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获奖成果推介 | 汤拥华：理查德·罗蒂与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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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2020年中国文艺理论学会首届会刊论文双年奖中坚组一等奖获奖文章（文末可获取完整获奖论文名单），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本公众号将持续推出获奖论文（文末可查看往期获奖论文推送），以飨读者。
理查德·罗蒂与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可能性
汤拥华
摘 要：根据罗蒂新实用主义的逻辑，我们不能说罗蒂的文学理论以其哲学思想为基础，而只能说作为新实用主义者的罗蒂与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罗蒂，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相互阐发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妨从新实用主义的定义难题出发，充分激活文学与哲学的张力关系，考察罗蒂对文学理论的设计与期待。我们还可以将理论分为“探究”“难题化”“疗治”三种路径，以求对一种可能的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提问方式、运思路径和论说策略进行更好的定位。
关键词：罗蒂；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
本文并非打算对理查德·罗蒂（1931年—2007年）的文学观作全面介绍，而是要借罗蒂之力探讨这一问题：一种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是否可能？此探讨的障碍有二：首先，虽然罗蒂以“文学文化”代替“哲学文化”的主张，学者大多已耳熟能详，但要讲清楚罗蒂如何有资格被称为文学理论家并不那么简单；其次，“新实用主义”是一个极不严格的命名，很难提供内涵清晰的界定。不过论者有一基本信心：罗蒂对实用主义的新用法与他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密切相关，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领会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新实用主义者，也就不难理解罗蒂在何种意义上是个文学理论家，他那戛戛独造的实用主义方案，又为文学理论本身——而不只是某些特定的观点——提供了何种可能性。
从实用主义复兴到新实用主义
所谓新实用主义，广义来说是古典或者说经典实用主义之后的实用主义，狭义来说就是以罗蒂为中心的实用主义（一些学者干脆称之为“罗蒂主义”，即Rortyism）。先说前者。众所周知，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是美国的本土哲学，与美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当分析哲学在美国崛起、进而欧陆理论大行其道之后，实用主义日渐式微，对很多人来说，它不仅是不够哲学的，也是不够当代的，只能作为“美国研究”的历史资料存在。但是沉寂只是表面现象，实用主义复兴的潜流一直在涌动，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终于一阳来复。一时间，从哲学到社会科学，从文学研究到种族研究，从女性主义到法学理论，学者们简直言必称实用主义，其影响不仅越出哲学的学科界限，更打破学术地缘政治的壁垒，受到一贯高傲的欧陆知识界重视，①为过去数十年未有之盛况。罗蒂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康奈尔·韦斯特认为，实用主义所体现的是美国人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的逃避（从爱默生到罗蒂），在实用主义的谱系中，哲学是作为文化批判的形式出现的，“美国实用主义与其说是为肇始于柏拉图的西方哲学对话中的那些历史悠久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哲学传统之一部分，不如说是一个试图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向美国自身解释美国的连续的文化评论和系列阐释”（韦斯特4）。至于实用主义复兴，则是一种以重建为目标的思潮，其在后现代时刻“最显著的感召力就在于它大大方方地强调道德，明明白白地追求改良。在这世界范围之内弥漫着犬儒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并且可能走向灭绝的悲观厌世的时代里，人们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规范和价值，盼望着能进行有原则可循的反抗和斗争来改变我们面临的极度困境”（韦斯特3）。
