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霍尔纪念周·监控危机（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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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纪念周

斯图亚特·霍尔

2014年2月10日，英国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探索者和践行者斯图亚特·霍尔辞世，如今三年时间过去，文化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的“介入性”实践，依然限于某种焦灼之中。为纪念霍尔，也为了给中国的文化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本刊计划以“霍尔纪念周”的方式，在本周连续独家刊出霍尔所著，或与英国文化研究有关的文字（这其中不乏首次以中文形式与读者见面的文字），以祭奠先贤、开启新路。

本刊将要刊出文章有：

1 《监控危机（导言）》

2 《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上、下）

3 《常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

4 《新自由主义之后：对现状的分析》

5 《霍尔与我们》

6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论文选目录》

7 《伯明翰学派著作中译本目录》

编者按

2013年，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为《监控危机》一书推出了极具纪念意义的35年周年版——该书由霍尔及其同人所著，1978年首次出版。专门为一部著作推出纪念版，这样的事情并不多见——而在出版35周年之后继续再版，也说明它依然与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有关。毫不夸张地说，《监控危机》一书大概最好地诠释了霍尔及其同人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努力，那就是一方面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及其“相对自主性”并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试图从“整体”上思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联。也因此，本刊“霍尔纪念周”的第一篇文字，便是《监控危机》一书的“导言”——所谓“以管窥豹”，从这篇“导言”中，我们便能大致感受出《监控危机》一书积极的论辩姿态和宏大的理论抱负。

     监控危机    

 （导言）

朱杰 译

本书始于“行凶抢劫”（mugging），但却终于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正如注意到了从副标题向主标题转换的敏锐读者所已经意识到的。无论如何，它都与大多数读者所期待的“行凶抢劫”无关。的确，如果我们能够剥离这个词，那么这正是我们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可行性建议”。它已经造成了无法计数的伤害——将错误的事情提升为耸动性的焦点，将深层的原因隐藏起来并使之神秘化。现在我们应该宣布暂停其高度可疑的用法，特别是其在政客、法官、警察、刑事统计专家、大众媒体以及我们的道德卫士那里的用法。不幸的是，你无法通过剥离粘在社会矛盾上面的标签来解决社会矛盾。

本书旨在超越标签，进入其以神秘化方式所反映出来的具有矛盾性的社会内容：但本书与这些事情无关，即为什么有些人作为个人，会实施行凶抢劫；或者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步骤来控制或减少其发生率；再或者“行凶抢劫”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罪行。它不是个案研究、不是实用手册，或者出于道德义愤的呐喊。它也不是简单的对指涉框架的翻转——它不是要对“行凶抢劫”的刺激性或革命性表示“激赏”。我们是从另一些地方开始的，发展出了对于“行凶抢劫”之于英国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看法，由此也就写出了一种不同类型的书。

我们这样说，特别是针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要写与“社会问题”有关的书，调查者只需走上街头、观察表现出来的“经验性事实”，然后围绕碰巧悄悄隐藏在这些事实背后，或者正好打中了调查者脑袋的无论什么“问题”展开写作。我们怀疑能否以那样一种无辜的方式写出关于社会的书来——尽管以此为伪装的乔装打扮已经够多了。

我们正在关注的，是“行凶抢劫”——但是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作为一种特殊形式之街头犯罪的“行凶抢劫”。我们想要知道，“行凶抢劫”的社会肇因是什么。但是我们认为，这只是“行凶抢劫”故事的一半——不到一半。更为重要的是，为什么英国社会会在那一历史关头（conjuncture）——1970年代初期，用它所采用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回应行凶抢劫。如果说行凶抢劫犯真的是突然出现在了英国的大街小巷——对于此一太过简明的事实，我们有所辩驳——那么说该社会进入了对于“行凶抢劫”的道德恐慌状态，也是成立的。而这，又与这样一种更大的“恐慌”相连，该“恐慌”所涉及的，是自1960年代以来就“稳步增长的暴力犯罪率”。而这两种恐慌，都与犯罪事件之外的其他事情有关。社会渐趋将一般的犯罪，以及特殊形式的“行凶抢劫”，理解为社会秩序解体的标志、“英国生活方式”崩解的讯号。

