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经典文献 | 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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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女性与人文学”专辑：

波伏娃的《妇女与创造力》这篇演讲主要探讨的是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的问题。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这是当今妇女的状况问题极为紧迫的重要原因之一。文艺批评之前推送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而波伏娃的这篇文章就在伍尔夫的基础上思考，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只能会是死产的。作者想让所有女性认识到：她们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她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所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在其它一切领域里一样，过去不能证明将来。

    值此“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本刊特推出“女性与人文学”专辑。专辑目录如下：

1、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

2、琳达·诺克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

3、李建群：《从诺克林到波洛克——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史理论及实践的发展》

4、西蒙·德·波伏娃：《妇女与创造力》

5、理查德·加纳罗：《女性与人文学》

6、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

7、罗瑟琳·科渥德：《妇女小说是女性主义的小说吗？》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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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西蒙·德·波伏娃

妇女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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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创·造·力

  今天我要讲的还是妇女的状况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在日本和在法国一样，也是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i] 我准备探讨的问题是：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人们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是像那些反女性主义的院外活动集团里的人所说的那样，因为妇女生来就比男人低一等，因此也就不能取得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成就吗？还是由于由社会决定的妇女的状况而导致今天这种现状的呢？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显然我是持后一种观点的，我想就此作出我的解释。有一位女作家我非常钦佩，你们中有些人对她也很熟悉，她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里，她为我今天所提出的同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她曾自问，在文学领域里，英国女作家的作品如此之少，一般来讲质量也低劣。这是为什么呢？在她那本写得极妙的、书名为《自己的房间》的小书中，她为这一问题作出了回答。她的回答非常简单，在我看来也非非常正确。要想能够写作，首先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有一个自己可（P144）以独自呆上几个小说的地方；在这个房间里，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写作，你可以把自己写好的东西再读一遍，也可以批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可以随心所欲而不必冒被别人打搅之危险。换言之，这个房间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象征。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从传统上讲，妇女没有独立性，而是她们的丈夫和儿女的财产。无论何时，她们的丈夫或儿女都可以找她们，要求得到某种解释、支持或帮助，而她们则不得不依从。妇女属于某个家庭或某个群体，而不属于她们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一件的确非常困难的事情。弗吉尼亚·伍尔夫以莎士比亚为例。她设想，如果不是莎士比亚，而是一个极有才华的小姑娘代他而出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她向人们显示，那个小姑娘是不可能创造出什么东西来的。她只会呆在家里，学习做饭、缝衣服，然后结婚、生孩子；根本不可想象她会受到莎士比亚受到的那种教育，成为演员和剧作家；她不可能成为莎士比亚，她只能是一个小人物。在我那本《第二性》（1949）的书中，我自己也尝试着以梵·高为例做了一个类似的分析。我力求说明这样一点，如果不是梵·高，而是一个女孩子出世，她就不会有和梵·高同样的机遇；不会有他生活中诸如在博里纳矿区那样的经历，不会有他那样的社会联系，而那些社会联系使他得以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也不会有在他生活中随之而来的那些事情。总之，我完全赞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观点。我们俩人的结论完全相同：一个人在开始时无论多么有才能，如果他或她的才能由于他或她的社会条件和周围环境而得不到开发的话，这些只能会是死产的。司汤达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主义者，他在一句特别动人心弦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类得不到任何一位女性天才。”

