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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奖”再批判 | 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 ——论王蒙的《这边风景》

文艺批评 2017-01-03

作者 汪荣


茅盾文学奖






这边风景


茅盾文学奖

5

作品重评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编者按

 

对于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作品的评论热潮似已过去,现在应到了清理与反省的时刻。尽管对于获奖小说的廉价的赞美与刻薄的批评并不鲜见,但是就它们的历史内容与美学形式所进行的深入阐释却依然匮乏。我以为,抛开诸多外围因素不谈,这几部小说的获奖,某种意义上深刻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无意识和通行的意识形态症候。当众多的评论家和媒体仍然使用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批评语汇评价它们时,这些作品所显现的政治意味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美学问题却几乎无人问津。

正是这种强烈而醒目的对比刺激了我组织了这辑文章。在这个小辑中,五位年轻的批评家把小说文本重新放置在“去政治”的后革命氛围与思想史及文学史脉络中,在与社会历史的互文关系中,对小说书写的社会象征意义与美学形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相信这组文章以及五位年轻的批评家的锐利思想将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刘复生


本辑文章全部发表于《新文学评论》杂志 2016.06期


 
 


这边

风景

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

——论王蒙的《这边风景》


汪荣


 在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五部获奖作品中,王蒙的《这边风景》是颇为特殊的一部,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就出版而言,与其他四部写作于近年的小说不同,《这边风景》可谓是一部四十岁“高龄”的老作品:写于1974年至1978年,其后一直未曾出版,直至2012年被重新发现,2013年出版。就内容而言,《这边风景》的新疆题材、政治色彩和时代符号都为读者留下了可以讨论乃至责难的空间。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充满“话题”的小说。


《这边风景》不但是文学作品,而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边风景》的重新出土毋宁说是一次文学史的“知识考古”。众所周知,“文革文学”是当代文学史的一种特殊存在,大众社会对其“万马齐喑”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已然形成,但正本清源的研究工作却因为种种设限尚未展开。就此而言,王蒙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的出版和获奖给我们认识那段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考察对象和研究契机。俱往矣,《这边风景》所书写的时代,连同它的口号、声音和意识形态,都已经随风而逝,散落在历史的烟尘中。那么,在“后革命时代”的语境下,我们应当如何“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去重新理解《这边风景》这个“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


1


一、在“历史化”与“民族志”之间


    王蒙《这边风景》的出版之所以被推迟到四十年后,其经历的一波三折并非来自文学本身,而是来自作品浓厚的政治性。根据王蒙所述,1978年8月7日,此书的初稿就已经写就。此稿的大情节以批判“桃园经验”与制定“二十三条”为背景,并以此来做“政治正确”的保证。然而,在随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中,政治风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的的“政治正确”变成了“政治不正确”,《这边风景》也变得不合时宜。因此,该作一直被压在箱底,没有机会出版。

上述情况的追溯,或许能够为我们理解《这边风景》提供一个视角。王蒙曾经夫子自道,“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它注意歌颂毛主席与宣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它注意符合在‘文革’中吹上天的‘文艺新纪元’种种律条”。从中不难看出,王蒙的写作是按照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执行的,他在创作之初就已经设定好了立场和视角,歌颂什么抑或批判什么都已经被先在的政治站队和政治背书所确定。就此而言,《这边风景》的写作代表了一种典型的“文革文学”的生产方式。


这恰恰说明了王蒙《这边风景》的“历史化”。学者陈晓明认为,“在过于强大的历史逻辑中,个体经验(及其力比多冲动)没有原发性的动因,单一的自我只能受到历史化的支配,在历史叙事及其社会关系中处于被动状态。那些看上去是主动的行为, 实际上背后有更强大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王蒙处在“文革”文学体制与生产方式的笼罩下,《这边风景》看似是个人创作的产物,实则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规训与宰制,而这种支配的力量是决定性的。


