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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人文随笔 ▏王晓明:E州杂感

2017-01-07 王晓明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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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编者按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是最近一两年最为流行的说法。可是,去“看看”,“看”什么呢?进而言之,这个“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呢?因为很显然,“我”是什么样的,决定了“我”能“看”到什么,或者说,“我”想“看”到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晓明老师的《E州杂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我们当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游客”身份去“看”外面的世界,可是如果你这个游客的眼睛,不是只会猎奇,而是一边走走看看,一边对今日中国当然同时也是你自己身处其中的诸多问题走着充分的自觉,那么你一路“看”去,也就能够收获更多严肃的思考和更接地气的快乐。如你问我“旅行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就想说,这种思考和快乐,至少应该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感谢王晓明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王晓明


E州杂感


鄂西有深山,山中有E州,飞机还没落地,我已经从窄小的窗口,看到了不寻常的景象:这个跑道短小的机场,竟是卧在城区的一座高坡上,从机场的出口往下看,全是密密麻麻的高低楼宇、车水马龙!好在E州地处偏僻,一天没几个航班,E州首府的居民头上,基本还是蓝天白云,少有金属怪物的轰鸣和盘旋的。


E州的自然景观更是不寻常。八百里清江,一路碧绿,两岸的高山低坡上,或是密布高树,一片驳杂的绿色,或是壁立石岩,斜着一层层叠上崖顶。江边的石壁上,不断凸出一群一群的钟乳石,令人禁不住揣想:这骄阳之下的宽阔江水,千万年前曾是一道洞中的暗河?


这揣想并非毫无根据:今日的清江,就有三段是涌入地下,在洞中绵延十数或数十公里之后,再冲上地面的。不仅如此,E州的大小山岭中,遍布难以计数的洞穴,其中一个叫“腾龙洞”的,纵深六十公里,号称亚洲第一,已经整理出来、铺设了照明的四公里中,多有高宽得超出一般想象之处,当地人说:“开飞机都可以!”另一个原称“水岩洞”的,其中蜿蜒一条数公里长的深河,时值酷暑,洞内水面上却是寒风阵阵,我紧裹着救生衣坐在铁皮船上,两边是黑黢黢若隐若现的岩岸,铁皮船近乎无声地驶入前面的昏暗:在这样的时刻,无论怎样奇特的想象,都是很自然的吧?


腾龙洞

水岩洞

明江暗河,巨洞高天,如长剑般细瘦孤耸、怕是猿猴也难攀爬的山顶上,屡有屋舍的遗址,百丈绝壁中凿出的宽不到半米的石梯,牛羊自如地上下:世居如此雄奇的山水众生之中,E州的人民,品性自非一般。


一座跨在山涧上的亭阁里,红裤黑背心的小伙子对着游客高歌“hageza”, 一连串赞美山河男女的排比句之后,是舒缓而骄傲的宣告:“地是开阔的地,天是自由的天,荒山野岭把身安,日子过得赛神仙!”紧接着旋律陡然升高:“皇帝老儿管得宽,管得老子想发癫哪,今儿个骑马耍一回,死了也心甘!……”对于旅游景区的风俗歌舞,我向来都躲得远远的,但这一次,听着这样的歌声在深山斜阳里回荡,还是禁不住有点激动。游客们散去了,我问坐在廊下擦汗的歌手:“这是什么时候的歌?”他的回答有点犹豫:“这个不晓得,是我们土家族的民歌,老歌……”


几天以后,一位当地朋友告诉我:这其实是1980年代创作的新歌,词作者是E州一位德高望重的土家文化人。听我盛赞“皇帝老儿”那几句歌词,他诡异地一笑:“是啊,就因为这几句,这歌一直只能在非官方的场子里唱,不能进大剧场……”果然是,连长途汽车上播放的土家歌曲集锦中,都没有这首歌!可是,与“六口茶”、“龙船调”等等相比,无论词曲,“hageza”都是毫不逊色的:单为这一点,我要向“hageza”的词曲作者,和高唱此歌的歌手们致敬,唯有自由不羁的心灵,才能唱出与壮美山河般配的音声。

