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霍尔纪念周·新自由主义的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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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纪念周
编者按
本刊将连续刊出霍尔及其同人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批判性文章。一方面，肆虐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正构成了今日全球社会正义与进步事业的最大威胁；另一方面，在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时候，借用王晓明老师的话说，霍尔的“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可以说，这样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依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今天刊出的，是第一篇。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新自由主义的革命
（下）
朱杰 译
斯图尔特·霍尔
新自由主义话语促成了两种流行话语人物的形成——“纳税人”（工作勤勉的男人，却被课以重税，以资助福利制度下选择了依靠救济这一“生活方式”的“小偷”和“逃避工作的跑跑”）和“顾客”（能够在市场“自由”施展其有限选择权的、幸运的家庭主妇，而“选项表”和个性化的配送，乃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没有人想过，这两种人都还可能是需要或仰赖公共服务的实诚市民。
当然，盛行的市场话语，乃是事关意识形态表征的。实际的市场当然并非如此运作。它们并非单靠自己来神秘地运作，或在其最优点变得“清晰”（‘clear’ at their optimum point）。交易的时候会有算计、买家和卖家带入交易的相对财富间会有巨大差异，只有将这些排除在外，它们（指“市场”——译者注）才可以被称为是“公平”的。并没有能为公益打包票的“看不见的手”。它们的建立，需要国家和法律这样的外在力量，对其的规约也同样需要此类力量。但是市场话语为其主体提供了与其现实存在条件的“鲜活的”“想象性关系”。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不过是捏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它们倒是太过真实了！它们（指“市场话语”——译者注）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将局部的解释，作为对整个过程的说明。但是我们依然得记住，“我们所信以为真的那些事情，就其后果而言，乃是‘真实的’”。
就全球而言，新工党也认为发展中国家须被暴露在自由贸易和外来投资的凉风之中。全球治理的主要目标，便是保护市场和投资，并对可供全球资本主义企业成功逐利的条件加以维护。这就需要人们大力投身于某种新的地缘政治秩序，增加军费开支——“硬实力”——并建立起军事基地、附庸国以及独裁者（其中许多人都惯例性地使用镇压、暴力、监禁和虐待）圈子；更有甚者，如果需要的话，便是直接的军事干预——披着人道主义的伪装。其“软”的一面，则包括将“美国梦”及其生活方式，作为具有普适性的全球商品加以推广。
那么，撒切尔和布莱尔这两位推动此类变革的先锋，是“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性人物吗？他们每个人看起来都象征性地“体”现了其所造就的历史时刻。他们两人都是毫无瑕疵的中产阶级：但是撒切尔夫人似乎植根于并非伦敦/威斯敏斯特大都市景观之一部分的“外省”之地戈瑟姆（Gantham），尽管其作态、风格和发音，都随其仕进之途而变得“大气”。她对体面全情投入，此举具有浓烈的、不可变更的“英国性”。行事更为不羁、更加“摩登”、更为见钱眼开、贪得无厌、以权力为标的的布莱尔，则唠唠叨叨于“英国价值观”，但他却绝非如此便宜地赢得了“体面”——当其野心加剧，他便更是如此。布莱尔期待的，是“联合王国股份有限公司”（UK plc）：而撒切尔夫人则怀念着“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以及帝国的往昔。“开明”之类的自我描述，想来绝不会途经她口。
他们都确信笃定、自信满满。这里涉及到宗教问题吗？撒切尔夫人似乎信奉英国国教，但却并不虔诚。布莱尔新工党的政治顾问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宣称，“我们不谈上帝”（we don’t do God）。但是结果是，更为狡诈的布莱尔，还是谈上帝的。然而，问题在于道德，而非宗教。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被灌输进了强烈的道德感：不按照内心的道德指针去做“正确的事情”，乃是不可想象的。“本夫人绝不回头”（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她的电影剧本编剧坚持让她如是说（her scriptwriters insisted she say）。布莱尔建议米利班德[1]坚持新工党的“改革议程”，一英寸都不可松动。他们两人都相信，历史将会证明，酷烈而有胆量的决策乃是正确的。