因此，本书同样也与某个正在滑入某种危机之中的社会有关。它试图查明，种族、犯罪和青年人的主题——凝缩在“行凶抢劫”的形像之中——是为何并且如何成为危机的表现，以及其意识形态导体的。它同样与这一点有关，即这些主题是如何作为一种有利于权威主义共识、保守反应——我们称其为朝向“柔性”的法律与秩序（law-and-order）社会的缓行渐进——之建构的机制而运作的。

但是我们同样得问：此一朝向“规训社会”——被“行凶抢劫”所动员起来的恐惧为其提供了动力——的趋势所真正指涉的，究竟是哪些社会矛盾？“法律与秩序”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其建构限制和容纳了哪些社会力量？哪些社会力量会从中受益？在其建构过程中，国家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所真正动员起来的，究竟是何种恐惧与焦虑？当我们说作为社会现象的“行凶抢劫”时，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意思中的一些。这就是为什么，关于“行凶抢劫”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了1970年代不列颠普遍性的“统识危机”。这就是本书所坚持的立场。拒绝我们论述逻辑的人，须在这一立场上与我们辩驳。

《监控危机》一书大概最好地诠释了霍尔及其同人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努力，那就是一方面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及其“相对自主性”并因此“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方面试图从“整体”上思考“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联。

本书开始和发展的方式，使得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行凶抢劫”做了重新界定。到开始研究之前，犯罪都不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领域。但我们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卷入其中：1973年，伯明翰的汉兹沃斯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某男子从酒吧回家，在一片荒地被三个种族背景各异的男孩“行凶抢劫”，他们抢了该男子并将其打成重伤。其后，法庭分别判处三个男孩10到20年的徒刑。我们既觉得刑罚过重，又——从造成事件的原因来讲——觉得法庭的审判治标却未治本。我们还想做到法庭明显没有做到的：理解唤醒了我们矛盾情感的问题——对判刑结果的愤怒、对无谓受害者的悲痛、对陷入非己所造之命运中的男孩的同情、对酿成所有这一切的状况的困惑。

只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起点被证明是合适的，因为一旦你进入汉兹沃斯事件中的“行凶抢劫”问题，你就不可能落入这样一种思想陷阱之中，即认为“行凶抢劫”仅仅是这样一个术语，它被用来指称一些穷苦的孩子在我们大城市的一些贫民区针对一些穷苦人的所作所为。

很明显，“汉兹沃斯”同样还是一例审判样板——是一次旨在引发社会及刑罚影响的审判；同时，它还是该审判试图加以缓和的恐惧与焦虑。它乃是大量的媒体报道，当地百姓、专家和评论家的反应，与之相伴的、大难将至的预言，在“行凶抢劫”事发区针对某部分人群对警察的动员。“汉兹沃斯行凶抢劫事件”，是所有这一切。一旦你视“行凶抢劫”为一种关系——罪行与对罪行的反应之间的关系——而非一种事实，关于“行凶抢劫”的传统看法就会在你手中崩解。如果你从其中所累积的社会力量和矛盾的角度（而非仅仅从其对普通人所造成的危险的角度），或者从它发生于其中的更为宽泛的历史语境的角度（即从历史关头，而非仅只是日历上的一个日期的角度）来看待此一关系，整个问题域就会有性质方面的改变。

