜、韩玉秀这一家子为我们苦难的祖国奉献了一切。
我十分喜爱李准同志写的《牧马人》中李秀芝的一句台词：“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梁三喜烈士留下的欠账单，真实地反映了多年来在“左”的路线下，中国农民贫困的生活。但当大敌当前，祖国需要他的儿女奋起保卫的时候，梁大娘献出了自己唯一的儿子，玉秀献出了自己心爱的丈夫，三喜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更可贵的是梁三喜牺牲后，梁大娘婆媳到达连队，他们通情达理，他们没有“索取”。他们用抚恤金，用卖猪得来的钱，还清了三喜欠下的六百二十元债务。
《花环》小说一发表，其震动面之大是近年来罕见的，从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直到部队的战士，从专业文艺工作者到普通的中学生都读《花环》、议《花环》。那么小说产生如此广泛影响，引起不同阶层广大读者共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共鸣”是文艺美学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遗憾的是多年来我们不但不研究它，反而一直视之为禁区。
我们过去只研究作品，如深入一步就研究作家，而从不研究读，拿电影来说就是不研究观众。好象我们的电影功能跟社会学、美学，跟娱乐，跟观众的主观经历没有关系。后果已很明显，近年来掏钱买票来看电影的观众日益减少。《花环》开拍前，我一反往常的习惯，不从研究主题思想而开始着重思考小说为什么会引起千百万读者的震动。
我不主张把电影文学分成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这是不科学的。《阿Q正传》属于什么题材呢？
最近还经常听到“XX”电影拍得很好，可配合当前的形势或当前“XX”任务。我们老喜欢把文艺与报纸的社论、报道类司起来。按照“配合论”的观点，那么《早春二月》、《城南旧事》，又能配合当前的什么呢？
其实，这些间题在五十年代文艺界、电影界已有过接触，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早就批判过的“庸俗社会学”。
我认为《花环》引起观众强大共鸣的还是极左路线在读者思想上、感情上留下的余波；梁三喜的欠账单，靳开来的没立功，赵蒙生的曲线调动，雷军长的骂娘甩帽，影片正是通过极其尖锐的矛盾歌颂了我们伟大民族的崇高的美的群像。
文艺作品除了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还应有深刻的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对一部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文艺作品，不同的读者和观众必然会从不同的角度吸取他所需要的营养。在讨论剧本的过程中，三位文艺界的前辈对本子进行了具体的帮助，但他们具体感受的角度也有所不同。如陈荒煤同志建议要加强梁三喜这个人物；刘白羽同志说：梁大娘这个人物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一定要加强；冯牧同志则十分喜爱小北京，几次嘱咐我们要加强他。这三位都是军事文学的专家，但提出的侧重点又都不一样，这个文艺欣赏中十分有趣的课题，我也说不清，理不清，将来有待美学家、评论家来研究吧！
《花环》电影开拍的时候，全国话剧已有二十几台上演了，舞剧、歌剧、评书、广播剧、小人书等等也接连问世，故事情节已家喻户晓，电视剧又前后播放了好几次，估计《花环》已拥有几亿观众，这对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也有不少朋友为我们担心但是，我总在想，搞艺术应该是愈难就愈有奔头，它给你一种动力，自己给自己穿上小鞋，逼你上梁山。
厂里给了我们摄制组优越的条件，这次不少场景是由三位摄影师用三台摄影机同时拍摄的，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尝试。从开始编写剧本到整个拍摄过程，我和李准、李存葆一起在原小说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新的探索。
在摄制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影片已经拍摄完毕，在伟大祖国35周年的日子里不久将要与广大观众见面。我的拍摄习惯总是把重场戏放在最后。当拍摄连队送别梁大娘、玉秀的高潮戏时，两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公民在亲人为国捐躯，“位卑未敢忘忧国”，与军长、连队战士一起共饮一杯薄酒的场景时，剧中人忍住了巨大的悲痛，但在场的摄制组工作人员都哭了……从初读小说到拍摄最后一个场景，剧本中那种悲壮的美始终震撼着我的心灵。
《花环》中烈士欠债的时代已经在今天的农村中逐渐消失，三中全会后，沂蒙山区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不应该忘却的。
（原文录自《上影画报》198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