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独家 | 倾心书写新时代新华章——2017年河北小说扫描

2018-01-06 司敬雪 河北新闻网


回首2017年,世界正悄然发生着变化。雾霾在减少,天空在变蓝,人们的心境也愈发包容通达起来。当然这份静好,不是简单的消极退避,而是更智慧地看取人生,更合理地追求福祉。时代的这种变化投射于河北作家心间,呈现于他们的创作中,构成2017年河北小说的总基调。



情系乡土写作


乡土写作依然是河北小说的重头。关仁山继农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日头》之后,本年度又推出长篇新作《金谷银山》(作家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评论家陈思和认为,这部小说“将启蒙与思考付诸实践,进行一场经济、道德与文化的重建,激励人们像夸父逐日那样寻求真理,寻求我们未来的命运”。与农民三部曲相比,《金谷银山》既有承续性,又有新拓展。小说的主人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的理想色彩,凸显了生态文化、绿色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之前几部小说冷峻、悲怆的风格不同,这部新作呈现出乐观、明亮的色调。



李延青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其中收入的作品篇幅都不算长,却融汇了岁月的颗粒与人性的肌理,意出象外,值得玩味。作者写的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与事,但并不纠缠于具体的是与非,而重在对人情与人心的回护。


刘荣书近来比较关注红色历史题材的梳理。他的小说《纪念碑》(《中华文学选刊》2017年第9期)是这方面的一个收获。革命先烈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慷慨捐躯,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后人如何对待英雄们的精神遗产,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小说写了一对同父异母的乡村姐妹不同的选择。作者对她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却自始至终保持克制,不肯进行简单的臧否。这种忠实的写实态度恰恰积聚了充足的艺术能量,引发读者对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深入思考。


胡学文的《苦水淖》(《人民文学》2017年第7期),重新将笔触拉回到作者熟悉的塞外坝上,写了一个具有超常艺术天赋的草原女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女孩是美的化身。她的父亲执意让小马带她去北京寻找一份好的生活,却被一个披着艺术家外衣的骗子欺侮了。女孩的思想十分单纯,根本不理解也不理会世俗世界的规约,执意要生下自己的孩子。这让带她来北京的小马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如何劝说女孩,更不知道如何向女孩的父亲交待。或许应该为这个女孩感到庆幸,世俗的世界只能伤害某些盲从的人,而根本伤害不到她。焦红琳的小说《花姨和她的花村》(《安徽文学》2017年第5期)同样取材于坝上,主题则没有这般沉重。花姨是花村一位普通的农妇,她纯朴善良,与世无争,很容易让人想到民间传说中的地母。她安于花村生活,乐于粗茶淡饭,用最大的诚心 48 33632 48 16160 0 0 5921 0 0:00:05 0:00:02 0:00:03 5919和善意对待周围的人。她的存在对于今天人们的浮躁心理是一种有效疗伤。作者长年生活在城市,深受喧嚣繁杂之苦,自然生发出对花姨、花村简单却清新、诗性的生活的羡慕。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感受,催生了这样一篇充满诗意的小说。人的欲望永远没有止境,欲望化潮流是一条不归路。摆脱欲望化理念的裹挟,过一种理性、健康的生活是今天的人们应有的选择。小说中的花村或许有理想化的成分,但确实是一个有益的提醒。


现实的乡村确实并不像花村那样安详完美。单杰的《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1期),通过一个冀中老汉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乡村世界的某些荒唐面。善良的老鲁在县城开了个小面铺,日复一日,一块钱一碗打卤面,填充了四里八乡过路人的饥肠,维持着自家人的微薄生计。唐大秋的一匹劣马和一番谎言打乱了老鲁的生活,又牵扯出假币、劫匪、命案,让读者看到乡村世界的另一面。徐广慧的《一朵花的名字》(《阳光》2017年第12期),写了乡村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他们的艰难与孤单也引发人们对于现实的深层思考。



坚定的艺术探索和创新表达


艺术的创新表达是一些中国作家多年来坚持追求的理想目标。艺术创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个潜在的蓝本,那就是欧美的现代主义创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即使最具创新意识的作家也难逃贴牌生产者的命运。时光荏苒,最早一批先行者大都已知难而退另谋出路,而河北的一些作家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直坚持在黑暗中探索,并不时拿出他们新的实验性作品。间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作家率性加盟,进行勇气可嘉的文学冒险。2017年,他们又有新的成果奉献,值得关注。


刘建东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者,近两年似乎又进入创作的喷发期。他的小说《黑眼睛》刊于《当代》2017年第1期;《丹麦奶糖》刊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1期;《声音的集市》刊于《小说选刊》2017年第5期。他的小说一直尝试进行新的艺术探索,从中可以看出其叙述方式上的良苦用心。


张楚也是一位坚定的艺术探索者,他的叙述似乎走着与刘建东相反的路径。如果说刘建东善于从虚处着手由虚入实,那么,张楚则善于从实处切入由实入虚。2017年,张楚的小说《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收获》2017年第1期)和《听他说》(《小说选刊》2017年第7期),讲述的都是与河神有关的故事,多少会让人想起唐传奇的味道。但是,张楚的讲述与唐传奇又完全不一样。他用一种很现代的手法来处理河神在异度空间往复穿越的过程。《盛夏夜,或盛夏夜忆旧》里河神的设计有点像时间的对象物,相对独立于“我”的生活,只是为“我”回忆乡村历史提供某种帮助。《听他说》里河神的设计似乎更接近传统,他让河神化身为人参与到人间的生活之中。但是与传统的叙事套路不同,河神的参与又是有保留的,他的用意不在参与,更多是观看与体验。