布莱尔实验的终结出人意料——此乃长期听命于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结果。“特殊关系”保证了联合王国作为地缘政治高级伙伴的角色，及其在全球帝国秩序（the global sun）中的位置。现在，它们“肩并肩”地反对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于一些不可解的原因，布莱尔颇为信赖乔治·布什，布什受到新保守派游说团——钱尼（Chaney）、珀尔（Perle）、拉姆斯菲尔德——的支持，诱导布莱尔参与到对伊拉克的武装干及其政权更迭之中。似是而非的逻辑、虚伪矫饰、秘密协定、文档篡改和错误情报，都损毁着布莱尔的道德主义。他的声誉，再也没有恢复过。
他的继任者戈登·布朗，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新工党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他从来就不是一位全情投入的“第三条道路”改宗换教者。其牧师背景、高度的道德严肃性以及早期工党构型（early Labour formation），都是他这样做的障碍。新工党“双擦舞步”的积极方面，开始与他联系在一起：公共投资、有限的第三世界债务以及对儿童贫困（child poverty）的抨击。但是有限的“借助隐性税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by stealth），却没能构建起拥护福利国家的政治选民，或者对福利国家的有原则的卫护。
此外，对于美国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布朗亦倾羡有加。他跌入了深深的错误信仰之中，即工党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经济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对于暗示了繁荣不可永存的信号——失控的房地产市场、公私债务的膨胀、衍生性金融商品、可疑的风险承担装置——穿着红马甲、野心勃勃的年轻商人的发明、银行售卖次贷的丑闻——价值比许多借款人的年薪总和都高、股票价格的提升、天文数字般的政府薪资和津贴、银行业务向具有风险之投资活动的转移、对于这些活动的公共援助——因为它们“太大了，不能失败”——以及当危机来袭时，它们推卸不良债务的速度，他都未曾留心。对于像布朗这样老练的经济技师来说，所有这些信号，他都本不该遗漏。在危机之中，布朗国际领导的地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为时已晚。新自由主义的骄傲自大，已经酿成苦果。他还缺乏布莱尔在政治上所具有的高度个人魅力，他无法做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决断，或者用恰切的家常话来表达观点。当向听众演说时，他就像个聪明的学者，当需要的是宏观图景时，他就用数字去淹没他们。很明显，工党会输掉选举（他本该在一年之前就呼吁进行的）。果不其然。
取而代之的保守—自由派民主联盟（Conservative\u0001Liberal Democratic coalition），与占主导 29 53549 29 15533 0 0 1502 0 0:00:35 0:00:10 0:00:25 3811位的改组派（re-alignment）政治逻辑完全一致。不列颠尚是联盟抢座位游戏[2]（the game of Coalition musical-chairs）的新手。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以布莱尔为榜样的卡梅伦，宣示了他将托利党重新定位为“充满同情心之保守党派”的决心，尽管事后看来，这不过是某种拖延战术。
在野、无权，这深深撕裂了自由—保守联盟的灵魂，对此，许多人都估计不足。联盟用倾向新自由主义、赞成与保守派结盟的《橙皮书》支持者，来反对包括前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内、倾向工党的“开明派”。自由—保守联盟的领袖，也即现任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在电视选战中富有魅力的表现，迷倒了一些人。其他人则在想，这是不是因为里面没什么重要信息。对于自由—保守联盟领袖在自欺、虚伪和无原则方面的能耐，几乎所有人都判断失误。交易——其内容如今已为人遗忘——已经被安排达成。在玫瑰花园十号，卡梅伦与克莱格“互相吻手”（前者看起来就像吞下了奶油的猫）。自由—民主派为卡梅伦政权提供了“遮羞布”、为银行业危机提供了它所需要的“不在场证明”。它抓住机会，施行了战后最为激进、影响最为深远（且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
尼克·布莱格
联盟的政策经常看起来并不恰当，它并没有把事情想清楚，或者也并没有把事情聚拢来。但是换个角度看，它又无可争议地是三届政府中准备最为充分、覆盖面最宽、最为激进且最具野心的政策，而自1970年代以来，这三届政府就都在培育发展新自由主义计划。与之相较，尽管运气不错，但工党对于执政的准备，就业余得让人觉得可恶。右派准备最为充分，因为保守党人全心投入对于执政的准备之中——它准备的不是政策细节，而是如何才能力所能及地使用政策，以立法来实际促成新的政治“安置”的达成。他们使自己相信，财政紧缩、对于预算赤字的鲁莽攻击以及深度、快速的各种削减（cuts），就将可以让债券市场和国际评估人士满意。但是，危机是否也可以如弗里德曼（Friedman）所言，被用来“促成真正的变革”？
