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不到富人区的你好意思和我喝咖啡么？

这篇讨论针对全球所有的城市样本讨论，不仅仅是主流国家，还包括很多还不怎么有存在感的后发国家。同时也不要理解成作者在反对大城市（我最喜欢大城市），实际上批判理论的作用是在现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现状中找到一些运行逻辑，仅供大家思考。而这些思考也许有助于我们在后工业的全球都市时代，发现一些东西。

《北京折叠》当年获奖被质疑的一个重要论点在于，作者对于阶级分化进行了过于机械化的想象，虽然符合科幻文本中文学现实的设定，但是相比而言，现实也许比科幻更有想象力得多。大部分所谓阶级的分化反而是不言自明的。

这个不言自明首先体现在“不言”，文化工业品和消费主义让我们可以集中在一个公共领域，并且产生间接的社交关系。再高大上的居住社区也会有人进去送外卖，说不定互相还能友好说声谢谢，这是分工体系的方面；你我阶级差异极大，但是可能混一个深度定制的次文化圈，可能消费并认同同一类产品，到一家网红店去吃早午餐。工业时代的伟大创造让我们有了足够的廉价工业品和文化工业品可以取得，这种物质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给阶级差距本身批上了一层廉价的布，这算是生产力发展受到生产关系（这里按照布伦纳的所有制关系去理解）的阻碍---嗯嗯，老夫子香港五套房当包租公，秦先生是租房的中产，大番薯是西点学徒工，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其次，还在于“自明”，欧洲西马流派中一直有迷思，无论是马尔库塞还是卢卡奇——那就是理论上欧洲战后黄金三十年前后社会矛盾一直在积累而工人组织依然在发展，为何欧洲并没有如同像第三国际传统一样爆发出激进的革命运动----无论是马尔库塞强调“技术异化”和“激进革命行动”的相关性，还是卢卡奇对“物化”的扩展化解读，都宣读着一种自发论--即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应该出现类似的历史进程，然而并没有发生。

城市地理学强调过两种城市圈空间分布的效应，一个是马歇尔效应（Marshall-Arrow-Romer Effect），即城市专业化效应。同一部门的企业在空间上集聚。但相对于规模化经济，还加了一重解释，即本地化的影响，指的是人力资源的聚集衍生了本地政府和企业联合体对于本地城市空间中进行一系列教育，创新投入和职业培训的配套，并且由于本地商会或商业人情关系形成一个新的内群体空间，而且形成可能非常完备的，从上下游到销售端都具备，但产业整体是较为单一的体系。

而另一种就是雅各布森效应（Jacobs Effect），正好反过来，即不同产业聚集之后产生的复合城市系统，而这种复合系统的核心是人力资源的富集，本地区的商业信用体系，以及城市中心的各类公共资源，并且形成一定程度规避风险的共同体。

这种两种基本的空间产出导致了城市圈形成中，专业化分工的卫星城配套（前者）和中心城区（后者）的区分。也就是，城市的扩张和新空间形成的模式已经并非是原有从定居开始自发需求交替形成社区和市场的模式，而是本身由资本生产带来的新城市驱动力，这在布伦纳那里算是一种再生产规则的改变。而两种机制在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批判理论家那里，一般都认为强调了当代城市地理发展中，城市的生产关系自发的再生产代替了原有由生产力冲击产生改变的状况。于是资本本身生产机制建立新的城区规划，住宅和商业地产的开发在这个逻辑之下，一种城市空间中的价值网络代替传统区域本身的概念。我们是在适应城市这个多维度的生产机器来居住，而非反过来。

哈维[1]在批判理论中，将资本生产的价值空间，物质化放在当代大都市的生产逻辑之中，传统都市的市民阶级和资本生产循环中的阶级彻底分离了，甚至说，我作为一个某个本地文化浓厚的投资人，我甚至从居住地点到公共空间，从孩子上学到交通甚至都可以完全不接触本地社会，除了大家一起去某个网红店吃饭的时候。而传统都市内的成熟社区也在开始慢慢解体，社区捆绑的事业单位和老企业搬走或者倒掉，社区内的廉价服务还在，但是住进来的新租客只把这里当睡觉的地方，只留下老年人在继续原来社区的生活方式。90年代居委会时代的社区如此，更老的厂区社区就更不复存在了。这种两级化在更为多元和过密的主流国家大都市里面可能还不至于天天看到，你去马尼拉或者圣保罗看看就会看到这种极为明显的分界线。