回到《这边风景》的文本内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处处可见。《这边风景》虽然篇幅很长,但故事中几个核心情节的设定却与1962年伊犁边民被境外势力裹挟外逃的事件以及“四清运动”的背景有关。王蒙以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伊力哈穆为正面主人公,以爱国大队书记库图库扎尔为反派主人公,展开正邪之间的大斗法,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最终以揭穿反派人物的阴谋和暗算为结局。毋庸讳言,《这边风景》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戏剧冲突等方面都受到了“政治正确”原则的干预。与此同时,更多的意识形态性还体现在作品的细节中:陌生的政治语词、繁复的排比长句和大段的道德说教。《这边风景》里的文学书写与政治话语是同构的,小说是一种时代共名结构下的产物——这是一种充分“历史化”的写作方式。


这样的写作方式必然会对“文学性”产生巨大的损伤。概念先行和“三突出”是“文革文学”的文学价值普遍不高的原因。我们不能忽视,《这边风景》是以新疆乡村作为叙事发生地的,对于远在西北一隅的边疆民众来说,宏大叙事的介入不仅生硬,而且突兀。宏大叙事是抽象的,乡村生活是具体的,两者在形态上的不兼容导致整个小说的叙事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感和错位感。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在《这边风景》中,抽象空洞的政治叙事与生动风趣的日常生活叙事被矛盾的扭结在一起,使得文本内部呈现分裂状态。不过,如果说《这边风景》中的宏大叙事是“覆盖物”,那么在这覆盖物之下的,则是处在被压抑与被遮蔽状态中的日常生活。要是站在后设的立场上,《这边风景》的“文学性”恰恰体现在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描写中。


王蒙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是“民族志”(ethnography)式的。人类学多以“民族志”作为学科的研究方法,其多指一个人类学者对一个固定地方进行的田野考察,并通过这种考察进行的文化描述和文化阐释。王蒙在29岁从北京奔赴新疆,在新疆居住了16年,度过了生命中最好的青春岁月。他的这种生命史体验正好与人类学者的学术实践重合。王蒙是新疆的外来者,但他全心投入新疆多民族地区热火朝天的生活世界。《这边风景》中,王蒙描写了新疆少数民族特别是维吾尔族生动的语言、如画的风景、特殊的风俗等“地方性知识”,还在描述之后进行了有深度的议论和阐释,“深描”(thick description)出这些民族志景观背后的民族心理和文化潜意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十九章中关于米琪儿婉与雪林姑丽打馕的描写,“打馕是维吾尔家庭生活的盛典”,王蒙细致书写了馕的制作过程,并总结出维吾尔人生活哲学中重农主义和唯美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打馕的描述不是孤立和疏离的,它与其后泰外库毁了一炉馕的情节有机融合在一起,对后续的情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边风景》是一部关于新疆生活世界的百科全书。小说中有饮食、有礼仪、有宗教,但这只是“民族志”描写的表面,更深刻是维吾尔民族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世俗智慧。在《这边风景》所描写的生产大队里,有一个最年老的长者叫斯拉木:

    他叫住每一个他认为是应该叫住的人,给他们讲不要听信谣言,不要胡思乱想,赶紧到地里去把春季的农事搞好,不要怕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这个汉语措词老人觉得说起来拗口、费解,他是怎么认真学习也听不明白,加上对于“第二国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的说法,他就更是如入五里雾中。他想起了一个词:球筒子,其实是来自汉语的“取灯子”或“取灯儿”,是南疆一带流行的用来萤火的薄木片,他干脆将修正主义叫做取灯主义,后来说快了同时他极力摸索读音的汉语特点,乃变成了毬灯儿主义,“不要怕那边的毬灯儿主义……”他振振有词地宣讲,他引起了一片笑声,他不是不懂不是感觉不到这里的汉语发音的妙处,他很得意,他知道自己的反修批修的水平有相当的高度了。

