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许大小：全世界艺术行政工作者联合起来！
许大小是一位在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也是一位策展人。他曾组织过一系列与艺术行政工作者有关的展览和活动，也参与了哥大东亚系研究生院的工会组织工作，这种劳工的集体化被他称为“准工会”。他对联合公告的工作很有兴趣，我们也对他很有兴趣，因此有了这场谈话，许大小除了谈了谈自己的相关经历和观点以外，也向我们介绍了美国的工会体系、研究生是否应该与学校有雇佣关系这一话题、新经济体系下的劳工组织状况、艺术管理/行政工作者的困境等等。
联合公告—Z / 许大小—X
权利意识与美国的工会体系
Z: 我之所以做这个采访是因为上次你提到需要让大家知道工会的重要性。
X：我在哥大的研究生博士生工会里，与大陆留学生、台湾留学生面对着组织工作上同样的问题，尤其是自身权益问题，比如right（权利）和benefit（福利）之间不对等的问题。很多人表态不支持工会的原因是目前的待遇仍然是良好的。即使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仍满足于这种状态。一些人宁愿使用自身所有的特权也不愿为合法权利抗争，反过来看，有些人认为任何的权利都是一种特权。
在中国语境中，一些外部语境里被认作是权利问题的事会被大家认为是特权问题，如退休金，或者工作场所伸张反性骚扰，有人会认为这是特权问题，他们会说：“那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啊。”权利问题总是被转换为特权问题。
Z：你对工会怎么理解？工会的工作如何帮助提升人们权利意识呢？
X : 工会最广泛的意义是集体行动。工会作为集体行动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美国有自己的历史和条件，较其他国家（除了共产主义国家外），美国特殊在按劳工法每个公司只允许有一个工会，是非常少见的。按正常情况，应该一家公司应该有不同的工会。它们相互竞争，看谁更激进，能争取更多的利益，号召更大的罢工。美国工会的行动只局限在合同、工作条件与薪水，从不涉及到政治，这与欧洲与加拿大不同。
Z：所以工会组织维权变成了靠工会里个人的道德约束，而不是有一个监督机制？
X：对，美国工会在政治意义上讲是局限的，只能在工作条件上争取利益。权益是一种社会性的结构，特权与权益的差别是是否普世，是否所有人可以享有这些权利？但目前情况会有变化，因为每年的预算都被削减，今年有很多中小学的教师罢工。州参议院妥协后，工会宣布罢工结束，而工会会员则继续罢工。处于工会决议之外罢工时，劳工已不受法律保护了。
Z :不受法律保护意味着什么？
X :原来劳工必须向工会缴费，这是工会的经济来源。现在很多州规定，会员可以自愿缴费，这是为了削弱工会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的法律保护就是体现抗争的报复（retaliation）上。罢工手段有多重策略：直接性罢工、减缓生产速率、上锁（Lockout）等。公司如果因为员工罢工而威胁、开除、削减劳工工资，劳工是可以起诉的，而这一部分法律保障现在也正被削弱。
MoMA 罢工，图片来源：artnet News
Z：能介绍一下MoMA罢工是怎么回事吗？
X : MoMA的工会与我在哥大的工会是同属于一个工会UAW（United Auto Workers），总部下设分部，我们所在的分部编号就是2110，所以你看到的新闻里叫“MoMA Local 2110”，这在纽约的文化教育领域工会，下面再分单元。工会会给成员争取一些基本的权利，在美国，除了薪水外，最重要的就是医保。
Z：似乎还提到了一项晋升机制（seniority step program），具体指什么？
X：对，他们比较担心的是MoMA作为国际大机构可能会将晋升机会开放给外边的人。
Z: UAW是最主流的一个工会系统吗？
X：它不是一个系统，也有几个同样很大的工会。它的工会会有分工会，你可以把他想象为争取合同服务的运作企业（像企业一样），它有一些特殊法律的规定。在美国基本上是这样的，每个工会是一个企业，每个企业有自己的分部。工会也有自己拿薪水的雇员，这些员工也可以是有工会的，这些在工会工作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工会。美国有分开的劳工法，有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然后有州立的劳动监督，它有分开的司法机构。你可以通过那里去注册，也可以去那里起诉。
博士生和Uber司机需要工会吗？
Z：目前在工会里遇到什么事情了吗？
X : 还没有。在哥大比较比较常见的是拖工资，半年或一年，除此之外，也有有人因无理由被开除读博。
Z : 那这时工会会怎么做？
X：如果学校不给职员保障就让人离开，目前的情况是没有可以起诉的点，所有的私立学校和研究生雇员之间是没有合同的，我一年拿几万美元学习、教学、做研究是没有合同的，只有一封信，只有口头上的约定，没有法律效应。工会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争取合同，这里的核心问题围绕师生关系如何定义，合同是否对研究生适用。因为学校认为研究是神圣的，不要用经济关系去理解师生关，这会影响到学术的进行。