《第二性》

 你们会说情况确是如此，直到不久前，情况仍然如此。但是，在过去的20年里，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机会，她们有选举权，可（p144）以选择自己的职业。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妇女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也不假。但是我想指出的是：那种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男人和妇女的机会是均等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我想向诸位说明为什么说男女的机会不是均等的。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妇女的职业问题。我在上一次演讲中已谈到过这一问题。但是我今天还想从一个稍微不同的角度再次探讨一下这一问题。不错，现在我们确实有女律师、女医生、女工程师及女建筑师；但是在法国，在法律、工程技术、医学及建筑领域内里，有名望的却都是男子。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妇女命里注定只能是平庸之辈吗？让我们较详细地看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正如我那天所说的那样，只有极少数妇女真正进入这些领域。当今统计学的法则认为，群体越大，这个群体中的某一成员成为稀有人材（才）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先把平等这一点除外，我随便拿两组医学专业的学生作比较，一组有100人，另一组有12人，如果要问我哪一组里可能将出现一位伟大的医生的话，我会先验地把我的赌注下在有100人的那一个组上。我将会有10比1的机会获胜。这是一条基本的真理，然而这也是一条常被人们忽视的真理。在所有这些领域里，妇女的人数大大少于男子。因此在这些职业中，一个男子比一个女子就更有可能取得特殊的成就。（人数少，几率小）其次，在每一种职业中，妇女都面临一个主要的障碍，使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能超越某种限度：她们挣的钱不如男人挣的多，也得不到和男人们同等水平的职务或同样的官职；更重要的是，或在我看来是如此，她们不能获得和男人们同等的才能。人的才能不是天生就有的，正如天才不是天生就有的一样。人的才能是靠努力而获得的；如果你不得不面对困难，如果你要努力战胜这些困难，你就被迫一定要出类拔萃。如果你只做些容易做的事，那么你就只能获得某种才能。如果出于反女性主义者的偏见，人们拒绝把难度大的纠纷交给女律师去解决，拒绝把难度大的病例交给女大夫去处理，那么（P145）妇女就永远也得不到展示她们真实才干的机会。在某种意义上讲，展示你的真才实干常常就是要超过你的能力的极限，超越自己的才能：去冒险，去探索，去发明；正是在这种时刻，新的才干才会显露出来，才会被发现，被承认。现在，妇女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而她们自己也不愿意到那些难度大的领域里去冒险。首先，她们被各种各样繁琐的家务捆住了手脚，那天我在演讲中已提到了这一点。她们要为很多事情操心；她们不得不为那些她们自己的职业之外的事而操心；她们得把自己的时间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自己的职业生活，另一半则用于家庭生活。其结果是，她们不敢考虑让自己干任何太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现在触及了关键的问题。在试图取得任何成就这一点上，妇女从来就没有以和男人同样的胆量和同样的自信去争取过。从一开始，她们就觉得自己是命该如此，因为她们知道社会不会给她们一个公平的机会。如果你知道你既不会得到必要的支持，又不会有足够数量的病人，那么试图做一个普通医生或是做一个著名的精神病医生的医生或某专科医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连这种努力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只能很明智地选择妇科学，或儿科学，或社会医学。你接受那些你的男同事们不愿意接受的次等职位，因为你觉得如果自己的雄心再大一点，无论如何自己也会在工作中累坏的。事实上，很多妇女就是这样做的，因此也就为被的妇女树立了令人沮丧的榜样。

另外，综上所述——实际工作的妇女数量很小，工作的妇女仍然被看作是某种例外——妇女的抱负就自然而然得变得比男子的抱负更具有局限性。在电影导演这一行仍为男性所占的时代，我曾对一位年轻的电影女导演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感到吃惊。当我问到了她的报复和打算时，她回答说：“啊，这已经是很难的了。在法国，即使是当一名电影女导演也已经是够不寻找的了。别的且不论，如果我得做一个一流导演的话，那就太难了！”做一个导演她（P146）已经相当满足了，即使做一个平庸的导演她也满足了。她的报复是有限的（因为社会给女性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女性对自我期望也就有限了），这是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她会有拍摄一流电影的财力，同时也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对她来说能拍摄二三流的影片已经足够了。（所举的例子都来自日常生活、现实生活）