   这是一个非常谐趣且充满症候性的段落。斯拉木理解不了也不明白宏大的政治术语,于是将抽象的“主义”生活化为生活化的语言。他当然没有颠覆语言秩序的自觉,但却无意中解构了“正襟危坐”的政治语言,将其转化为游戏的生活语言。这种翻译策略中产生的无意或有意的谐音,使得能指与所指变得浮动或游移,产生了浓厚的反讽意味,这无疑是世俗智慧对宏大叙事的微观反抗。诸如此类的案例在《这边风景》还有很多。


在“历史化”与“民族志”之间,在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的冲突与和解中,《这边风景》产生了巨大的叙事张力。历史与文学、文学与生活是相互鉴照的。“《这边风景》最初完稿于40年前,具有特定时代的印痕和局限,这是历史真实的年轮和结疤,但穿越岁月而一样成立的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情愫,是世界、是鲜活的声音。”时移事往,当我们隔着四十年的时间往回看,《这边风景》不仅以其政治互文具有历史价值,还记录下了彼时活泼生动的生活画面。这是对历史和生活的双重拯救,也无疑是文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2

二、美德的形塑与邪恶的变奏


王蒙不仅在《这边风景》中书写了新疆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还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总体而言,这些人物的塑造并没有跳出当时政治环境的话语框架,还继续践行着“文革文学”的生产方式,但这部小说的特殊之处却在于“带着镣铐跳舞”:虽然受到“历史化”的巨大影响,但王蒙依然遵循着生活本身的逻辑,在主流意识形态框架下塑造了具有人性深度的个体形象,且无一不带有强烈的道德指涉。这种对人性深度的开掘,一方面来自对正面人物的“美德的形塑”,对人性善的彰显;另一方面来自对各种反面人物的不同性质的邪恶的展示,对人性恶的批判。

    生产队队长伊力哈穆是这部小说贯穿始终的线索型人物,整部小说可以说是围绕着他的斗争生活展开。这个人物形象处在王蒙的前期作品如《青春万岁》的袁新枝、《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林震等人物的延长线上。王蒙小说中,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是充满了执拗的理想主义,他们充满热情地投入生活,虽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但是依然没有放弃自己“高贵的天真”,有勇气对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提出异议。较之王蒙前期小说中的人物为人处世的冲动稚嫩,伊力哈穆显得更加成熟稳重,有使命感和担当力,同时具有维吾尔民族淳朴、耿直、慷慨的民族性格。

学者陈柏中认为伊力哈穆是“当代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全新形象”。在这个人物形象中,包含了互相矛盾的两个层面,其一是这个人物的塑造并没有脱离“文革文学”强调的“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被赋予了“高大全”的英雄气质;其二是这个人物又与“文革文学”中其他作品的人物有很大的不同,他身上有浓浓的人情味,同时在思想上有重重的困惑。综观整部小说,王蒙确实将舞台的聚光灯打在伊力哈穆身上,使他成为舞台唯一的明星,也是新疆乡村中的英雄。然而,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们又明显的感到,伊力哈穆并不是战无不胜、勇往直前的形象,而是在“敌人”的围剿中时刻处在重重的焦虑、困惑和自我怀疑之中:“为什么搞社会主义是这么难呢?”。




