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穆迪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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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甘地遇刺。虽然日后的历史证明，国大党最终赢得了对印度政治的主导权，按照甘地制定的原则，将印度本身的族群问题，种姓问题，阶级问题，宗教问题用社会主义宪法捆绑在了一起，从印度教大会这一法西斯倾向组织的手中挽救了印度，但是，国大党的对手并没有消失，历史也不会停止前进。
观察印度的历史，我们通常会疑惑，认为南亚次大陆有其无以伦比的特殊性和例外性，然而经济发展的铁则是不变的，基层治理结构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决定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变革方向，从这一点来说，印度并不例外。
目前，人民党的民粹运动和激进改革就是这印度并不例外的铁证。
那么，一个实际上并不例外于世界其他文明地区的印度，目前处在怎样的历史进程中呢？他的现代化进程，与中、美、苏、英、法、德、日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呢？
在土地制度。
根据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把主流工业化国家一分为二，英、法、俄、美、中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实质是新生的城市工业化力量对于掌握于封建领主手中的土地资源的再分配，在这种再分配过程中，代表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逐渐消失，新生的工业化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由于土地资源得以集中和掌握在国家资本手中，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实现了赶超式发展，并轻而易举地逼近之前的霸主国家。
这个过程可能是不流血的，比如英国，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和殖民运动，成本极低地解决了农村问题，但更多国家是流血的，法国的大革命，苏联的残酷工业化，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运动的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淘汰封建制度，消灭依附于土地和农民的封建领主阶级，完成国家的现代化和工业化。
但是，德国、日本和印度走了另一条路。德国、日本和印度分别作为三次工业化浪潮中的后进国家，历史上分别遭到法国、俄美、英国的巨大压力。在这三个国家真正迈向独立和决定建立现代化国族和现代化国家机器的时候，主要的动力不是内生的，不是内部先进的城市工业文明和希望摆脱土地束缚的农民的联盟发动的，而是为了抵抗外部压力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容克，日本的藩主和浪人，印度的僧侣阶层和中小地主，反而成为其独立建国运动的主要动力，故而，这些代表封建时代的旧势力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并没有动力去革自己的命，去释放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
因为德，日，印的现代化进程并不以土地革命作为主要推动力，所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产业布局方面严重不均衡，陷入到地方主义的泥沼中，土地和人口原本是工业化最主要的要素，可以说，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就是城市工业不断挤出农村人口、将农民转化为工人的历史，但是，受困于庞大的封建主利益集团，德国、日本和印度的工业化资源相对于英、法、中、苏、美严重不足，不得不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国防工业上，以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德国、日本和印度”。而由于这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扭曲和资源利用率低下，他们更容易在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失败，并且在同英，法，中，俄，美的产业竞争中败下阵来。
而当这些存在严重封建残余和保留了封建土地制度的国家面临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时，自然更倾向于对外扩张而不是对内改革，因为对内改革就要掀翻自己的统治基础，彻底触碰到中小地主们的核心利益——土地和人口，而这是既得利益集团不能容忍的。故而，当社会治理危机出现，一方面，封建主们更希望一个强势人物带领他们对外争取资源和空间，以回避“封建土地制度才是你国容易发生经济危机和改革无力的原因”，另一方面，在城市文明中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如希特勒，也乐意借助失业人口鼓动民粹上位，试图借助对外扩张巩固地位，再徐徐削弱国内封建主们的影响力，真正完成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工业化。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古日耳曼的神学，为什么日本军部的意识形态是日本天照大神照耀下的土地，为什么穆迪——一个出身于低种姓的政治家，需要借助印度教的意识形态，并且在屠杀穆斯林的街头暴政中愈发巩固自己的地位。
原因很简单，这恰恰是因为，当现代国家建立的那一瞬间，德国、日本和印度国家的真正掌控者，并不是先进的，相信理性和科学的企业家和科学家，而是仍然依赖于土地和农民人身依附的封建领主。他们采取的宣传方式，恰恰是封建社会的神秘学。
分析到这里，穆迪政党的一系列非正常举动，就很好理解了，这些举动反映出印度正处在法西斯化的前夜：
由于全球经济疲软、能源依赖和外债压力，印度在保持了高经济增速的同时，却发现本国的经济结构愈发脆弱和依赖债务和投资；
洞朗摩擦，是印度对真正能够影响到南亚力量划分的中国的一次试探，就像历史上的法西斯国家一开始都是及其谨慎、甚至是敏感的。
如果中国对印度做出了足够让印度相信，中国会阻止他实现南亚霸权的表态，穆迪就会转而鼓吹中国威胁，鼓吹国内穆斯林是中巴联盟的协助者和印度的内奸，并且借助宗教和民族清洗，进一步巩固自己政党的地位；
而如果中国在洞朗事件中选择退让，穆迪接下来的行动，就像他在印度独立纪念日的讲话中宣称的那样，将彻底“结束克什米尔问题”，甚至，可能推动不丹加入印度联邦，这种对外扩张同样能够鼓动印度教狂热，并且巩固自己的政党地位。
接下来是总结。
印度并不特殊，他处在“由于外界压力而建国，由于国内没有进行土地革命，因而生产资料利用率低下，难以和工业强国竞争，由于资源利用率低下，更倾向于发展国防工业、鼓动民粹运动和制造内外矛盾以维护统治”的历史阶段，换句话说，印度正走向德国和日本的邪路，虽然从资源和科技的角度来说，印度的封建领主并不具备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传统，但由于印度国民公仆团等法西斯社团鼓吹恢复古婆罗门尚武传统的努力，一个以印度中小地主和僧侣为主要盟友，城市知识青年为骨干的法西斯政党，正在印度快速发展。这种情况，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通常会出现的问题，中国其实也不例外。
满清解体以后，北洋政府维持的五族共和，就可以对比甘地和尼赫鲁的印度时代，这批旧时代的遗老试图通过一个类似清朝的认同体系，将中国的版图完整延续下去，然而很快，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就打破了北洋政府维持的脆弱和平，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试图模仿意大利和德国，建立起一个“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法西斯体制，其中的青年团和蓝衣社，即是这一法西斯组织的冲锋队。无独有偶，在沙俄解体以后，遍地出现的白军，也正是这样的法西斯组织。
回顾中国革命，中国命运的斗争，就是代表城市工人和试图摆脱土地的农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外国资本、中小地主、沿海买办资本家利益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胜利，进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干脆地消灭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地主阶级，从而顺利地开启了中国的工业化。
不反对封建主义，就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不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就建不成均衡发展的工业化国家，这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启示。而穆迪政府的前景，也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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