 最后，还有一条使妇女对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感到满足的原因。考虑到妇女的双重角色，考虑到那些工作的妇女同时也想过一种幸福的生活，也想有一个爱自己的人，有一个成功的家庭，因此她觉得在职业这架飞机上占一个后排座位是可取的。一个男人在医生、外科医生或是律师的岗位上干得越好，人们就会觉得他越有吸引力；她的妻子就会钦佩他，也为他感到高兴。然而，如果一个女人的成就太大，那她就得冒使她的丈夫感到不舒服、令他烦恼、觉得丢脸的风险。她不敢这样做。20年前，我访问美国几所女子大学时曾和一些女学生谈过话。从她们的谈话中，我觉得她们看起来有潜力，能有所作为。然而，她们的辅导老师告诉我，她们交给老师的只是些平庸的东西。因此我就问她们何以如此。她们中的很多人回答得相当坦率：“是这样的，我们得避免成绩太糟糕，要不别人会觉得我们愚蠢；但是如果我们的成绩太好，别人又会觉得我们迂腐或是做学问的，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人愿意和我们结婚了。我们想尽可能地把学业搞好但又不影响婚姻大事。”在已婚的妇女中我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我有一个朋友，比我年轻，她当时正在为参加国家组织的哲学专业的求职考试做准备，这种考试竞争性很强。她的丈夫也正在做同样的准备。当时我的这位朋友只担心一件事情，那就是她也许能通过考试，而她的丈夫也许会失败。最后，尽管她准备得很充分，她却设法考了个不及格，而她的丈夫则通过了考试。这对夫妇现在过得满幸福，然而这位年轻的妇女仍有不少遗憾，因为她觉得她本来是可以在事业上做出更大的成绩的。在今日的法国，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如此看来，我们有理由说妇女在事业上的平庸是由各种不同的情形造成的，而这些情形（P147）并不是她们天性的产物，而是她们的处境的产物。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的演讲主要要探讨的问题，也即艺术和文学的创造力。你们一定会对我说，在这一方面个人对于他人的依赖性要比在其他更为传统的职业中的依赖性少的多。老板和顾客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一个在家里呆着的妇女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她比一个整天把时间耗在办公室的男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她为什么不更好地利用她的自由呢？

首先让我们问一下自己，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女画家和女雕刻家寥若星辰呢？让我们仔细地看一看她们的情况。我们会很快发现在职业领域里起作用的那些因素也同样在这一领域里起作用。一个想成为雕刻家或画家的男孩子很少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在整个学徒过程中他得奋斗。但是，如果是女孩子的话，情况就会更糟。人们会认为她发疯了；人们会告诉她去做一些女人该做的事，比如说打字或做衣服什么的。只有极少数的女子能够真正当学徒，以求成为一名画家或雕刻家。在这一点上，统计数字又能说明一些问题：想成为画家或雕刻家的妇女越少，能创造出伟大艺术作品的妇女也就越少。在这里，我以前所提到过的那个障碍也是一个因素，因为这些职业实际上是需要一定数额的本钱的。要有一个工作室，要有石膏或大理石，要有颜料和油画布——这些都需要钱。因此，这样的职业需要得到相当数额的资助。诚然，朋友或家庭有时可以提供这种资助。但是这种资助只会提供给一个男人，而不会提供给一个女人。我们不会忘记梵·高的哥哥曾给梵·高以毕生的支持，使他得以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很难想象一个兄弟或亲会为一个妹妹或女儿提供同样的支持。他们对她不会有足够的信任；他们会觉得这种想法是反常的；根据记载看，这样的事实实际上也未曾发生过。

《名士风流》

此外，要想赚钱就必须得到艺术品商人和艺术品收藏家的（P148）支持。我现在对艺术界是相当熟悉的，我知道事实上艺术品收藏家和艺术品商人是不会支持一个年轻女子的。他们为自己的这种作法辩解说，她会结婚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结婚，他又会说，她将开始操持一个家庭而放弃绘画；如果她已经有了孩子，他们又会说，她会有更多的孩子而放弃绘画。他们总是在假设，认为一个女子总有一天会放弃绘画，因此对她的投资是不合算的。事实上，在这种解释的背后掩藏着另一种更没有理性的想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她是一个女人，因此她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因此，他们就拒绝为她提供条件，使她得以发挥自己的才干，证明自己是有些才能的；这等于进一步加深了原来那种陈腐的偏见：她是一个女人，因此不可能是很有才能的。