说实用主义哲学是一种文化批评，不失为敏锐的观察；在一片后现代主义的鼓噪声中提出重建价值，也确实抓到了痛点。但是，适用于古典实用主义复兴的描述，未必就适用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罗蒂已经把水搅浑了。其他不论，罗蒂一贯主张“没有原则的伦理学”，基本上不会接受上文中“渴求能真正起到作用的规范和价值”“盼望着能进行有原则可循的反抗和斗争”这类说法。罗蒂被不少人视为实用主义复兴甚至美国精神复兴的功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他不过是数典忘祖、败坏传统的罪人。美国哲学界中，以实用主义传人自居者往往对罗蒂多有抨击，来自苏珊·哈克的炮火尤其猛烈。哈克相信，实用主义是一家大旅馆，虽然每个人使用不同的方法，探讨不同的问题，却都是通过一条大走廊到达这里，这个走廊就是皮尔士所代表的古典实用主义。罗蒂虽然早年也将皮尔士放在重要位置，认为皮尔士所谓“概念的意义是它对行为有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总和”可与维特根斯坦“但问使用，莫问意义”相互发明，②但当他思想成熟后就转向了威廉·詹姆斯和杜威，甚至不惜矫枉过正地说，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贡献一是提供了一个名号，二是启发了威廉·詹姆斯，他骨子里仍是个康德主义者（Rorty，Consequences 161）。哈克则针锋相对地宣称，皮尔士才是实用主义的正宗和先知。她接受皮尔士寻求“改良的”“科学的”哲学的立场，重申皮尔士的意义理论，将之表述为：一个概念的意义，等同于该概念对于（深思熟虑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哈克编，“意义”2）。这一表述显然强化了认识论色彩。哈克认为，包括理查德·伯恩斯坦、希拉里·普特南、约瑟夫·马戈利斯等在内的新一代实用主义者主动吸收包括大陆哲学在内的新的思想资源，已形成各自的运思向度（她本人则发展了批判常识主义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但是罗蒂的新实用主义不在其列：
还有一种最极端的新实用主义，由理查德·罗蒂对一个革命的、“后哲学的”时代的宣告而登堂入室。在新实用主义那里，真理不再被认作是忠实的表象，而被认作会话的一致；传统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被抛弃了；哲学放弃了模仿自然科学的雄心，而被重新当作一种文学类型，“仅仅是一种类型的写作”。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激进的新实用主义并没有受到主流哲学的热烈欢迎；但是在别的地方，例如在人文科学、文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那些发现罗蒂的“社会希望”的政治意味有吸引力的人那里，它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意义” 3）
有关新实用主义，罗蒂本人其实很少使用“neo-pragmatism”（以及“neo-pragmatist”）这一术语，大部分情况下他说的就是实用主义，他并不想时时将自身与古典实用主义传统分隔开来。在罕见的一次对“neo-pragmatist”的界定中，罗蒂的说法是，就哲学而言，经典实用主义者（如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和新实用主义者之间存在两大差别：其一，经典实用主义者说“经验”（像詹姆斯和杜威那样）而新实用主义者说“语言”（像奎因和戴维森那样）；其二，经典实用主义者假设存在着某种“科学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可以使一个人的信仰（belief）更有可能为真，新实用主义者则心照不宣地将此假设摒弃（Rorty，Philosophy 35）。这番解说貌似清晰，落实到个人仍扑朔迷离。罗蒂研究专家、德国学者乌尔夫·舒伦贝格为新实用主义提供了一个成分多元的名单，包括罗蒂、唐纳德·戴维森、希拉里·普特南、理查德·J·伯恩斯坦、斯坦利·卡维尔、理查德·A·波斯纳、斯坦利·费什、理查德·舒斯特曼、斯特芬·梅劳克斯、理查德·波里尔、斯蒂芬·耐普、沃尔特·本·迈克尔斯、南希·弗雷泽、康奈尔·韦斯特、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贾尔斯·冈等，涵盖了哲学、美学、宗教、法律、美国研究、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Ulf Schulenberg 577-608）。③要为这些人找到一个言简意赅的共同纲领，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大部分人并不愿意接受新实用主义这一名号。名单中有不少是文学理论家，本是罗蒂更为青睐的对话者，然而他们对罗蒂的学说同样多有保留。斯坦利·费什很可能是在读到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后才成为实用主义者的，但他那有关“阐释共同体”的著名提法被罗蒂批评为是科学主义的；耐普和迈克尔斯是实用主义的后起之秀（苏珊·哈克称他们为“新新实用主义者”）（苏珊 42），但罗蒂认为他们受了费什的不良影响，仍然在走构建意义理论的老路，而他们觉得罗蒂只是半吊子实用主义；舒斯特曼将罗蒂与自己同归入所谓“重构性——叙事性的或系谱性—诗意”的杜威传统，而与约瑟夫·马戈利斯所代表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的皮尔士传统区别开来，但他反复强调，虽然罗蒂强烈地影响了他在实用主义中的工作，但他所做的工作中有太多的东西完全是用来反对罗蒂的（舒斯特曼254—59）。哲学家也好，文论家也好，不管他们如何熟悉维特根斯坦以来的语言哲学，如何对科学主义抱有批判的态度，一旦与罗蒂放在一起，“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似乎总嫌不够彻底，因而很难名正言顺地——或者说，心甘情愿地——立身于新实用主义旗下。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年9月10日—1914年4月19日）