[1]大卫·哈维，当代著名人文地理学，社会学家。

而房价是最符合一价定律的公共品，买房子不仅仅是住的地方，它是一系列私权的集合物，很大程度买的还是公共资源的分配名额。于是当代大都市的空间梯度和权力分配本身有着说不清的关系，不仅仅形成了“中心--边缘”的空间分配，还形成了更为复合和细化的情况。新产业外来从业者，拥有着程序员和设计师的身份抱着中产梦撑起新产业区附近的住宅和消费，形成新的居住空间，形成的行业间圈子甚至和传统市民社会没有什么交集；而传统行业不断挤出这些无法安家的从业者们，一批又一批从学校中招来，往返于老社区的出租屋和厂区间，烧干青春后离去。在大卫哈维的观察中，城市的空间扩张集聚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最现实化的方式。这种再生产中，房产的拥有与否成了一种罗马公民权一样的一种高价公共品，租客阶级被抬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同时享受着高阶层的涓滴，也享受着下层阶级的供给，如同罗马公民的有产骑士一般，甚至还可以在知乎上嘲讽一堆清北毕业生留不下来纯属“没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美国就更是如此了，地税不仅仅和社区公共有关，还和公立教育有关，甚至在纽约的上层社会中社区和人情关系的交融度极为紧密——“你连住都住不到富人区里，你好意思和我喝咖啡么？” 

权力结构也是互相重叠的。在本外地矛盾中，很多人会归结成某种文化要素。这种极化如果在哈维的逻辑中，其实更简单，当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从事传统行业居多的本地群体以和城市发展共荣，但在资本生产更为成熟之后，本地群体除了承受公共资源的稀释和涌入人口带来的社区解体还有公共安全的风险以外，毛利益都没收到，自然会产生本地主义意识，而由于租客-租金食利的交换关系又让两个群体不得不有些交集，这成了一处美妙的人间喜剧，而这个人间喜剧关于房屋出租的衔接点也是一类空间分配的状况。从大的语境来说，资本生产的新文化工业消弭传统市民社会的人情和熟悉生活秩序，本地主义的政治浪潮也会莫名地被涌上来。

而处于资本浪潮的那些个阶级，从根子上都不会接触到这类矛盾。同样还有文化空间的分配上，整个主流媒介展现的生活方式是有起码消费门槛的文化消费品的消费和生活阶级的认同，然后远离这个消费主义世界的人群，无论是忙碌于人情的传统小资（小业主，资源中介等）还是城市中下层的劳动者，就成了完全隐形和失语的群体，一个广大的阶级空间如同里世界般只能从众多不同的表世界的缝隙中被看到。

列斐伏尔[2]曾经在《日常生活》中感叹过“群众被社会空间驱逐”所以“你看到的都是精英在反抗”，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实质上消弭了主体，让时间性吞噬主体到空间的缝隙中，产生新的基于交换价值建构“流空间”，新的城市神话被我们所展开，资本主义的商业空间代替了20世纪街头的“个人政治”，你需要先在商业空间里面被同化才算一个正式的“居住者”，人类活动自发主导的空间意识（来自苏贾[3]），被某种新的生产驱动力重新规制。于是我们在空间里，接收着我们在这个经济机器中的定位和身份，大家一起成为螺丝钉，看着我们生产出来但不属于任何“人”的晚期资本的方尖塔碑，直到其像达拉然一样起飞。未来一定悲观么？我们开始探讨这一点，也许结局就会好很多，这算是我们社会主义者在共运低潮期当“幽灵”的使命。

[2]列斐伏尔，法国现代哲学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城市社会学奠基人。

[3]爱德华·W·索亚（Edward W. Soja, 又译苏贾），美国社会学家，“第三空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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