罪行的类型，同样还有社会反应的性质，是有前史的；在一切聚焦于此一单一事件的公开出版物中，其存在条件都令人瞩目地缺席着。

这两者在显然远离“犯罪现场”的机构性进程和结构中都各有其位置。更有甚者，没有人在真正地察看这些决定性条件。罪行被割离了其社会根源。有些事情充当了将这些“存在条件”看成现象之一部分的路障。而路障的一部分——将罪行看成是简单而透明的事实——正是“行凶抢劫”这个标签本身。我们不能允许让它来代替一切常识性的直觉。它必须被拆解：从其与那些具有矛盾性之社会力量的、更为宽泛的联系方面来加以拆解。这就是我们的调查所取的路径。在结构和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试图为读者重新构造、重新追溯的，正是这一路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从“行凶抢劫”开始，但是却以社会正在“监控其危机”的方式作结。如果读者能领会这一路径，他或她就不难理解本书与之相应的结构。

斯图亚特·霍尔

 

较之其最终的质量要求，本书的准备时间要更长一些：这部分地是因为写作期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工作、教学、研究——要做；但同时也因为本书的研究、写作、争论、修订、编辑和体认被作为了某种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就此而言，它应该感谢事情得以展开的地点——伯明翰的文化研究中心，它在使得批判性的社会研究更倾向于协作式知识实践方面贡献了思想和苦痛。本书反映了将其作为某种集体事业来操作时候的回报——以及损失。对其局限——我们所整理集结的某些论点和立场必然具有未完成性——我们心知肚明。但其缺陷不应被归咎于集体写作。如果本书不尽如人意，那么换成单个人来写的效果可能只会更差。

现在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努力画上一个暂时的句号，但要想象我们的著述可以正面取悦谁人却很困难。我们希望，如果不能取悦，它也许可以说服——这其实更重要，这样的想法让我们心安。法院、警局、内政部当然将会发现本书对其负面作用（说得好听点）做了疯狂的夸张，而它对罪犯、煽动分子和刺儿头的态度却不可原谅的“温和”。媒体将会声称本书存有偏见。学者将会发现本书远远没有不偏不倚，它太过投入。积极参与刑罚改革或种族关系改善之中的自由主义者和好心人尤其不会喜欢本书——可能是因为他们会带着某种更为积极的期待来看这本书。本书的缺乏不偏不倚可能会让他们担心、其对改良主义的批评似乎也显得小气且具有宗派性，而实际解决方案的缺乏也显得不负责任。可能本书读者中的绝大多数尤其会对最后一项感到忧虑：分析地很好——但补救措施何在？实际的改革何在？

对于这最后一项指控，我们坦承我们的发现使得我们的心变得更硬了。将分析与行动相分离，并且将前者指派为从不会降临的“长期”状态，而将后者保留为“短期来看具有实践性和现实性”的东西，这是一个流传广泛却又致命的陷阱——准确地说，是“自由主义观点”的陷阱。与此一最为“英式”的逻辑针锋相对，我们决定在短期内“不那么现实”，希望能说服一些人坚定果断地着手最终需要做的“正确”的事情。因此，如果有人对我们说：“是的，但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我们现在该怎么做？”我们就只能回答“围绕‘目前的情况’做些什么吧。”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过，当唯一的解药是祛除贫困状况本身时，改革者再花时间询问该做点什么来缓解穷人的命运，或者使穷人带着更多的尊严来承受他们的状况，这就令人愤慨了。

问题在于，使得穷人变穷（或者罪犯铤而走险）的“目前的情况”，同样也正使得富人变富（或者使得遵纪守法者相信只要对个别罪犯的惩处足够严厉，罪行的社会诱因就会消失）。我们能从产生了个别效果的具有矛盾性的结构之中将个别效果抽象出来，此举深具“英国性”。因此“实际的补救措施”就包括站队——与矛盾做斗争。对于知晓这一硬道理的人，以及已经为改变产生了本书所分析之效果的结构和状况而斗争的人来说，本书可能让他们失望。我们没有能力沿着这一路径进一步论述，对此我们深表遗憾。但我们希望我们的著述能够帮助知会、深化并强化他们的实际斗争。我们希望他们的读法与我们的写法一样：作为一种介入——尽管是观念战场的介入。

即将推出：

《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上）》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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