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进入了罗蒂的阵营。这两件事并不矛盾：一方面，那些罗蒂引以为同道的人物都迫不及待地要跟他及“新实用主义”划清界限；另一方面，许多人确实因为他而开始关注某些问题，重审自身的学术立场甚至调整学术轨迹。一如罗蒂的另一学生罗伯特·布兰顿所说，当代一些最出色、最有趣的哲学论述都与罗蒂新实用主义相关，众多哲学家包括他本人在内，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密切关注着罗蒂的论题及看法（Rorty and His Critics ix）。罗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乌尔夫敏锐地指出，要理解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必须理解其对立修辞。他认为罗蒂的世界可以分为“爱者”和“知者”（罗蒂无疑属于前者），而这一区分又与一系列二元对立相关（每一对立的前一项对应于爱者，后一项则对应于知者）：民主—哲学、团结—客观、希望—知识、实践—理论、诗人—哲学家、对话—探究/研究、美—崇高、改革左派—文化/学术左派。波兰学者莱谢克·德龙也有近似观察，在他所整理的名目里，“友方”包括存在主义、解构主义、整体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维特根斯坦主义、反实在论和解释学；“敌方”则被冠以始基主义、本质主义、再现论、实在论、理念论或形而上学，如此等等（Leszek Drong 21）。大卫·L·霍尔半开玩笑地分出罗蒂笔下的英雄与恶人（罗蒂自己真的会用“bad guys”这种称谓），前者是所谓体系性思想家，包括柏拉图、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以及怀特海等等；后者则是教化思想家（Edifying thinker），有尼采、杜威、后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罗蒂自己（David and Rorty 113）。④
必须马上指出，这种二元对立的修辞术是构建异同关系的话语实践，而非将差异绝对化的实质性区分。对罗蒂来说，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找到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立场。恰相反，正是在一系列“蛮横”却富有煽动力的对立关系中，新实用主义才有可能以共识的寻求代替对真理的探究。这种对立的修辞学与其说是党同伐异的，不如说是求同存异的。罗蒂所乐此不疲的是“拉人入伙”的工作。在他所构想的极具开放性的实用主义阵营之内，罗蒂不愿与他人有任何实质性的对立，他始终相信，拨开一些概念的疑云，“我们实用主义者”所信奉的是同样的东西，他极具魔力的句式是“我很少见到我们之间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或者，“如果接受这一点，我们的大部分分歧就涣然冰释了”。而且，他想进一步让人看到，既然实用主义与分析哲学、美国学院哲学与欧陆理论话语有共同的对立面，那么它们应该能够发现彼此真正关心、真正能够制造差别的事情。
罗蒂是否正如苏珊·哈克所言，把求知当作谈判，一切以求取共识为目的？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罗蒂强调共识远多过强调差异；但是我们要看到，在罗蒂这里，求取共识并不是一种消极的、保守的事情，因为对话者不是要在本来就没有差异的地方求取共识，而是要通过求取共识的活动重新认识自身。罗蒂之所以热衷于做“调解人”（实用主义哲学内部，实用主义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如此等等），是因为他认为强调由哲学体系或者其他理论基础所造成的“本质差异”没有意义，任何对本质的探究，只有能够推进对话本身才是有价值的。对罗蒂来说，从经验转向语言、从科学主义转向“语境主义”不是抽象的后现代观念，更不是某种改头换面的本质主义哲学，而是去做一项项具体的教化工作。“语境主义”的实质是“再语境化”，我们对语境的强调表面上是回到原初语境，其实是要重新构建语境。此处的发现与发明的区别，或者说探究与想象的差别，只是程度性的而非实质性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原本不相关涉的文本捆绑到一起。的确，这种“再语境化”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但是罗蒂强调的不是“唯一正确的语境化”，不是在现成的、固定的、习焉不察的语境下讨论问题，而是在充分自由的讨论中，让语境与问题双向生成，这显然需要讨论者的判断力与论说能力作为支持。某种意义上，一个实用主义者参与讨论的方式，正是对实用主义逻辑的表达。最能体现罗蒂思想特色的地方，恰恰在于他能够以柔克刚，“以无厚入有间”，凭借渊博的学识和极具同情心的分析，自然而然地进入某一艰深而专门的理论问题的内部，一面将对方与自己编织进同一个问题网络中，一面又使得分歧与反思在各个节点显现与展开，而他总在关键处给出轻轻一推，使对方“顺理成章”地跳出本质主义的泥淖，并使一种对知识的“客观辨析”转化为知识人之间具体的对话与交往。⑤是否最终达成共识其实并非唯一的考量，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交往行动本身一点点扩大“我们实用主义者”的阵营，而后者在最宽容的意义上不过是说：关心相近的问题，进入同一个对话空间。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具体观点与罗蒂截然对立的人，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拉进罗蒂的阵营，被同样当作新实用主义者看待的原因。
