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继明：文学的标准

编者按

评价文学的标准自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变。无论是“政治先行”还是所谓“纯文学”，当某种单一的文学标准成为整个时代的铁律，它也就逐渐丧失了把握现实、进入历史的活力。此时我们需要“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它将“穿过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网络的缝隙，携带着一代人的痛苦体验与沉思，对时代的文化面貌做出有力的修正。”

感谢作者刘继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文学的标准

刘继明

对那些从作品出发，富于启发性的批评，即使是苛刻的挑刺，我一向都乐于洗耳恭听；对其中具有辨析价值的话题，我也愿意做进一步的探究。譬如，关于我的长篇小说《人境》，就有人质疑其过于理性，认为人物的成长不是来自成长本身的逻辑，而是来自对理念的服从；还有人认为，《人境》没有充分地写出历史缝隙处人的隐秘经验，等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并不陌生，而是在文坛颇为流行，很久以来被许多评论家挂在嘴边，似乎成为了衡量一切作品的标准，当年路遥、曹征路也曾受到过类似的指责。我由此想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究竟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标准？

标准这个议题太大，超出了对某部具体作品的评价，以至我觉得有专门写篇文章讨论一番的必要。

所谓文学的标准，不是指文学的基本原理，原理或许可以一成不变，但评价和衡量文学的标准，则会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不同，同一社会共同体之内存在不同的文学创作，也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1980年代以前，我们的文学奉行的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随着思想解放的“新时期”的到来，这种二元标准很快就被当做违背文学艺术规律和压制创作自由的僵硬教条给废除了。这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也势必带来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包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有那么一段时期，中国的文学的确呈现出了千帆竞发、万紫千红、多元共生的局面。但这种局面并未维持多久，随着曾经处于边缘的先锋派以“纯文学”的名义逐渐掌握话语权，其审美趣味和规则也渐渐变成了整个文学的标准。他们以权威的口吻宣布什么样的文学是旧的，过时的，什么样的文学是新的，具有世界性的。在新的趣味和标准召唤下，许多人的写作变成了一种与社会现实和历史理性不发生关联的语言操练和想象力比拼游戏，写作者对人性中的丑陋、自私、阴暗、粗鄙乃至病态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恨不得拿显微镜去照，似乎只要写出了那种所谓的“隐秘经验”，就是好的和高级的作品，反之就是不好的、粗糙的和次等的、不入流的作品，就没有文学性。至于对那些试图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放置到某种整体性视野中进行观照，并试图揭示出历史和时代本质的所谓宏大叙事，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当然，“纯文学”的作家们也写“宏大叙事”，只是在他们笔下，社会的发展是非理性的，偶然的、神秘的，历史和现实中的个人都是一群没有任何理性的感性器官。“纯文学”的评论家们往往对这样的作品情有独钟，认为这才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和人性。而如果某些作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与其相左，他们就会拿出尺子对作品左量右量，直到将其扒拉到废品堆中去；如果这部作品的历史观和价值观跟他们是一致的，则臭味变成了香味，野草变成了鲜花，缺点也变成了优点。也就是说，在他们标举的所谓艺术标准第一背后，行使的仍然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只不过是打着“纯文学”的旗号罢了。在当下文坛，这已经成了一种审美的和政治的集体无意识，并通过体制与市场以及媒体的媾和，缔结起了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同盟，人们嘴上不说，笔下也不写，心照不宣，心领神会而已。这也就是有人指出的中国文坛不再有观点和思想之争，有的只是名利之争的根本原因。这是一种比鲁迅的时代还要可怕的“无物之阵”。当这种不正常变成了新常态，损害的就不仅仅是文学，还有整个社会和人的精神乃至道德状况。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美国民谣诗人鲍勃·迪伦。对于美国的政治和主流文化而言，鲍勃·迪伦是一名不合时宜的异端，并且曾经作为“共产主义同路人”长期受到监视。但中国的某些先锋派和“纯文学”评论家只看到迪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垮掉的一代”和波西米亚式的先锋艺术姿态，却对他异议和边缘的政治立场闪烁其辞、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一种选择性的失明和失声。“新时期”之初，先锋派作为异端的力量曾经受到挤压和排斥。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他们是敢于突破艺术陈规和思想定见的前驱者，是一种生长性的解放的力量；而今天，他们摇身一变以正统的身份和不容置疑的口气面向文学不断出示各种权威的标准时，却对于新时代的边缘和异端构成了另一种保守和压抑性的力量。边缘和主流就这样发生了奇妙的置换。对于那些当年的异端，这究竟是一种奖赏还是讽刺呢？

鲍勃·迪伦

无庸讳言，作为一名作家，我也有自己的价值立场，而且很可能是与某些“纯文学”作家及批评家的立场相悖的，它们一直贯穿在迄今为止我的所有创作当中，并且成为了我仍然在写作的重要理由，对此我一点也不想避讳。其实，“先锋派”也好，“纯文学”也好，都不过是一种为了说话省事而借用的标签，无法涵盖当代中国作家和评论家群体内部的复杂性。文学固然需要建立评价的标准，但这标准不是唯一和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先由少部分人制定，然后再被当成作文的评分标准那样强迫他人遵守的统一模式，而应该是在活生生的文学实践中不断生成，不断完善，不断被新的文学实践所拓宽；更不应该是某种异端被纳入新的正统和秩序后，便反过来对新的异端进行打压和排斥。

文学标准的制定和更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应该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如果社会价值空心化，失去了明晰的方向，知识界犬儒主义流行，我们也很难指望文学生态能好到哪里去；一个生态严重恶化，甚至被利益捆绑的文学体制滋生的标准也必然是恶劣的、可疑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范围遭遇危机时，福山迫不及待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了。但几年前，面对新的全球政经变化，他又站出来修正自己当年的判断，声称历史并没有终结。相对于中国许多沉浸于历史终结论幻觉难以自拔的知识精英们，福山勇于修正自我的勇气无疑是值得尊敬的。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流行政治和美学，都不可能是“最后的审判”，当时代为某种神秘意志推动，一浪高过一浪，对历史的逻辑进行有意无意地遮敝、改写或删节时，一种不合时宜的写作，仍然会穿过各种强势和流行话语网络的缝隙，携带着一代人的痛苦体验与沉思，对时代的文化面貌做出有力的修正；无论人们怎样善于遗忘或排拒，历史和个人的真知，都会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复活，并且顽强地参与到当代史和当代文学的建构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弗兰西斯•福山

因此，文学标准必须经受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创作实践的检验和筛选。我在《人境》的后记中说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也是如此，在历经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新潮流的冲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任何花哨迷乱的外衣都无法遮住文学内部的苍白和危机。新时期之初，我们曾迷恋过尼采的那句名言‘重估一切价值’，当下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学，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出发和新一轮的释放。”

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曾经开启了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新时期”。现在，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社会和创作实践是检验文学标准的唯一标准呢？

本文原载于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网络版转引自公众号“刘继明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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