联盟的立法雪崩迅即开始，且其势不减。它在开始时总是消极的（“将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杂碎清除干净”），但它总是积极拥抱作为解决之道的激进结构性改革，并以此告终。坐在驾驶座的，是意识形态，尽管对此人们总是大力否认。坐在议会前排的意识形态专家——奥斯本（Osborne）、兰斯利（Lansley）、戈武（Gove）、茂德（Maude）、邓肯·史密斯（Duncan Smith）、皮克利斯（Pickles）、亨特（Hunt）——浸淫于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中，并决定给与其法律效力，尽管他们最初不过是福音教会的皈依者。《飞越疯人院》中有言，“掌管疯人院的那个，最疯”。对于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他们就是一根筋，所用手段冷酷无情，且拒绝接受“争吵”。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带着傻笑、聪明伶俐、愤世嫉俗、“笑里藏刀”——热心地挥舞着斧子。卡梅伦——神态轻松、花言巧语、踌躇满志、字正腔圆且颇为自满、举重若轻、伊顿/牛津出身、中上阶级、自信地屈尊“出席”联盟的电视秀——真是剧作家阿兰·本内特（Alan Bennett）曾经说过的“优雅的男人”。他是联盟的市场部经理，当其股价下跌时，他就为之而鼓与呼。这帮人老早就接受了熊彼得的名言：“创造性毁灭”别无它种替代。通过立法操纵，他们给了自己不受干扰的五年时间，来完成此一任务。
乔治·奥斯本
联盟的新自由主义规划范围广泛，此一特点，须得从这些角度作出判断：他们欲加“改革”的机构和实践在操作上的宽度、他们在用国家基金向私有部门输血方面的厚颜无耻、他们自己骗自己的无限潜能，以及他们准备面对的选民的数量。“改革”与“抉择”——这些词语，已经遭到新工党的打劫——乃是其主叙事的基础。他们可能是保守派人士，但其政权本质上却并不“保守”，尽管它日益为托利党那些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上议院男女反动议员们所包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茫然无措的工党，正失神地考虑着“蓝色工党”[3]（Blue-Labour）这样的保守性替代方案。托利党和自由民主派人士，单调地重复着其出自媒体和公关人员之口的掩饰性颂歌。但是新自由主义的引擎正开足马力。
在此，我们无法细致地对各种削减加以讨论。它们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更多，且其后效将是累积性的。我们将集中精力，对新自由主义策略背后的逻辑加以追踪。
首先，作为打击目标的选民：一切与国家和公共服务有关、对其依赖或需要其资助的人。对有钱人来说，经济衰退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对那些身处公共部门之中的人来说，大面积失业、工资冻结、通胀导致货币贬值、不再会以当前形式发放的养老金、退休年龄的提升，都会使其有罪受。对穷人和弱者的援助将会减少，如此一来，所谓“福利依赖”便告破产。救济金额度将会被设限；老人须得变卖房产以支付保险；双职工父母须得购买儿童保险，而病残救济金受益者得去找工作。“确保开端”计划[4]（Sure Start）、学校翻新计划以及自主的助学金（鼓励年轻人继续留在中学六年级并尝试考进中等技术学校）都遭搁置。为了得到一个学位，或者抵押贷款以买上第一套房子，许多学生将会终身陷入债务之中。你不可能在不影响国家健康服务第一线诊疗及护理服务质量的情况下，省下二百亿。然而，兰斯里[5]（Lansley）先生却“并不认可这个数字”。人人都知道，大多数大学会收取最多达9000磅的学费。戴维·“双脑”·威利茨[6]（David ‘Two-Brain’ Willetts）也不认可这个数字。厚颜无耻、罔顾事实地断言，他们信以为真的，就是真的，不管证据如何；厚颜无耻地断言，方枘与圆凿是可以相合的——这已经成为议会前排的专长
女性、黑人和下层阶级所处之地，多是这些线索的交汇之处。正如比·坎贝尔（Bea Campbell）提醒我们的，削减国家的力量，意味着要把女性可在其中找到意见、盟友、社会及物质支持的领地，减少到最低限度——她们及其关切可被认可的地带。它意味着将社会集体地分配给儿童——使之成为责任的共同承担者、老人和弱者，以及关爱这一一般“劳动”（the general ‘labour’ of care and love）的资源，加以削减。它无情地促使黑人社群两极分化，而该社群本是最为依赖国家资助和雇佣的。
第二，私有化——将国家和公共服务返还给私人资本、重绘社会建筑图。卡梅伦先生试图在法律中加入这样一条新预设，即“公共服务，应该向众多自愿通过竞争来提供更好服务的供应商开放”。这条设计，是为了“防止碍事的国家阴魂不散”。“企业之敌，可能会释放出国家之控制”。他安排的方法极其简单：将公共服务外包给私人供应商、慈善机构以及保险公司；增加选择，以驱动竞争；服务预算的个性化；地方主义——地区服务机构理事权的扩大（《卫报》，2011年7月12日）。
联盟的私有化，有三种不同形式：（1）直接廉价售卖公共财产；（2）外包给私人公司以牟利；（3）“隐性”的两步走私有化，而“隐性”则被表现为未曾料到的后果。例如，（1）在刑事司法领域，监狱经营合同被拍卖。肯·克拉克（Ken Clarke）以一种真正新自由主义的腔调说道，监狱是公有还是私有，他看不出任何原则上的不同。（2）在健康和保险领域，私有部门已经是一种巨大且盈利的存在，它已选取了老人的医疗服务及住房这一有利可图之领域，而医院和地方权威部门已不再负担得此类服务。在售后回租的基础上，私有股份公司公然将私人养老院全部买进，然后将其处理、获利极高，后来便只剩下其新主人——像南克罗斯（Southern Cross）这样的私人供应商——无力偿付租金，又别无选择，只能关门大吉、让其住户另谋居所。此乃双底[7]私有化（double-dip privatization）。