由此也就能够理解新实用主义所谓的跨学科。跨学科不是因为需要多门彼此独立的学科协作解决某一知识性难题，更不是因为哲学家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可以在文学等其他领域肆意驰骋，而是因为“文化的每一领域都仍在尽其可能地精确地再现真实”（Rorty and His Critics 186），也就是说一旦文化的领域彼此阻隔，就很容易陷入实在论的掌控，反思必须以跨领域的方式展开才能够达到效果，而这也就是“再语境化”。罗蒂希望我们悬搁起“知识还是意见，客观还是主观”之类争执，转而问“这是仍然有用的语汇，还是不太有用的语汇”，不必在乎与我们讨论的人是哲学家、法学家、物理学家还是文学批评家，因为当我们与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讨论“某一语汇是否仍然有用”的问题时，就是在通过“再语境化”对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而对一个文化的整体进行某种探测。如果说古典实用主义的基本逻辑是联系功用来理解本质，那么罗蒂新实用主义的逻辑，就是使有关本质的讨论保持在不断延续的对话中，保持在人与人之间有效的接触与相互影响中，同时向文化自我更新的可能性敞开自身。
在哲学与文学之间
1982年，声望日隆的罗蒂离开工作了20年的普林斯顿哲学系，成为弗吉利亚大学的“人文学教授”（Professor of Humanities），这在美国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此处必须指出两点：首先，罗蒂出走并不是因为哲学“不过是文学”，而是因为普林斯顿哲学系作为美国分析哲学的大本营之一，其学术氛围、学科建制和教学管理已不能让他感觉自在（尤其是不能让他随意地指导学生研究弗洛伊德、尼采、海德格尔等等），而弗吉利亚大学愿意为他量身定制一个教席，使他可以在科研和教学上更加从心所欲；其次，罗蒂并没有真的从哲学教授变为文学教授，无论是在弗吉利亚大学还是在斯坦福大学（1998年从弗吉利亚大学退休后，罗蒂成为斯坦福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他都以同样的跨学科方式从事他所理解的哲学研究。而且，罗蒂并不像他所欣赏的后期德里达那样随时可以成为一个作家，绝大部分情况下，他写的还是中规中矩的哲学论文，即便文学评论，也往往借助哲学问题展开平实的分析，“诗性”“文艺”的成分少。对罗蒂来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在哲学和文学中选择哪一项，而是他所理解的哲学与文学本来就不可分离。这与其说是从一个学科跨到另一个学科，不如说那种泾渭分明的界限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斯坦利·卡维尔
在讨论罗蒂本人之前，我们不妨引入斯坦利·卡维尔作为参考。罗蒂与卡维尔互相欣赏，卡维尔称罗蒂是詹姆斯和杜威以来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罗蒂则称卡维尔为分析哲学家中不那么自鸣得意者。而且，罗蒂充分肯定卡维尔对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他认为卡维尔是少数不试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求取某种“哲学理论”或“哲学难题的解答”的阐释者，并且他能将维特根斯坦放在一个恰当的谱系中，不是几个语言/分析哲学家的谱系，而是“卢梭、梭罗、克尔凯郭尔、托尔斯泰、布莱克和尼采，这些有限性的朋友，这些‘人’（而非神）的朋友”的谱系（Consequences 189）。作为怀疑论者，卡维尔像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那样认为，哲学与文化其他部分的关系已成为哲学本身的论题，哲学由此分担了在文艺领域出现的那种现代主义的困境，即一切都被难题化了，因而哲学本身也被文学（艺术）化了（卡维尔 序）。卡维尔自己的怀疑论哲学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文学类型”，甚至形成独特的“文体”。卡维尔本人对此颇感不安，他担心如果哲学变成了文学，还能否认识自身（Cavell 496）。而在罗蒂看来，这种纠结大可不必。他认为，如果怀疑论如卡维尔所说，是要追求一种最终的明智（final sanity），那么这种明智意味着摆脱通向“专业”哲学的道路，即摆脱那种将人类的处境、人性的处境转化为一种学术难题的诱惑（Consequences 189）。罗蒂指出，卡维尔把哲学传统内的狭义怀疑论与广义的怀疑论（文化的自我批判精神）混淆，太过强调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或者说太过强调哲学的怀疑论的基础地位，其实哲学的怀疑论只是揭示人类有限性的手段之一，我们应该向小说、戏剧、“欧陆哲学”的作品而不只是认识论的课堂寻找类似的启示（Consequences 188）。这里所指向的是罗蒂所谓“现代写作”而非特定专业的写作，罗蒂认为卡维尔的这句话正是“现代写作”最好的开卷语：“悲剧的标志并非有限性本身，而是对有限性的否认”（Consequences 190）。他相信黑格尔、萨特这些哲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文学的”道理：并不存在普遍的信仰、科学或者哲学语汇，哪怕我们总是抵挡不住诱惑想去寻求它们。对罗蒂来说，这既不是狭义的哲学问题，也不是狭义的文学问题。
