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事实之间：儒家與五四对历史的建构与质疑 | 城与邦

理想与事实之间：儒家與五四对历史的建构与质疑文 ｜ 蔡敬贤           台湾东吴大学中文系双主修哲学系，大学三年级                          研究兴趣：哲学、文学和神学

「五四运动时，受到西方十九世纪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和清代以来乾嘉考据学的积累，「疑古风潮」大盛，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郭沫若等人先后投入这场巨大的史学转变运动，中国五千年的过去特别是关于夏商周的历史受到强烈的挑战。这场挑战不只是关乎历史学的，也是关乎于政治哲学的。本文将试图以对于历史建构不同的態度来说明中国过去传统史学与五四实证史学的差异。以及这样的差异对于政治哲学的发展有何影响。」

不同于黑格尔将人类世界的发展完全诉诸于人类活动特别是理性精神的表现，传统儒家的史观并不全然是人类的发展史，也并不试图还原一个客观的史学事实，更不讲究线性时间中的进步观。儒家式的史学观依照台湾大学教授黄俊杰在《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所总结的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以古讽今，以今为用；二是以偏概全；三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史学观也是一个有机的史学观，结合了宇宙观和自然万物的作用，其对于命运与自然的连接与作用亦有很深刻的认识。例如周易的时间观，蒙彖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便强调天、地、人在时间中的和谐是最重要的。同时，儒家士人在书写和建构历史时，也着重强调价值在历史中的体现。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可见中国传统史学不仅承担了叙事之角色，更重要的是叙事中体现价值，并从中起到教育的作用。旅日学者钟清汉在《儒家思想と教育:教育の歴史と哲学と思想と》一书中就指出，孔子重新编纂先秦典籍如《春秋》、《书》、《易》等目的就是让学生能从对历史和天时中培养道德人格。美国汉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History in Chinese Culture: Some Comparative Reflections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具有两种不同的面向，其中一种正是历史被当作是伦理、政治或是道德原则的储存场所(which regards history as a reservoir of meta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ethical, political, and other aspects of life.) 黄俊杰指出:「(儒家的)时间渗透出超时间的概念，超时间其实就是被时间被赋予道德内涵而成为一种道德典章，从而彰显历史的意义。」在这个脉络中，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朱熹特别重视对三代和汉唐的历史诠释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观的争议，同时也是对价值的重视。对三代与汉唐历史观的道统传承争议，实际上就是朱熹注重历史作为道德载体的表现。他在〈与延平李先生〉指出:「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正如冯友兰所揭示的:「所以王霸之分，推其本源也就是义利之辩。」（商务，2014年，页568）儒者应当保持对完美德性标准的追求。这个标准要从历史中去挖掘与建构，朱熹《集注·大学衍义补》提及郑玄「言做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朱熹认为三代到周都有道统，周以降只有霸业没有道统（外王无内圣）。孔子虽为圣人但不在天子之位，故有道学，而道统不会因为时间而消逝或改变。朱熹希望能将孔子的道学发扬，上升到一国家与文化高度，再次与道统接轨。如余英时在其作品《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所叙述的:「道学与哲学间不能画上等号，这是不证自明的……治统的合法性来自于道统。」朱熹认为「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在意这些历史的现实意义，正如陈来《仁学本体论》中指出的，是道德的正当性来源和「被统治者的幸福」，而这点就展现在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历史观念中。

五四实证史学风潮之始时始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发扬光大于胡适和顾颉刚、钱玄同等人,此为所谓「古史辨派」。实证史学最先讲究的是以中立的客观方法还原历史问题,但实际上打从西方在发展这套理论时,就充满了政治色彩。Ernst Breisach 在Historiography: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 就指出十九世纪的实证史学实际是为普鲁士王所资助和服务。而在中国这里,一开始的梁启超便带着改革的热情在发展着他的史学观念。(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本人并非完全是实证史学派,其所学甚杂,不仅受到实证史学家兰克影响,也混入如哲学家博格森。另外梁启超也未完全秉弃传统史学,如日本学者桑原隲藏在〈梁启超の《中国历史研究法》を读む〉一文中指出的梁启超实际上也夹杂了很多传统史观中的元素。) 傅斯年在 1928 年提出〈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之中,提出中国史学之所以不如西方史学进步的三大点,规范中国史学所应该遵守的原则与态度。实证史学很快地结合五四思潮,在与传统的切割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夏商周不再是传统儒家美好的想象,而变成案牍上的史料。(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种思潮与自古以来的经学之争也有很大的关系,受限于篇幅,笔者有机会将于以后的文中介绍) 在将科学和实证带入史学之后,与传统的断裂让中国历史学不再是一个有机的、富含历史哲学和意义系统的史学架构。
此固然深化了过去中国历史的研究丰富程度,也澄清了一些过去史学未解之问题,并促进考古学和考据学上的新方法,贡献卓著,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是这类史观也陷入公式化、苍白化的缺点,特别是当其丧失道德寓意和教化意义之后,不仅历史本身成为一门很尴尬的学科,其初衷强调表现人在历史作用的意义却也矛盾地丧失了。实证下的历史如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所言变成毫无意义的剪贴簿,柯林武德认为,观察得来的外部行动(史料)固然重要,但不可见的内部思想演变更是历史学家必须呈现的重点,这也是其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想法来源。五四疑古学派如此割裂传统,所抱持的当然不仅是认为史学必须如科学一般客观严谨的纯学术理念,也包含对传统的政治哲学批判,用手术刀剃除传统儒家史学做为其政治哲学的载体意义,就能大规模的展开新文化运动,将儒家打成万恶的封建势力,将儒家史学描述成为专制君主的传声筒,这种断裂也让儒家文化的载体失去其根,成为天地中的幽灵(唐君毅语)。 