这种并非“高大全”的负面情绪的描写,突出表现在小说中关于四清工作队员章洋对伊力哈穆进行围剿的情节中。四清运动是“文革”期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边风景》中主要涉及的是干部问题。章洋受到了库图库扎尔、尼亚孜等反面人物的挑唆,对伊力哈穆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这使得伊力哈穆十分痛苦:“在这时,在他反感和激怒的时候,横下一条心,不与章洋他们合作,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随着他渐渐冷静下来,他越琢磨越觉得不是滋味儿”。这种“不是滋味儿”来自:伊力哈穆是十分服从党的组织原则的,他真心的爱戴上级的领导,但是当这领导本身就有极左激进的错误的时候,下面的人应当如何自处?“这次,他同样地准备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结果,他发现了的,他能够断言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章洋的过失。这使他感到的是震惊,是迷乱和痛苦。”在《这边风景》中,王蒙对上述矛盾的处理,不是将其视为简单的上下级冲突,而是将这种矛盾“内面化”了,将其构造成伊力哈穆自己内心两种倾向的冲突:是乖乖听从上级的安排,还是坚持自己认为的正确的原则?正是这样的时刻,才是最考验人性的时刻。最终,伊力哈穆还是心如磐石,稳住了阵脚:“然而,真理与谬误是不可调和的,正如火与冰之难以共存。他不会曲意逢迎,他不懂口是心非,他的面前只有一条路,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是与非的分明,他只能和章洋较量下去,奉陪到底”。在这个段落中,我们可以看出伊力哈穆真正的英雄气质并不在于他是一味的“高大全”,而在于能够在矛盾中坚持自我的立场和态度。

    王蒙对“美德的形塑”是有层次和深度的。人性的力量只有在危机的时刻才能迸发出来。在这部长达70万字的《这边风景》中,通过各种危机时刻的考验,伊力哈穆的各个性格侧面被呈现出来,构成了完整的性格图像。伊力哈穆处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他的家庭、社会、信仰和工作,都是形塑伊力哈穆个体道德力量的源泉。这些来自生活的力量,无疑是对当时政治强压的一种反拨,是对荒诞时代的一种救赎。


    较之伊力哈穆这样依然具有“高大全”气质的主角,《这边风景》中一系列的配角形象因为不需要承担繁重的“政治任务”,所以更加具有生活原始的质感,显得更为立体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这边风景》的叙事结构是既有总体叙事框架,又有相对独立的单个人物的故事。这些单个人物的故事以简述生平的“插叙”方式被包裹在文本织物中,并没有抽离之感,这无疑有益于对配角人物的塑造。因此,如米琪儿婉、雪林姑丽、艾拜杜拉、泰外库、爱弥拉克孜、马玉琴、乌尔汗等正面人物都有充分的个体生命史脉络的呈现,王蒙赋予了他们不同的道德形象。

相对于正面配角,王蒙对反面配角的塑造更加栩栩如生。在《这边风景》中,爱国大队书记、后任大队长的库图库扎尔是最重要的反派,而在1962年事件中出走未果转至爱国大队务农的麦素木、七生产队农民尼牙孜、七生产队汉族农民包廷贵、四清工作队员章洋等构成了小说中的“群丑图”。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反派人物的邪恶的深度,不仅能推动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发展,还能从反方向凸显正面人物的道德品质。相对于正面人物塑造中对主流意识形态艺术创作原则的遵循,对反面人物的书写则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因此王蒙对反派人物的“邪恶”的刻画是入木三分的。王蒙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四十年后带有后设意味和自我评价的“小说人语”中,他就认为小说中的敌手与恶人恶势力是有迷人之处的,“哪怕是先期做好阶级由于政治营垒的定性结论与诊断预后,写起反面人物,小说人仍然有一种难得的快意!”从整部小说的脉络看,王蒙对反面人物的塑造是十分突出的,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也有着不同的邪恶或者因为不同的利益诉求而变得邪恶。群丑图中,邪恶是多样性的,有着不同的变奏。

