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适之安:令严复疲于纠缠的“现代”|城与邦
学术兴趣:早期现代哲学、康德政治哲学、西方现代社会学思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每当谈及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我们总把西方假设为已知量。‘西方冲击’这一比喻使人联想到的情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物体在冲撞一个惰性物。虽然被冲击物或许有些难以名状和模糊不清,但对冲击物我们都熟悉,我们了解西方。” 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开篇,汉学家史华兹振聋发聩地向西方人发出疑问:我们果真了解自己,了解西方吗?在史华兹的眼中,作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泛泛认知,“冲击-反应”说反映出的乃是西方人对自身文明的盲目自信以及对非西方世界深感不屑的反智倾向。事实上,当西方人凭借坚船利炮在19世纪叩开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的大门时,西方人对自己的文明仍处于一种懵懂无知且不甚明了的状态。彼时的西方人何曾追问自己,缘何柏拉图提倡的“哲人王”统治会让位于近世文明下的自由民主?浮士德式现代人性格又如何与现代政治社会的基本价值相互兼容?而西方近世文明之所以能战胜非西方世界,其中的奥秘又究竟何在?
这一切在史华兹看来,恰恰说明了严复思考的意义。在反复品味这位中国近代最重要思想家在其译作中留下的“按语”后,史华兹发现了严复作为一位中国思想家的“世界意义”;那就是,尽管严复的翻译与思考总是以中国的命运为关怀,但它事实上也向西方人提供了一条反观自身文明传统内在理路的重要线索——“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严复发现并抓住了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并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即充分发挥人们全部能力和将其导向为集体目的服务的公心。”由于严复提供的这一线索与其“寻求富强”的动机密不可分,因此,只有当我们进入到严复一生所经历的全部情境中去时,才有可能把握住这一线索背后隐藏的全部观点与意图。史华兹坚信,这对于生活于安逸之中的西方人来说,实在是一次检讨、梳理自身文明的难寻之机。
中国近代最重要的思想先驱,属于那个时代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孙中山:“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显然,中国在1895年的失败,是任何关切中国命运的人士都始料未及的。在战前就已察觉到贪污腐化问题的严复,在战败后短暂的自由风气中再也无法克制内心积蓄已久的声音。在1895年到1898年期间,严复,“这个看来不是很有公民勇气的人”,终于以文章发起呐喊。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中,我们日后看到的穿插在严复翻译作品中的“按语”都浮现出它们最初的光影。严复认为,由于西方人的强大不在武器技术与制度设施,而全在于面对现实世界的一种迥异于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因而,中国的精英们理应从西学经典中去探寻国家富强的奥秘。对于他个人而言,这构成了日后从事英国哲学思想译介工作的全部理据。然而问题在于,即便是仅仅着眼于英国的思想资源,面对浩如烟海的西学经典,究竟应该从哪一本入手来开始译介呢?无疑,这是严复需要首先做出回应的问题。 就严复思想世界的基本精神而言,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一书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本日后被译为“群学肄言”的书中,严复初次接触到了一种迥异于“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认知现代世界基本秩序的观点。斯宾塞以其略显残忍的“宇宙乐观主义”教导着严复;其一,现时代的每一个国家本质上都是一个“社会有机体”,它无可选择地与其他有机体共处在一个达尔文主义的竞争环境中,遵循着“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二,每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质量都取决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质量,因而,个体强则社会有机体强。在此,我们必须有所体会,即,对于像严复这样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士大夫,能放下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执念转而接受中国以“民族国家”的新身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求生存的残酷现实,其间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与情感纠葛是生活于49年后的中国人很难感同深受的。然而,“海外尘氛犹未息”的现实却根本不允许当时的严复在这一问题上有任何的闪失与犹疑。事实上,在1881年初次读过《社会学研究》一书后,严复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传播斯宾塞之学的事业中。以致于在后来翻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译作“天演论”)之时,严复甚至借赫胥黎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机,“有意”误读了赫胥黎的本意。