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理论下的两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崛起

文 | 刘梦龙

近期文章导读：、

  从滴滴到隔离门，你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二条重发）

昨天是胜利日，纪念中国人民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变革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大战塑造了我们今天熟悉的世界。

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可以成为胜利者，但实际上这种胜利颇有些尴尬，一战是旁观者，二战是牺牲者，这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救亡图存为主题的中国历史基调是一样的。我们往往会把美国当做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益者，但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改变要比我们想象的来的深远。今天要来谈一谈的就是两次大战的地缘改变，是怎么导致了日后新世界的形成，这也包括中国的崛起。

地缘实际上不是一个太严谨和政治正确的概念，因为最早这套理论就是欧洲为了争夺霸权而建立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者德国人尤其热心。因此许多时候谈地缘政治就带有浓厚的大国霸权色彩。这是我们要警惕的。同时地缘绝不是稳定不变的，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地缘政治的改变，铁路网的进步使中欧的德意志，东欧的俄罗斯等陆上霸权有能力延伸到亚非腹地，而跨洋运输的成熟和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拥有了统治世界的基础，否则两大洋就不是护城河与高速通道而是牢笼。

在十九世纪末，是地缘政治学说形成的时代。十九世纪是一个大进步和大变革的时代，传统的世界多元中心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各个区域自身的局限性纷纷迎来衰退，旧世界的衰退和重生亦或者是就此陨落是个有趣的问题，以后我们还会另外谈起。而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欧陆列强以横扫天下之姿主宰了这个时代。

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是欧洲的巅峰，这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岛，欧陆列强在这个体系了占据了天然优势。在欧陆列强构建的地缘政治体系里，欧洲主要是西欧和中欧居于一个中心地位，同属欧洲的东欧乃至爱尔兰一样不能幸免，成为劳动力和资源的提供者，而非洲和亚洲则沦为原料场地与倾销地。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很多地理名词都是以这个欧洲中心来表达的，典型如中亚，远东。

欧洲在这个时代的体系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是欧洲引导了工业革命当然也是一个以后我们会谈的有趣问题），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大陆在地理上天然可以控制非洲、中东，辐射大半个亚洲，甚至随着技术的发展，美洲的大部分也在其控制范围内。欧洲人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市场，资源，加上十九世纪医学发达和社会结构先进带来欧洲充沛的人力（这一点很有趣，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白人劳工和士兵多的要命，人满为患却也支撑了殖民和工业化帝国，传统欧洲大陆中心法国的衰退和社会结构导致的人口增速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无论是偏处一隅东亚的中日，还是孤立主义的美国在这个时代都不能与欧洲相抗衡。

但这既是祝福也是诅咒，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欧洲自身地理结构上明显不利于大统一的缺陷也决定了欧洲未来的衰弱。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的统治和技术带来的大陆强国的追赶最早在欧洲迸发出火花，这个日不落帝国主导下的脆弱平衡注定要被打破。根本上说就是欧洲不可能诞生一个能支配如此巨大优势的单体霸权，而充沛资源所哺育的纷争的列强势必走向彼此毁灭之路。

自罗马崩溃以来欧洲的地理格局和文化民族冲突就导致欧洲不可能统一。为比利牛斯山脉所隔绝，偏安于伊利比亚半岛的两牙的短暂成功从来没有影响欧洲主体的平衡，即使最强盛的法兰西无论路易十四还是拿破仑也无法实现对文化民族信仰完全不同的中欧的控制，俄罗斯的崛起则从另一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西欧，中欧，东欧三种强权鼎力，在加上离岸平衡手的英国，列强对峙始终是欧洲的基本格局。海陆对峙一开始是英法，继而是英德，最后把整个欧洲卷入其中。

十九世纪的繁荣一面带来了大英帝国的鼎盛，一面孕育了欧洲列强，特别是中欧德意志的崛起。本来是英国大陆平衡打手的普鲁士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挑战者，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但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殖民帝国的问题在19世纪末已经逐渐浮现出来，脑体分离，产能中心，原料产地，产品倾销地三者分离，本土不具备压倒性的工业优势，殖民地则缺少造血能力，主体民族人数有限，进则失控，退则无用。

和人们的印象不一样，其实在殖民时代，辽阔的殖民地并非都是资源，能创收的核心资产是极少数，以英国而言，除了印度和几个白人为主的属地之外的大部分殖民地甚至是财政负担，被英国政府看做是套在脖子上的磨盘。发动了鸦片战争的英国首相巴麦尊却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瓜分埃及的意见，并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某种理想，“就和我们并不希望拥有沿途客栈一样。他所要的只不过是这些客栈对他开放，当他来到时，客栈会向他提供羊排晚餐和驿马等等，如此而已。”这种理想某种程度上说要到后来美国人手上才实现。