    所谓“邪恶的变奏”,一方面是不同人物的邪恶所体现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邪恶内部的悖论性。章洋是《这边风景》中一个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形象。这个人物在小说的后半段才得以出场。如果说小说的前半段是以挫败库图库扎尔的暗算,将其大队书记的职位与大队长里希提对调作为高潮的话,那么章洋的出现则拉动了小说整个后半段的故事。较之库图库扎尔、麦素木等绝对的反派,章洋的特色在于他是“被利用的”和“天真”的反派,这凸显出王蒙对人物的深刻认知。“章洋的执拗与自我毁灭,是重要的小说-戏剧元素”。章洋的悲剧在于他的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他的死穴。直到生命的结尾,他还秉持着“一切是非真伪功过长短,都要看文件”的本本主义。他处在尼牙孜等人为他织造的谎言中而不加警觉。他将自己视为正义的化身,以斗争作为自己的目的,殊不知他所坚持的正义已经被恶人当做可资利用的工具。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将伊力哈穆视为自己的敌人,一直到斗倒他才肯罢休。这反映了政治斗争中的个人恩怨和性格冲突。造成章洋悲剧的,首先当然是性格原因。与此同时,“章洋的选择绝非偶然,反映了语境”,正是当时指鹿为马,为了斗争而斗争,为了斗争而寻找对象的政治环境造成了这一人物的出现。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可以看到王蒙对政治异化和人性异化的认识和反思,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十分难得。

“王蒙善于把政治的分野和道德的、人性的分野扭结在一起来写。……政治标签、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时过境迁,而这种人性的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比照和较量是生活的常态,永远存在的。”恰如“再解读”的研究方法所提示我们的,政治修辞之下包裹着文学修辞,政治意识形态之下是道德伦理的恒常性。站在四十年后的的社会现实中往回看,《这边风景》中对美德的形塑、对革命文化的理解、对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弘扬、对“集体性”的彰显都别有参照和对比的意义。恰如有论者提及的,《这边风景》在四十年后的出版是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一次新世纪的洄澜。《这边风景》在现今时代不合时宜,但正是这种格格不入感反而凸显了他的特殊意义。

3


三、多民族文学中的族际交往


《这边风景》是一部新疆题材的小说,也是一部“汉写民”的小说。所谓“汉写民”,就是“汉族作家以少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为书写题材的文学形态”。在《这边风景》中,王蒙以维吾尔族青年伊力哈穆为主角,以新疆伊犁为舞台,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书写了少数民族广阔丰饶的生活图景。然而,与此同时,《这边风景》又是一个“多民族文学”的典型文本,描写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恰如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词所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城市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风俗和器物,到回响着各民族丰富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为生活和梦想的热忱礼赞,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这边风景》中的“多民族文学”的色彩正体现在“族际交往”中。


在《这边风景》中,王蒙主要描写的是维吾尔族的生活场景,但关于跨民族交流的段落也比比皆是,例如第六章中俄罗斯族廖尼卡与维吾尔狄丽娜尔的爱情故事,四生产队队长乌甫尔有一个塔塔尔族的妻子莱依拉,反派人物中麦素木有一个乌兹别克族妻子古海丽巴侬,穆萨则有一个回族妻子马玉琴。这些跨族际婚恋是族际交往的重要形态,不过在小说中,更值得分析的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这中间包含种种矛盾、误会与最终的和解。


    在小说的第五章,伊力哈穆和女技术员杨辉看见爱国大队四生产队汉族农民老王正赶着驴车带着两个儿子搬家。老王是世居新疆的汉族人,由于坏人的挑拨,他开始搬家回关内去躲维吾尔人,生怕维吾尔人害他。这使得伊力哈穆不由得感慨民族关系维持的不易:“该死的民族偏见和隔阂:难道你比几十年的同甘共苦,比十几年的党的教育更强有力些?难道仅仅因为民族的区别,血汗凝成的友谊却经不住些微风吹草动的考验?”看到老王的惊惶无措,伊力哈穆也变得忧伤起来了。老王的搬家说明新疆的族际交往其实比较脆弱,容易被坏人利用,产生误解。果不其然,到了十一章,导致老王搬家的原因被揭发出来,其实是同属于汉族的农民包廷贵刻意挑唆生事,他一次又一次的去老王家里,带去各种骇人听闻的消息,直接导致了老王的出走。当爱国大队的大队长里希提解释完这中间的误会时,老王就放弃了出走的计划。这说明民族隔阂是可以通过沟通而进行调解的,矛盾的产生不能仅仅依靠族群的区分的表面情况进行解释。