回到罗蒂本人。当罗蒂以其新实用主义的文化逻辑走向文学时，美国大学的文学系先后经历了两次震荡。首先是“理论热”，然后是“文化研究热”（罗蒂形象地称之为从德里达到福柯）。前者的标志是欧陆哲学全面进入文学课堂，后者则将文学研究的视野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有关前者，罗蒂认为哲学在文学系的流行只是一种风尚，并没有绝对的理由说明文学系的人为什么要读哲学，而不是读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宗教学等等，在这件事情上，哲学没有任何特殊地位（Rorty，“Looking Back”63- 64）。如果说理论是哲学与文学结合的产物（罗蒂指出，这种结合在欧洲尤其自然），那么罗蒂只愿意承认结合的有效性，不愿意承认结合的必然性，因为必然性是哲学的承诺，而他的整个新实用主义方案是以拒绝“镜式哲学”为起点的。他语气冷淡地说，“后尼采主义”的欧洲哲学之所以首先通过文学系而非哲学系进入英语世界的大学，不过是历史的偶然；而美国大学之所以钟情于福柯和德里达，也只是因为他们厌烦了新批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老生常谈，而福柯和德里达等人来自文化的异邦，神秘而令人向往。而对于文化研究，罗蒂的态度是：与其将文学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不如将文学的外延扩大。他强调这一事实，不管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中以纽约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托洛茨基/艾略特”文化中，还是在当代的奥威尔/布鲁姆文化中（这当然是罗蒂的命名），文学批评家都必须读一些“非文学”的书。这并非因为阐释和研究层次有别，阐释可以文本中心，研究必须触类旁通；而是因为文学批评家在这种“跨界阅读”中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即道德相关性——只有当一个文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影响既有道德观念的事件时，它才是文学的。此处我们不妨认为罗蒂提出了一种文学性的“类定义”：所谓文学性，即文学作品所蕴涵的对现有伦理话语进行重新描述的潜能。但这并不是本质性或实体性定义，它所依托的不是对某种文学作品之“客观性质”的探究，而是对一个经验增长的持续过程的信心：“惟一可以用来批评一个人的东西，是另一个人；惟一可以用来批评一个文化的东西，是另一个文化”，“要解决或平息我们对自己性格或自己文化的疑惑，惟一的法门是扩大见识”（罗蒂，“偶然”115）。要扩大见识就要多读书，包括读文学批评家的书，并以之为道德顾问，这“不是因为他们具有取得道德真理的独特门路”，而是因为他们阅读了较多的书籍，较不容易陷入任何一本书籍的语汇中而无法自拔（“偶然”115—16）。见识只能从多见多识中来，而不能推演自某个抽象的原则，也不以这类原则为旨归。此种多见多识与其说是道德的前提，不如说是道德本身；而更为微妙的是，它也是文学性本身。
但是罗蒂真的不重视哲学吗？必须指出，罗蒂始终是一个哲学家，而且他最重要的理论资源是英美哲学，尤其是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和在美国中兴的分析哲学，正是这一背景使他在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想为主体的后现代文化阵营中独树一帜。在罗蒂这里，文学之所以成为实用主义复兴的关键概念，绝不仅仅是因为“一切都是文学”“一切都是叙述”这种后现代观念，而是因为在罗蒂力求将古典实用主义的实践传统、英美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和欧陆哲学的当代变革融会贯通之时，哲学与文学这组古老的对立概念显示出新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罗蒂常遭误解。伯恩斯坦是罗蒂的同窗好友，他虽然赞赏罗蒂将分析哲学家如塞拉斯、奎因和戴维森置于实用主义思想谱系中的努力，却并不认同罗蒂那种“游戏性的审美实用主义”（Bernstein 813-40）；还有论者将新实用主义称之为“新语言论实用主义”：关心意义的不稳定性，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将艺术家的创造性天才置于理性的审慎思考之上等等（Gross 334）。这些名目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罗蒂是一个“不幸受到后现代文学理论家的时髦和不靠谱的观念引诱的分析哲学家”，事实上，正如布兰顿所言，罗蒂虽然否认科学的语言相比艺术的语言有任何本体论的优越性，却并不打算让艺术获得这种优越性（Rorty and His Critics xvi）。我们应该这样说，文学理论家罗蒂与哲学家罗蒂并不是两个人，罗蒂的哲学原本就包含着文学的维度，而且，反过来看也一样。用罗蒂的话说就是，文学与哲学的学科分界是一个社会性的区分，而不是哲学性的区分。重点不在于一个哲学家是否有余暇关心文艺现象，而在于他对文学艺术的言说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其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不是提出一个认识论问题，比方康德的“审美判断力批判”究竟是拿审美经验支持哲学论述还是用哲学论述规训审美经验，而是要评估康德如何强有力地改写了“艺术”“审美”“趣味”“愉悦”“经验”等范畴，因为这种改写有可能一点点改换讨论的语境，从而产生持续的文学效应。反过来，正如罗蒂在《偶然、反讽与团结》一书中所展示的，文学的变化，比方小说的兴起所带来的语汇更新，在社会制度的改革、年轻人的道德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象形成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又会获得丰沛的哲学意蕴。一个伟大哲学家对哲学问题所说的话，有可能比他对文学问题所说的话更能体现他的文学贡献，但这不是因为哲学更为根本，而只是因为哲学家对哲学话语的传统以及重新描述的可能性更具洞察力。重要的在于，某一领域所发生的语汇更新是不可能封闭于该领域内部的，罗蒂说，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并不能够分隔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与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玛契》，倒是可以隔开那些通俗读物，后者讨好读者的幻想，丝毫不质疑这些幻想或它们的拥有者是否有问题（罗蒂，“偶然”231）。总而言之，在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之间所做的辩证思考，正是以拒绝学科身份的表层区分为起点的。果真要理解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就必须在哲学与文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复调结构中形成持续的、充满挑战性的互动关系，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重新描述的可能性上。