于是，一面是英国人的殖民地很多仅仅是维持帝国，拱卫核心不得不负担的重担比如英国人对西藏和阿富汗的兴趣，一面是后发强权在追求资源安全和外部市场对已经被瓜分殆尽的优质资源的垂涎比如德国人的3B铁路。而被全世界的财富所浇灌繁荣的欧洲才是最重要的市场，陆上强权可以依靠大陆市场获得的资源和陆权的延伸来抗衡海上帝国的贸易网。拿破仑做过这样的事业，而德国人这次拜技术和时代的进步所赐，带来了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造就了欧洲时代的地缘伟力也成为毁灭这个时代的巨力。如果欧洲只有一个罗马式的单体霸权，那么无论是俄国，中国，美国，日本这些处于世界岛边缘的后来者都是难以追赶的，但造就了欧洲繁荣的理论也促生了彼此无法融合只能相互毁灭的列强，一战就是这样一次大爆发，随着一战的结束，世界的重心从西欧转为西欧北美两个重心并伴随着次级中心的日俄的崛起，欧洲的中心地位虽然没有完全终结，但已经开始不可逆转的衰退。

十九世纪是以欧洲为代表的欧陆列强的极盛期，世界地缘依靠科技的进步由中古时代的多中心向单一中心转变，但无疑英国的鼎盛更多是一种巧实力，立足于平衡外交，而不是真正的战无不胜。但也可以这样说，在二十世纪以前，技术的进步远没有发展到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的程度，正是在列强相互制衡的情况下，中国，土耳其这样恰逢衰退的大国，才有生存的余地。

一战一方面毁灭了欧洲的单一中心，一方面也带来了霸主无力，群雄并起的新竞争关系，俄国的崛起能抗衡十一国干涉革命，就说明经过一战的毁灭，单一主宰世界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勉强合作的列强因为各自的矛盾也是同床异梦。典型比如欧洲，德国的失败，导致英法矛盾重新浮现，英国为了制衡法国制止了对德的全面复仇和彻底拆分，凡尔赛条约实际上并非太苛刻，而是还不够苛刻，为德国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一战最大的赢家美国虽然短暂回归孤立主义，但对英国形成全方面的压力一度甚至走到英美战争的边缘，并和日本在太平洋上相持不下。英法矛盾，英美矛盾，红色俄国的崛起，日本成为亚洲地缘的次中心，整个一战后的局面，就如华盛顿海军条约那样，除了没有开战之外，列强平衡已经达到了自己所无法承受的极限，却谁也不敢开战。

从一战开始，欧洲霸权的崩解和后来者的追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民族独立的高潮，这种独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后发者对先发者的清算，而不仅仅是出于真诚。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趋势是从那些有着古老传统和充沛人力，广大国土的边缘大国开始了，因为这样的大国本身就是旧殖民体系下最薄弱的一环。

由列强平衡带来的是20世纪上半叶短暂宽松的国际环境，这和19世纪末外部强敌的巨大刺激一起共同构成了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催化剂。虽然受困于军阀混战的破坏，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甚至不及清末新政的进步巨大，但一个民族主义下的近现代政府终究也搭起了一个架子，这些为日后的抗战和新中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20世纪初的中国，各种次中心的地缘力量如苏俄，日本，美国分别进入中国，以代理人的形式，乃至最终发展到赤膊登场，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政治军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国民政府的建立和南北政治格局的变化。如果没有这样多种力量的制衡，无论是北伐战争的胜利，还是民国名义上的统一，尤其是在未来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几乎是不能指望国民政府坚持下去的。

同样，固然军阀内战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几乎使中国错过了一战后的大好局面，但相应的由于列强一战的自顾不暇，中国的军阀内战始终没能真正分出胜负，实力均相对有限。即使是先后得到地缘上有利的日本和苏俄支援，之后投靠最强的英美的国民党政权也仅仅是造成一个形式上的统一而已，甚至还由于历史上的多次换主，内部派系矛盾丛生，削弱了其统治力。这些无疑都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战是一战的再清算，是次级中心对世界岛的反攻。德国人崛起的力量来自哪里？俄国的物资，美国人的资金，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退让和包庇。为什么呢？站在欧洲的角度，筋疲力尽的英法要集中力量守住有限的优势，不再敢于冒险，而倾向于让德国人去堵住东方的俄国人；站在美国人的角度，一个欧洲挑战者显然是不错的投资，站在俄国人的角度，德国人同样是一战的失意者，对于次级中心的美俄来说，德国能抗衡英法，而对于英法来说，德国又反过来阻挡东欧的压力，维持欧洲的均衡。在一战后的凋敝下，德国人就是一片凋敝中最适合下注的焦点。当然这种投资不是免费的，最后德国人终于在崩溃之前选择了铤而走险，二战爆发了。