 

在一座复建的土司城寨的内室墙上,挂着一块土家族的英雄榜,几十个名字,多是战死沙场的抗日将领,像我这样读着官版教科书长大的人,大部分自然都觉得陌生。有意思的是,这名单的尾巴上,列着贺龙的大名,他是鄂西红军的领袖,后来被封元帅,当然也在抗日战场上驰骋过,但却死在“文革”时期的监狱里:大概就是这个颇为讽刺的结局,令排榜者即便有意,也不能将其排在那些非共产党的英雄前面吧。


哈格咂


E州人的骁勇善战,自不只是表现在抗日战争中。早在明代,这地方就有人被官府调去沿海抗倭。此后南粤拒英、北韩抗美,都屡有E州的死士可歌可泣。据说,有一支1950年由万余E州土匪——地方武装?——收编而成的志愿军,就在朝鲜战场上全部捐躯,仅剩一位副军长生还。至于啸聚岭上的匪患,大族乡民间的械斗,如何从另一面凸显当地人民的斗狠之性,就毋庸赘言了。


不过,E州乡民的不一般,并不只在悍勇。这一路上,多次搭乘县乡两级的公共或私人小巴士,有好几次,我惊讶地看到,破旧的汽车鸣着刺耳的喇叭声疾驶过去,前面路边——有一次是近于路中央了——侧身高卧的土狗,却依旧摊手摊脚,并不挪窝,有的连头都不抬一下。显然,它们知道巴士会从边上绕过去,它们的记忆基因里,没有因此罹祸的部分。还有一次,在翻越Q山的途中,汽车突然刹车,我跳起来看,原来一条灰色的蛇,正施施然游过路面!当地的朋友说:“土家人是有规矩的,开车不能压东西的,压了要遭报应的……”大约是听多了我这城里人的“环保”的聒噪,他还加上一句:“我们不是因为现在讲环保才这样,我们从来就是这样的!”


是啊,今天的人之所以大声疾呼平等和环保,不就是因为现实中倚强凌弱、太不平等了,除了可以直接兑换为金钱的物质利益,别的都不再看重了么?但在E州,似乎还有许多人并无这样的焦虑和自惭,他们依然是勇悍之人,也就无需对蛇犬无情,他们还没有被新时代训练成狭隘的功利之徒,也就能安心地继续敬重山川草木,不觉得天下大乱,赶紧抢一口是一口了。


土司城


 紧贴着鄂渝边界的Y寨里,坐在老屋门口的老伯伯老婆婆,见到我这样的外人走过,都会起身招呼:“来坐一哈!……”一面就从昏暗的屋里搬出小竹椅,全不管你是否真有意停步。而只要你一坐下,老婆婆就会折进屋里,拎出一个壶嘴破缺的瓷茶罐:“喝点茶,新泡的……”在这三面悬崖的高山上,冬季很长,梯田逼仄,身边几乎没有青壮年,都去遥远的海边城市打工了,所有的生计,连同抚养学龄前的第三代娃仔,都得这些老农自己对付,生活的艰辛,远非一般城里人所能想象。但是,他们那满是皱纹、牙齿零落的笑脸上,依旧洋溢着一种毫不紧张的眼神,一种实实在在的善意:E州山民的品性,是不能只从“仓廪足,知礼仪”的角度解释的。