 另外，如果从一开始一个女人不能靠自己的艺术来维持生活的话，她所面临的困难是相当惊人的。一个不得不拼力挣扎、以求生存的男画家可以过一种被人称之为放荡不羁的生活，他的居住条件可能极差，他的衣着可能很寒酸，他可能没有社会地位，他可能经常在各种酒馆里闲逛。但是，这样一个男子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他被归入某一类型并被人们所接受；他的怪僻表明了他的职业，也证明了他的才能。如果一个女人要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她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不能有一个很舒服的家，不能穿讲究的衣服，而这些是和大部分妇女头脑中传统的自我形象截然相悖的。人们必须明白，每一个妇女——无论她是何等解放——都受她的教育和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抚养的影响。因此，她们会犹豫不决；很多人不会有勇气去过这样一种生活；而那位有勇气去过这种生活的女子就会在街上遭到人们的嘲笑，被人们戳脊梁骨。她不会被人们看作是一位艺术家，而是一个疯女人或是一个怪物。一个女人需要有比一个男人更大的勇气才能接受这样一种生活。如果她结婚有了家庭，那么她要继续工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认识很多年轻女子，她们起初是学绘画的，但后来不（P149）得不放弃了。因为这样一种职业每天需要8到10个小时的工作，而在充当家庭主妇、妻子及母亲的角色的同时要找到这么多的时间是根本不可能的。退一步讲，如果丈夫的脾气好，在没有孩子的条件下，妻子仍然可以去雕刻或绘画。但是，这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一个严肃的决定；因为对很多妇女来说，要在做母亲和一种有创造性的职业二者中选择需要痛苦的斗争。男人就不必作此选择；他很容易也就会成为父亲，享受家庭生活，有妻子，有家庭，能有一种完全的、成功的感情生活，同时仍然可以是艺术家。

 也有一些有决心的妇女，为了绘画或雕刻，她们情愿放弃其它一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们耗尽了自己的精力，要抵御来自公众舆论对她们的压力，又要战胜她们自身内在的阻力。因此，她们发现在自己的工作中远不如男人们自由，他们就可以免受所有这些困难。自由是我们所说的天才得以发挥的最必需的条件之一。要达到创造力的最高水平，一个人就得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奋斗，要有完全的自由而不受外界任何烦恼的干扰。我认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也很钦佩他；你们也一定听说过他，他就是吉亚柯梅蒂。他的生活方式就相当特别。即使在他赚钱很多的时候，对于物质生活他也不太在乎。他住在一间漏雨的小破房里；用满是窟窿的破盆子来接雨水；雨水流了一地，他却觉得无所谓。他有一间极小、极不舒服的工作室，他就在那里彻夜工作，困了就睡一觉。他通常在早晨5点或6点睡觉，中午即起床，什么也不在乎。他用一根绳当裤腰带，裤子掉不下来就行。他的手上沾满了石膏。对于这些他自己满不在乎，别人也觉得他那样生活相当正常。他是一位艺术家，什么都是可以允许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也接受了他的生活方式。因此，他决没有什么担心或烦恼，一心只想他的雕刻艺术。如果一个女人想要照吉亚柯梅蒂的样子去做，不难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她会被人们锁起来，或者至少也会被人们当成疯子来对待。想象不出（P150）一个丈夫会使自己适应这种生活方式，她会被社会所遗弃的。实际上，女人自己也会拒绝过这样一种生活，她不会在自己身上找到吉亚柯梅蒂所能感觉到的那种对自由的至高无上的感觉。因此，尽管在法国也有女雕刻家和女画家，有些甚至被认为是相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里希耶和西尔瓦，但我们没有一个女艺术家达到了像吉亚柯梅蒂或毕加索那样卓越的水平。现代我们触及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能使我们理解在文学这个看起来妇女很容易就能发挥自己才能的领域里，为什么妇女还是低男人一等，而只有个别是例外。在解释妇女所取得的成就的局限性时，我们应该看到妇女主观条件的作用远比我刚才一直在讨论的客观条件要重要的多。