实际情况是，比如哥大从政府那获得支持研究项目的基金收入，学校会从每份基金收入中抽取近三分之一作为行政费用。如果说有什么经济利益的话，你做科学研究或是医学研究的经费申请都是研究生博士生写的，不是教授写的（如果是人文学科，没有那么明显），哪天他们不想写了，任何研究者都是无法存活下去的。我们也愿意学术是神圣的非经济关系，但问题是这已经是经济关系了，哥大在操作层面上用经济利益在操作，却不允许我们这样理解。
Z: 那么在学校的工会工作是否有一部分是推进相关的立法，比如使研究生和学校成为受合同保护的雇佣关系？
X: 会有。我们虽然没有这种雇佣关系合同，但我们有防性侵等法律Title IX，这是一项反歧视的条例，经常用来起诉性骚扰和性别歧视。它很复杂，分很多项。比如在美国的大学体育校队里，按照Title IX规定，男队和女队的开销必须相同，如果他们想要增加男队的预算的话，女队就得同步。
我觉得在美国的私立大学里做研究生博士生的组织工作要思考的是在资本主义后期劳动不断变体时，有什么新的组织方式来保障我们的权益，因为相关的工作会变得更复杂。现在很多人都是自由职业或者是合同工，很少有一个人是正式员工有固定工作。工会这种形式比较适合工厂，如果生产、文化生产或者服务行业是处于后生产情境下的话，组织方式是否要跟着演进？
Z : 在美国，像Uber司机这种工种也没有工会。
X：在美国劳工基本分为两种，一种是正式雇员，一种是合同工。雇员与合同工有不同的责任，也有不同的权益，区别在雇主是否对雇员工作的过程进行控制。比如老板不能要求合同工如何去完成工作，但雇员就不一样了，可以要求你白天做还是晚上做，所以是过程上的一个区别。合同工不能加入公会，只有雇员才能加入公会。合同工好处是有工作的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拟定自己的工作方式，制定想要的材料或人，但无法加入公会；雇工相反，牺牲自己的自由，但有相应的保护。
Uber与很多类似的公司如Airbnb对待合同工的方式其实是以雇佣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他们不直接控制工人的工作过程，而是通过平台和算法来控制。如果评分低于4.2分的话，会影响订单，这一定会影响你的工作方式。法律上的合同工劳务关系就可以让公司不付医保等社会福利。共享经济这种通过软件去监督工作的科技隐藏了劳务关系上的控制。Uber和Amazon确实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时尚，但其赚钱的方式确实钻了法律上的漏洞，在灰色地带获取利益而不承担责任。
图片来源：UAW Local 2110
Z : UAW会不会考虑到工作形态的迭代而需要扩大工作的范围？
X：研究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不是合同工，但他们是一种新的劳动角色。50年前，读研究生、读博士不是工作，但现在大学产出的很多成果是通过我们去实行的，比如教语言课，申请项目资金等。在美国大学企业化的过程中，研究生就成为了前线的劳工。
工会能做的有限，Trump上台后，目前政治环境对工会更是不利。工会当然会为了争取实际的利益，但真正的政治是在此之外的。我觉得真正的政治是除了建立权利意识外，需要建立集体行动的意识。在美国，如“Black Lives Matter”（“黑人命也是命”运动）的这种方式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动员的根据不是某个机构或者某种身份，而是一种共同经验。
Z：Metoo也类似，动员一种受害者的经验。我们绝大部分人，不分性别，或多或少都在性别平等的领域成为过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
X：因为运动限于一个机构或一种身份，所以也难控制。
Z: 它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
X: 当然了。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值得去参与的行动，它和权威之间是尚未妥协的。
全世界艺术行政工作者联合起来！
Z：能否描述一下你为什么想到要做那个关于艺术行政人员的组织？
X：我毕业后搬到了纽约，很幸运，一去就拿了一个策展相关的工作。但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艺术家朋友，毕业后首先拿不到展览的机会，之后找工作也与艺术界无关，比较多的都是在服务行业如酒吧、咖啡厅、餐厅工作，有些做图片编辑，或者翻译。为什么那么多好的艺术家没有机会？我们的艺术教育是很自由的，唯一不自由的一点是它强迫你个体化，你做任何媒介、形式、主题的绘画都可以，但得是个体化，所以我当时对个体主义方法论产生疑问。因为我想，我们在艺术界所享有的自由恰恰也是我们无能，就是说为了能够有这些创作自由，其实牺牲了真正有影响的行动。有时候我觉得艺术界就是一个什么都行的地方，什么都行所以什么都不沾边。