恩施老婆婆



从Y寨下山、经过一个稍稍平坦的村子时,有男子扬手搭车。上车后,与司机说了几句土家话,那男子很快转过头来,跟我们打招呼。他四十来岁,长裤皮鞋,腋下夹一个褐色人造革小包,司机介绍说:“他就是Y寨保护所的管理员!”一听说我们喜欢Y寨,他立刻活跃起来:“对呀,我们就是一条原则,先保护,后开发!…… 前年有人要来投资,我们看他的方案不对,破坏环境,就否决了!……这是我的QQ号,我也当过老师的!…… 文字介绍?正在做,马上就要在寨子里立一些石牌,上面刻出景点介绍…… 有书有书!为什么不在寨子里卖?没啥子人买啊…… 水杉王?就在M镇上,我陪你们去看!那是40年代发现的,全世界都说水杉绝种了,我们这里却发现活的大树!……”


M镇到了,管理员很快领我们到了那棵被一圈木头步道围住、依旧绿意盎然的水杉树前:“看那个牌牌,七百多年了!…… 当年日本大学者来,抱着树哭啊,说终于见到活水杉了!…… 这里附近的水杉树,都是用这一棵的种子分种的,都是它的子孙…… 周总理送礼给尼克松,就只是两粒水杉种子!……你们慢慢看,我走了,我家就在镇上……”


三分钟不到,他又回来了:“你们看树杆的最下一段,被步道遮住的,那是要六七个人才能合抱啊,不要看上面的树好像不怎么粗,其实是要六七人合抱的!……”


水杉王



    耀眼的夕阳照着管理员额头的汗珠,我深深感动于他对家乡的热爱。这些年来,社会持续从各个方面败坏乡村、逼迫农民背井离乡;主流的媒体和学校教育,也持续向乡村的有志青年灌输褊狭的“现代化”意识,激励他们更自觉地鄙弃故乡、投奔都市;各种急功近利、愚昧不堪的“发展”项目,更是持续砍伐山林、污染河流、毒化土地、掏空地下资源,似乎不把乡村搞成地狱绝不罢休…… 在这多方合力的打击之下,无数村落日渐凋敝,中国人世代赓续的乡土之爱,也日益普遍地淡漠:村镇街道上到处是垃圾,农舍的墙边和院内,则随处可见破窗、杂草、胡乱铺盖的塑料布、积满尘垢的废器具…… 生性勤勉的中国农民,竟有这么多丧失了将自己的居所清扫干净的意愿,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乡村的赤贫和无望?当然,这样的赤贫和无望,绝非只属于乡村,所有以乡村的破败为代价建立起来的功绩,不论多么“辉煌”,都将轰然倒塌,且为时不会很久。


但是,Y寨的这位管理员先生,却让我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的乡野大地,迭遭各种西式或中西结合的“现代化”愚行的荼毒,却似乎根柢尚存、生机犹在。即如这E州,不但大体保存了合乎自然之道——现在的说法是“可持续发展”——的山川形势,也还能继续滋养人民的多种宽厚、真挚的人伦品性。


在L市人声嘈杂的露天汽车站,好不容易开来一辆去M镇的中型巴士,等车的人一拥而上,我们虽是早早就等着了,还是猝不及防,很快就被剩在了车门外面。身后一位卷发瘦小、拎一个大帆布包的中年人笑了:“不要讲什么客气啦,下一次车来,你们也往上挤!”


他是木匠,脚边蹲着一位黝黑精壮的小伙子,守着一个旧拉杆箱,是他的徒弟。他们是去附近一个镇上接木工活,每天的工钱是三百多块。“我在苏州打了十多年工,也是做木工,一天赚六七百块钱!”他的口气里略带一点骄傲。“那你为什么回来了?”我问。“为了小孩的教育啊,儿子就要读中学了,父母不在身边管着,留守儿童,他读不好书的。钱么,现在这样也能过……”似乎是觉得这个解释太高调,他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烟黄的牙:“你算啊,小孩书读好了,将来他可以养我,他读不好书,将来我还要养他!”