关于多民族文学中的“族际交往”,《这边风景》还塑造了汉族女技术员杨辉的生动形象。和伊力哈穆一样,杨辉也是一个青春的、热情的、充满理想主义的人。她是四川姑娘,却远离家乡扎根边疆,为新疆农民解决耕作上的技术难题杨辉十分热爱新疆,“从来到新疆,就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爱上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她全心全意的投入到工作之中,也热心的为维吾尔民众服务,被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老农成为“我们的技术员女儿”。伊力哈穆就评价道:“杨辉的那颗赤诚的闪闪发亮的新心,不正是金子一样的么?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心,我们还怕任何风浪吗?这样的心,正是民族团结的基石,那些妄想动摇和分离我们的团结的丑类,不是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吗?”确实,杨辉是一个正直而纯洁的人。《这边风景》充满了波诡云谲的阴谋和斗争,但杨辉的存在却是一抹不可忽略的亮色。

    对于驻跃进公社四清工作汉族队长尹中信而言,族际交往对他意味着更加深厚的政治联系和情感认同问题。作为一个三十年代就参加革命队伍的人,新疆的土地和人民以新的经验和知识丰富了他,他追求对维吾尔人民有更多的了解和赢得信任与友谊。尹中信在细节中发现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异,但更令他感动的这个民族与汉族的共同点,因为这些共同,维吾尔人民与汉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把命运结合在一起。作为汉族干部,尹中信对于民族问题的见解显然比较理论化和高屋建瓴,这与杨辉这种从下至上的目光有所不同。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小说,《这边风景》主要描写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但在这部小说中,王蒙却也以自身在新疆居住16年的经验提供了很多关于族际交往与民族关系问题的观点。在小说中,描写、叙事、抒情与议论交错并置,众声喧哗。王蒙对民族问题的看法也交杂其间。此外,每章后附的“小说人语”也进行了诸多的议论和反省。小说中不乏关于民族问题的真知灼见:“民族感情是个有意思的东西,它经常是潜在的、不明显的,甚至是被否定的。特别是对于像老王这样的祖祖辈辈与兄弟民族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人来说,他绝不承认自己和兄弟民族哪怕有一丝一毫的隔阂。”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与此同时,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一个人民有意无意常常忽略了的方面。那就是,恰恰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在这个各族劳动人民亲密无间地相处的地方,人民会具备一种相当顽强和敏感的民族自尊与自以为是,稍稍过头一点就会成为民族保守心理以至民族偏见。”其后,王蒙更以干部赵志恒和农民老王两个汉族个案作为对比进行了说明。王蒙的讨论从根本上而言,其实是“一体”与“多元”的辩证法,作为一个多民族混居的新疆地区,各民族之间在日常生活和族际交往中逐渐形成有机连结的民众世界,这种彼此交错的情感、文化与社会纽带是难以切割的,这就产生了“跨民族连结”,这就是“一体”的层面。但是,王蒙又提醒我们,“一体”只能是一个乌托邦或愿景,在这个“一体”中又包裹着“多元”的面向,包裹着自我民族的个性和差异。在这个意义上,王蒙的经验和思考为我们理解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这边风景》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新疆的多民族社会,是当代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新疆不仅是小说描写的背景和舞台,其本身亦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角。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之间彼此连结、彼此交融的族际交往画面。在陈柏中看来,《这边风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跨文化写作”:它全面地描绘了新疆伊犁多元文化相互包容、相互渗透的动人景观,其行文出入于汉语和维吾尔语两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之间,同时还有对民族宗教关系的深情抒写和独特思考。《这边风景》是文学史的一部分,也是“文革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个案。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与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有着很大的区别,《这边风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的共和”和“集体性”的另类选择和另类想象,这种社会主义的多民族文学中的族际交往经验对我们当下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也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4


