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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回坊有一间冯福宽图书室,它的幕后竟有这么多动人掌故

宗融艺文馆 宗融艺文馆 20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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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

编者按

最近木斧先生的归真,促使人们隐隐感到回族文学的民国记忆、经典时代已渐近翻页的边缘。一些业已离我们而去的前辈民族作家,愈发使我们怀念和追想。这篇文章是作者以深挚感人的笔触,追忆回族已故著名作家冯福宽先生的文字。本文在纸刊公开发表后,又扩写了关于西安北广济街清真寺创建“冯福宽图书室”的幕后经过,是为首次披露。




冯福宽简介


冯福宽(1939—2018),经名穆罕默德·阿里,回族,河北大厂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回民学院和西北大学中文系,系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者。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穆斯林之歌》《黄土魂》《绿色的黄土高原》《山花赋》《回回,我的回回》,诗剧《兰花花》,散文集《回坊风情录》《艰难的脚步》,广播剧集《消逝在声音里的青春》《苍莽的高原》,长篇小说《大迁徙》,文化专著《陕西回族史》《走进我们回族》《丝绸之路上的回声》等。广播剧《风雪昆仑山》《延安之声》《大地长龙》连续三届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其作品被中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并入选多种中学和阿拉伯语课本。参与作词的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广为传唱。被评为陕西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先进统战工作者”“优秀文学编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那只握了一辈子笔的大手

泪别冯福宽先生


石彦伟


2018年1月30日,腊月寒冬。北京最冷的一天。

牛街刚刚举行了“回族文学朗诵会”,忙完迎来送往,我打上一辆出租车,准备去日坛接待南京来的客人。微信震动几声,摸出一看,竟是西安朋友转来的讣告。手指无力地抖动着,只好语音回复过去,才发现声带已经嘶哑得不像是自己的声音了。“刚刚还在朗诵冯福宽先生的诗啊……”没有说完便撂下电话,什么也不想再说了。

泪眼无数次在寒风中风干,再风干。和客人会面就餐,无法佯装欢笑,却又无心倾诉悲痛。我半遮半掩的孤独无处安放。


1


第一次见到冯福宽先生,是在2010年秋,回坊小巷的一家茶馆。此后每到西安都要去拜访他,粗略算来约有六七次。只有一次是我登门到广电大院家中看他,其余几次电话打过去,他都高兴得像是分到了糖果的孩子,不由分说地告诉我:“你在哪,我去找你!”


2010年作者第一次拜访冯福宽先生,左为回族作家李健彪先生


一次,我和中国作协的青年同事们去延安社会实践,只在西安逗留一日,时候已晚了,福宽先生还是执意要找来。偌大的回坊难寻一角安静,只好约在鼓楼旁的肯德基大厅里。犹记得光线并不明亮,我们靠门搭了一点长凳边,就那么局促地收腿坐着,说着一些古城可能早已忘却的往事:“我是来到陕西才知道我的先祖就是冯胜将军,才知道他主持修复了西安城……”还有一次,开一个文学的会,我问福宽先生来么,他说他很累,来不了。我说我很想念您,想去见见您。他疲惫而延迟的话音就像忽然变了一个人,又是那句“你在哪,我去找你!”便真的找到宾馆来了。他的决不给人添麻烦的性格,“武断”到了可以不考虑对方的歉疚。

只是还有一次,不得不是我去找他了,因为他住院了。那天我正在西安一个讲座的场合讲着回族文学,总觉得口中滔滔所讲的一切,是那般不实在。因为就在讲座前,听朋友说,医院没有回民伙食,老人就想吃碗酿皮子,吃不上。匆匆赶到省人民医院,刚做完肠炎手术的福宽先生躺在雪白病榻上虚弱得难以讲话,第一次像极了一个古稀老人。我坐在床边,就那么拉着他粗拉得满是茧子的大手,也不想说什么,就想那么静静地拉一会儿,坐一会儿。

我舍不得走,终于表达了想和先生约一本诗集的愿望。当时手头恰在负责“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的编选工作,想到冯福宽先生有那么多回族题材的好诗,已出的集子时间都早了,很难找了,若能精编一册新的选本,那是读者之幸。

冯福宽部分诗作


福宽先生应允了,却为身在病榻无力整理感到为难,说如果有一位助手就好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既要热忱,也得无私,愿意牺牲自己大把的时间,把老诗人失散多年的作品一字一字地敲出来,再按要求一首首地排好、校好。关键是,他得能认识到诗人对于一个民族的珍贵,他最好能感受到付出的愉悦,万不要流露出丝毫的埋怨,让敏感自尊的老先生感到难安。