也没挤上车、住在C寨山脚下的老伯,六十三岁了,背一个大竹篓,叭叭地抽着自制短杆竹筒烟,他的儿子在南方打工,留下小孩跟老伯一起过,却是八年没有回E州了,“他晕车,回来的路太难走了……”老伯微笑着,仿佛是在替儿子解释。


抽烟袋的老爷爷



载我们去Y寨的个体小巴士司机,却是卷发木匠的同道。他也在南方打了十多年工,三年前与妻子一起回到M镇。从M镇去Y寨的路很难走,路窄,多弯,大半路面都坏了,坑坑洼洼,这么上下一回,不但人颠得要散架,车身和轮胎也都很伤,但他还是守着这份辛苦活,让妻子呆在家里:“她带小孩啊,我在这里载客,收入不多,但家里小孩有人管,全靠老人带,不行的……”在M镇的汽车站向我搭讪生意时,他完全没有一般个体司机的那种精明样,虽也依例报一个虚价,却并不坚持。此后一路上山,边走边聊,我很快就觉得,他正像是E州这地方该有的人:见过外面的世界,也跟着潮流走过,以后说不定还会跟着走,但在关乎人生大旨的事情上,却是自有主见,也能坚持的。当然,能这么坚持,也是因为对什么是人生大旨,他多半有自己的判断。

 

我对E州人事的这些赞赏,是不是太主观、一厢情愿了?


从Y寨返程、小巴士吃力地爬上Q山时,兴致勃勃、正向我强调“我们这里空气好,能见度有15公里”的管理员先生,忽然沉默了。我立刻明白了原因,那被他指作视线清晰度例证的山谷对面的山头上,正坐着L市近几年名声大噪的S项目。这项目的精髓,简单说,就是在一片方圆数十里、包含着次原始林、夏季异常凉爽的山区的中心地带,摊大饼式地圈地造公寓,卖给远近城市里被酷暑折腾苦了的中产人士。这项目的老板,原是当地的官员,从基层机关的会计做起,最后官至财政分局的局长,其在政商两道的人脉之粗大,可想而知。这样公然破坏生态环境的房产项目,何以能如此神速地推进,就更可想而知。短短六年间,已经建成了可容数万人(规划是十万人)的住宅,其中许多已经卖出,这几年,一到夏天,各式挂着州外车牌的轿车,挤满了附近的大小道路。于是,我们从山谷这一边的Q山上,看到了这样的景象:一片墨绿色林海的中心地带,仿佛被巨刀挖割过一般,东一条西一条地横着大块楼宇和建筑工地,在阳光下反射出惨白的光芒。


L市的S项目



来E州之前,我就已经知道这个S项目,说来好笑,是其官网的不打自招,引起了我的注意:“个别记者散布毁林造房的不实信息,给景区声誉造成恶劣影响……(大意)” 在M镇,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只管造房子、卖房子,别的都不管!……”很多兴冲冲买了房子来避暑的房主,叫苦不迭:生活设施不配套,今年甚至连洗澡水都不够用!尽管如此,S项目依然肆无忌惮地继续膨胀,通往M镇的国道两旁的屋墙上,密集地刷着它的房产广告,楼盘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显赫:“依云国际”、“皇家一号”…… 州内外的各式饭桌上,这样的对话也继续蔓延:“你可以去S那里买房子,那里凉快,空气好,就在森林边上,春天满山杜鹃花!……”“这么好的地方?15万元一套,不贵呀,我去看看!……”


 在E州,类似S项目这样的事情,虽不见得都这么嚣张,一定还有不少。但我理解管理员的沉默,那大片的公寓楼不比别处,它们就在Y寨对面的山上,这对他坚持的“先保护、后开发”的原则,实在是太大的讽刺了!从Q山顶往下走了好一阵,他还是耿耿于怀:“那个山上是不能承受十万人住的!光是生活垃圾,你往哪里放?……”


荒谬显而易见。但是,这样的混合着短视、贪婪和无知的“开发”运动,不正是今日中国最浩大的事情么?浊浪滔天,E州自不可能是例外的净土,惟其地处偏僻,卷入得迟,那些生机尚存的风物人情,与那些急切愚昧的“开发”力量,冲突就格外触目。


  




