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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北游独立评论（ID：beiyou-talk）
作者 | 我是北游
作为“白左大本营”，法国一直是全世界左翼人士的旗帜和圣地。这段时间，美国白左借“弗洛伊德事件”大出风头，把美国搅了个天翻地覆。这边白左的鼻祖——法国人坐不住了，论街头政治，你们美国人算个鸟，我们是没出手，等我们亮相，闪瞎你们的双眼。
这倒真不是法国人吹牛逼，要说玩街头政治的熟练程度，法国人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把示威游行升级为暴力冲突，在欧美国家并不鲜见，但这么爱上街表达人民激烈的反抗意识，法国人那是独占鳌头。果然，法国白左一出手，就“技惊四座”——他们即将成功把自己驱逐出巴黎了！面对黑人扬言要把白人从巴黎驱逐出去的呼声，白左应该喜闻乐见，因为这可以彻底根除他们痛恨的“白人种族歧视”，毕竟白人都被驱逐了，到哪里去歧视黑人呢？下一步黑人把白人驱逐出法国，把法国彻底染黑，也并不遥远。“把白人驱逐出去”还真不是黑人在街头玩嗨后的胡言乱语，照巴黎新出生人口60%都是黑人的趋势，等黑人已经在法国占据绝对多数时（预计2086年），再碰上几个黑人政客玩玩手段，白左将成功把白人连同自己作死出法国，并不是玩笑话。
我不想讨论法国黑人和白左的所谓诉求（之前文章谈的太多了，法国白左的“政治正确”腔调毫无新意），我想把历史跨度拉到足够大，来说说法国人所擅长的“反抗意识”。这个反抗的意识和传统其实在法国历史上一直有所显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近代大事件——法国大革命。经此一战，法国从此成为了全世界白左当之无愧的祖国。人类的心智模式比较容易犯的错误在于，总是把历史事件自动演绎成“大人物+事件+时间”的叙事结构。比如法国大革命，无非就是几个启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几个革命领袖带领人民起来革命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与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相比较，法国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革命者的素质极为低劣。这些掌握生杀大权的政治人物，相当多来自于社会边缘阶层，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体系外的边缘人物在革命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涌入权力的中心。如同英国思想家柏克所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是由“下等的、无知无识的、机器般的、纯属各个各业的驯服工具的那些成员们”所组成 ，再加上毫无政治经验的巴黎的下层文人。当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经验的社会底层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权力，人性中无底线的恶展现的淋漓尽致。暴力、恐怖和屠杀席卷整个法国，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
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雅各宾派鼓动法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的纠察“反革命”运动，大量被认为有反革命情节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宾派颁布的“嫌疑人法令”规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没有实际证据的被告，可以根据“意识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时期法国嫌疑犯总数达到了30万人，不少人一觉醒来，就变成了“人民公敌”。
同时，在审判环节只保留“无罪”和“死刑”两种判决，嫌疑人无处申诉，非死即活。
据统计，在雅各宾派专政的四年里，至少有7万人被砍去了脑袋。然而，极具讽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属于封建旧贵族，真正受难的还是普通法国百姓。
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不但让法国人人自危，甚至让当时整个欧洲都感到颤栗和恐怖。
是什么让一群声称要通过反抗来获得光明与理想的革命者，转瞬之间就变得如此无情和残忍？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勋爵把法国大革命生动描绘为“壮丽的事业和恐怖的记忆”。在阿克顿勋爵看来，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是因为人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而奋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观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国（独立）革命的成功榜样所催生。让人民看到有改善其处境的希望却又未能满足他们这种期望时，民众情感最易激发，革命运动最易形成。在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一系列抽象原则的激励下，革命者们打破一切旧制度的激情高涨，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却并没有建设新秩序的蓝图。宗教、政治、司法、军队......所有旧制度被打破后，却没有民众习惯和具备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时补上。革命给人民带来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时，也释放了人性之恶。而这种人性之恶随着旧制度的不复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挡。托克维尔在在反思法国国运时，痛心疾首到，才华横溢如伏尔泰和卢梭之辈，在法兰西近代民族国家熔铸成型之时，没有足够的审慎清醒，反而开启了“知识变权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结果必然是情绪戕害政治。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哲学思想是需要癫狂的，而公共言说却需要温良。是因为哲学只是能来认识世界，而不能用来改造世界的。政治真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癫狂的世界。审慎而节制的原则才能防止政治因为哲学的癫狂而走火入魔。因为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并非是哲学家所谓的“自由王国”，不过是稳定的生活状态和可以预期的秩序。如果人类用哲学来改造世界，把人当成了神来膜拜，结果却是把人降到了动物的地位。法国革命者推倒了所谓束缚人理性的旧宗教，关闭了一切教堂后，却创建了“理性宗教”，拥立了一位女演员为自由女神，视其为理性女神，被革命议员们和革命群众们顶礼膜拜。革命者本来试图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极端，结果却直接摧毁了文明，堕落成了血流成河的丛林社会、人间地狱。“自由、平等、博爱”学说创造出的各种神圣词汇为政治斗争中的派阀所利用，营造为新的偶像并以之煽动人心，最终走向了民粹主义的泥沼。认为人的理性能够无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够建构出完美的世界，人无所不能，这就是“法国病”。保加利亚青年在向法国前辈致敬，再现《自由引导人民》
而对于法国人来说，把一切旧的、老的经验和制度摧毁掉，换上一套新的，这是进步的，这是理性的，也是现代的。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的立宪努力完全失败，从政治体制的几个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终没有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维续、并能保障启蒙哲学所向往之个人自由的新制度。法国的政体在君主独裁政体、共和政体、大众民主政体之间不断游移，在革命后的86年间，法国制订了14部宪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对比美国和英国数百年稳定的政治框架，法国人应该感到汗颜。法国人的“反抗意识”没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却后，人性的脆弱和邪恶却因为新旧秩序的长期无法顺利交替，而释放出了无穷的破坏力。法国这个国家在中国是个符号，是浪漫的代名词，至少在刚刚打开眼界的近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眼中，这是确凿无疑的。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也老爱拿法国说事，这符合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一贯认知：我们骨子里也是浪漫的。浪漫的人有个特点，那就是特别爱抒情，爱喊出一些让人激情澎湃的口号。比如法国大革命中，怀着浪漫革命情怀的的法国人就提了很多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博爱”，而在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浪漫的中国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口号。必须要承认，在浪漫的方面，我们中国人理解起来很容易，自然也不遑多让。比如，法国人对平等、人权、公正这些观念的浪漫追求就有着魔的感觉。法国公民从生到死可享受400多项福利
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1/3左右
近年来更高达GDP的57%没有法国人普遍对所谓“弱势群体”的浪漫情怀，这不会成为现实。然而，要维持这么高的福利，必须有高税收配合，劫富济贫是必然选择。副作用显而易见：政府债务的高企，经济活力的低迷，以及日益庞大的移民群体带来的安全隐患。如果说“法国病”的本质在于把人神化了，那么天真浪漫可能就是这个本质的衍生品。实际上，天天想着拯救别人的人，常常干的其实是慷他人之慨，拖他人下水的勾当。
更要命的是，法国白左自己并不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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