在当地好友帮助下,人选终于找到了。并不是我平素惯于接触的文人,而是一位年过花甲、工人出身的老大哥——白启新。他背负嘱托,昼夜星驰几番奔走,没再说过什么话,待与我联系时,只把一部不需再作改动的书稿重重地交了出来。他和我说,福宽先生为了他工作方便,在病榻上把每一首诗所在的书目、报刊和页码,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几粘几贴的目录也一目了然。

冯福宽先生晚年志愿者助理白启新


到了给诗集取名字的时刻,我与福宽先生商榷,能否就叫《回回,我的回回》,取自先生流传甚广的一首诗。“这能成吗?”先生有些没底。“没有什么比这再好的书名了,文学史上也不会再有这样的书名。”


转眼到了今年元月牛街这次朗诵会,由于大抵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朗诵的方式集中展示回族文学作品,我在策划时专门精选了几位老作家的经典作品,所选的冯福宽先生这一首,正是名作《啊!回回,我的回回啊!》:


啊,回回!

我的回回啊!

把苦咽到心里的回回啊!

就是大山倒下来也压不倒的回回啊!

……


还在东北读中学时,我就在网上读过这首诗。那时不禁惊叹,单看诗名,就会知道那爱有多么深沉。谁料,我们在这边朗诵着这诗句,几乎就是同一时刻,诗人就走了。突兀,怆然。他在辞别的刹那,听到这么多读者的念想了吗!听到一个晚生于他半世纪的孩子对他的呼唤和挽留了吗!

2018年1月30日,北京回族朗诵家杨斌在“迎接新时代的春天”回族文学朗诵会上朗诵《啊!回回,我的回回啊!》


2


就在先生走后一个礼拜,李佩伦先生打来电话,如癔症一般反复重复着一句话:“我走不出去!我走不出去!”我慌了神,追问道:“您怎么了,怎么走不出去了?”才说是福宽弟走了,最好的伙伴没有了,再也没有人给他打那么长的电话,纵谈族教文化了。“言犹在耳已两世,敬诵古兰忍泪迸。千里相隔唯念念,诗成难慰方寸心。”读着佩伦先生的悼诗,心底一派苍凉。

冯福宽先生挚友李佩伦教授


和佩伦先生的感受一样,与我通话最多的老作家居然也是福宽先生。谈起回族文学存在的问题,又读到了哪些新作品,我们总有拉不完的话,常常是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去年在南京读书时,至少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每个月都能接到福宽先生打来的电话。有时也并没有什么要紧的话,只消听听彼此的声音,就仿佛很满足了。想想看,这样一位忧思天下的老人深居简出,唯有手举电话,与几位异地老少知己诉衷肠,此等晚境该是何其孤寂!

冯福宽先生与宁夏回族作家拜学英先生

拜学英赴西安开会之际专程看望冯福宽先生墓


鼓起勇气,重听了一遍那最后一次模糊的通话录音。我们谈到他在陕西省广播电台所做的节目,谈到编辑为人作嫁衣的奉献,谈到他作为《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创作团队最后一位健在者的零星追忆,直到我突发奇想,建议他出版一部多卷本文集,为自己的创作生涯作一次总结,并提示说:“别的都放一放,这是最重要的事”。福宽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甚至就在电话中商讨了分卷与编目。放下电话,静思良久。我知道这项工程对于一位迟暮老人来说有多么艰难,精力透支的我也很难为此出太多力,而更深的痛苦在于,更多人或许根本听不懂我们在想什么,谈什么。

2017年1月作者第二次为冯福宽先生录制口述史


我和回族作家的交往,常常伴随约稿。只有冯福宽先生,他从没有谈过稿子的事,他只是觉得有这么一个热心为回族文学做些事情的年轻人,他就觉得喜欢。2013年,不知从哪里知道我有喜事,他从西安居然给我邮来一张汇款单,上面是五百元钱,并在附言里留了一句热热的话:“小石,咱们口唤了。”意思就是举意了,不能不收。他是把我当自家孩子一样去爱护了。

其实冯福宽先生的身体早已病患累累,可除却在医院,他从不给人一点身体不好的印象,每次问都说很好。他只是忧虑别人的身体,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要长跑,不要短跑。”此刻我敲出这句话来,泪水已涌了出来。福宽先生,咱们口唤了,我答应了您要长跑了,可是您怎么不陪我一起跑了呢?那么多的知心话,咱们还没有拉完啊!说好了的文集,您却撇下不管了……

西安亲友送别冯福宽先生


这些年来,我总共为冯福宽先生拍摄了三次口述史访谈。可惜,第一次的录像在途中辗转时不慎丢失;第二次是在一次文学活动期间,挤出促狭的间歇在宾馆采访,亦不理想;第三次,则到了2017年春节,我先在昆明采访了马瑞麟先生,又在成都采访了木斧先生,最后一站到达西安,在一家餐厅的包间里为冯福宽先生拍摄了口述史,祈望这一次可以全面一些。然而包间的录音效果也是较差的,隔壁总有喧哗声传来。

自尊的这一老一少,实在是无地可去!