 文学这个领域是那些反女性主义者们似乎掌握着诸多王牌的领域。实际上，如果说一个18岁的女孩子缺乏雕刻的基本知识，甚至常常是也缺乏绘画的基本知识的话，那么每一个属于特权阶层家庭的年轻女子都受到教育，而且在写作技巧方面常常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文学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读过书，写过论文、写过文章及信件；她知道如何讲话，如何表达自己；在文学这一领域里，她的基础和她弟弟的基础一样扎实。而且拿着笔和纸坐在桌子的一角要比得到一间工作室、油画布和颜料容易得多。（先让后转折）

是的，乍看起来，想搞写作的妇女是有希望的。当然，有些妇女生活在像弗吉尼亚·伍尔夫描述的那种环境里，连个自己的房间也没有。可是有些人的情况则不同，一旦子女长大成人，她们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在那些家庭条件较好的、通常家里有帮手的家庭里，她们甚至在子女长大成人之前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们不能取得成就的原因既不是缺乏训练，也不是时间不足。最好的证据就是确实有很多妇女在写作。法国编辑们每年都收到大量的稿件，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出自妇女之手的。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妇女是有时间写作的，因为我自己就能收到妇女寄给我的大量（P151）稿件，她们没有别的事可做，就决定从事文学创作。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中只有极少数干出了一些成就呢？在那些有某种价值的人中为什么只有极个别的人是真正第一流的呢？

 第一个原因上，只是因为没有别的事干而从事写作的妇女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这一点和那些无其它事可做而提笔写作的人的想法正好相反。写作是一种使命，它是对一种呼唤的回答，而这个呼唤通常是在一个人小的时候就已经听到了。也有例外，有些人的使命是在晚年才发现的，比如卢梭。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使命是从童年时代起就已扎根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了。莫扎特的使命从5岁起就已经很清楚了，福楼拜的使命是9岁时就已经清楚了的，我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在这一点上我想说的是，社会上的一切都是在鼓励男孩子要有抱负，而没有任何东西是在鼓励女孩子要同样有抱负。如果想写作，也就是说想以某种方式改变世界，想为这个世界负起责任并将此告诉别人，你就需要有惊人的抱负。抱负这东西是一种鼓励男孩子要有的东西，因为他属于一个高级的性别。从他开始懂事的那天起，别人就告诉他：“你是个男孩子，你不能那么做；你是个男孩子，在学校必须把学习搞好；你不能哭……。”从一开始就给他树立起一个男子气概的典范，目的是不断地鼓励他去超越别人。人们还教育他要超越他自己。另外，心理分析学告诉我们，年幼的男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并伴随着与父亲的激烈竞争。他想和他的父亲平等，甚至超过他。因此，这种抱负的种子就同时在他的教育和他本能的感情反应中播在了他的心中。这种加在他身上的社会要求导致产生某种被遗弃和孤独的感觉。社会要求他出人头地，要干得比他的同辈人出色。他感到孤独，他害怕了，他被压垮了。用存在主义的术语讲，他感到被遗弃了，同时他感到痛苦。促使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们去创作的因素之一正是他们对这种遗弃和痛苦的拒绝接受。年幼的男孩子既雄心勃勃又感到自己的前途带有偶然性，同时他还有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因此他当然想“干点什么”，尤其是去创作，去写作。

