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 | 匿名：写在上海的普遍诗
王安忆的新作《匿名》面世之初曾产生一种沉默的局面。在今天的文章中，朱康老师认为《匿名》可以视为“一部指向文明史的批判之书”。故事是在野蛮/匿名与文明/命名这两个世界之中展开的，面对它们之间的平行与对立，王安忆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技艺。一种是其惯用的绵里藏针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另一种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奇异与神秘。在经历了时间型的交换与“对不同层面的知识与表述的征用”后，《匿名》真正成为了弗·施莱格尔意义上“渐进的普遍诗”。
匿名：写在上海的普遍诗
朱康“午夜的钟声敲响——骰子被掷出的午夜。伊纪杜尔走下楼梯，以人的精神走向事物的深处：进入他所是的那种‘绝对’。”
伊纪杜尔（Igitur），一个孩子，一个古老的纯粹种族的后裔，厌倦了灵魂被钉在时钟上的生活。在午夜，他将骰子简单地一掷，产生了一个惟一的、没有其他可能的点数。在这个游戏中，骰子必然的落回否定了他的偶然的掷出，所产生的点数变成了不会改变的绝对。于是他的灵魂控制了时钟，他的感官不再有任何偶然，以这样一种方式，他实现了种族纯粹性的预言。当最后，他躺进坟墓，躺进祖先的灰烬：“虚无走了，一座纯洁性的城堡遗留于世”。
这是马拉美写于19世纪巴黎的一篇自称的“故事”——一个思辨的抽象故事，在2015年底（《收获》2015年第5、6期的连载）与2016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的小说单行本），它在曾被称为“东方巴黎”的上海的一部长篇小说中获得了回声。这就是王安忆用35万字、分上下两部所写作的《匿名》，在那里，有一个人，同样走下了楼梯，同样走向了事物深处，同样在事物的深处中变成了新的纯净的自我，并同样在最后躺进了坟墓。他像伊纪杜尔一样穿着绒衣，并像伊纪杜尔一样做着掷骰子的游戏。只是，那枚在马拉美的法文中被掷出的骰子，当在王安忆的《匿名》里被再度抛起，它当然地、必然地就有了另外一种形制：“一个木质的约两两公分的立方体”，“六个立面上依次刻写‘壹’至‘陆’的数字”（第6章），“从材质上说，可追溯到原始陆生植物裸蕨类出现的地质年代，刻字是仓颉之后，卦算出自周易，工艺从鲁班产生，机要则在将来未来”（第12章）。在这里，那投向骰子的，不仅是一种赌徒式的目光，同时还是一种考古学家式的、历史学家式的判断。于是，这枚骰子，不仅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衔接的一个暗扣”（第22章），同时还是自然史与文明史相统一的一个象征：自然史的年代与文明史的事件，按顺序涌现在一个空间性事物的表面，最后走向“将来未来”的无限的时间。
这显然是一枚更为厚重的骰子，它把自然的与历史锻造进了物质的密度。而当它在《匿名》中被反复投掷，它不仅穿越了不同的时代，而且跌出了文本的界限，变成对《匿名》自身的隐喻：这枚骰子被构造的方法，同时也正是王安忆写作《匿名》的方法；而骰子在被投掷中所呈现的机要，同时也正是王安忆通过对自然与文明的考古，希望《匿名》的读者所把握的历史的未来。因此，不同于马拉美的“故事”发端于哲学的午夜，王安忆的小说开始于历史的秋天；不同于马拉美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孩子，王安忆的小说主人公已走入老年；不同于马拉美的骰子掷出于一个惟一的瞬间，王安忆的骰子在反复的投掷中组合了所有偶然的碎片；而最为表面但又最为重要的是，不同于马拉美的神性的“伊纪杜尔”，王安忆的小说主人公虽然有着真实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的现实身份，但他却是一个匿名者。
这并不是王安忆第一次在她的小说写作中让主人公匿名，但却是第一次把匿名同时安排于主人公的故事和作者的叙事两个层面。在故事的层面上，主人公先是有意识地匿名：他在被误认之后接受了误认，他的名字被匿于他人的名字之下；然后他进入无意识的匿名：他失去了对名字的记忆，他的名字被匿于无名之中。在叙事的层面上，王安忆既不为他命名，又多次要求他的名字被追问，在他的名字必须出现的一个惟一的时刻，他听到，“你的名字就是——年轻人嘴里吐出三个字，这三个字似曾相识。”（第21章）
这个在故事中被主人公重获的名字，被书写出来只是一个关于字数的提示。它为所有读者对这一名字的想象，甚至为所有读者自身，谋划了这一可以被任意填充的空缺的位置。它由此变成了所有人的名字，变成了普遍的名字，它包含着关于所有名字——人与事物的名字，以至关于名字自身的普遍的哲学：“现在，他，这个三个字名下的他，名字也是人为赋予，为的是区分这一个和那一个，这三个字处在时间最细最长的拉丝里，也就是说漫长的瞬息，尽头啊，起头啊，都是人为的定义，人就是忙着到处命名，下定义，做规矩，称其为文明史。”（第22章）在“人为赋予”这一共同特征之下，“这个三个字名下的他”被导向了实为命名史的所谓文明史。《匿名》通过这一表述进行了自我揭示：对主人公名字的隐匿同时也就是对文明史的悬置，它作为写给所有人的普遍之作，同时也就是指向文明史的批判之书。