结语:在文学史框架中重估文学


关于《这边风景》,王蒙有一个十分有趣且被广泛引用的说法:作家林斤澜曾经打趣,他们那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其意思是他们有20世纪50年代的初露峥嵘,然后就是80年代后的归来,而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却是不知何往矣。而王蒙的幸运就在于通过《这边风景》,他找到了自己的清蒸鱼的“中段”,找到了那丢失的20世纪60年代。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王蒙的《这边风景》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换句话说,这是一部只能在那样的年代中才能产生的作品。若仅从文学标准上看,《这边风景》当然不是一个艺术上成熟的作品,甚至也不是王蒙本人的代表作。但是,当我们将其放置在文学史的视角中,就可以发现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边风景》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历史中的文学”,与时代具有同构性,代表了一种文学传统和文学记忆;另一方面,它是“文学中的生活”,文学修辞缓和了政治修辞,在政治与生活之间充满叙事冲突和文本张力。

      在这个意义上,《这边风景》的重新浮出历史地表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事件”。《这边风景》的政治性是硬伤,这不仅导致它在1980年代无法出版,也导致它在新世纪出版之后格格不入。时移世易,文学如何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又不失其文学本身价值?文学如何描写现实,又不至于被这种现实所吞没?政治与文学的辩证,这是文学理论中的老话题,但犹有颇多论辩的空间。回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之中,1980年代之后,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笼罩下,纯文学的神话已然形成,“去政治化”的文学大行其道——此一趋势一直蔓延至今,形成了文学场域的新霸权,也导致了“漫长的80年代”。在这样的文学评论标准和规训之下,《这边风景》当然无法获得赞誉,但我们依然要反思这部小说和围绕他的争论。它的“过时”,正好带给我们思辨的可能,打破我们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迷思。而将文学归还给文学史,正是要在文学史框架中重估文学,从历史中拯救文学。


注释

【1】温奉桥、李萌羽:《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王蒙新作〈这边风景〉略论》,《小说评论》2014年第3期,第87页。

【2】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704页。

【3】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43页。

【4】陈晓明:《“历史化”与“去-历史化”——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多文本叙事策略》,《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3页。

【5】夏义生:《〈这边风景〉:主题先行与叙事的分裂——兼论王蒙“文革”后期的创作》,《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第78—79页。

【6】关于《这边风景》中“民族志”描写的更多研究,参见姑丽娜儿▪吾甫力《以“民族志”书写方式讲述“国家故事”——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读后》,《文艺报》2013年5月22日第5版。

【7】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605页。

【8】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96页。

【9】《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及得奖作家的获奖感言》,参见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930/44763203_0.shtml

【10】陈柏中:《读〈这边风景〉三题》,《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第80—81页。

【11】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12】此段落的原文见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70—571页。

【13】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416页。

【14】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页。

【15】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695—696页。

【16】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22页。

【17】陈柏中:《读〈这边风景〉三题》,《南方文坛》2014年第3期,第81页。

【18】李长中:《“汉写民”现象论——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7期,第120页。

【19】《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及得奖作家的获奖感言》,参见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930/44763203_0.shtml

【20】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21】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118页。

【22】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23】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24】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547—548页。

【25】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

【26】陈柏中:《跨文化写作的最初尝试——读〈这边风景〉四题》,《西部:新文学》2014年第10期,第143—144页。

【27】刘大先:《文学的共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8】王蒙:《这边风景》,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705页。

【29】评论家王春林就认为,王蒙以《这边风景》获奖象征着茅盾文学奖从“长篇小说奖”到“作家终身成就奖”,从奖励作品到奖励作家的一种转向。参见王春林:《茅盾文学奖的悄然“革命”——对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一种观察》,《北京日报》2015年8月20日第18版。

【30】徐刚:《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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