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的政治正确：被解放的幻觉

本届奥斯卡算历年收视率最低的一届了，虽然这届奥斯卡倡导去政治化，但获奖的几部片子还是充满了各种维度的政治正确元素。今天聊聊奥斯卡是因何变成今天这样的。我这一篇可能有点难读，但我希望还是细心看一下。

奥斯卡发展至如今，从90年代获奖电影大片云集的巅峰期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次自我的解构，传统老白人审美制程（以本届《魅影缝匠》和《至暗时刻》为代表的审美），变成了多元文化中各族群和议题的自代表性舞台。颁奖活动本身成了一种概念装置，从美国愈演愈烈的政治分割和自说自话的身份政治中脱出，复归到一种想象性的希望上。

其次，通过这种概念装置重审美国曾经不言自明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好莱坞性侵还是其他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这使得娱乐舞台通过一个虚构主体对传统市民社会进行一种反身性审查。

从这个分析模式上，奥斯卡成了统筹建立各个身份或族群认同总体展示的舞台。而非以往作为商业造梦的展示机器或者行业内资源互换的年度总结平台。这种模式在族群认同分裂的美国社会中表达各身份群体涉及的现实不公，身份认同及传统美国公民宗教等矛盾，用各族群或身份认同叙事下的影像生产模式来短暂弥合现实生存中的美国，如同短效胶水一般。

于是我们看到代表边缘人群共同身份的《水形物语》；表达某种反美国尚武道德传统而宣扬某种康德式道德的《三块广告牌》；颇有新浪潮遗风，边缘人群与社会机器及其权力隐喻的对抗《普通女人》；被视作传统学院老白男的作品《魅影缝匠》和《至暗时刻》。

而这种模式类似于希腊城邦酒神节上演出的古希腊戏剧，用城邦内各阶级和知识传统来编撰人物和叙事冲突，政治共同体内政治矛盾和伦理分裂被书写在戏剧里——用悲剧表示这种矛盾与分裂的极端形式和消极的合解；用喜剧对现有秩序进行反讽或者逆向解读，实际上也是个提问的过程。

保守主义者一般归类于身份政治毁灭了他们所想的传统和公民共同身份。然而这种论调存在倒因为果的问题，美国公民宗教不再成立的原因在于美国国民政治构成的变化——对于少数族裔来说，他需要的是改善自己生活的途径和在新社会立足，谁没事管你美国wasp精神是个啥；对于其他弱势群体连自身私人选择都保证不了也没人会管你。传统美国本土资本家-老中产——各地区保守家庭的社会结构本身就被打破了，跨过资本——城市市民阶级构成话语主体，这不仅仅有几个文化左派或者新进步主义者的问题。意识形态市场的变化取决于传统资本主义阶级构成进一步分化所致，市民社会的结构同样也发生变化。

从这个角度奥斯卡蜕变成政治正确不是一无是处的，文化冲突的妥协和自我审查一定程度改善文化语境中被忽视的问题——比如女权关注改变了美国职场社交文化；使得各种被掩盖和宽恕的不公甚至犯罪行为得到了重视；而少数群体的文化观念被人听到。

但也具备了一定局限性，这需要对割裂社会的真实政治做历史性分析。比如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共生的，经济地位弱势造成教育公共品的不足和上升渠道有限也会造成族群地位降低，这继续加深了强势族群的资本性剥削。

而很多变革在不对社会资本进行再分配的前提下靠这种被翻译的代表性政治可能并不能做到进一步。

公共政治敞开之后形成的“个人即政治”的发声政治逻辑，使得族群或者身份认同等代表性的发声政治成为主要的政治逻辑，个体共性身份的代表团体在舆论场占住位置，进行话语代表性的集体行动。所以从制度视角来说公共领域提供了话语政治这类公共品和身份认同互助这类俱乐部物品，它一定程度改变了集体行动逻辑。