2017年2月4日作者为冯福宽先生第三次录制口述史


那最后一次的见面,记得福宽先生头戴一顶被汗渍浸黄了边沿来不及洗净的白帽,趿拉着一双旧得卷边儿的旅游鞋,老早跑到广电小区门口迎我,又打上车带我找饭店。老人说话有点孩子气,反应不是太灵敏,店名、地名半天说不上来。那司机愈是逼问,老人愈是答不上,便只好一圈圈地绕下去,司机一脸的不高兴。临下车才知,他也是个回民,外省的。我犯不上告诉他,车上拉的这位白发老者,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


为了筹备一座传承民族文艺的图书馆,我变卖了北京的房产,租下一方小院,自费收集回族作家的作品、手稿、影像等档案。当然要请冯福宽先生题词,还专程背上工具,准备为他制作一副烫金手模。先前刚在成都为木斧先生做过,由于经验不足,没等干透便赶路了,结果到西安一看,泥粉沾到了塑料袋,弄花了。我手一软,一拿茶杯就脱手了,茶水洒了半床。仰面坐在阴冷的床上,真想大哭一场。

旅途中被损坏的木斧先生手模。如今木斧先生也已归真


那时唯一的指望就是,非把眼下冯福宽先生的手模做好不可!那次我揉面格外用力,涂抹金粉也格外细致。可能这加剧了老人的紧张。福宽先生按下手掌的一刹那,胆怯得像个孩子,生怕给我弄坏,我安慰他用劲,再用劲。他终于下了一个决心似的,憋足一口长气,从胸膛里鼓出一声低沉有力的沉吟,像是发了功一般,深深刻刻地按下去。真是一只握了一辈子笔的大手!指纹、老茧、粗粗的指肚,连翘起的指甲都印得清晰如刻。


夜色中,我送先生回家,那个蹒跚的背影就那么渐渐消隐,头顶一抹洁白慢慢浸入古城的高厦霓虹。然后我穿越回坊五彩缤纷的小吃和声嘶力竭的叫卖,潜入深巷那家小旅馆,整个长夜怅惘反侧。

城市的黑夜与霓虹包裹着一顶渐渐远去的小白帽


我久久回味着福宽先生的话,他问我全国的回族作家能有多少位,我不知他在问什么,随意答说,两百位总该有吧。他说每人拿出两千块钱总可以吧,一个民族的事业怎么可以让一个年轻人承担!我劝慰道,老先生啊,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馆真的只能靠清贫的作家们来写乜帖,那才真叫一个民族的耻辱呢。

事情并没有完。不久我回到北京,收到了一封福宽先生的信。他竟写道:“你走这几天,我一直没有睡好”,原来总在为我卖房办馆一事折磨着。“我现在写出来,不是让所有的人都这么办,也不是说不这么办就有点欠缺,我只是希望人们,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如此而已。”我举着那封信,愣了许久。

冯福宽先生应邀为宗融艺文馆题词


先生归真不久,仍是在那寒冷的腊月中,我去银川参加新月文学奖的颁奖典礼。筹备的几位同仁有了表达缅怀的念想,决定在会上由我和主持人朗诵一首冯福宽先生的诗。是啊,对一位诗人而言,最高贵的纪念莫过于朗诵他的诗吧。我的脑际又鸣响起自少年时代就复沓不已的咏叹:


把苦咽到心里的回回啊!

就是大山倒下来也压不倒的回回啊!

……


我节制地朗诵着,却没注意到,座中早就连成了一片泪水的长河。人们在感叹,有人竟曾写过如此牵动肺腑的诗句。他是谁?他是叫做冯福宽么?这么多年来,我们怎么忘却了他?

