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何罪之有？
关于“闭关锁国”的话题近日有点火。看了一些文章，忍不住说几句。
很多年前，一位朋友要出一套丛书，邀请我就“闭关锁国”的话题专门写一本。我当时拒绝了。原因一是他给的立意——明清时期的中国没有闭关锁国。我觉得这个立意没多大意思，罗列一些数据说明一个事实，仅此而已。二是我当时没时间。三是，我认为这个话题的图书出版，市场前景预计并不太好。所以，这篇文章也不想写太长，把我的主要观点说明白即可。
有没有闭关锁国的事实，在我看来是一个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没有闭关锁国的权利？好比一个人如果不喜欢某人，是否有权力不与此人交往？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至于不喜欢某人的理由，也可以有很多。比方说，那人长得太漂亮，貌如潘安，还经常利用这一点到处招摇，一上街便引得疯狂的女士们“掷果盈车”。不想与这种人交往，谁也奈何不了。对于一个国家也同样。如果某个国家的对外行径令人反感，一个主权国家针对性的闭关锁国，毫无疑问是它的权利。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认为很多国家针对本国的外交行为都难以接受，大范围的闭关锁国，也无可厚非。如果一个主权国家认为自己受到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闭关锁国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当敌人海军入侵，本国海防拒敌于国门之外；当敌人陆军长驱直入，本国防守关闭城门、保护百姓，是同样的道理。
然而，当我写下此文的标题，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已经落入了一个话语陷阱。“闭关锁国”是一个具有明确贬义的标签。人类历史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的“闭关锁国”。战争状态下可能会有，那也只是阶段性地针对交战方，而不会针对所有国家。一些太平洋海岛很久以前可能也有类似“闭关锁国”的状态，但那主要是因为地理原因造成的被动，一旦有可能，他们还是希望与外界交往。欧洲大航海以前的太平洋海岛居民，很多根本就没有海关或国家，“闭关锁国”对于他们只是类比的方便。
站在中国立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数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闭关锁国”。“闭关锁国”是站在西方立场上，对于不符合西方利益的某些国家主权行为的指责。因此，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使用“自主限关”一词，是更准确的概念。它体现了在探讨此话题时，对主权国家自主权利的必要认识。长期以来，“闭关锁国”一词在中国学术、传媒领域有极高的传播率和知名度，这个现象本身说明我们自主性的某种丧失，传媒术语叫做“议题设定”。我们在西方先行设置的议题下展开讨论，没开口就被动了，已经让我们处于不利的一方，逼迫我们不得不用大量精力，费大量口舌来证明——我们没有闭关锁国。如果有人诬告某人杀人，被诬告者要花费精力和成本洗清自己。在法律规则中，如果证明是诬告，指控不实，诬告者会受到惩罚，被诬告者花费精力和成本也算有所收获。然而，在“闭关锁国”议题的自辩中，我们花费的所有精力，几乎统统是浪费。因为，错误指责我们“闭关锁国”的当事人，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即便我们自我辩护成功，认定中国曾经“闭关锁国”的结论甚至都不会有任何影响。这也是我当初拒绝丛书策划的原因。因此，本文行文中，所有提到“闭关锁国”的地方，其实都可以替换为“自主限关”。如果没有替换，只是为了蹭那个该死的历史热度。
假设一个国家的确“闭关锁国”了，我们应该问一问，它伤害谁了？我们可以说，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不会伤害任何其他人。如果某人说，“你不让我赚你的钱，就是伤害我”，我们可以认定此人是寻衅滋事的流氓，是无法无天的黑社会。“闭关锁国”是否会伤害自己？后面再说。假设一种极端状态：如果所有国家都闭关锁国会怎样？结果就是老子所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状态下，至少谁都不会去伤害别人，大家都自娱自乐、自得其乐，何罪之有？西方一直有世界和平的愿望。愿望是好的，按照西方的理念能否做到，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除非有合法、公正、高效、廉洁的世界政府，否则，实现世界和平唯一的可能，大概只有全体闭关锁国。
如果全世界都闭关锁国，就不会有达伽马、哥伦布；就不会有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就不会有黑奴贸易；就不会有殖民主义渗入世界每个角落；就不会有西方列强为争霸世界而头破血流，殃及池鱼；就不会有已经发生的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希特勒；就不会有当今米国遍布世界的几百个军事基地……。如果全世界都闭关锁国，虽然不是大同世界，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少可能是天下太平。所以，闭关锁国虽不是人类最优选项，但也不是人类最差选项，反而可能是次优选项，至少它将保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被普遍遵守、落实。
