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屠龙术”
文 | 柔远镇迩司礼监
近期文章导读：
在昨天推送的《小清新左派和革命者的距离》一文中，作者给大家总结了使列宁获得革命成功的六个关键理论，分别是 1、建立列宁式的政党；2、贯彻先锋队理论；3、分清自发性、自觉性；4、确立民主集中制；5、培养职业革命家；6、保持革命的秘谋性。并详细解析了前三点。今天为大家解析后三点，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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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最大的优点早就被写在了《党章》里：“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部分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列宁是不相信所谓的“广泛民主制”的。这倒不是因为列宁不相信民主，而是因为“广泛民主制”是个很微妙的事，也就是常说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很容易就会因为人的主观因素失控而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最后三个和尚没水吃，效率极其低下。
所以列宁把这种低效的制度称为“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这种‘民主制的儿戏’只有在找不到真正实际事情来做的人们常常聚集的国外，才能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各种小团体中间流行。”但是过分的集中也不是好东西，因为“如果中央的大权偶然交给一个没有能力的人，那末严格的集中就很容易断送这个事业。”
列宁敏锐的发现了民主和集中两者存在的问题，不过发现问题从来都不叫本事，解决问题才是。所以既有“批评自由”也有“行动一致”，不但讲民主，而且更讲集中的民主集中制被列宁确立了起来。这种制度借鉴了代议制的方法，通过制度化的建设，既要民主也要效率，既防独裁又堵民粹。既让下级团结在上级周围高效做事，同时也阻止了下级用民粹主义裹挟民意倒逼上级。
民主集中制应该怎么用？我们可以先看看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里是怎么说的：
（1）少数服从多数（不要同带引号的少数和多数混淆起来！这里说的是党的一般组织原则，而不是“少数派”和“多数派”的合并，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抽象地说，可以设想合并将采取“少数派”和“多数派”处于均势的形式，但是如果不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和义务，那么这种合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党的最高机关应当是代表大会，即一切享有全权的组织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作出的决定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这是民主代表制度的原则，它同协商会议的原则和把会议决定交付各组织表决即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则是相反的）。
（3）党的中央机关（或党的各个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必须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不在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选举、二级选举等等都是不许可的。
（4）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不同党保持组织关系的党的出版物不得存在。
（5）对党员资格的概念必须作出极其明确的规定。
（6）对党内任何少数人的权利同样应在党章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总结一下，就是先从群众里挑出他们德才兼备的优秀代表，既“先锋队”党员，然后在党员内部发挥民主的作用，集思广益，把大家的需求与各自的见解汇总，得出若干个方案。在得出最终方案之前，大家可以各持己见支持自己方案，批评别人的方案。一旦最终方案出台，则所有人必须严格的贯彻执行，有意见的也得忍着。这样，先民主（来自群众的优秀代表各抒己见）后集中（形成最终方案铁一般的执行）既照顾了大家的意见，又不为低效率所困。
列宁做的怎么样呢？列宁做到了，又没完全按照上面的原则。因为列宁是在闹革命，时局瞬息万变，需要迅速做判断。很多时候不可能有时间先民主再集中，把场面做的面面俱到，把问题想的清清楚楚。所以他常常是把两者一切为二的用，他革命的时候集中的方面实行的多些，表现为“继续更全面和更严格的贯彻集中制”；建国以后的时候民主铺开的多些，表现为“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两者都没有错，对立统一，有的只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的道理。所以毛泽东同志含英咀华后总结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
就以十月革命为例，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俄国临时政府，定苏维埃于一尊。但是，在苏维埃内部，却是小头领导大头的状态。布尔什维克只是苏维埃中一个小派，而真正的主流是社会革命党及其一干小弟，比如孟什维克等。他们在组建新政府问题上，一直是首鼠两端、两头下注。列宁干死了临时政府，对他们来说是损失吗？当然不是。他们开心来不及。俗话说死道友不死贫道，在他们看列宁举事是帮他们火中取栗。一旦事没办成都是布尔什维克的锅和我没关系，一旦事办成了正好少分资产阶级政党一块蛋糕。
但是，他们却端着我上我也行，只是下手晚的的态度，不愿屈膝于布尔什维克之下。在看到布尔什维克搞成十月革命后，想的不是服从领导，而是个个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觊觎苏维埃的控制权。所以一个二个以从未有过的热情，积极鼓动召开苏维埃的立宪会议。原因也很简单，谁控制了这个会议的结果，谁就控制了俄罗斯的未来。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想通过这个会议，合法的割布尔什维克一块肉、分苏维埃一杯羹。
开立宪会议，就要先选立宪会议代表。1917年11月12日，苏维埃把资产阶级党派排除在外，搞了俄国第一次全民大选，4400万选民参与，选出715个代表。结果不出所料，布尔什维克在715个议席中只占了175个，而社会革命党占了375个，24%对40%，简直是社会革命党的大胜利。这让社会革命党如沐春风，欢天喜地的准备1918年1月15日的最终立宪会议，就等着把布尔什维克给赶下台了。但是，他们光想着怎么卸磨杀驴，没考虑自己是虎口夺食。
列宁看了他们的反映以后，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极大侮辱。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丫出力的时候作壁上观，现在还想跑过来摘果子？知道我是怎么上台的不？问过我手里的枪杆子没？不过这个事情在他的意料之中，掌握之内。他早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利用宣传工具发声贬低立宪会议的有效性，既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说道：“按照1917年10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我国革命中的立宪会议，就是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不可能正确表达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召集立宪会议。”一边紧锣密鼓的安排，在会议期间以安保的名义，用自己的武装力量控制会场外围，一旦选不出想要的结果，就采取非常手段。