我忍住没哭,心中长满了坚硬,好像先生写出的句子分明就不是叫人流泪的。可是转瞬间,等我平复着心情回到了座位上,凉冰冰的泪水却冲决而出,再也没有挡住。

2018年2月3日在银川朗诵《啊!回回,我的回回啊!》


3


失去先生的日子里,能为他做些什么?曾经关于出版文集的妄想愈显无助;以回民的方式么?也无外到了西安,借个捐书的场合,把心里的乜帖举给先生。这些都实在“难慰方寸心”。我最夜不能寐的,是先生满书房的书。

冯福宽走后的书房


记得前几年去日本北海道大学参访,图书馆里为一位功勋级教授做了纪念室,那桌椅犹在,眼镜还安静地躺在翻开的书页上,仿佛那老人家还在这里伏案治学。后来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也看到相似创意,远去的民国先生们每人设一间展室,藏书、遗物完好保存,散发着古老而迷人的气息。徜徉其中,分明就是一条文脉的长河。

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馆为已故教授所设纪念室

南京大学图书馆为已故教授所设纪念室


然而我们的先生呢?大诗人沙蕾先生身后,所有藏书与画作被付之一炬。更多先生呢,那些很可能压抑了多年,认为正是文学把父亲变成了不顾家的怪人的儿女们,早就为那罪恶的书房找好了废品收购站。

浩大的世界,何处能为冯福宽先生的遗藏,找一个体面的角落?

本馆所藏冯福宽部分著作


其实,所谓的卖房办馆,念想就在于此。因为我心知肚明,经典时代的最后一页即将就在这几年内永远合上,抢救刻不容缓,否则就要变成历史的罪人。可是站在已经租好的八里庄书馆里,闻着那无论怎么开窗户、打空调都挥之不散的北京胡同特有的湿气,望着书架后背不知什么时候爬满的铅黑色霉斑,如置寒水。

宗融艺文馆搬迁前墙体受潮景况


那时书馆还没有搬到大厂,那里是冯福宽先生的故乡。我想让先生的遗物千里回乡,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当时与大厂毫无接洽,无从联络。

那么就留在西安?一片京东大地的叶子随风飘落的古城。遥望那从清晨到午夜吆喝震天、寸土寸金的回坊,那个曾被先生写进书里,整个后半生爱恨交织的地方,它能够在喧哗中接纳一个遥远而微弱的心情么?


白启新老哥,又是他安慰着我。又是他,代我走进了冯福宽先生业已空寂无声的书房。他戴着工人师傅的白手套,穿着简陋单薄的衣衫,一次次,整理藏书,拂去那白帽、眼镜上的尘埃;一次次,与通情达理的家属商议、协调。他曾在先生病床边完成了分文没有的打字任务,如今又在先生不知道的地方,做着先生仿佛知道的事情。

“白大哥,能找到接收的地方么?”

“应该差不多。别着急。”

“对,这事急不得。”

我反去劝他。

“白大哥,要不就别为难了,我这就雇上一辆卡车,把书都拉回北京来算了!”

没过几天,我的焦灼再也掩饰不住,竟抛了一句自己都觉得过分的狠话。

白启新与作者商议冯福宽遗存保护事宜


然而振奋的消息正在传来!事实上,当白启新大哥将此想法与回坊北广济街清真寺的贾光信主任一说,贾主任当即拍板,就在寺内楼上,专门腾出一间屋子,为冯福宽先生做一间纪念图书室!一切都没有我估计得那样难,只是自尊惯了的我把外面的世界臆想得过于寒冷罢了。

一人举之,而众人成之。渐渐有温暖的照片从那素有兴文重学之风的古寺传来,书籍文物搬来了,玻璃展柜布好了,展板文字拟好了,最后是安守信先生手书的烫金室匾挂起来了……一时间,五味杂陈。我只对贾主任说,为逝者做事,最体现人的道义与情感。

知情重义的贾光信先生


又一年过去了。又是一个长寒的隆冬。

是冯福宽先生的周年。

图书室要赶在这日子揭牌,并为先生举办一次纪念座谈会,嘱我也去。为了不迟到,我就住在回坊边上,早早洗好,便往北广济街赶着。那个清晨,古城白雪飘飘,是冬天快要过去才见到的第一场雪。它清清白白,覆盖着时光的尘埃,陪伴着赶路人的一角清泪。多么热闹熟悉的回坊,再无那顶旧得有些泛黄的白帽,却终究不再荒芜。


冯福宽图书室落成揭牌,它在静静等待知义的读者走进西安回坊的北广济街,与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对视、冥想……



END


注:本文原载《中国穆斯林》2018年第2期,2020年3月20日扩写、改定,媒体转载需经本馆授权


作 者

简 介

 

石彦伟1985年生于哈尔滨,现居北京。在读文学博士,宗融艺文馆筹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心散文奖获得者。出版散文集《雕花的门》《泰斯比哈》、评论集《地方性知识与边缘经验》。策划电影《清水里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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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 本馆特藏     本期编辑 | 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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