（3）在对国家健康服务做影响最为深远、从头到脚之重构的过程中，被组织进私有工会（他们保有其部分利润）的家庭医生们，将会掌管六百亿的健康预算。家庭医生中少有懂得或有时间料理复杂预算的，所以他们会“自然地”向私人健康公司寻求帮助，而这些公司正围着国家健康服务打转，就像等待着觅食的鲨鱼。代表了资助过程中公共利益的基础医疗体系（Primary Care Trust），将会被废弃。在“竞争”这一总的精神指导下，医院须得去除其私人病患疗治数量的“最高限额”。竞争——有时被方便地重新命名为“不同供应商之间的团结协作”——须成为主流。
第三，“地方主义”的魅惑。与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相一致，“自主学校”[8]【（free schools）公家资助——戈武[9]的复仇】将会“赋予家长权力”，并将权力移交给“人民”。但是，被急迫的居家及“看护”责任所困扰的家长们，没有时间或经验来经管学校、做教学评估、平衡课表安排，他们大概不记得多少科学或者数学课程、也从没什么机会说外语、上过的历史课枯燥乏味、初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哪怕一刻时间来读小说，如此，他们就也只能求助于私有教育顾问来经营学校，并界定学校的“愿景”。“未曾料到的后果”的两步走逻辑，是否清楚些了？
第四，假民粹主义：身为地方政府大臣的皮克利斯先生，将“社群”与地方民主对立起来，他试图使市政服务机构永远脱离中央拨款体系。与此同时，当迫切需求增长之际，由地方市政提供的廉租房数量却陷入停滞，住房补贴将遭削减，而由市政部门提供、位于市中心的住房的租金，则被允许涨到商业水平。许多人将被迫迁居租金更便宜的地方，由此也就失去了朋友圈、子女抚养费、家庭、校友及学校。家长们须得在地方找到其他的就业渠道——如果有的话——或者花费额外的出行时间。求职津贴将会封顶。正如私有住房游说团发言人所言，“我们期待的，是天降聚宝盆”。自从早期撒切尔夫人时代，我们还没有见过对于市民社会、血缘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肌理如此凶恶的攻击。
第五，降低国家在人生活动质量（quality of life activities）方面的威望。图书馆、公园、室内游泳池、体育设施、青年俱乐部、社区中心之类的便民设施，要么被私有化，要么就消失不见。要么是私有部门选中那些有利可图的，要么是志愿者无偿地“着手加以建设、维护”，要么它们就关门大吉。真相是，其（指出降低国家威望——译者注）目的并不是——用态度随随便便的卡梅伦并不羞于去借用的、1968年的话来说—— “将权力移交人民”，而是对地方民主的架构加以侵蚀。对于志愿行为、社群投入及参与感觉积极的左派——谁不是呢？——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不左不右的不确定状态之中。“大社会”的概念是如此空洞，以至于大学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其置于研究日程之首，尽管它们正身受资助削减之苦——可能惟其如此，政治家们才能弄明白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虚假的理念，对于思想自由低劣、傲慢、奸诈的干预。
首要的主题，就是将权力和财富交还给已经有权有势的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妖魔化——贼眉鼠眼、鼠目寸光、不负责任、家教不良、单亲教养、生活无序：卡梅伦所谓“破裂的社会”——进展顺利。实际上，大多数人所体会到的，是工资的停滞不前或下降，而那些位居高位者，则将这些年间经济的紧张状态、温室效应、泡沫膨胀、靠债务维持的“增长”所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加以攫取。“有这样一种经济体，在过去30年间，它的规模成倍增长，……但是，处于底层的那五分之一工薪族，仅仅享受到四分之一的工资增长，而那些中等收入阶层，则仅享受到一半稍多的工资涨幅”【弗朗西斯·奥·格拉迪（Frances O’Grady），《卫报》，2011年7月7日】自1970年代以来，专业人士的收入，涨了不止一倍；而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的工资，则实际上下降了。贫困工资（poverty wages）的比例，则几乎增长了一倍。在“大社会”里，平等似乎已经不再时髦了。
新自由主义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民众意识的赞同和渗透，是个太过重要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法充分处理。新自由主义，只是运作之中的文化趋势中的一种而已。它将自己定位于某种复杂的文化场域之中，这其中有好几种趋势在互相竞争。尽管如此，某些具有独特性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成分，还是能够被大略辨识出来的。下文所讨论的线索，乃是围绕着商品化和个人主义的理念及文化实践，而被建构起来的。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代表了广泛流传之潮流的文化中，具有自由、无所不在及包罗一切之特性的“财富”，乃是占主导地位的议题。它越来越指的就是赤裸裸的、“美国化了”的“财富”：金钱——被剥除了英国语境中曾经伴有也曾经改变过它的那些古老的、恭顺的、带有贵族和上层阶级气味的含义，以及道德自由的保留意义（moral liberal reservations）。“贪婪是美德”，迈克尔·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在电影《华尔街》中断言。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是新工党“第三条道路”的设计师之一，他宣称，“对于人民成为粗鄙的富人这件事，我们相当轻松”。“他赚多少钱？”、“他的奖金有多高？”、“她身家多少？”、“那个古奇的手包/那双吉米周（Jimmy Choo）的鞋多少钱？”、“他有游艇吗？”、“或者他拥有一家足球俱乐部吗？”、“它们值多少钱？”、“我在哪儿能得到一些这个？”这些乃是主导着文化时刻的关键问题。如果买不起真品，你尚有大量的“仿品”可得。为“浮华”所“欺骗”的工人阶级女性，被人轻蔑地称为“傻帽”（chavs）。