张敦的小说《哭声》(《花城》2017年第4期)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是作者却把它讲得风生水起。鸡毛的潦倒,马可尼的乖张,通过作者多角度反复叙述,得到立体的呈现。而笼罩整部小说的哭声则具有超强的穿透力,让读者对乡村小人物尴尬的人生感同身受。孟昭旺的小说《寻羊记》《旅行》(《十月》2017年第4期)在《十月》新干线栏目重点推出。作者对故乡与童年的回忆始终萦绕心间,试图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演绎这种个体记忆。在小说人物身上,复活了他少年时有关恐惧、好奇、欢乐、忧伤的感受。左小词的《琥珀》(《青年作家》2017年第6期)叙述了一场特别的寻找。郑桐与王红英偶遇于一场矿难,在濒死状态下他们道出了各自心底的隐秘,幸运获救后感到十分羞赧、尴尬,一记耳光,不欢而散。多年后郑桐决意去寻找远在他乡的王红英,他寻找的是曾经的奇遇,还是重新面对自我的勇气?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是。郑桐最终也没有见到王红英,他内心似乎也并非一定要见到她。小说显示出作者较强的营造故事氛围、演绎人物复杂心理的能力。


女性书写愈趋繁盛


近年来,女性书写在河北小说创作中占有较大分量。梅驿的《守护》(《十月》2017年第4期),写了一位国企女工黄真。黄真美丽多情,可丈夫却离她远去。独居的她,十分在意自己的颜值。而黄金车间独特的环境可以让女性靓丽常驻光彩照人。为了守住黄金车间的职位,黄真精心谋划,可后来还是被迫出走。几年后,当一位原来的同事希望与她再续旧好,并承诺让她重回黄金车间时,她果断地予以拒绝。大概是命运的沉浮让她看淡了曾经的浮华春梦。如果说当初黄真要守护的是容颜的美丽,后来她要守护的则是人格的独立与内心的自在。


清寒的《一个人的战争》(《长城》2017年第2期),写的也与工厂有关。不过,这是一家私企。主人公方巧巧不是一般的女工,而是厂长的千金。她曾经备受父亲娇宠,从小过惯了一掷千金的奢华生活。丈夫的出轨让她鄙视,她毫不犹豫离婚,带着女儿回到娘家。起初的生活依然奢侈不减,可有一天父亲的企业突然破产,她的生活失去来源,一下子沉入捉襟见肘的谷底。丈夫与她争夺女儿的抚养权,她一败涂地。可见女性必须自立,才能享有自尊、自由,否则,只能沦为附庸,不管是依附于父亲还是丈夫,本质都一样。这是作为女性应该具备的认知。


夜子的《他年云归处》(收入小说集《白色深浅》,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写了一个叫王秀芳的女性。她在小说末尾才出场,却是整部小说的主角。她的名字让“我”的家人之间产生严重误会,父母与大哥为此十年不相往来。她与“我”的父亲因为在劳改农场相依为命而产生感情,虽然没有结果,两人却一直将这份感情埋藏在心底。这是一份凄美的感情,令人动容。唐慧琴的《城墙土》(《长城》2017年第4期)则写了一对精明的乡村女性。迪巧和王小花是闺蜜,也是对手。小说触及了当下乡村土地问题,较好地刻画了两位乡村女性的心理世界。孙逗的《门外》(《岁月》2017年第7期)写了一个叫杨渺的女性在城市漂泊的心路历程。小说通过杨渺与蚂蚁、小乞丐的故事写出了她的善良、多情。通过她与钟夏阳、退休的老主编的故事写出了她对爱情、自我的坚守。杨辉素的《戏斗》(《小说月报·原创版》2017年第3期)写了某剧团的两位女性杨英和黎萍。她们本是同门姐妹,可一个成了剧团团长,一个却沦为看门师傅。作者通过两位女性的命运变迁写出了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闵芝萍的小说《富贵衣》(《人民文学》2017年第8期)、《犹在耳》(《长城》2017年第2期)写的是年轻一代的梨园人物,在短小的篇幅里写活了人物,写出了情致,显示出90后河北作家创作的成长。评论家郭宝亮称她的小说有一种特别的老味道,“我怎么也不能将其与90后小女孩联系起来”。



总体而言,2017年的河北小说创作收获颇多、惊喜颇多。尤其是对现实题材的敏锐把握和书写,让直面现实的传统在河北作家身上持续闪光。比如,一些作家意识到中国老龄化问题,开始在创作中关注老年人的生活。何玉茹的《北风那个吹》(《当代》2017年第1期),写了一个老年人学唱京剧的故事,尽管写的就是芝麻小事,却折射出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追求。康志刚的《冬天和春天》(《光明日报》2017年5月26日),写了一对老年人想念孙子的故事,写出了老人们精神世界的孤独和生活中的尴尬及无奈。无疑,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挖掘的时代课题。应该有更多的作家、更深入地进行跟踪研究,演绎出新的文学故事。(司敬雪)


|编辑:焦策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