那么，谁会反对闭关锁国呢？对于中国，反对闭关锁国的声音基本上来自外部西方世界，或者是接受西方思想的某些内部人士。这个外部源头其实就是奉行重商主义的小国。欧洲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未能实现统一，形成很多小公国、小邦国、城邦国，即便欧洲的大国、强国，从人口、地理角度说，也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这些小国自身资源有限，创造财富能力有限或者单一，要想发财，只能借助特权和贸易。如果别的国家闭关锁国，奉行重商主义的小国就很难赚钱，很难获得持久发展。人类历史上还有一些没有祖国的民族，靠分布在世界各地同族的帮衬从事贸易，主权国家的闭关锁国对他们利益的影响也相当大。在农业经济背景下，大家守着自己的土地，将商业放在次要位置，闭关锁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安分守己。因此，那些完全靠跨国长途贸易为生的人，是闭关锁国最坚定的反对者，这些人今天被称为资产阶级。
反对闭关锁国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宗教。某些宗教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的真理，把传教当成神赋予的使命，一定要让自己信奉的神占领全世界，消灭其他一切神祇。而很多传教活动都与商业贸易紧密联系，其他国家若闭关锁国，在他们看来既是影响他们发财的障碍，也是魔鬼控制的邪恶所在，闭关锁国因此成为他们眼中不可饶恕的罪恶。这种顽固而疯狂的宗教痴迷，至今仍未消失，成为反对闭关锁国说不出口的内在强大动机。历史告诉我们，各个宗教、各个宗教内部五花八门的教派都以传教为宗旨，是造成流血冲突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每个人都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都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自己发财是天经地义，其他人受穷是活该，死乞白赖纠缠他人或用武力强迫他人，千百年来导致了无数尸骨如山、血流成河。面对罄竹难书的历史悲剧，闭关锁国在这里可以对应转述成“互不传教”——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他信他的，世界的确会太平很多。然而，这是某些宗教狂徒绝不愿接受的。
米国之所以能变成一个大国、强国，有一个很重要原因被人忽视了。米国五花八门的新教教派曾经达成了一项协议，内容就是“互不传教”，各教派之间，彼此都不劝诱改宗，信徒若改换门庭，改变信仰，皈依别派，只凭个人自愿。而且，信徒个人自愿改宗，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干涉阻拦。这种和平共处的内部宗教自由，实际上就各教派在类似“闭关锁国”（也许可以称为“闭教锁派”）原则下实现的。当然，米国在新教之外、基督教之外的做法另当别论，美国对内对外并没有做到孔夫子所说的“一以贯之”。
回到前文的设问：闭关锁国是否会伤害自己？在某些条件下，答案是肯定的。从最原始的动机上说，反对闭关锁国的理由可能就是人口繁衍。如果一个国家太小，例如欧洲至今还有人口只有几万、几十万的小国，闭关锁国的结果可能就是近亲繁殖，人口质量下降，最终亡国。古希腊的斯巴达是这种结局的典型。此外，历史上一些游牧民族、山地民族也有此类焦虑。草原土地、偏远山地承载财富的能力有限，地广人稀是常态。人口繁衍是个大问题，有些草原民族曾经有一个传统，父兄死后，子弟会继承父兄留下的所有遗孀寡妇，加上对所谓高贵血统纯洁性的要求，以及对外交往有限，人口素质退化经常成为草原民族、偏远山地民族的宿命。对于中国来说，这个问题早就不存在了。
闭关锁国可能伤害自己的另一种状态是，一个小国或财富单一的游牧、山地民族，如果闭关锁国，有些必要的物资就难以获得，例如盐或铁等。轻则影响生活，重则影响生存。因此，这些国家或民族断不能接受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对于中国同样不重要。中国有地大物博之称，中国的自然地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中是最丰富、最齐全的。当年乾隆说“天朝无所不有”，在农业经济时代，此话并不过分。因此，从历史角度看，反对闭关锁国实际上是政治统一进程落后的阶段产物。对于中国这样政治统一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来说，“闭关锁国”一方面已是内部的历史过往，另一方面是外部的和平宣言。在这里，我应该不怕麻烦地使用“自主限关”一词，它至少是不侵略他人的体现。
当然，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闭关锁国最大的“自我伤害”是，由于不充分了解外部世界，由于不能尽快掌握先进技术，当别人打上门来时，我们无法有效抵抗。加上传统农业经济效率的确不高，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创造的财富远超农业经济，使得闭关锁国成为批评对象，近日对“闭关锁国”话题的热议，大都集中于此。然而，这涉及到国际政治的一个重大道德问题。如果一个人被强盗抢劫了，我们应该责怪被抢的受害人没有练好武功吗？这个问题如同前面说“闭关锁国”的自身危害，如果要解决人口繁衍问题，就到处抢女人；如果要解决资源缺乏问题，就策马四方抢钱物，只能算野蛮。那么，“闭关锁国”可以说是较为仁慈的抵抗野蛮的手段。如同通婚的前提是平等，通商的前提当然也应该是平等。如果因通商需求，因占有市场的需求而随意使用武力，即便中国败于战争，错也不在中国。“落后就要挨打”是事实，但决不能说这个事实就是善，绝不能说实践这个事实的人是道德楷模。“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不能改变，只能说它的推行者被恶控制了，或者本身就是恶。面对这种野蛮，“闭关锁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理性选择之一，也是一种善。在当今世界体系下，“闭关锁国”之所以依然可能伤害自己，仍然是因为西方可能发动战争。如果排除了来自外部的战争可能，“闭关锁国”在技术上发展可能慢一些，赚钱可能少一些，又如何？大家都轻松些，悠闲点，关心人重于关心物，不好吗？