电影《华尔街》
市场和买卖隐喻，似乎要淹没公共话语。市场被具象化了：它“想”这个、“做”那个、“感觉”其他、“觉得恐慌”、“失去信心”、“相信”……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买卖、都有其“价格”和“成本”。一切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没有什么能够逃脱“财务状况”的“规训”（the ‘discipline’ of the ‘bottom line’）。价值就是指交换价值。人们不只是“购物”：每个人“都在市场中竞争”。操演“消费者选择权”，是仅次于自由本身的次佳之事。
横跨世界的大规模生产及财政公司基础结构，为全球时尚潮流的温室孵化器再度加温：但是为了在市场上盈利，它们必须多少获得“个性化”选择的光晕，并成为其能指。年轻人穿着同种休闲“制服”的不同款式，借此寻求个性。自我呵护（care-of-the-self）及自我形塑（self fashioning）工业——健身房里的严苛、自我推销的技巧、商品种类的性别化和“种族化”、整形手术、私人健身教练、生活方式广告业（life-style advertising）、公关产业——从这些趋势中获利不少。即使是求职申请，如今也已变成自我吹捧的准虚构练习。即使在经济状况十分可怕的时候，显得自信满满、“大步前行”的经理和公司发言人，依然泰然自若地夸夸其谈。首席执行官、政治家和媒体评论员们顾左右而言他。没人再会相信事情就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过把想让我们听到的告诉我们罢了。
关乎“技术欲望”的市场营销(the marketing of ‘technological desire’)，正呈指数级增长。手机、高速宽带连接和脸书入口（a Facebook entry），如今已成为“生活之必需”，即使在有些地方，很多人没有它们或者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新闻、信息、观点、意见和评论，已如他们所说，借助网络“被民主化了”——即拉平了，其幻想是这样的，既然英特网空间是无管控的，那么网络就是“自由”的；而在意见市场上，此人的观点与彼人的观点是一样好的。较之气候的变化或可持续性，我们对于他人那琐碎而又平庸的日常生活循环要更加了解。最为“可持续”的卓越主体，恐怕要算是自给自足的都市旅行者了——手机、健身打扮（gym-trim）、骑行装备、头盔、水壶和其他可以马上使用的救生包，不受“承诺”的妨碍、无拘无束、自由漫步……避居办公室外抗击禁烟令的人们，并不构成“群”；他们乃是单个个人的叠加，脸朝着外面、每个人都拿着手机与另一个人说话。“社会”这个概念，正变得日益稀薄。
每款新型个人提升装置（person-enhancing gadget）的开发，都是商店里大众庆典的由头，这庆典主要是为了它所象征的东西，而非为了它的实际功能（功能总是在这一款与下一款之间重复）。正如鲍德里亚这位末日先知所言，物品得既有用，又表意。如今，作为生活方式的附加，因了其象征价值及其与新型快感类型的联系，它们倍受珍重。
在全球流行文化的领域内，名人的偶像地位变得至高无上。名人，就是某个广为人知的人，这个人因为广为人知，所以广为人知。名人“神奇地”弥合了需求与欲望之间的鸿沟；弥合了那些发财无路者、关于脱胎换骨之成功的狂想，以及即刻转入全球巨富生活方式的梦想之间的鸿沟。它们激起了这样一种热切期待，即有时候，出乎意料地，某位名人将会把我们从羡慕嫉妒恨的观众中拽出来，然而把我们抬举到神的位置。弄人的造化将会指着我们，并说出神奇的词句：“你刚刚赢得了一百万英镑！快来吧！”
社会评论家苏珊尼·摩尔（Suzanne Moore）说道，“我们变得更像美国了，在那里穷光蛋也会有一些机会，正是这造就了美国，尽管美国梦是已经比以前黯淡了”；但是认为此事不无可能的狂想，正变得更加强大。她援引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关于后果的论述，指出，在联合王国，“占人口数1%的上层阶级，每年吸纳国家收入的近四分之一。若论财富，则位居顶层的1%人口，控制了国家40%的财富。”然而，她补充道，“此一时期，与名人文化的大规模兴起正好一致，这当然不是巧合。认为一个普通人能够绕过寻常路径，变得超凡脱俗、尽人皆知，乃是一种必要的虚构”（《卫报》，2011年4月9日）。
新自由主义想要筹划的，是一场永恒的革命。社会能够按照这些路线一直重建下去吗？新自由主义是统识性的吗？新自由主义规划，尚未成为压倒性的、大多数人的念想。但是考虑到人民对政治本身的失望，以及集体抗争这一理念，则大规模的去政治化已经见效：尽管有些人会将其理解为“蕴含不满的赞同”（disaffected consent）。
该规划自有其拉拉队长。但是怀疑主义乃是流行情绪，有时候，它还得到老旧英国受虐狂的帮助：“在事情好转之前，我们得忍受苦痛”。一种含蓄的、不够自信但却本能的平等主义依然活着，且还活得不错。许多人问，“为什么公有部门的工人要将首先造成了危机——也使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的银行家们保释出狱？”“难道哪些有权有势的人，不该面对某些伦理标准、某些行为限制吗？”人们可能会羡慕鲁珀特·默多克和他那令人目眩的财富及权力，但是当全球资本主义真面目被揭开——正如其《世界新闻报》在最近的窃听丑闻[10]（其腐蚀效应弥漫整个社会）中所做的那样——之时，全国人民便会不加掩饰地欢呼庆祝。葛兰西所谓“健全的见识”，还是大量存在着的——此乃如此一种确信，即尽管卡梅伦先生说过，“我们是在一条船上”，但是只要有一点机会，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会对普通人加以猛烈攻击；而企业发言人在电视里为自己辩护时说的话，经常是误导性的，有时候，它还是故意避实就虚的含糊其辞、是歪曲真相的“向他人施加影响的谈话方式”。