在严复看来,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赫胥黎对宇宙神秘力量的敌视。因为在斯宾塞那里,最吸引严复的地方恰恰就在于某种关于宇宙一元论的信念,即宇宙以其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支配着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任何与它“崇尚力量”的本质相违背的存在物都注定会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因而,当赫胥黎急切地将他称之为“人类的伦理观念”植入宇宙的“进化伦理”中从而试图发扬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时,在严复的眼中,那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妇人之仁“罢了,它无助于中国走向富强的神圣使命。
史华兹指出,在译介工作中,怀揣“寻求富强”动机的严复事实上未能始终遵照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误读”现象仍是时有存在。
既然进化的动力被严复固定在了宇宙的神秘力量中,那么,进化的机制又来自何方呢?事实上,在《社会学研究》中严复对此已有所体察。由于斯宾塞认为社会群体的质量由组成该群体的个体质量所决定,那么如何充分挖掘个人的全部潜力与能量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这恰恰是西方人战胜东方人的关键。严复以为,所谓“建设性的个人主义”,即是隐藏在斯宾塞文本中推动西方走向富强的真正奥秘。“建设性的个人主义”意味着,它并非一种“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即它不等同于追求眼前欢乐的消极享乐主义。事实上,这是一种充分开挖每个人在体力、智力与道德方面的无限潜能,并将焕发出的无数个体力量汇合在一个点上以此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信念,而这无疑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信条形成鲜明反差。因为在严复看来,后者所期许给人的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成就低水平之上的协调一致与伦常和谐,而这正是造成今日中国民族性格软弱、国家无力的根本原因。严复的这一基本认识在译介斯密的《国富论》与穆勒的《论自由》(严复分别译作“原富”、“群己权界论”)中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在严复看来,斯密的贡献就在于他表明了一种个体的“经济利己主义”对公众福祉可能产生出的裨益,而穆勒的高明则是他暗示出个性以及个人自由,对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整体的作用。自然,严复又一次不可避免地“误读”着这两位英国思想家的著述,因为他完全将个体的自由视为某些外部宏大目标得以实现的工具或手段,从而彻底忽视了自由“以其自身为目的”的全部内在价值,而这毫无疑问,仍与严复对“寻求富强”的执念密不可分。但是,正是在这一重又一重的“误读”之下,西方赖以走向富强的奥秘首次被揭示了出来。仅凭这一点,严复就超越了林则徐与魏源的时代。它标志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又一个新高度。
学者江绪林就曾指出,在某种西化的政治观点外,又能包容地从佛教与道教的丰富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这构成了49年以前部分旧知识分子身上的重要标识。
梁深信,这种“向内”用力、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以个人理性为归宿从而拒绝神明指引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优越于西方文化,它代表了人类文明未来的一个前进方向
青年严复曾试图以讲究的文体与华丽的辞藻来译介西学经典。那时的他,对麻木的民众不报以任何奢望而只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精英。然而,当晚年严复不幸地以族群、人类这两种不同的视线同时注视着他的国家时,曾经寄存在少数人那里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须臾不离身的彷徨。一方面,作为“西学圣人”,他无限期待着中国的改变,希望它趋近合理、趋近西方的现代;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士大夫”,他又猛然发现一个历经现代化的国家不过充斥着野心与杀戮,亦不足取。未经历现代就能反思现代、批评现代,这自然是世间罕有之杰出人物所独有的品质。但对于他的痛苦与撕裂,我们却只能无可奈何地一笔带过:它们都来自于那个远超乎个体生命长度的大崩溃时代。毕竟,“他属于生活在最不幸的一段时期里的那一代人”。 1921年,对中国与世界都深感厌倦、无望的严复,带着多病的身子,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福建侯官家乡。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严复写信给他得意门生的从弟熊纯如; “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参考文献1.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2. [中]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3. 江绪林,“生命的厚度”: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20206531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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