新实用主义文学理论的三个面相
即便我们能够以更为开放的眼光看待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文学理论家罗蒂仍有一个不小的障碍，那就是他似乎批判有余，立论不足。我们要从罗蒂那里学什么呢？我们知道玛莎·努斯鲍姆能教给我们什么，后者明确提出要让文学理论与伦理学理论携手而行，一边研读亨利·詹姆斯、狄更斯等人的经典作品，一边讨论亚里士多德、康德、罗尔斯、伯纳德·威廉斯等道德哲学家的核心问题，让两者形成相互启发的对话结构，俨然代表伦理批评的新方向（Nussbaum 190 91）。⑥反观罗蒂，更多的时候，他所提供的只是对理论的怀疑，而这种怀疑本身也不需要被理论化。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克里斯马气质的大人物。他似乎费尽心机地想要表明：在这件事情上，我卑之无甚高论，而这是好的。要想深入讨论这一问题，当然需要细致地阅读罗蒂并整理出一系列有分量的理论建树，不过进行此类工作的前提是整理一下我们的理论观。我个人有一种给当代理论分类的方式，分为探究型理论、难题化理论和疗治性理论，并将其视为三种既彼此独立又相互关涉的运思路径。所谓探究，不是探究本质或者本体，而是遵循结构主义以来的知识逻辑，探究意义得以建立的机制，重点在于提供解释或是对解释的解释；所谓难题化则是回到现场，将抽象、笼统的观念还原为各种因素的微妙冲突，回到理论与实践接合与共生之处；所谓疗治则是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疗治语言误用的创伤。我所期待的是，一种可能的实用主义文学理论，可以同时具有这三种面相，而又能在每一面相中显示出自己独特的问题意识、运思方式和言说策略。
探究型理论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类型，但是文学理论作为探究，显然与自然科学的探究不同。按照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理论是要解决问题，人文科学则不承担这样的任务，“它们最为关切的是获取了解，去评价语境间的相关性，去研究意义和功能，去鉴定艺术和文学，并且去回答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和文学这一问题”（8）。这一说法与罗蒂的理论观颇有相通之处，“评估语境间的相关性”，正可与罗蒂所鼓吹的语境主义同气相求。罗蒂主张以叙事知识代替论证知识，这未必就不是探究，如果讲故事比讲道理更有解释力，那么讲故事就是更好的探究方式。只不过这里要指出，对罗蒂来说，“评估语境之间的相关性”不是实证性研究，重点不是通过确定语境来确定意义，而是通过创设语境之间的相关性来创生意义。他并不排斥把一部作品放在一个熟悉的情境中，将它与已知的事物联系起来，但这只是知识和理解；在此之外还有希望和自我改造，而后者指向所谓启迪价值。罗蒂相信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启迪价值，使人认识到此生有超乎想象的意义，而如果我们满足于把一个文本看成是文化生成机制的产品，是不可能发现其启迪价值的（罗蒂，“筑就” 98）。
在这个问题上，罗蒂与卡勒的交锋值得注意。在卡勒看来，理论是探究性的，“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写作，或意义，或主体的东西中包含了些什么”，这是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探究：“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理论具有自反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卡勒16）。卡勒特别指出，传统哲学中那些二元对立的论题即使在最具有“文学性”的著作中也会存在并且不断重复，“解构主义批评”因此成为必要：“正是这种对支配着西方思想界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关注以及对那种认为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二元对立的观点所具有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给予‘解构’以非常锐利的批判锋芒”（艾柯等131）。卡勒所谓“认为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二元对立的观点”，指的就是罗蒂的实用主义，的确，罗蒂宣称自己怀抱着一个“实用主义罗曼司”，即：西方哲学中所有那些二元对立观念都应该被废除，它们不应被综合成更高程度的整一体，而是应当被遗忘（艾柯等99）。但是我们必须说，这种罗曼司应用于文学解读尤其是小说解读一样富有解释力，并不逊色于解构主义，事实上罗蒂对艾柯《福柯的钟摆》一书的实用主义解读赢得了作者的肯定，后者称罗蒂很符合他对“标准读者”的要求。但是罗蒂本人并不看重这种解读，他说这只是将文学作品用作“供我们实用主义的磨坊研磨的谷物”“一种清晰可辨的、悦人耳目的辉煌的标本”（艾柯等116）。他提醒说，并不存在可以解读任何文本的钥匙，我们绝不能将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套进头脑中的既定模式中，无论是解构主义还是实用主义的阅读，都不能被当作对唯一真相或者说终极的“意义机制”的探究，尤其是，它们不能代替那种“爱与恨的阅读”。爱恨皆是针对具体人和事的行动，“伟大的爱或伟大的恨正是那种可以通过改变我们的目的，改变我们所遇到的人、事和文本的用途而改变我们自身的东西”（艾柯等116）。罗蒂希望取消阐释文本与使用文本之别，不是因为阐释都是任意的、功利性的，而是阐释即行动，文本与其说是意义的载体，不如说是行动的契机或者节点。如果说探究也是一种与对象打交道的方式，那么作为探究的理论只是策略性的，必须在去掉其形而上学与科学主义的执着之后，它才能与我们的经验性存在紧密贴合，后者不过是一个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形成、修正与更新的自然过程。