▲柯林武德

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透过历史呈现出人类处境中的苦难，「修昔底德认为苦难是不可避免的，变化的只是程度和形式。」(白春曉，2015)，历史中人的处境总是伴随着运气(τύχη)和爱欲(ἔρως)。古罗马最杰出的史学家塔西陀指出其历史的原则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不论是修昔底德或是塔西陀，正如Gaston Boissier所言：「古代历史的场景惊人动魄，它崇尚质朴和谐比例均衡形式的完美，它致力弘扬道德，尽可能少地描绘卓绝的人物，尽管颂赞伟人，却为他们保留人性的基础，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同胞手足。」(thanks to the striking beauty of the scenes which it describes, to its solicitude for simplicity, for harmony, for fine proportions, for perfection of form, to the care it exerts in depicting exceptional beings as little as possible, and, though magnifying its great figures, leaving them that common basis of humanity which lets them remain in fellowship with us，原文见于Tacitus,and other Roman studies,p.84-86，此处译文采用肖涧先生于《塔西陀的教诲》一书中的译文)。在古典儒家这里，历史乘载的是先人对天命的困惑与理解，对道德与价值的建构和乘载，《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载董仲舒言：「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Michael Puett对此所做的阐释：「藏在文本中的关键是对宇宙观的阐发並由此对人行动的指引」(hidden in the text is the key to interpreting the cosmos and thus to guiding human action.)。黄俊杰教授说，「过去的可读性只有在价值的脉络性才能获得提升……中国历史与哲学以纾解人生苦难，提升人类生命为其目的，所以既求真更求善。」中国过去的历史观和儒家传统密不可分，不仅作为史学和文学的意义存在与表现，同时也是儒家理想的一种呈现。这种呈现具有很强大的情感连结和教化作用，也使得儒家精神传承，并得以成为一种强大的累积资源。而五四史学和新政治学的出现，虽然对一些历史问题有很高的的贡献，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其对于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巨大冲击也是不可忽视的。传统史学不仅是史学，同时也是政治哲学，是道德哲学，对于例如即便是身处牢狱中的文天祥，他也肯定自身的正直和坚持可以让他在这种有机的历史观当中成为道德正面的典范，所以那怕已经身处「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他依然有「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的无惧心境。也如「大明孤臣」黄道周被行刑前能笑答：「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正是这种以历史为载体的价值传承，让正道得以超越时间，在每个儒家知识分子身上继承与展现，成为中国政治哲学史上一道非常明亮的风景。

1.黄俊杰，《儒家思想与中国历史思维》，2014年，台大出版中心2.钟清汉，《儒家思想と教育:教育の歴史と哲学と思想と》，1991，東京都 : 成文堂3.姜文化等，《周易》“时”观的基本特质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11期4.History in Chinese Culture: Some Comparative Reflections,Benjamin SchwartzHistory and Theory,Vol. 35, No. 4, Theme Issue 35: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Dec., 1996), pp. 23-335.余英时着，《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2003年，允晨文化6.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Ancient, Medieval and Modern,200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edition7.桑原隲藏，〈梁启超の《中国历史研究法》を读む〉，收錄於《桑原隲藏全集》（全6巻），1988年，岩波書店8. R.G.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7-p.3129.白春曉，《苦難與偉大：修昔底德視野中的人類處境》，201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第50頁10.Boissier Gaston, Tacitus, and other Roman studies, London, A. Constable and company,ltd, 1906, pp.85-8611.里克著，肖澗譯，《塔西陀的教誨》，2011年，華東師範出版社，第22頁12. Michael Puett, Following the Commands of Heaven:The Notion of Ming in Early China, The magnitude of ming : command, allotment, and fate i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ì Press, c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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