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法院的判决，赤裸裸地侮辱了我们

来源：大雪热饮

文/颜雪明

山东青年于欢刺伤辱母歹徒致死，竟被判无期徒刑，令人气愤之极。我第一时间冒出来的想法就是，这些办案的警察、检察官、法官，难道你们都不是人养的？

情绪化不好，但面对这样的判决，没有办法不情绪化。待情绪稍稍平复，我们再从法律角度冷静分析。

有些人说于欢造成一死四伤，超出了正当防卫的限度，应负刑责，只是判得重了一些。这种观点貌似公允持中，其实与本案法官没有本质的区别。

什么叫防卫的必要限度？歹徒没有拿刀，你就不能拿刀？歹徒拿出了他的生殖器，你拿什么？一个青年，长期被一群流氓纠缠、侮辱、殴打，他都忍了，当歹徒当着他的面侮辱他的母亲时，如果他再无动于衷，那还是一个男人、一个儿子吗？特别是当警察到场却不阻止犯罪，而要开溜时，他还能有什么选择？他这时拿起刀来自卫，是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是维护天下母亲的尊严，是替天行道。每一个天良未泯的人，在同样的处境下，都会这样做。

那些批评于欢防卫强度过大的人，为什么不看看侵害的强度？11个流氓对付一对母子，用尽最下流的侮辱手段，这与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当着父亲的面强奸女儿，有什么区别？对这样的施暴者，予以再重的反击，都不过分。

法律上所说的合理的防卫强度，绝不是指侵害者没有动刀，你就不能动刀，如果这样，肌肉发达、练过点拳脚的流氓就无敌于天下了。合理的防卫强度，必须结合侵害的性质、急迫性、防卫者当时可能采取的措施、措施的有效性等种种因素来衡量。2010年湖北的邓玉娇案，她在面临强奸威胁的情况下，慌乱之中剌死了施暴者，后来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这是我国对正当防卫制度的一次最好诠释。

刑法理论上强调防卫强度，主要是为了防止行为人以防卫为名而行侵害之实。但从此案来看，于欢母子绝无任何挑逗，一直处于忍受、避让的状态，最后之所以发展到一死四伤的严重后果，完全是歹徒一手造成、咎由自取。

于欢在精神濒临崩溃、寡不敌众、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把防卫强度控制在既保护自身安全，又不伤害对方身体的所谓“合理范围”内，这种本事，除了在武侠小说、电视剧里，还有谁见到过？

警察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有全副武装，然而面对一个拿木棍的访民，竟然开枪直接击毙（2015年5月黑龙江省庆安县火车站，农民徐纯合被警察开枪打死），这时候怎么不说他的防卫强度远远超过必要限度？专业执法人员可以合法滥用暴力，而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这还讲不讲一点道理？

正当防卫制度的法理基础，是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的生命、健康、财产不受侵害的神圣权利。在遭受不法侵害、得不到公权力保护时，实施自卫与自助，完全是天然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而故意侵害他人人身或者财产的违法者，其行为既为法律所禁止，其实施违法活动时的人身安全，当然也就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侵犯他人，本身就是风险性极高的行为，他既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也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有什么理由，在侵害他人的时候，还要让被侵害人保证他的安全？他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重大代价以至丧生，正是自食其果。

正确的处理于欢案件，我认为除了已死的流氓不再追究刑责之外，其它10名犯罪分子，都应当根据其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分别追究伤害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对其幕后的指使者，应当追究其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对到场而不制止犯罪行为的警察，应当追究其玩忽职守罪。

从重庆、天津、福州等地曾经发生的警匪勾结情况看，黑社会组织的后台往往就是政法机关负责人甚至最高首长。本案中我们有理由怀疑，没有政法老板罩着，给黑社会混混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嚣张到这种程度。这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案子判成这样。

雷洋案给我们造成的伤痛尚未平复，于欢案又重重地刺激了我们。我在看这个案子时，感受很像于欢：他是被迫观看母亲被辱，我们是被迫观看法治被污辱、人性的尊严被践踏。黑社会的生殖器侮辱了我们每一个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欢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豁出去了，我们难道不应当为了法治的尊严、人性的尊严拍案而起、挺身而出？

如果此案不能得到根本的纠正，它将淹灭人们对中国法治的最后一点幻想，将夺去人们对中国司法机关的最后一丝尊敬。民众今后只能寄希望于邓玉娇、贾敬龙、明经国式的自力救济，只会盼望更多的胡文海、杨佳、夏俊峰。

供职于公检法的朋友，如果在这个案件中你还是用屁股决定脑袋，请你今后不要再抱怨警察殉职、法官被害，民众无动于衷甚至冷嘲热讽，答案就在这个案件当中。当你们与黑社会合谋，彻底地侮辱了一个母亲、一个血性男儿，彻底地侮辱了我们做为人的尊严的时候，我们只能期盼上天对你们的报应，来得更猛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