在其他地方，抗议的数量正在增多，尽管它们仍然是零敲碎打且彼此无关的。而行事缓慢、不愿用力过猛的工党，则既无人也无力提供什么，来将其联合成某种政治或社会运动。停滞不前的工党，似乎深恐背上太左，以及丧失政治观点或战略视野的骂名。工党没能与反对各种削减的力量密切结合，或者赢得人们对于可信的替代性出路的赞同。它就悬在不可能会赢的旧“新工党”议程，以及没人能够界定的“新开端”承诺之间。它毫无信心或权威地申明着联盟的政策。它经常就是完全没弄明白形势。
此外，工党还为其历史所困：执政的新工党打算做的，有很多都是联盟如今计划去做的，只不过后者的步子更大。最为清晰的工党政策立场，似乎是这样的：“是的，我们也会削减的，只不过不会这么多、不会这么快、不会这么频繁，也不会一劳永逸”。这可不是某种英雄般的行动召唤——以有计划地使得群众热情地在投票站前排队投票。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言九鼎的专家们的声音，被与脆弱经济中的结构性改革，以及削减的速度和范围等问题对立起来。智囊们毫无同情心地指出谁将从削减中获利，谁又将从中受损，这当然都没什么用。这其中有停顿、有再思考、有大转弯。它们可能还会出现得更多。如果自由民主联盟在政府内发表削减演说（delivering cuts），而在下一次选战中对其加以反对的“伎俩”没能说服人们的话，它们就将面对选战失利的前景。联盟可能会崩溃；尽管在选举中，保守党可能会赢得它在上次选举中没能召集起来的大多数。或者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想靠野蛮的削减来减少赤字，以使在低谷徘徊的脆弱经济有所好转，由此赶上选举浪潮，这样的赌博，可能不会成功。（然而，奥斯本先生却认为不列颠将会挺享受“扩张型紧缩”，无论它意味着什么。）
长期来看，工业化西方持续“增长”的日子，可能已到尽头。环境危机可能会把我们搞垮。或者，正如拉里·埃利奥特（Larry Elliott）提醒我们的，自2010年以来，“实际收入……自1982年以来首次下降……消费信心大幅下跌，零售商开始发出盈利预警，而政府则被迫修正其预算赤字预期”（《卫报》，2011年4月7日）。银行利率依旧偏低。通胀恶化，政府已无力控制，因为其动力来自于能源、食品及全球商品价格方面的投机。投资金额于2010年开始下降。零售业和建筑业出现波动；被接管的公司数额持续增加；申请失业救济——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的人数激增（将近50%的黑人青年失业）。工资得涨上个6%，才能跟得上价格及增值税的涨幅。家庭收入则跌幅巨大。这可不是快乐的联盟人士们所预期的经济前景。
目前，欧元区在经济上最像个“肢体不全者”，而主权债务危机正日趋恶化。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靠其不断扩张的市场，及其地缘政治经济实力加以援助的能力，正在缓慢但却确凿地消退。最后，总会有一些预料之外的发展出现，比如上文提及的窃听丑闻，它在2011年包围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其腐蚀效应运作于讲求混战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媒体、伦敦警察厅以及卡梅伦政权，都有所损害。
然后，就是真正预料之外的事情、晴天霹雳：新自由主义的“愤怒时日”（Days Of Rage）：也就是哈罗德·迈克米兰曾经说过的，“出大事了，孩子，出大事了”（Events, dear boy, events）。或者如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悲伤地观察到的，“意外之事发生了！”(stuff happens！)2011年8月，抢劫和骚乱席卷伦敦的许多市镇，并蔓延到英国其他城市。这些事件的起因，是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男子，警察声称，该男子曾向他们开枪。该名男子带有武器，但法庭辩论随后证实，武器未曾被使用。抗议者开始出现、要求解释，但被警察——尽管有数十年“社区关系”训练——拒绝。麻烦纷至沓来。在五天的时间里，巨额财产损失——窗户被砸、店铺被抢、街角店和地方生意被毁、楼房被拆、商业街火光熊熊——和少数伤亡开始出现。有两个晚上，警察——已经预期到大幅的资金削减——都失去了对街道的控制。而卷入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青年、黑人、男性失业者。
这个剧本很老套。1980—1981年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骚乱，就是由一位黑人女性引起的，当时警察们一拥而入、闯进她家，找寻她的孩子，由此引发了该女性的心脏病。双方在临近托特纳姆、闲人免进的布罗德沃特农场地产（Broadwater Farm estate）对峙期间，一位警官死亡，而一位黑人——温斯顿·希尔科特（Winston Silcott）——被控谋杀了该警官并被捕入狱。希尔科特随后被免罪释放。贫困、警察监管和种族：老故事了。
然而，这些骚乱又并非完全一致。它们逐夜改变着性质。首先，骚乱者向他们自己的邻居寻仇。其次，他们来自更远的地方，可能是借助社会媒介被召集起来的，而且吸引他们的，是更具投机性的动机。有相当数量的白人，男女都有，卷入其中：种族与阶级之间并未融合但却具有爆炸性的重叠、一场“消费节”（festival of consumption）。媒体被抢劫者们返回商店取走另一台平板电视的奇观，被手机和其他电子商品飞出货架的速度，被男孩女孩们在“解放”它们之前停下来试穿衣服、时尚物件和运动鞋大小的场景所深深迷住。种族过渡为消费——经典的新自由主义高音。