Z：但是很多人觉得艺术恰恰就应该是这样，艺术应该是无用的，应该独立于一切。
X：我觉得这样也很好，但要确保艺术的独立与纯洁是要讲策略的，不是因为你个人的意图和行为很纯洁，它就能这样，因为里面有结构性的原因会导致艺术不是独立的。目前的艺术不是独立的，它依附于金融资本，除此之外还是直接参与新财富形成合法性的过程——文化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当隐士吗？当隐士有帮助吗？有些人会认为当隐士可以代表一些其他可能性，我没有那么乐观，我觉得这样做就很没用，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想法。资本是集体化的，工人或者艺术家作为工人是个体化的，力量是极度不匹配的，是不平等的斗争。
Z : 那为什么你做了一个关于艺术行政工作者（art administrators，或称艺术管理人员）的组织而不是所有艺术工作者或者说针对策展人的组织?
X：我觉得艺术家身份话语的构造是很特殊的，因为ta在社会上是个体或主体的象征，他们是会创造的，能表现自我的，艺术家成了个体化的典范。策展在以前是行政工作，近几年也偏向了艺术家似的工作，有的明星策展人声明我不只是把东西放在一个房间，而是会创造出一个批判性的语境，这其实是艺术家的修辞，出现了作为艺术家的策展人。我们为什么没有展开艺术管理或者艺术行政人员作为创作者的话语，为什么展开这种话语如此难以想象？你觉得难以想象吗？
Z：难以想象。
X：无可比拟的、作为艺术家的艺术行政为什么不能被想象？就是因为这样的行政工作是可以复制的，也是需要团队协作的。它和自我是没有关系的，是很普遍的。在艺术界会划出一条线，什么是创造性的劳动，什么不是。十来年二十年前，策展人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了。但是在没有非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在实际情况中我们也发现这种二元分割也往往一种性别断裂（gender divison），如艺术家的典范是男性的…
Z : 也是年龄上的断裂。
X : 这是更严重的事情，美术馆经常雇佣实习生无偿劳动。如果我们以年轻女性实习生当我们审视和分析的中心，而不是那些明星艺术家，我们会如何看待整体的艺术生态呢？我们可能不会那么乐观。因为艺术行政工作往往被当做一个阶段性、过渡性的东西，比如有的人已经实习了7次！
Z：我可不想实习7次再真正开始所谓的职业生涯。
X：上海也有人实习7次，有的人实习了几次就改行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一种阶梯形式的职业发展，做完第一个阶段，再做第二个，这是一种常态。
Z：我们常常讨论年轻女性在这样岗位上的快速轮替，她们很快地出现，很快地消失，抱着对艺术的爱与投入进来，带着失望离开，或者说，她们觉得在其他地方更能体现她们的自我价值，艺术实际上没有能够体现她们价值的空间。
X：为什么艺术界有那么大的黑洞？
图片来源：
http://cueartfoundation.org/the-visible-hand/
Z : 所以你当时是做了什么去使大家关注到这件事、使它更有可见度？
X: 外界关注我觉得不重要。我们要的是权益，可见度有时是和利益相关的。在艺术界，可见度有时也会被利用，或者说，可见会给他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就是它虽然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是巩固了一些之前不太有利的关系。所以互助很重要。我觉得艺术策展人、艺术创造者或者教授关注我们不是重要的，更加重要的是建立起一个社群，一种互助的关系，在社群之内有一种互相的可见度。
我一开始用展览的方式进行组织，因为没人会给你钱去组织艺术从业者的工会，我就借用展览做了一些公共项目。现在还在做的项目是，每隔三至四个月发起一个研讨会，每次长达三至四个小时，每次会议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个题目，一半是集体心理治疗（group therapy），一半是技能交谈（skill share)。我们不太会注重治疗的这方面。我们一开始很想指向治疗这方面，但我发现需求不在这里。我当时很想讨论如概念艺术（conceptual art）、制度批判（institutional critique）和艺术行政的关系。很多艺术家也意识到了，像Mierle Laderman Ukeles的《维护艺术宣言》（Maintenance Art Manifesto），她说她不想创造，她只想保持现状。她这也带着70年代（69年）的女权主义者是对厌女现象进行反抗的表现，这很重要。
还有一件事情对讨论纽约的艺术行政工作现状很重要。在纽约的很多艺术管理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是想做艺术管理的，他们是偶然或临时做了这份工作，做久了反倒成了他们职业生涯了，很多人都是艺术家出身的。这导致有趣的现象的是，绝大多数的艺术行政人员不会认同自己是行政人员，如果你不认为是行政人员，那么不会有一个相关的社群，因为这不是你的身份，而是一份临时的工作，一份杂活。