西蒙·德·波伏娃

一个小女孩的情形就与此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她就传统地与自己的母亲认同，而她的母亲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位传统的女性，一个相对的存在，一个附属的存在。因此，她就学着把自己看作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在她的娱乐活动中，在他的梦想中，在她的神话故事中，她都渴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在她的娱乐活动中，在她的梦想中，在她的神话故事中，她都渴望自己能成为这样一个相对的和附属的存在，也就是要摒弃或抑制一切抱负。到后来，她又在某种程度上与他的父亲认同。这时，俄狄浦斯情结在她身上已显露出来，她开始把她的母亲看作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开始有点爱上了自己的父亲，可她此时已经有十一、二岁了；[ii] 此时她已经习惯于淑静，她谦卑地爱着自己的父亲，把自己看得比父亲低一等，甚至都不想设法做一个和他平等的人。她所想的就是做他的追随者，做他的影子，也就是做和他相比起来非常不起眼的人。由于她爱她的父亲，而如果她的父亲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对妇女持一种传统的看法，如果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一个忠实的妻子、一个尽职的母亲、一个世故的女人、一个有才能的家庭主妇，那么她就会抑制她可能有的那么一点点抱负，而选择去做一个成功的母亲。此外，因为她缺乏抱负，因为她觉得自己是个相对的存在，因此她觉得她受到了社会的保护；社会并不要求她有杰出的表现，也不要求她自立。她觉得，在她的一生中，开始是她的家庭会照顾她，而后是她的丈夫会照料她；她并不像男孩子那样感到会被遗弃，也不必像他那样去忍受生活的痛苦。因此她也就不必去超越或改变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她不像男孩子那样需要去创造出一件艺术作品来；她比男孩子更顺从，而顺从恰与创造力相对。创造力的源泉在于与现实的论战斗争之中。因此，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原因，女孩子们往往比男孩子们更少选择有创造性的职业。

 然而，有些女孩子还是选择了有创造性的职业。尽管在此我（P153）没有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但是我想这对于发现某些特殊条件来说会是有趣的，这些特殊条件促使一些妇女在早期就发现了她们自己有做一个作家的才能。在对一些范例的研究过程中，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有写作才能的妇女都没有与母亲认同；或至少她们有一个期望她们成才并鼓励她们去写作的父亲。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情况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在她的幼年时代，她的父亲就把她当作一个男孩子来对待；他把他对一个儿子所有的期望都转移到她的身上。他常常鼓励她写作；她后来成了一个作家，这与他父亲的愿望是一致的。在阅读你们的伟大作家紫式部的作品时，我发现了一些在她的童年记忆中的有关她的父亲的描述，我觉得也很有趣。她告诉读者，她的哥哥在学习汉语的时候有困难，而她却能很快地掌握汉字；她的父亲说了类似这样的话：她不是一个男孩子，真遗憾！这只不过是一点线索，她对她的童年没有详细叙述。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线索，因为它暗示在这部由一位妇女创作的伟大作品的起源点上——我认为它是世界上妇女创作的最伟大的作品——从童年开始，就有一个父亲的存在。我没有时间去展开来讲这一点，那需要作极为仔细的研究。我只想让你们认清并理解本事和才华只是一种职业所带来的结果；这也不是人们通常鼓励一个女孩子去争取的东西。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对一个男孩子的教育中，一切都是为了使他能有才华，能长本事。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成年妇女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在文学创作这一方面所看到的情况是不错的，但这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正如我刚才所说，要创作就要向人们揭示世界；因此，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而要想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一个在战场上厮杀的士兵是无法描述那场战斗的。但是同样，如果你完全不了解情况，你也无法描写它。如果有（P154）谁试图在没有见过任何战斗场面的情况下去描述一场战斗的话，那后果会是很糟糕的。略微沾一点边的人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比如说一个战地记者，他分担一点交战双方的风险，但不是所有的风险；他卷入了军事行动，但不是完全卷入；那么他就处于描述这场战斗的最佳位置。妇女的情况与此相类似。这个世界是一个男人的世界，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她们通过自己的私生活，通过男人们，以一种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保持接触。她们比男人们有更多的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她们不只是有时间，她们还有那种注意、观察和批评世事的内在弃置。她们习惯于做旁观者，而这对于任何一个想写作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有利的位置。在此，让我们在次以你的伟大的作家紫式部为例。她当时所处的位置就是她写的那部伟大作品所需要的最佳位置。她的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11世纪初宫廷生活最独特的图画。[iii] 她当时生活在宫廷里，在法国我们把她称作侍从女官，她和皇后关系很密切。但是，她没有男人们所承担的那种责任。她既不像文职官员那么重要，也不像士兵或部长那么重要，她不必采取行动。在行动中，她只是一个不参与行动的同行者。这是一个很有利的位置。因此，当你想到《源氏物语》一书的作者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时，你就不会感到特别惊奇了。我想将紫式部比作法国的德拉费耶特夫人，她所做的远不如紫式部所做的那么重要，但她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却很重要，我们也很钦佩她。几个世纪之后，她也在一部小说中描述了法国宫廷的生活方式。她运用观察家的技巧和她自己的聪明才智描述了那种生活方式。德拉费耶特夫人也同样和宫廷有联系，但他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她处在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上，得以向我们展示一幅法国宫廷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图画。因此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能够进行文学创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大量由妇女创作的重要而成功的作品的原因。