映射到奥斯卡上，就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能获奖的电影大都具有这类代表各类群体发声的功能，一是奥斯卡颁奖典礼这个过程本身也变成了一场秀，不管是主持人还是颁奖嘉宾和获奖者，都要蹭一些跟政治正确有关的话题进行表达。

我个人将这个定义为政治浪漫派，其特点在于扩大的积极自由，并试图通过代表性的积极自由变成消极底线。其次，是个体政治的机缘论——即在此岸——彼岸之间有一个转折性的运动，导致了政治理念的完成。

这两个批判都来自施密特，而施密特的质疑在于，“机缘论”是一种忽视真实的政治，这种逻辑类似于列宁吐槽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狂热和对历史分析的忽视。

于是影片开始具备了某种公共诗性，影片核心是对某种叙事下某种伦理冲突的探讨，而这种探讨又是某种文化认同中比较特殊的——你会发现奥斯卡的获奖影片无论哪种视角都是和主流话语抗争，并寻求自我身份的叙事方式。

在左翼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建构中，尤其是John Grey等人的视角下，公共理性进行的话语妥协，并对主流话语变革是一种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简单而言冲突是群体性结构错位和个体性政治表达的一个主要特性，而共同体内的政治实践说到底是调和一堆矛盾：个体性的需求和其他人的需求。于是多元价值是在有基本价值基础上的动态竞争。所以实际上公共理性反而是一种相互对立的自由，最后行成对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这实际上是政治浪漫派的政治纲领，在这里自我表达造成的冲突会通过个人对自由和价值的诠释不同打开多元视角，冲突之后的妥协反而会更好，无论这个冲突看起来多么恶臭。但是这需要建立在一个逻辑前提下——平等的不言自明。这个前提在此处是被唯心主义化的——在他们应然推论中平等的核心原则地位是被预设的——实际上他不仅就没实际存在过，而且我们开始关注平等往往是通过筛选冲突中的过度有害言论（比如种族歧视）来反推一个平等原则可能是怎么样的。

这导致了冲突的一个二重矛盾：我们没有同等的平等原则导致政治实践的位置大致相同来保证冲突的良性，相反冲突是发生在我们能够部分产生对平等位置有认识之前的事情。

没有平等基本原则通过某种社会极致确立，又凭什么说冲突一定导致良性呢？积极自由作为消极底线是一个从右派自由主义话语中改良的结果（消极自由有限，不干涉的自由有限），但没有平等共识前提的冲突原则更可能导致自说自话和圈地自萌，互相原罪化对方，互相没有共同谈话的基础而非能够形成良性妥协。其次，缺乏阶级叙事这种共性更大的唯物主义分子，不仅缺乏斗争力度，即使族群代表内部也会导致代表主体本身的分裂和矛盾。于是，奥斯卡这种弥合性的文化活动，造成了身份政治的合解却缺失共同身份的供给——就像短效胶水一样，粘一会就继续裂开。

巴迪欧吐槽西方政治分裂成了两种，第一类是恐惧，优势者对于自身地位跌落的恐惧；而与之相对的不是真正的进步主义之声，而是对恐惧的恐惧——我害怕前者的控制，所以我要表达认同情感。但是社会机器或者他所谓的选举机器，既不能对既定意识形态结构产生冲击，又不能真正干预真实政治，相反缺乏共产主义构想的左翼政治反而被整合进晚期资本主义机器中，把矛盾给予了一个限度。

于是，“由某些原则组织起来的集体行动，其目标是使目前由占统治地位的秩序所压制的新的可能性之后果得以释放”这种政治目标，实际上是保守性机器喜闻乐见的政治撒娇行为，反而强化资本主义各项剥削的本质，缺失阶级叙事是因为资本在此处退场，矛盾转嫁到社会机器的表面外壳上了去。这使得“个体即政治”反而成了一个非政治手段。

考虑这种批判的话，奥斯卡其实没有变，他还是一台资本主义的造梦机器，只不过以前是用沉默的影像制造出视觉快感，现在是制造被解放的幻觉。

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力有时候造成更无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