立宪会议果不其然，把社会革命党的党首维克多·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选成了会议主席。布尔什维克早有准备，看到结果后直接退出会议。次日，列宁直接用枪杆子解散了立宪会议，同时发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 ，讲话中称“我们决不会为换取世上任何东西而让出苏维埃政权！”“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就等于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只要敢反对，不论是谁一律从重从严。
为此，连高尔基都写了《从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来批评列宁。列宁在这里用高压的集中手段对待对手，看着似乎有点专断。但是，专断的背后是一个更深层次的人类社会规律：历史是无情对无脑的胜利史，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既要有菩萨心肠，也得有霹雳手段。此时的专断，是为了以后的不专断，没有此刻专断，就没有后来舄奕一时的苏联。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所以毛泽东同志评价列宁时说：“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是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
培养职业革命家
谋家者谋小利，谋事者谋大业，谋人者谋天下。社会的革命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革命。解决了为什么革命，革什么人的命。那由什么人发起革命，靠什么人引导革命就成了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对列宁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职业革命家。
前面说马列讲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职业革命家吗？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无产阶级有着伟大的革命志向，但是缺乏远大的革命方向，所以必须要有来自于外部的先进理论来指导他们进行实践。这种理论的大成者，恩格斯是资本家就不用说了，连马克思、列宁两人都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的阶级成分，列宁这么是这么说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那列宁自己呢？列宁是24K纯官二代，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世袭贵族，其父是省国民教育总监，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厅长，正厅级干部。讲道理，这仨前仆后继的跑去造反。不光一般人最莫名其妙，资产阶级自己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那时候的纨绔子弟都是终日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的。而列宁他家却锲而不舍的去闹革命：哥哥姐姐谋划刺杀沙皇，结果一个绞死一个流放；自己在喀山大学带着同学搞学运、打老师，结果给开除流放；找了个老婆，也因为参与他组织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前身），结果也被流放。知道他们理想高尚的可能还会对他们有几分尊敬，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是地主家的傻儿子，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原则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
那么， 职业革命家都来自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吗？当然也不是，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体，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可能会有个别造反的资本家，但资产阶级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会闲着没事革自己的命。至于小资产阶级，列宁向来是白眼相看：“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说到底列宁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个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阶级。端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态度。谁能给口汤，他就听谁的。谁的拳头大，他就跟谁走。沙皇在的时候他们山呼万岁齐颂“小爸爸”；资产阶级政府来了他们从龙首义大喊临时政府万岁；轮到布尔什维克坐庄他们又自诩股肱干城。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几头下注，多线投资。自以为左右逢源，实际上沐猴而冠。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墙头草两边倒，可用而不可靠。所以可能会因势利导去拉拢他们，但绝不会把他们当成自己人。
那什么样的才人是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 的一批人，一批“不仅能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一批比其他党员更尽心竭力地培育了我们党的老骨干。” 他们是党开展工作的核心，可以来自于各个阶级，可能来于自五湖四海，但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并为此走到了一起，付出了一切。他们放弃了原有的职业，成为全职的革命家，由党集中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在革命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的职业革命家食君之禄，担君之忧，忠君之事。“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所以列宁化用了阿基米德的“支点”名言，“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自古以来，只闻国家缺贤，未闻朝廷缺官，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同样也适用于职业革命家。构建职业革命家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通过职业革命家控制基层。如何保证职业革命家组织质量，避免其臃肿而流于形式，最后沦落成中央在基层的简单传声筒，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列宁想了一个办法，他采用了一种精英驾驭群氓的管理模式。宁学桃园三结义，不烧瓦岗一炉香。 职业革命家就是这个模式里的中枢神经，他们要发挥带头作用，所以筛选必须严格仔细，组织必须等级森严，人员必须而少而精。