在E州境内的大小城市,举目皆是高楼、百货公司、专卖店、汽车废气、嘈杂刺耳的流行歌曲…… 与我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见到的城市景观,从物质外形到精神内涵,都大同小异,一起放肆地凸显主事者的志趣的雷同。凡我经过的E州的镇子,乃至国道和省道路边的规模稍大的村子,也都差不多是一副模样: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楼房,沿着公路两边一字排开,几乎一样的楼层高低,一样的屋宇样式,一样的薄得令人担心的侧墙,一样的鲜艳花哨、铺满店招和广告的街面,当然,还有一样的建筑材料与垃圾的胡乱堆放,一样的积满灰尘的空关的门窗…… 


如果这就是所谓的“城镇化”,要在中西部的广大区域里全面铺开,我这样的外行人,就不免有一连串疑问了:“城镇”究竟是什么意思?密集地造一堆水泥房子,就是城镇了?即便用城镇户口和商品房,将乡民聚集到了城镇,即便这聚集本身,就能生出若干商机和饭碗:房屋装修、餐饮菜场、日用品零售…… 那作为这一切的前提的大多数乡民的生计,那能让他们从中得钱来买房、装修、维持城镇生活的工作岗位,又在哪里呢?总不会是继续种稻养猪吧?镇上也没地方养猪啊!如果还得去沿海和大城市打工,这一排排横列着水泥楼房的城镇,岂不要变得只有春节时才有人气、平日里鬼城一般?如果多数时候,这些城镇其实和乡村差不多,也是只有少儿、老人和残病人口,各种城市应有的公共设施:学校、医院、银行、邮局、电影院、公交线路…… 又如何能够开办起来?这十年,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岛,我就目睹了银行、医院、电影院、消防队、加油站…… 是如何依据“市场经济”的逻辑,从萧条的镇区迅速消失的。如果工作难找,又缺乏这些设施,农民为啥要搬去城镇住?


不知道那些有责任回答的人,是不是真想过这些问题。也许他们顾不上,因为正忙着别的事。E州首府的两座四星级酒店的大堂里,都醒目地挂着“党政机关公务指定旅馆”的牌子,听我说到其中的一座酒店时,出租车司机内行地说:“知道,是这里最好的酒店!”从L市的通衢大道,沿一条横街右转,步行几百米,就是一架大牌楼,上书“XX宾馆”,穿过牌楼,我吃一惊,巨大的院子里停满轿车,一座正面宽阔得比市政府还像市政府的五层大楼,气势轩昂地横卧院中。不用说,大厅里也是金碧辉煌,也是挂着“党政机关指定……”的牌子,豪华的电动麻将桌,更直接就摆在客房里。


不过,那些绛色丝绒面的欧式沙发和靠椅上,多半蒙着一层灰,服务员走来走去,视若无睹。知情者悄悄说:“这些都是临时招来的,春节那一段时间,一个客人都没有,老板把所有员工都遣散了……”走出宾馆的时候,同行者乐了:“哈,没想到,‘X八条’这么有效,一直影响到这里!”有人就摇头,指着灯火通明的大楼反问道:“可现在呢?”

 

从某个角度看,E州就像一个战场,中国式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固然是步步进逼,那背靠自然和历史的乡土世界,也还在节节抵抗。在上海那样的地方,胜负已定,资本逻辑、都市扩张和官僚体制的三角同盟,充分显示了消灭乡村、重构天地的能力,剩下的只是剔异补漏、收拾边角了。但E州的情形似乎不同:一方面,东南沿海的“发展”尚未走到尽头,资本增值的盛宴还在上菜,吃得肚子滚圆的老饕们,能够分出来长途扩张的精力也就有限;另一方面,惟其已经开始长途扩张,版图越画越大,那些在小范围里还说得过去的“发展”规划,势必随着尺寸的成倍放大,愈益暴露出明显的悖谬和不可行。你在黄浦江边密植高楼也就算了,那只是细细一条河,最多就是板结了黄浦江流域的土地,虽然很可惜,那是数千年养成的鱼米之乡啊,毕竟地方不大。可现在,要在清江两岸、乃至E州内外的所有大小“清江”岸边,更乃至这些“清江”周围一切可用的山岭上——想想S项目吧,都圈地密植高楼、“发展”“城市经济”,那就太荒唐了!而且,这怎么可能呢?