《源氏物语》

紫式部

 然而，在我刚才所讨论的两位女作家中，有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她们从根本上和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保持一致。以紫式部为例，她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女人，我不会讲汉语。她是在说谎，但是她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学究式的女才子。而且她还不时停下来告诉读者：我不给你们讲这些故事了，一个女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她所扮演的是一个传统妇女的角色，不过顺便提一下，她演得很迷人。她扮演的这个角色什么都不懂，她讲故事好像是出于偶然，但她没有那种书呆子气，她对她所描写的那些道德准则及生活方式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赞成这些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她对男女之间在性别和婚姻上所存在的那种不平等表示赞成，至少在她的小说里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妇女所处的位置使她们能够描述她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那个世界、那个时代，但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真正伟大的作品是那些和整个世界抗辩的作品。而妇女却是不会这么做的。她们会批评、驳斥某些细节。但是和整个世界抗辩就需要对世界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在这个程度上来说妇女是不负责任的。她们不必像伟大的艺术家们那样去为这个世界承担责任。她们不以任何激进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妇女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什么主要的宗教或哲学体系，甚至连什么主要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建立过。要和这个世界抗辩好象必须抛弃所有通常认为是想当然的东西——就像笛卡儿对待所有知识那样——一切从零开始。考虑到妇女的处境，她们实在是无能为力。

  毫无疑问，人们会说就过去的妇女而言，情况是好的。但是，对于今天的妇女们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现在，妇女们应当能够掌管家务，和男人们一样感到对世界负有责任。她们应该有能（P156）力以同样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抗辩，摧毁这个世界，以求建立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我们不仅不能低估她们所受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不能低估妇女生活的整个处境的重要性。这种处境在今天和和过去并没有什么两样。

  让我重复一遍，妇女是受条件限制的。她们不仅受从父母和老师那里直接受到的教育的限制，而且也受到她们所读的那些书的限制，受到她们所读的书——包括女作家所写的书——所传给她们的那些神话的限制。她们受到传统的妇女形象的限制，而她们感到要脱离这种模式又是极其困难的。妇女常常是在她们那个仍然是封闭的世界里写作，被限制在那个属于她们的小天地里。她们写作或多或少是为了消磨时间。在法国人们用一个很冷酷的词来形容这类书籍，他们把这类书籍称为女士们的刺绣品。而实际上，人们常有这种感觉：妇女写书的原因和她们刺绣或画水彩画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为了打发时光。有些妇女表现出一些才能，也就是说她们对自己那个封闭的、有限的世界的描述是比较成功的。她们的作品有某种魅力，读起来能给人以某种快乐，但真正的意义却很小。另外，我刚才所提到的有关妇女选择职业的几种因素——她们在男人面前感到羞怯，她们害怕如果自己的事业太成功就会搅乱家庭生活的平静——在这里也起一些作用。我记得有一个年轻女子曾带给我一本手稿，写得满不错。我告诉她，如果她再大胆一点，对自己的信心再大一点，再努一把力，她就能写出一本好书。她回答说：“不错，我是想写出一本好书来，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我不敢那么做。对于我写作这件事情我丈夫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使我呆在家里，我不出门，我也不和别人调情，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很好。但是如果我成功了，我不知道我们的婚姻会怎么样。”我见过一些妇女，她们的第一本书是成功的，然而她们却搁笔了。因为她们的成功给她们和丈夫的关系带来了苦难。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些能力不很强的妇女。但是，如果从（P157）一开始她们就没有受到一系列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外界阻力的话，有谁会知道她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