在批判的意义上，当主人公的名字来自于“文明史”，来自于暂留在“现在”这个时刻的“漫长的瞬息”，来自于“到处命名”中的一处，那三个字其实又从未被隐匿：它们是“文明人”，是文明人中的“现代人”，是现代人在中国的一个最充分的形态：“搭上近代史的头班车”（第22章）的“上海人”。在主人公被置于上海之外一家福利院时，“上海人”的确曾是他的名字，他因这个名字而成了世界的象征：“院里有一个上海人，福利院就有一个世界那么大似的。”（第21章）他在上海的发源之地——电车环线内的区域出生和长成，作为工人之子和财务人员，经历了上海在当代中国的全部历史。在他于新世纪开始的年头里退休之前，他一直都是上海的肉身，上海的现代文明的肉身，他“保守、本分、谨严”的性格（第1章）、“归类的爱好”与“理性的潜思”（第2章），为上海这座“群居，繁衍，生产，交易，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城市（第22章），提供了最为恰切的精神形式。可是，当他在退休后被返聘于一家物流公司，他与上海不再处于相同的时间刻度。在簿记的习惯与思维中，他相信文字记录而不相信电子通讯，知晓物流贸易却不知晓物流贸易所掩盖的期货交易。他成为一个“生活在过去式里的人”，“完全不了解现在的时代，现在的社会”（第10章）。这并非因为他不够现代，而是因为上海过度地现代。当上海在“环线套环线”的蛛网中，在编码和程序带来的必然性的支配中，日益被“加固，加密，封闭”（第22章），留给人的只有“被这城市排除出去”的命运（第3章）。因此，“这个三个字名下的他”，必须在小说的开头，在他六十六岁的秋天，从上海被“道上”的人绑离，进入林窟，进入一座被荒草掩埋、从行政区划和地图上消失的山村；必须在小说的结尾，在他六十七岁的秋天，在临将返回上海时溺亡，沉入水底，将上海凝视为陷落在考古层的城市。
作为主人公人生中最后的路途，从草中的林窟到水底的上海，实际上是从文明的废墟到文明的废墟，亦即从命名的废墟到命名的废墟。在这些废墟之上，王安忆发明了一个特殊的世界：一个居于文明与自然之间的野蛮的或者说蛮荒的世界，亦即居于命名与无名之间的匿名的世界。《匿名》的故事（尤其是上部）就在野蛮/匿名与文明/命名这两个世界之中展开，面对它们之间的平行与对立，王安忆运用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技艺：对文明/命名世界里的故事（主人公被绑架及她的妻子对他的寻找），王安忆的叙事展现着现实主义的细致与精确；而对野蛮/匿名世界里的故事，王安忆的叙事弥散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奇异与神秘。绑架主人公的两个“道上”的人麻和尚与哑子，在匿名世界里，被称为“野蛮人”与“野蛮人里的野蛮人”，实质上却是作为“一僧一道”的两个“道”上的人。是哑子把主人公带入林窟，在那里，主人公中断了他的生活时间，而进入自然史时间（地质演变、生物进化）与文明史时间（从石器时代到石油时代）；中断了他的市民经验，而进入哲学的学习与自我的再生。在林窟中，哑子这位不能言说的道家哲人，引导他经验文字对自然的象形；一位名为“二点”的成年儿童，作为不识文字的道家哲人，引导他体会语言对事物的命名与限定；最终，一枚通过哑子而坠落在林窟的骰子，让主人公在反复的投掷中，认识到天地万物在数之中的联系与统一。在这样一种时间和教育中，他“进化”成了“一种直立的哺乳动物”、一种“新人类”，同时也成长为一个新的道家哲人。随着这个新哲人的养成，《匿名》从其上部进入了下部。在下部中，当主人公碎裂的玻璃镜片在阳光的物理作用下引发一场大火，他走出林窟而成为教育者，传播语言（普通话），教授文字、数字以及分类的哲学。尤其是他遇到了一个自名为“敦睦”的“道上”的人，在类似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姿态里，敦睦与主人公进行着“可道？”与“非常道”的问与答。主人公已与现代文明决裂，因此当他被现代社会的编码式管理重新引向上海，他主动进入失足溺亡的结局，以在“鱼语”里揭晓存在的秘密。
这个秘密是时间的秘密，是时间“流淌，流淌，一去不回”的秘密（《匿名》这最后的表述，就是主人公死于“水”的哲学缘由）。作为佛家哲人，麻和尚已掌握这秘密。当敦睦在主人公死后领悟了道家式的“回”（这是上部的题旨），儒家式的“来”（这是下部的内容），麻和尚看到“只有去，去！”（这是全书的寓意）于是在《匿名》中，现代生活时间汇入文明史时间，文明史时间汇入自然史时间，自然史时间又汇入佛家不可计算之长大岁月。当麻和尚以“一粒菜籽”概括主人公的死，他在暗用佛教“芥子劫”的典故：有无穷的芥菜之籽，它们喻示无尽的劫数。
这样的时间使《匿名》对应着《伊纪杜尔》的题词：“这个故事献给使事物在舞台上活跃起来的读者的智慧本身”。而在时间类型的交替与推延中，王安忆对不同层面的知识与表述的征用，又使《匿名》进入了德国理论家弗·施莱格尔所说的“渐进的普遍诗”：
“它的使命是：不仅把诗之所有被割裂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而且让诗接触哲学和修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