当我们说开放是更好的选项，前提条件必须是相互平等。从民族角度说是没有歧视，从经济角度说是互利共赢，从信仰角度说是互不传教，从政治角度说是不以武力强迫他人。这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内涵。如果这些前提做不到，如果西方仍然不能真正理解和遵行这些原则，开放还不如闭关锁国（自主限关）——我不惹你，你也别来惹我。
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这个概念是因为中国的主权行为不符合西方的要求而强加给中国的，是没有根据的夸大其词，也是一种标签化的污蔑。用“自主限关”的概念代替“闭关锁国”是正确的学术方向。“自主限关”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有完整的、不受限制的自己决定的权利。西方人反对，无非是因为中国的自主决定不符合它的利益。所以，当赫德掌握了中国海关，制定了有利于罂国而严重伤害中国本土工业的关税时，西方就不再说中国是“闭关锁国”了。
事实上，米国从建国开始就是具备“闭关锁国”性质的国家，门罗主义是一个放大版的“闭关锁国”。但米国自己闭关锁国，却不希望别人也闭关锁国。通俗点说就是，米国可以随便到别人家去，但不允许别人随便到他家里去。米国对于闭关锁国的双重标准，至今依然如故。在芯片领域制裁中国，是明显的有选择性的闭关锁国。但在其他很多领域，例如金融，米国始终希望中国按照米国规则开放。说实话，对于米国在芯片领域的“自主限关”，我们没有什么反对理由，那是它的主权。我们之所以对米国的举动不满，是因为它的言行不一：口口声声自由贸易，随时随地自主限关（闭关锁国）。这种双重标准，米国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从不脸红心跳，从不感到羞耻。这才是问题所在。米国这一特征本质上依然是传教：只能我向你传教，不能你向我传教，因为我的教是真理，你的教是邪恶。在这种完全不公正的思维主导下，米国才会单方面输出自以为是的理念，到处搞颜色革命。而米国在国内新教教派之间“互不传教”的约定，并没有“一以贯之”地推行到国际社会。然而，中国的儒家理念几千年来都不主动输出，除非别人自愿接受、采纳。就此而言，若拿当今米国比照中国文化，米国属于只学到了皮毛，还没有毕业。当今中国针对米国自主限关，如果被污蔑成“闭关锁国”，只能说明米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狭隘。
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有“闭关锁国”，唯一相对符合的，大约只有日本。唐朝时期的日本没有闭关锁国，中国也没有欺负日本，那时的中日关系相当不错。忽必烈远征日本，伤害了两国关系。明朝时期西方传教士到达日本，日本接受了西方的开放，出现丰臣秀吉，试图报复，要征服东亚、征服中国、征服印度。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日本派遣了两名使者远赴欧洲，出席梵蒂冈新教皇的就职典礼。而丰臣秀吉的武功所依仗的，无非是洋人提供的枪械。幸亏那时日本羽翼未丰，中国还有能力遏制日本的疯狂。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幕府改弦更张，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接近“闭关锁国”的状态，时间长达二百多年。在那一时期，日本几乎杀光了国内所有天主教徒，赶走了西方传教士，只是很有限地与中国交往，并在某个隔离岛上，允许少量荷兰人居住。此外，日本国人不许出海，日本海外侨民禁止回国。日本成为西方眼中的“隐士国家”。在此二百多年闭关锁国的历史中，日本没有危害他人，也没有因为闭关锁国而贫穷落后。亚当·斯密曾经说，日本等亚洲地区比欧洲更符合他“看不见的手”理论。说明闭关锁国的日本依然得到发展。关键是，由于地理等原因，闭关锁国使得日本逃脱了被殖民的命运。等到米国海军将领佩里驾驶军舰叩开日本国门，德川幕府倒台，日本脱亚入欧，加入西方开放体系，“黑船事件”彻底改变了日本的命运。此后不到一百年间，加入西方开放体系的日本，危害中国、危害亚洲、危害米国，与法西斯主义一起危害世界。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要假设一下：如果日本没有放弃闭关锁国，或者日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西方开放体系，它至少不会成为全世界唯一挨了两颗原子弹的国家。
“闭关锁国”虽然是西方强加的概念，但是，“自主限关”的确是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之一。一个主权国家有权阻挡某些外来物，有权选择允许进入的外来物，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如果说这就是闭关锁国，那么，这种闭关锁国（自主限关）没什么不好。要彻底消除闭关锁国（自主限关），只有当全世界出现一个公正合法的世界政府才有可能。而当今世界，联合国尚不能承担这种职能，米国充当世界警察，离合法公正，差十万八千里。因此，主权国家“闭关锁国（自主限关）”的权利依然是民主导致的必然要求。近五百年来，在西方主导的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秩序中，闭关锁国（自主限关）只是西方眼中的罪。转换到非西方立场，何罪之有？面对不平等、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闭关锁国（自主限关）是拒绝与恶为伍的正当权利，是拒绝被恶所害的自我保护，是天下太平的唯一可能。除非改变不公正的世界秩序，否则，一个主权国家闭关锁国（自主限关）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