都市化也罢,工业化也罢,再说大一点,现代化,它们都有自己的优长,也可说是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改善。但是,一,“都市化”和“今天这样的都市”,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是前者的一种——现在看来相当恶劣的——形式,它绝不能代表那些以后应该创造出来的较好的形式,“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等,也是如此;二,如果以为人人都应该住进今天这样的都市,人类的生计——包括农业,都应该用今天这样的工业化方式来做,人的改善生活的标准,就是今天这样的现代化了,那就恕我直言,是太不动脑子了。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全面的工业化、都市化、现代化,都还只是想象,并未成为现实。少数“发达”地区确实做到了这些,但却是以其他更多的地方没有做到为前提的。如果所有的国家都要做到这些,这是否应该,又是否可能,都是极大的问号。看看最近一个世纪无数学者、知识分子和政经人士的讨论,再看看当今世界从社会到自然系统的各种恶化、危机和灭绝,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E州不应该变成另一个初级版的上海,要是真被搞成了那样,无论对E州和上海,都是灾难。


不过,理性上知道不该做,实际上却大张旗鼓地做,这样的怪事,过去就不少,现在更多了。即如E州地面上,尽管前景可疑,大大小小的S项目还是蜂拥而起,城建工地还是四处蔓延。作为这事情的另一面的,是乡间小农的生计日渐艰难。住在C寨山脚下、抽竹竿烟的老汉,如此描述他的收支大概:水稻一年两熟,再种一点烤烟,刨去各种非己力的成本,一年得不到两千元,远不够老夫妇两人和第三代的吃用,“主要是靠养猪,一年养两头,一头可卖两千块,这就够了。”现在又有了合作医疗保险,一个人一年交60元,小病自理,生大病的话,可以报销差不多七成的医疗费。但老汉依然很担心:“我以后养不动猪了,那就麻烦啰!”


显然,如果老汉这样的务农生活继续这么拮据下去,那在上海及多数沿海地区已经结束的一边倒的战况,迟早要在E州重演。看看L市和M镇,你甚至可以说,这样的重演已经开始了。

 

怎么办?人类尽管常常愚蠢得出乎意料,却不是坐以待毙的物种,只要看清楚一样事情是不可接受的,就一定想得出办法去克服它。就拿E州来说,凭什么那位老汉的务农生活就该如此拮据?为什么他不能靠出售稻米烤烟就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大多数乡人的务农所得都达到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他们有什么必要背井离乡、去城市吃不干净的食物、呼吸滞浊的空气?千千万万乡民挺直了腰杆,E州又何愁挡不住资本主义的野蛮“开发”?


  
  


E州东北边境的深山里,有一座以水井闻名的D村,村中现存的李家大院,中西合璧,气势之宽宏,结构之讲究,规模之巨大,足令每一个初访者惊讶:“山里怎会有这么考究的大宅子?”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惊怪的,E州内外的广阔大地上,无数今人以为是穷乡僻壤的地方,正有多少高屋巨堂的局部和旧墟,依然形神俱在、可供踏访?它们并非只是砖石梁栋之物,分明代表着各自所属的安坐于山野的生活世界!是啊,即如这李家大院的历代主人,多有离家远游、出洋留学的经历,但只要家乡不被搞得无法安身,他们在出门追逐异域新潮的同时,也总会带着新气息返身回乡,以新培旧,壮大乡村,很少会如今日千千万万的被迫离乡者那样,卡在城乡之间,身心两面都进退无着。当然了,在过去的时代,能如此在城乡之间自主往返的,多半是乡村的地主和读书人。但这同时不也说明,只要有文化、不受惑,能摆脱C寨老汉式的贫困状况,中国农民完全有能力打破今天这样的阶层隔离,重建城乡的平等互通?