二战及其后续决定了今天我们的世界格局，也包括日后中国的命运。欧洲被打个稀巴烂，从中心沦为次中心，美苏两个次中心成为双极，日本赌输了一切，使中国赢来一个崛起的契机。正因为旧中心的毁灭，新格局的形成需要时间，大战后，美苏短暂的休养生息，以及对欧洲的对抗与合作，日本覆灭与英法全面衰退后亚洲的真空状态，都给中国革命的成功带来了良机，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外国势力介入可能导致的战争升级和国家分裂。当冷战到来时，中国已经是一个统一，重新进入上升空间的新大国，并拥有了抗衡一切外敌的力量和决心。

二战后，在罗斯福构想的世界体系里，作为亚洲支柱的中国虽然变色，但依旧形成了一个左右世界格局的砝码，更藉由冷战的局面在相对弱势的苏联人的帮助下实现了工业升级。这显然和欧洲崩解后，世界霸权逐渐有向世界岛边缘的大国的转移有关，而这一点又和技术进步和社会思潮的变革，工业人口的暴增有关。当然，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感谢俄国人，虽然他们是基于很实际的抗衡强势美国的需求来帮助中国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几乎打破了传统的地缘优势，特别是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的绝对优势，一直到六十年代俄国人提供的核保护伞对中国的成长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

二战至今，从地缘上来说，美国虽然独强，但目前的科技仍然无法克服两洋带来的力量衰减。即使强大如美国也无法跨越太平洋和一个等量齐观的大国打一场对等的世界大战。苏联解体意味着中国北方的压力消解，几乎能集中全力对抗东南方向来自太平洋的敌人。双中心结构虽然随着冷战的结束被打破，但美国终究也没能构成一个单一中心，实际上在欧洲中心瓦解的那一刻，作为东亚一极的中国的崛起就不可避免了。

二战后特别是发展到今天，传统的海洋帝国实际上是逐步走向衰退的，能支撑世界一极的强权无论美苏还是中美几乎都是基于强大陆权的，一个工业化人口众多的本土市场，一个有高度民族认同（美国是个相对的特例，但也不能脱离传统白人男性这个中心，这一点实际上至今没有根本改变）的大国，一个资源丰富并能够构建内循环的势力范围是霸权的基础。

美国人固然呈现出海陆双极的霸权，不可以忽视的是这一切的基础是它基于北美洲自身的独强，一度占据了世界工业产能一半以上的强大，一个极度成熟巨大的本土消费市场，以此为基础一切资源像吸铁石一样被吸引到美洲来。而中国的崛起恰恰是打破了这种独强，巨大的工业产能和巨大的人口构成的本土市场相结合，构成了更加巨大的黑洞。而相比美国人由海权来维系的帝国，中国的陆权基础更加庞大更加稳固。

东亚中心和北美中心对峙的格局正在形成（当然亚洲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亚洲内部的矛盾，占据了世界七成工业产能的地区面临着类似传统欧陆一样的困局，这使美国有希望扮演英国的角色）。与此同时，就像我们知道的陆权大国也逐步开始向海权延伸，这种延伸迄今为止更多是在追求一种必要的生存空间。毕竟海权，即使是有限的海权，其优势在于快速和廉价，在今天，从南美运输农产品到中国，也比中国自产来的便宜。

仅从地缘上说，位于世界岛边缘东亚的中国在争夺亚洲和非洲的时候并不会比位于北美的美国来的更远。美国的优势在于由于冷战胜利后形成的全球布局，带来能从欧洲和第一岛链直接出发的便捷。但归根到底，这种优势是以美国自身独强的国力在支撑的，而中国对这种独强的打破也迫使美国人越来越多的依赖盟友的帮助，而这种依赖实际上恰恰是在松解美国人的全球布局。对于强大的美国，两洋是便捷的高速通道，对于衰退的美国，两洋未必不会是一个新的囚笼。

最后，值得美国人，也包括作为挑战者的中国人注意的是传统欧洲在世界岛心腹地带的存在，无论是非洲还是中亚，一个欧洲的单体霸权都是对边缘霸权的最大威胁。如果以环太平洋为中心，新冷战到来，美国对传统欧洲的压制不可避免的放松，然而这里到底是第三极，还是一种潜在的新高地，就像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一样，只有这里或许是两极有必要合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