由许大小策划的“the visible hand”展览研讨会
图片来源：研讨会纪录片截图
基于经验的认同与有选择的共谋
Z : 你觉得让大家认同是重要吗？
X : 我认为你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话，你必须有认同。但认同不应该是根据身份，而是经验，这里有很微妙的区别，经验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是依赖情境的，非本质的东西。当然经验也会与一些与身份有关的东西相联系，如性别。被性侵不只是女性才有的经验，种族歧视不只是非白人才有的经验。
因为很多行政工作者是并不是科班出身，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需要经常提供经验互相帮助，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技能分享（skill share）。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认同，所以就没有社群；因为他们没有社群，所以就没有发泄的方式、相互支持的方式，以及对共同经验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做类似群体治疗的活动。
Z : 中国也是一样。我之前采访过一位画廊工作者提到，虽然所在的画廊算是最大最专业的几家之一，但是在里面实际上像家庭作坊，没有工作标准。无论是美术馆还是画廊，都没有入职培训，依靠前人摸索出的经验，你学到了就学到了，学不到或者你的前任先走了那你就得自己摸索。
X：所以会浪费很多很多时间。我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集体意识，那么可能能起到结构性的较大改变。作为一个行政人员，很多人认为行政工作是非创造性的，这是尚未自动化的工作，目前还没有机器能代替人，所以凑合着用女性来做。
Z: 但是艺术行政工作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比如做一个展览，艺术行政工作者有非常多的情感劳动要做，你要催艺术家，你要催策展人，这些都是自我非常膨胀的人，也很玻璃心，你要安抚他们，你还要承受老板的压力。实际上她们是承受压力最大的人。我觉得我自己当不了一位行政人员，太难了。
X : 所以我们想反对的就是一个被认为是自动化的劳工，她们也是有情绪的人，她们也可以有创造力。但我至少想避免的是“其实行政人员也可以是艺术家”的说法。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Z :话语游戏。
X: 对。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有其他人也包括进来的，如接待和售票人员、安保人员、布展员（Art Handler）等。其实白领和蓝领的关系也很重要。纽约有一份杂志叫ArtHandler，很有意思，专门是为布展工作者提供的发言平台，虽不是工会，但确实是组织工作。我觉得这样的准工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一种劳工的集体化。
Z : 你上次对联合公告的建议是让我们去研究一下中国的工会系统，你对我们还有什么建议吗？
X : 我觉得你们如果可以注册那就很好。
Z : 应该是几乎不可能。
X : 我觉得可以通过表演来把“不可能”的矛盾暴露出来：如果想注册工会，为什么不可能，对方给的解释是什么，这种解释是否让人信服，你们可以通过表演把话语消解掉，把那种没有根据的东西暴露出来。虽然大家都知道，但你得把它弄得明显，让很多隐藏的张力暴露在公共空间里。我们常说社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压迫总是隐藏着的，系统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机制是为了隐藏或协调压迫而自动出现的。我们总觉得和问题相隔甚远，或者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应该让人必须面对它，让人承认自己也是其中的共谋。比如种族歧视，大家可能觉得我知道种族歧视存在，但是我自己没碰到，靠我一个人也做不了什么，所以就和我没关系。所以有时候要逼人去做出选择，让人们意识自己在参与这个体系是做出的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选择。选择参与压迫和剥削的人，他们要对自己要付出的代价很清楚。不能让他们太舒服（笑），有些人过得很舒服，所以要让他们难受一些，但这种难受也不是我们强加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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