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成问题高官“对抗组织审查”——官员落马前最后的挣扎
2018年7月底开始，官场突起一股“自首潮”，备受关注。但从各级纪委监委的通报中纵观反腐历程，“对抗组织审查”的仍是多数。
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统计发现，2016年1月至2018年9月底，中纪委国家监委近三年通报处分问责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79人（不含已被调查但尚未公布处分结果的官员），被明确定性为“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多达51人。
“对抗组织审查”渐成反腐热词，但何为“对抗组织审查”、“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有哪些，官方通报中往往语焉不详。微杂志记者通过搜集分析具体案例，采访办案人员和反腐研究专家解密“对抗组织审查”。
七成高官落马前“对抗组织审查”
9月20日，山西官场悄悄传达了对一名叫马文革的副厅级官员的处分通报。
2015年，经过山西省委多轮的审查后，被认定为“没有问题”的马文革从山西省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岗位上调任吕梁市委常委、孝义市委书记。2018年5月，山西省纪委宣布其落马。
通报的开头，是一起吃喝事件。2017年12月，马文革安排孝义市一家企业宴请时任山西省水利厅厅长潘军峰一行，消费了高档的菜肴和50年的茅台，一顿饭吃了3.88万元。
2018年3月底，马文革得知其违规宴请问题被举报后，授意孝义市一名副市长安排企业隐瞒喝50年茅台之事，并按照公务接标准开具虚假收据，企图掩盖；2018年5月，马文革安排其妻将收受他人的财物转移至其岳父母家中，并交待若其被组织采取措施，可视情况分批上交。
马文革的上述行为，被山西省纪委监委定性为“对抗组织审查”。
2018年5月，时任孝义市市委书记马文革参加公安排查整治活动启动仪式。（网络图）
事实上，近三年多来，“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远不止马文革一人。
2018年9月20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刚满60岁的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和56岁的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除了都涉嫌巨额受贿，两人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抗组织审查”。
微杂志记者梳理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官方通报发现，2018年1月至9月，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及问责降级的副部级以上官员共12人，其中“对抗组织审查”有6人。除上述的张少春、王晓光外，还有陕西省政府原副省长冯新柱、山东省政府原副省长季缃绮、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刘君、辽宁省政府原副省长刘强等4人。
时间往前推，“对抗组织审查”的落马高官更多。2017年全年，共有38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中纪委宣布“双开”或降级，存在“对抗组织审查”的多达24人。2016年，则有29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双开”或者降级，“对抗组织审查”的多达21人。
有部分官员通报中未明确被定性为“对抗组织审查”，但存在干扰巡视的行为。
2018年2月13日，中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时指出，其曾干扰巡视。
中纪委案件审理室曾专门撰文解释，干扰巡视本质上也属对抗组织审查行为。
加上被通报存在干扰巡视行为的官员，“对抗组织审查”的落马副部级以上官员高达70%。
湖南省廉政智库首席专家王明高向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分析指出，趋利避害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被抓的贪腐官员都明白，交代得越多罪行越重，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对抗组织审查。
贪官：请人给妻子心理辅导
在2003版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只有“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提法，并无“对抗组织审查”一说。
2015年1月，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必须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
2015年10月18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57条首次明确规定：对抗组织审查，有下列五种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有其他对抗组织审查行为的。
自此，“对抗组织审查”逐渐成为反腐热词，而无数的官员用实际行动解释了这个热词的具体含义。
2017年4月19日，刚过完60岁生日的赣南医学院党委书记黄林邦落马。任职期间，他涉嫌接受巨额贿赂。
2016年2月中旬开始，得知江西省纪委在关注自己，黄林邦开始要求知道自己受贿情节的亲属等人处理账目，并开始着手处置某公司老板赠送的位于海南的一处房产。
2016年7月，黄林邦四处打听纪委的调查动向，以便提前“应对”。因其妻心理压力大极度焦虑，担心出现纰漏的黄林邦请人专门对妻子进行了心理辅导。同时，他还指挥妻妹和商人潘某拿钱找关系来帮助自己“过关”。
黄林邦纠集亲属、下属、不法商人串供，对抗组织审查。（网络图）