西蒙·德·波伏娃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妇女都是如此。有一些妇女就决绝接受传统的妇女形象。她们设法创作对她们来说难度大、分量重的作品。她们一心致力于自己的创作。在今天的法国，对一些妇女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写作，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她们每天的生活是围绕着这个基本点而安排的。除此之外，她们对世事感兴趣，参加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就她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成就而言，她们和许多男作家不相上下。然而，在她们任何一个人中我们都找不到我称之为某种极端的品质，因为她们无法摆脱那些关于女性的神话。现在让我再回到吉亚柯梅蒂的例子上来。当他声称他想“拧掉雕像的脖子”时，人们觉得他有点狂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一种极端的抱负。吉亚柯梅蒂的“拧掉雕像的脖子”讲得很精彩，因为这句话有好几层意思：“我相信我能够雕出前人从未雕出的调像，解决前人从未解决过的难题，否则雕刻或绘画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失败是每一个人毕生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我将不要那些失败。”但是，这种自信同时又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他的本意是：“我将不满足于任何我已塑好的塑像或任何我已雕好的雕像，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欣赏它们，即使它们能给我带来成千上万的钱财，我也不会满足；那不是我需要的。我要求的更多，我对自己有更多的期望。”每个世纪中有五六个人对自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自信和如此严格的标准。他们这些人要想开花结果就需要有特殊的条件，而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做一个人。妇女对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因为别人对她们没有信心。她们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极端的要求，而仅这些极端的要求就能使一个人得以取得更高的成就。由于妇女没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因此她们就缺乏那种极大的（P158）耐心，而布丰则把这种极大的耐心称之为天才的真髓。她们没有这些品质不是因为她们本质上有什么缺陷，而是由她们所经历的条件作用所造成的。

 因此，最后我想说，很多人关于创造力的本质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认为创造力是某种自然的东西，艺术家和作家就像奶牛那样创作艺术作品。妇女的本质决定了她们不能有这种生产力。说实话，创造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它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制约。所以说问题是很清楚的，男人和女人的处境完全不同，女人的条件比男人的条件差，给予她们的机会要少，因此她们的成就机会也就会少。确实不能说如果给妇女以均等的，从来就不是，在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机会都远不是均等的。现在20岁的妇女也许会能够创造出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可以和男人们相匹敌的艺术作品。这一点还很难说，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过均等的机会。如果说我强调了这一点，如果说我选择了这一点作为我演讲的主题，那是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我想让妇女逃离这一恶性循环。人们总是告诉她们，过去的妇女没有取得任何有伟大或持久价值的成就，这是为了使她们泄气。他们说这话的基本意思是：明智一点，你们永远也不会取得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成就，所以也就不必浪费时间去尝试了。考虑到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妇女们很容易地就相信了。我想让她们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她们还没有取得更多的成就只是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一次真正的机会；如果她们为得到更多的机会而斗争，她们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成就而斗争。妇女不可被过去所吓倒，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和在其它一切领域里一样，过去不能证明将来。

郭棲庆 译

·选自 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 译自莫瓦编《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导读》（Toril Moi, ed., French Feminist Thought: A Read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1987）

注释

[i] 这是作者于1966年在日本访问时作的一次演讲的讲稿。

[ii] 西蒙·德·波伏娃在这里明显地利用心理分析学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很有趣，因为她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对心理分析学是持非常批评的态度的。不过，关于女孩子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只是在青春期才出现的看法在心理分析学的推断中很明显是非正统的。（此处作者所说的女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结实际上应该是厄勒克特拉情结，也即是恋女（父）情结。）

[iii] 紫式部（978？-1026？）是《源氏物语》一书的作者。她的这部小说通常被认为是日本文学中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也上世界上的第一部小说。根据决非女性主义的《不列颠百科全书》（1974）所载，这部小说“不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整部小说，而且也是最好的小说之一。”这一说法使人们不禁要问，在这篇演讲中，西蒙·德·波伏娃为什么要特意把这部小说当作一部多少有点自我淡化的“女性”作品来介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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