涉及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青年——法庭上66%的被告人，年纪在11到22岁之间。有些还是孩子，偶尔有其母相伴。有相当数量的白人青年——男女都有——卷入其中，卷入其中的，甚至还有小部分职业人士——一位模特、一位芭蕾舞女演员、一位全职家庭看护。人们援引的“理由”各种各样：教养状况不佳、生活无组织、家庭功能失调（经常是无父）、学校纪律松弛、没有善恶之分。各类刻板形象开始激增。在骚乱之后的一次巡视中，威尔士亲王向一位风度尚好的黑人发问道，“你是位说唱歌手吗？”“不”，他回答说，“我是个青年工人”。
然而，卡梅伦先生却决心将这些发展归为“纯粹的犯罪行为”——是道德议题，而非事关财政削减的种族或贫困议题。补救之策，就是惩罚性的、示范性的法律制裁，而法官们也感受到了压力，对于这些冒犯了公共秩序的人，他们所量刑期较之平常长了33%。
实际上，被传唤到法庭上的被告人的证词，正与国家的贫困及剥夺索引符节若合。有几个骚乱“热点区”，在排名前十就业最难地区的榜单上，都榜上有名。哈林盖（Haringey）名列第二。托特纳姆是个生活条件很差的内城区，那里生活着许多穷人、白人家庭以及大量黑人及亚洲移民。目前，全国失业人数为249万，青年失业人群增长加快，而黑人青年失业人数创历史新高。据《卫报》报道，在哈林盖，每份工作都有29个救济金领取者来争取，有367个空缺，但却有10518人失业。生活标准在下降、社会服务遭削减、青年俱乐部和其他地方设施关门大吉。这些人严重依赖国家救济和公有部门的雇佣——正是新自由主义眼中的打击目标。即使那些有活儿干的人，也不过挣扎着求生存。
这次破毁行动，明显是未获表达且无一定目标之愤怒的流泻，它痛苦地从代际层面撕裂了地方社群。那些幸运地能够与社群有利害关系的、上了年纪的人，无法置信地说道，“但这也是他们的社群啊——这是我们住的地方！”唉，“社会”感已然破裂。家庭纽带依然强大，但是它们已不再能够为当下提供令人信服的说法。归属与排斥的界限，如今已不再那么简单或理性。
谈论贫困或不平等，实际上已经成为禁忌，如此，政治家们就将青年称为是“有抱负的”。但是，一切都取决于抱负在何种“文化”之中、被如何引导。忙于生计问题的黑人青年，被颇为残忍地邀约至一个以消费为导向的社会，在那里，“你是谁，取决于你买什么”；“随意购物”（这里“毕竟是自由市场嘛”）的狂想困扰着他们；“每个人只该咨询他（原文如此）自己的利益、快感和欲望”，此类经验教育者他们；对于谁表现不错以及为何表现不错了如指掌（一位评论家评论道，哈克尼区（Hackney）的穷人们当然知道邻近的伊斯灵顿(Islington)区的富人们在忙些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围着他们转嘛”）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多地赚钱——如果需要，可以不择手段（毕竟，那些银行家、对冲基金的大鳄们、被收买的政治家们以及电话黑客们就都是这样干的）。被人遗忘、遭人忽视、总是位于底层，这让他们极端愤怒；社会想要控制住他们，却又不愿为他们投资，这让他们感到憎恨；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未来，这让他们感到绝望；他们还缺乏能够将这些情绪中的任何一种表达出来的政治学。“土著们”无法想象被当作——依然是——“臣属种族”——不列颠少数民族（BME）——是何种感受，这让他们感到困惑。然而，正如首相令人不可理喻地说过的，“国家文化多元主义（不管它是什么）已经失败了”。其中的信息很清楚。多元文化的美梦正褪去光泽。要么吸收，要么消亡（Assimilate or die）。
在被人遗忘了数十年之后，这些社群中的一部分，正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年轻人中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在比较差的工作岗位上勉力前行，或者甚至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企业家”；少部分人则撤回到实际上与世隔绝的黑人世界之中，那里的生活、快感、音乐、性和娱乐都只能在关于“团伙”的社会剧里面看得到。
最近这些年，这些街道里弄内的犯罪活动异常活跃。黑帮来袭，毒品交易则使其更趋恶化。少数者群体的归属感，在对构成了帮派结构之复仇符码（the revenge codes of the gang structure）的死忠之中，找到了表达。受到非法刺激诱惑的儿童，则被招募为马仔。唾手可得的武器，则助长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青少年死亡、黑人对黑人的暴力、飙车枪击或刺杀事件。在某些地方，黑帮已经开始了领土战争。而在别的地方，某种更为一般化的、低水平的攻击行为、小型的骚扰、没人管的麻烦事以及令人害怕的街头威胁行为，开始到处都是。不定时、无计划的“麻烦”中令人兴奋的“暴力行为”，将“敬意”“灌输”进感到恐惧和脆弱的市民心中所带来的“快感”，以及与警察永无止息的追追打打——警察试图通过监控及“反社会行为令”来控制住他们，但却仍然肆意拦住他们、搜捕他们，这些便是我们可以预期的前景。卡梅伦先生说过，“社会已经‘破裂’”。但是——用牙买加方言来适当地回应——“是谁使它破裂了？”[11]
那么，有鉴于所有这一切，新自由主义还是统识性的吗？统识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所激起的想法也很混乱。没有哪项规划，能够永久地取得“统识”。它是一个过程，而非某种定形。没有哪个胜者可称霸永久。统识总是需要“努力”、维持、更新和修正的。那些被排斥在外的社会力量，统识并未赢得它们的赞同、并未考虑它们的利益，它们也就构成了反向运动、抵抗、替代性策略和愿景……的基础，而围绕统识性体系的斗争，又将重新开始。它们构成了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新兴文化”——以及历史之所以永不封闭，而是维持着朝向未来的开放向度的原因。