为什么需要严格仔细？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筛选职业革命家就是在争取自己未来的统治地位，为了服务革命的运动，“就需要有一些人专门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且这些人应当坚持不懈地把自己培养成为职业革命家。”
为什么需要等级森严？因为职业革命家来自不同的阶级，水平良莠不齐。这就需要知识分子革命家对其他的革命家勤加教育，否则党的觉悟会被拉低，走向改良主义的错误道路上去。比如列宁为了让党在工人中站稳脚跟，首先做的就是先提高工人革命家的思想觉悟，他说“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义务，就是帮助培养出在党的活动方面能够同知识分子革命家具有同等水平的工人革命家（我们所以要强调在党的活动方面，是因为在其他各方面虽然也必须把工人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但远不是这样容易，远不是这样迫切）。因此，我们主要是应当注意把工人提高为革命家，而决不是像“经济派”所希望的那样，必须把自己降低为“工人群众”，或是像《自由》所希望的那样，必须降低为“中等工人”（在这方面，《自由》已经升到经济主义“教育”的第二级了）。”
为什么需要而少而精？少是因为敌强我弱，暴露既意味着失败，列宁需要在地下进行斗争。所以“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精是因为精英本来就少，而且他们对大局更有把控能力，更能担当起的领头羊的责任。所以 “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保持革命的密谋性
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在列宁眼中，密谋是革命的基础，必须贯穿革命的整个过程。所以“坚强的革命组织按其形式来说也可以称为‘密谋’组织”。革命就像一个演员，台上风光的一分钟，来自于台下密谋的十年功。为此，列宁把党分成了秘密的组织和公开的组织两个部分。先有秘密的组织后有公开的组织，由秘密的组织领导公开的组织。但是马克思主义强调民主公开，所以这话一出立刻使列宁招致了无数的口诛笔伐。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列宁对待这些批评向来是你们随便说，我就是不改。因为“秘密性是这种组织所绝对必需的。对这种组织来说，秘密性是最必要的条件，其余一切条件(如成员人数、成员的挑选、职能等等)，都应当和这一条件相适应。因此，害怕别人责备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要建立密谋组织，那就未免太幼稚了。”
革命的道理怎么讲都可以，但是现实中可以走的革命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发展秘密组织，这就是谋可寡而不可众的道理。如果没有秘密的组织，就绝对不可能在被四面包围的环境下，把革命的工作开展到工人阶级中去。这一点后来极大的教育了毛泽东同志，他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特别点出了密谋的重要性：“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
既然有秘密组织，那就一定要有配套的原则和运行制度。而“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彻底实行党内民主化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原则，就是严加筛选与相互信任；这个制度，就是集中制。列宁为此特别强调“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就是严守秘密，严格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条件，就能够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信任对我们来说是更为绝对必要的，因为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这种信任，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列宁的革命，始终面临着来自内外的极大阻力，这些阻力或来自于沙皇俄国，或来自于资产阶级，或来自于苏维埃内部，或来自于布尔什维克本身。稍不留神就会前功尽弃，毁于一旦。临事尚乎守，当机贵乎断，兆谋先乎密。所以要想切实的践行革命，在举事之初，谋划就一定要尽可能的秘密。所以“当前组织建设的唯一正确形式是秘密的党。”就算不能完全做到，也要求其次，既小事依众谋，大事当独断。否则革命就有功亏一篑的危险。在此刻还反对革命秘密性的人，不是蠢就是坏。
前者代表莫过于德国的罗莎卢森堡了。她虽然是一个坚定马克思主义者，但她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说的难听一点，叫做眼高手低。只谈务虚，不讲务实。她认为任何时候都必须给群众提供一个彻底民主的环境，对他们公开革命的秘密，生怕革命的理论受到现实的影响而变得不纯粹。这种不分时段、不合时宜的考虑问题方式，让她顽固不化的用大道理来反对小方法，急功近利的用未来的原则解决现在的问题。
所以她一直尖锐的批判布尔什维克采取的，包括密谋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方式，称其“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 但是，本固才能枝荣，她的理论不能有效的去解决问题。她构思的公开的方法既没有给她在选举中争取到多的选票，又没有给她打造出一个像布尔什维克一样有战斗力的“斯巴达克团”。所以德国发生十一月革命后，她和李卜克内西的德共就是因为缺乏她批判这些手段，而无法把工人士兵捏成拳头，才导致德国革命走向了覆亡，自己走向了死亡。
后者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俩在十月革命前夕公开与中央唱反调。在党外报刊《新生活报》上刊登了不赞成武装起义的声明，这相当于直接而变相的告诉外人布尔什维克要造反了，差点导致十月革命流产。这让列宁和托洛茨基极为恼火与被动，只有临时改时间，抢在临时政府反应过来前火急火燎的发动十月革命。
本来这两是要被严肃处理的，但幸好革命的大局没受影响，再加上当时布尔什维克内部需要平衡新加入的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区联派的力量，斯大林选择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处理方式，为其背书，才将两者留下来与托洛茨基异论相搅，让他们暂时成了活着的田丰。在斯大林站稳，托洛茨基流亡之后，他们还是没逃过狡兔死，走狗烹的待遇，倒在了肃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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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远镇迩司礼监 / 石油行业从业人员
现从事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工作，自然科学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