不用说,事情的关键之一,是农产品的价格太低。今天这样的极度贬抑农产品的全球价格系统,是现代的一大病态现象。两百年来,发明了许多东西来为它辩护:各种庸俗的线性“进化”、“革命”和“发展”理论、“恩格尔系数”、“经济=不断增长”的糊涂观念,还有美国式大农场——它其实是一种工业——所推动的畸形的农作物供求关系。但是,无论叫得多响,搞昏了多少人的脑子,它们却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正是在这套价格系统的统辖之下,作为人类第一生存必需品的稻麦薯黍的供给,差不多被逼至除了大规模种植、越来越转基因之外,就别无选择的绝地。真正安全、有营养、又好吃的农作物,竟然快要成了富裕和权势阶级的专享品!


李家大院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农产品的价格之所以被压得这么低,主要是因为定价权不在民众手中,更不在农民手中。民以食为天,可那些掌握定价权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赚钱、强国、革命、追求世界霸权,甚至就是因为愚昧,硬把这个“天”搞得比袜子还便宜!正是靠着把农业和农产品死死地踩在脚下,那些今天看来是越来越弊大于利的“现代”工程:大工业、城市化、军火工业、虚拟经济、知识经济…… 才得以疯狂扩张,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搞得岌岌可危、人类的未来一片昏暗。


因此,大幅度提升农产品的价格,其实只是回归常理,将被颠倒的世界颠倒回来:既然在今天,所有人造物中,人第一需要的仍然是粮食,它就理当位居于商品价格的第一序列。这也是重新理顺人类社会的内部关系:那些默默维持着人与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的艰辛的劳动者,理当在社会公认的价值等级表上,也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体系中,获得高度的尊重,尸位素餐、却高官厚禄,造出许多新花样——想想那些投机性的“金融创新”吧——伤害经济和社会,却理直气壮掠走惊人的财富:类似这样的荒唐事,绝不应该继续存在。


不用说,这也是重新认识土地和其他自然物的意义,弄明白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比如农地,它不应该仅仅因为变成了“非农地”才得到珍爱,农地本身就是尊贵的,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继续做人,不用进森林与野猪争食,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呢?同样,空气、水、植物和动物,它们都比人类来得早,无论人类如何灭绝它们,多数也会比人类活得长,它们无求于我们,我们却一天也离不开它们,自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是我们单方面地受惠于它们,但同时,我们却变本加厉,如儿孙忤逆慈母那样,一天比一天更贪婪地伤害它们。置身E州的绿天绿地,想起年轻时为之激动的莎士比亚的名言:“人是万物的灵长”,虽知道那有特定的涵义,却还是觉得是一种愚昧。在今天,这样的愚昧正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成分之一:绝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事情越说越大,要想都颠倒回来,可能吗?单是提升农产品价格这一项,难度就极大。我从E州回来,伸着脖子对人讲述这个想法,那人立马回我一句:“农产品大涨,城市里的穷人怎么活?”对,如此根本和全局的变革,困难是一定的。但我还是要说,最难的不是怎么做,而是看清楚应该怎么做,只要能看清楚,大家努力,其实是没有做不到的事的。远的不说,光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奋斗者就做成了多少看上去绝难做成的大事!从孙中山到陶行知,他们之所以屡屡反过来提倡“知难行易”,根本的道理,也就在这里吧。

 

    E州当然不只是E州,它同时是中国,是世界,或者说,是启发人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一个清明的角度。惟其如此,我就特别感激E州,感激所有让我有这一次E州之行的朋友。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能让人看到大局,明白事理。


2013年11月  上海


 《E州杂感》,原载《人民文学》2014年第3期


注释

 【1】土家话,意思是“棒极了”。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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