新自由主义正处于危机之中。但它仍在继续行进。然而，就其野心、深度、与过去决裂的程度、所殖民之场所的多样、对常识及日常行为的影响、对社会结构的重建而言，新自由主义的确构成了一个统识性规划。今天，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想法及算计系统，对其理念的通行来说几乎没有一点阻力。但其传输可能更加困难：正是在其重建过程中，各种新旧矛盾仍然萦绕不去。但是，如果只从其有利的一面来展望未来，那么新自由主义的规划还有好几段路要走。用马克思的话正话反说一下：“掘得好，老田鼠！”[12]唉！
参考书目：
斯图亚特·霍尔等：《监控危机》（Policing the Crisis），伦敦：麦克米兰，1978年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1944年
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西奥多、派克、布伦纳（Theodore, N., Peck, J. & Brenner, N.）：《新自由主义的都市化：城市与市场的统治》（Neoliberal urbanism: cities and the rule of markets），收入华生、布里（S. Watson & G. Bridge）主编：《新版布莱克威尔城市指南》（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City），牛津：威立（Wiley）,2011年，第15—25页。
原载王晓明、蔡翔主编：《热风》（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
英文原文刊载于Cultural Studies, Vol. 25, No. 6, November 2011, pp. 705-728.
注释
[1] 此处应指现任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译者注
[2] “抢座位游戏”，游戏者在音乐伴奏下围椅子打转，但椅子数较参与游戏人数少一，音乐一停，游戏者需争抢座位，未抢得座位者即遭淘汰；进入下一轮后，椅子数再减少一张，其他规则依旧。——译者注
[3] 所谓“蓝色工党”，是指英国工党内部的一种政治倾向，其拥护者认为，在移民、犯罪和欧洲问题等方面，工党应持较为保守的理念；在经济方面，它应拒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转而倚靠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欧洲社团主义传统；它应该转向对于地方和民主社群的经营并为其提供服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被视为极度官僚化的福利国家——倘若如此，则工党就将赢回工人阶级的选票。——译者注
[4] 所谓“确保开端”计划，乃是英国政府于1998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旨在“给予孩子最佳生活起步”的规划，其要点包括提升儿童护理、早期教育、健康和家庭援助的水平，其重点在于社区的发展。——译者注
[5 ] 指英国卫生大臣安德鲁·兰斯里(Andrew Lansley)。2010年，他提出了一项被有些人视为毫无必要的立法提案，当时正值公众对于国民保健服务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同时该体系也承受着财政压力。该议案中有多条提议，涉及加强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竞争的想法，它并且过多地关注了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利益，而忽略了患者的利益。——译者注
[6] 戴维•威利茨，时任英国大学与科学事务大臣，“双脑”是其外号。——译者注
[7] 所谓“双底”，是指经济衰退之后，有短暂的经济复苏期，然后又是一段时间的经济衰退。——译者注
[8] 所谓“自主学校”，乃是英国联合政府于2010年主政后所推出的教育旗舰政策之一，其主要精神，在于赋予学校更多的自主权，让学校在人事、课程与经费上享有大幅度的自主权力，以因应地方的办学需求；其营运经费，则直接由中央政府补助，且免受地方政府的控管；此外，其“自主”权还包含免受国定课程规范的课程自主、决定教职员待遇与工作条件的自主，以及调整上学日数和时间的自主等。——译者注
[9] 指英国内阁教育大臣迈克尔·戈武(Michael Gove)。——译者注
[10] 2011年，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被曝陷入“窃听”丑闻，事件曝光后，英国警方逮捕了为《世界新闻报》工作的私家侦探，警方从其家中发现了长达9200页的英国公民个人信息资料，经仔细研究，警方发现，受到窃听的人数众多，涉及谋杀案受害者、恐怖袭击受害者、影视明星、体育名人、政客以及与皇室成员交往甚密的人士。此事引起英国政府高度重视，英国首相卡梅伦当时即下令彻查此事。——译者注
[11] 原文为‘Is who bruk’ it?’，其中bruk为牙买加音，中文翻译似无法传达其音变效果。特此说明。——译者注
[12] 此语出自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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