江西省纪委将黄定性为“对抗组织审查”的典型案例：“黄林邦在省委巡视和省纪委调查期间，暗地里纠集亲属、下属、不法商人反复串供，订立攻守同盟。”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原书记侯新华，接受云南省纪委谈话时，发誓赌咒、装疯卖傻，甚至指着省纪委的谈话人员破口大骂，坚称自己没有问题。另一方面，侯新华将电话卡毁坏、扔进了滇池，还将别墅里的监控存储硬盘取出来销毁，并安排其子购买了10部老款手机及10张电话卡，交由其子、司机等用于将烟酒四处转移。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向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介绍，这类被纪委监委双规或者留置前的“对抗组织审查”属事前对抗，主要是跑人躲起来、跑物藏匿赃款和串供等。
2017年6月，在云南省纪委将侯新华双规的前一个月，明知省纪委在调查自己，侯还带领楚雄州副厅级以上官员到省纪委警示教育基地接受廉政教育，并在现场做了廉政讲话。
吉林市法院院长张德友得知自己即将东窗事发，转移囤积在家里的茅台、砸坏单位配发的手机和家里的监控设备，并托人带至百里之外丢弃，还先后三次授意妻子带着 “生辰八字”找“大师”求神问卦、占卜吉凶，妄图“驱邪避难”。
2017年1月，以借贷、投资分红为名多次收受私企老板现金400多万元的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公安分局局长的陈兴，得知一名行贿过他的老板正配合三明市纪委调查相关案件，担心“借贷、投资”问题败露，找到该老板打探情况并要求其“只能说是借款，不能说是投资”。迫于陈兴施加的压力，该老板向纪委做了虚假陈述。
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的演技最好。为了让行贿的老板不露馅，她把老板们一个个叫去模拟纪委谈话，教老板们如何应付纪委调查。
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让老板们模拟纪委谈话，教他们应付纪委调查。（网络图）
办案人员：打铁还需自身硬
李永忠向微杂志记者介绍，“对抗组织审查”分三个阶段，除了上面说的事前对抗，还有被双规或留置后拒不交代、编造假话、威胁办案人员等事中对抗，被党纪政纪处分后继续违纪违法、隐匿尚未被发现的罪证等事后对抗。
无论哪种对抗，都是对办案人员的考验。
李永忠曾在省级纪委工作，他对事前对抗的应对经验是“打草惊蛇”：要查一个干部，故意放出风去，意图对抗的官员一旦转移赃款赃物就会暴露。
中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在2018年10月1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上披露，其在办理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案也曾遭遇对抗，她采取的办法是以柔克刚。
“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进行了聊天式的谈话，后来他就转变了态度。有一天他一大早来找我交代问题，我一看就问他：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刘丽英说。
刘丽英还遭遇过反扑式的对抗。“查办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时，他仗着自己曾是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公开叫嚣‘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我，我非得让他倾家荡产。’而程维高不但不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反而两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竭力为李真庇护，给调查工作带来了重大阻力。”
查办另一官员贪腐案件时，该官员的亲属还诬告刘丽英的儿子替该官员说情而受贿400万。
刘丽英的应对办法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其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
也有自身不硬的纪委官员倒在对抗审查的落马官员手下。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穆红玉在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披露：2014年到2015年，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武长顺和曾担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安监总局原局长杨栋梁贪腐案先后案发，时任天津市代理市委书记、市长的黄兴国主动多次请在天津查案的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袁卫华喝酒、吃饭、赠送名贵手表等贵重礼物，打探武杨和自己的案情信息，袁则一一奉告。目前“对抗组织审查”的黄兴国和泄露案情、巨额受贿的袁卫华都已被双开并移送司法机关。
一名处级纪委工作人员向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介绍，根据他十多年的办案经验，很多官员被抓前会与行贿的商人统一口径、达成攻守同盟。但他们之间是利益关系，商人都是求财重利的，不可能拼命保护受贿官员。只要施加一些压力，商人一般都会出卖受贿官员。商人一旦交代，拿着他的口供和搜集的取款凭证、行贿地点时间等信息，已经失去自由的官员99%都扛不住。
很多官员被抓前会与行贿的商人统一口径、达成攻守同盟。（网络图）
“毕竟他们是猎物，我们是猎人，这就是一个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让他们开口。”上述处级纪委工作人员说。
Vista看天下微杂志记者：褚朝新
责任编辑：聂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