对新实用主义来说，在论及经验时，一定要意识到可能存在的形而上学诱惑。罗蒂并非不同意威廉·詹姆斯所说，“实用主义对于或然真理的唯一考验，是要看它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最有效果，是不是和生活的各个部分最合适，是不是毫无遗漏地和经验所要求的总体密切结合”（詹姆斯44）；但是罗蒂会注意发展这一表述的批判性维度，也就是说，所谓“经验的总体”不是规范性概念而是反思性概念。要深入理解这一点，不妨将其与难题化联系起来。此处说的难题化（problématique，英译一般为problematic），是从福柯处借来。加里·古廷认为，难题化概念（古廷将其译为problematization，以强调使动意味）代替了边缘化（疯狂或监禁），成为福柯后期思想的核心：“难题化构成了个体面临生存时的基本问题与抉择。我的存在被以某种特定的方式难题化，这一事实无疑是由我置身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所决定。但是，尽管生存被难题化了，我还是能够以自身的方式对它所提的问题做出应答，或者更准确地讲，以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确定自我身份的方式做出应答”（古廷106）。我认为这种难题化正显示出作为行动的理论的意义：一方面，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符号化和象征化，另一方面，人又必须立足当下做出一个“为自己”的选择，两者之间持续展开的冲突便有可能促成理论活动。而这与新实用主义的联系在于，罗蒂设置了有着同等力度的难题化境遇。杜威为美国实用主义奠定的传统，是要让认识论与形而上学盘踞之所交还给政治和历史，但这并不是另换两个学科作为知识的基础，而是拒绝超历史的概念与权威，拒绝将真理、正义、科学抑或上帝作为超越性的标准，坚持在提供给我们的特定的历史状况中思考问题。而对罗蒂来说，我们特定的历史状况就是所拥有的语汇，包括这些语汇所提供的理解世界的可能性和自我更新的可能性。罗蒂所构想的是，新实用主义者作为“反讽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在介入某种社会不公时，“普遍人性”“道德律”这类终极语汇可能不敷使用，以至于需要对一直在发生的事情进行新的描述。正如他在谈论女性主义问题时所说的，关键在于能否改变道德理论的论据，而不是更为系统地表述符合现有论据的原则。人们不能只是反复申明什么是“真正的女性”，更重要的是能否在常常回避的地方感受到冷漠或者满意，在常常冷漠或屈从的地方感受到厌恶和愤怒，而改变本能的情感反应的方式之一是提供将会促进新的反应的新语言，包括新语汇的创造和对旧语汇的新用法（《真理与进步》177—79）。由此，如果存在所谓“女性主义理论”的话，就不是用体系性的知识解说女性的困境甚或解决困境，而是基于对我们在应对困境时所使用的“语汇”的敏感，展开重新描述的行动。这样一种理论观不仅可以应用于批评实践，在解读文学作品的政治和伦理意蕴时发挥作用，而且同时就是政治实践和哲学实践。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就是理论的困境本身，若无困境，则无需理论（所谓“不痒不挠”）；若有困境，理论又必须在调整与更新中成就自身。
以此为基础，我们又可推进到罗蒂另一向度的理论观：理论即疗治。作为疗治的理论无疑最难把握，因为它首先意味着对“理论冲动”的抗拒。如果我们向罗蒂寻求对文艺问题的高妙和深刻的见解，他很可能会劝说我们放松对“高度”和“深度”的欲求，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自身的“限度”上。他还会劝说我们抛弃诸如“固有的”“本真的”“无条件的”“合法的”“基础的”“客观的”之类的语词，甚至于“真情实感”“合乎事实”“违背直觉”“不能当真”等等都已经是乏味和陈腐的说法，作为文学理论家的罗蒂的工作，就是致力于发现和清理文学研究中的陈词滥调。这常常会被认为是将婴儿与脏水一起泼掉，着眼于疗治的文学理论很可能丢掉一些深具魅力之物，甚至包括所谓“文学性”范畴本身，即“使文学成为文学的东西”这个令人心动的问题。但是罗蒂的信心是，“即便一个人放弃了人具有把握事物固有性质的称作‘理性’的能力的观念，他仍然可以珍视主体间的同意；即便一个人放弃了‘想象是如此美妙’的浪漫主义看法，他仍然可以看重新奇和想象力”（《文化政治诗学》98—99）。也就是说，作为疗治的理论驱散了文学知识常有的灵韵，却是为了将文学重新带入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罗蒂的一次访谈值得细细研读。⑦访问者雷格是实用主义的拥趸，在整个访谈中，雷格竭力想让罗蒂承认，实用主义是可以成为一种正面建构的理论体系、甚至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但是罗蒂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这种诱惑。当雷格提出以整体论作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时，罗蒂回答说，整体论认为求知不过是人们改变自己的信条以同所信奉的其他信条保持一致，使他们的信条和欲望达到某种平衡，而且罗蒂马上指出，没有任何规则，也没有任何方法，来帮助改善我们获得平衡的方式。研究信条如何改变的整个想法简直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改变的过程是整体性的，根本不能成为适当的研究话题（罗蒂，“哲学”213—14）。罗蒂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来的正是，不要把语言当作什么特殊的东西，或者当作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话题，不要用我们对待经验、知识或意识时那种纯粹的认真态度来对待语言。如果硬逼罗蒂拿出一个改变的方案，他只能说多读书。雷格希望罗蒂认可“实用主义文学理论”这一名目，但是罗蒂指出，治疗是一回事，提供标准或是理论是另一回事。阅读实用主义学说可以把人们从各种各样的旧习惯和信念释放出来，但是有挑战性的文学文本也能做到这一点。雷格相信，如果一个人像实用主义者那样思考，可能会比其他类的读者对陷入本质主义泥淖的危险更敏感；但是罗蒂认为正确的逻辑是，如果你深信某一种批评有“坚固的哲学基础”，那么你或许会偶然遭遇实用主义，并且把它作为反哲学的哲学来读——仅此而已。这样的过程才算治疗，而不是拿着实用主义的武器到处寻找要推翻和破除的东西。而且，并非因为我们提出了某种有关于语汇更新的理论就能使这种更新实际地发生，罗蒂坚持说，实用主义只是“带走了词汇而不是提供了更多新的词汇”，创造新的词汇是所谓“强力诗人”（借自哈罗德·布鲁姆）的贡献，实用主义无此贡献，“试图把实用主义变成比它真正想成为的更强的东西，这很危险”（“哲学”219）。
这种作为疗治的理论，似乎天然地就是对话的理论。对话的理论不是研究对话的理论，也不是以对话为原型构建理论（像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性那样），而是将理论投入对话，使其成为对话。这不是弗洛伊德式的“talk out”，而是苏格拉底式的助产术。罗蒂是真正自觉的苏格拉底主义者，对他来说，理论只是推动有效对话的工具，理论既不指向“客观”的真理，也不追求启示性的真理，它所关切的只是对话本身。具体而言，是承载着各自知识传统的观念如何构建起开放的场域，在此场域中，观念可以调整原有的意见/知识的理论策略，以新的方式实现彼此融合与相互激发。这并不是伽达默尔式的“视域融合”，因为它不是不同生活世界——往往是被本质化的——的融合，而是信念、知识、理论等等借助一个不稳定的话语空间，发现自身内在的不稳定性。正如文森特·里奇所言，罗蒂的阐释学涉及一种愿意在探索中艰难跋涉，而不向理性标准妥协的态度，是对实实在在的人和事的有效处理，而不是通过揭示本质来切合现实。它不事先设定认知矩阵或者共同点，而希望求同存异，有所收获；他给阐释学哲学家树立的榜样不是科学家型的，而是有鉴赏力的艺术爱好者，是形形色色的话语之间好事的、苏格拉底式的调停者（203）。所以罗蒂主动接近所有他感兴趣的人，并将大量精力用于回应各种商榷性文章，我所关心的不只是他的反本质主义动机，更是这样一种对话的技艺：既要与对象有深切的认同，又要能暴露对象的盲点；既要充分尊重某一讨论的知识水准，又要能提示另一种言说的可能；既要放下对“真理”和“人性”的执念，又要能强有力地召唤一个更大的“我们”。理解这门技艺，是理解新实用主义的重要途径，也是理解文学理论的重要途径。文学理论不是“关于文学的科学理论”，而是人们在对文学艺术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智慧，其基本内涵应该是敏锐、通达与平衡。只有当这样一种智慧被认为是值得欲求的时候，我们才能从罗蒂那里学到东西。
【注释】
①1998年，哈贝马斯在为杜威《确定性的寻求》所撰书评中说，这些年来，实用主义这个词在德国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哈贝马斯1）。
② Richard Rorty.Mind， Language， and Metaphilosophy：Early Philosophical Papers.Eds.Stephen Leach and James Tartagl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16-17.
③名单中的波斯纳是著名法学家，在他之前的主要是哲学家，后面的则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研究。
④罗蒂大多数情况下是将教化哲学作为批判性的概念工具使用，所以当被问到哪些哲学家可以算作教化哲学家以及他本人算不算教化哲学家时，他回答说这种人可能一个世纪才会出一个，他自己当然不够资格。
⑤康乃尔·韦斯特说，罗蒂的叙述不仅总能给人启迪，让人如沐春风，而且带有一点奇诡的感觉，仿佛每个人都是被诱导而不是被说服的。人们不知不觉进入了罗蒂的视域，而不是自己领会了什么，参见《美国人对哲学的逃避：实用主义的谱系》（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董山民译，第299页。
⑥罗蒂曾论及他与努斯鲍姆的区别。他说后者仍然相信亚里士多德道德哲学的现代意义，相信所谓“世界的真理”，相信伟大的小说能够揭示什么是“一个人所应该过的美好生活”，而罗蒂认为小说的出现已经协助创造了“一个基于新的宇宙观的自我形象，不同于基于亚里士多德旧式宇宙观的自我形象，由此帮助我们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化生活方式”，完全没有必要再回头去讨论亚里士多德的问题，参见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黄宗英等译，第84—95页。
⑦《世界不同，还是语词不同？实用主义对文学研究产生的后果：采访理查德·罗蒂》，收入理查德·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黄宗英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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