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刘复生：思想的左右互搏——《材料与注释》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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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继《问题与方法》之后，洪子诚老师2016又推出当代文学史研究新著《材料与注释》。2017年3月11日“《材料与注释》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文艺批评”特推出书评一篇以及两位批评家对洪子诚老师的访谈，以飨读者！

在《思想的左右互搏——<材料与注释>的“书法”》一文中，作者刘复生敏锐地把握住洪子诚的治史特点——对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思想专断或政治正确的质疑，以及对于各种意识形态“强说法”的怀疑与深嵌历史场域之中的主体决断的矛盾性。刘复生形象地称其为“思想的左右互搏”。批评家季亚娅和李云雷对洪老师的访谈《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答问》，则可以视为对洪老师本人及其学术的“材料与注释”。两篇访谈涉及到洪老师自身的阅读史、治史理念以及作为历史中的道德主体特有的犹疑与抵抗。访谈也生动地传达了洪老师对一种厚重的具有时代、历史重量的，一种广义的“承担”文学的期待！

思想的左右互搏

——《材料与注释》的“书法”

刘复生

《材料与注释》是一部体例比较特殊的书，虽说是材料与注释，但对所谓材料的选取和剪辑组合却大有讲究，而且，其重心也不在于为材料做注，而是通过对材料的注释，进一步提出或引申出另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注释”才是真正的正文。或许是担心读者对“注释”不能充分理解，洪子诚又附上了一组“答问”，它们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对如何理解“注释”的有关原则性问题的解释。也可以说，它们是“注释”的“注释”。

洪子诚

《材料与注释》

在我看来，之所以采用这种独特的体例，洪子诚是为了方便地表达“隐微”的史观。这种体例，使作者的形象处于某种隐蔽的状态，但事实上他却又不时现身，不断地间离读者对“材料”的阅读，把读者引导向“材料”以外的方向。真正的作者洪子诚躲在“材料”的背后，自由进退，灵活出击。而且，这种不断插话式的表达，避免了连贯的系统性论述可能带来的压抑性，也避免了过于清晰的立场的呈现。

而对于那种把论述真理化并定于一端的做法的批判，正是本书的隐微主题。

结合洪子诚的其他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任何一种排他性的思想专断或政治正确的质疑，不管它如何改头换面，甚至叫作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洪子诚反对的不是它的具体内容和思想实质，而是它的形式，是那种专断的思想风格和机制。

洪子诚

怀疑任何一种依托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明确思想立场，不信任各种“强说法”——不管它是多么“正确”。这似乎是在重复所谓“消积自由”的老调，但对于洪子诚来说，却并不怎么欣赏那种疏离公共性的超然姿态和政治淡漠。有时他也表现出对于革命及其社会理想的认同，对它具体的历史实践，包括曲折与失误都能理性而富于同情的理解。不过，在他看来，能否容忍“多元化”的中间地带的存在，仍然是一个理想社会得以形成的前提，也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判断的标准。而“十七年”至“文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所以出现危机，不在于社会主义文化不正确，或没有生命力，而在于它的过于强烈的追求“正确”的意志，和确信自己“正确”的信念，以及排斥异端的冲动。抛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因素不谈，正是这些文化体制方面的缺陷摧毁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合法性。在丧失了必要的边缘和外围后，这种新文化也一并丧失了富于活力的互动结构，最终使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主导权丧失了真实意义，离开了丰富的文化生态的滋养和制衡，自身也走向了干枯和极端，最终不免于崩溃。对包含多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因素的中间地带或灰色区域的取消和压制，尽管在特定政治状态下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机制一旦常规化和制度化，走向专横化，动辄就将异质因素定为异端加以压制甚至暴力取消，也就使自己丧失了自我批判的契机和不断吸纳异质资源和养分的能力，同时也泯灭了自我修正和约束的力量，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最终，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合法性也将受到伤害。文化政治的问题最终要靠文化的方式解决，正确的文化主导权也要靠正确的方式建立，而借助于政治威严的文化批判的暴力机制，必将带来深远的文化后果。发人深思的是，这种风险是很早就被毛泽东充分意识到并力图避免的，本书的第一篇“材料”《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历史实践仍然未能规避这一陷阱。

我想，这或许是洪子诚“一体化”与“多元化”所试图讲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故事吧。是否这正是他那部影响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暗含的历史线索呢？

当然，《材料与注释》避开了理论阐释和宏观描述，直接进入了历史现场和微观层面——当代文学体制核心圈那些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来细致地观察当代文学的历史逻辑和体制运行的机理。不得不说，这种呈现是生动而有力的。洪子诚把将当事人不同情境中就同一话题的不同表达和表态戏剧性地加以并置，将官方文件、批判材料和个人交待材料及“文革”后的叙述编辑在一起，并在关键时刻加以“注释”，清晰地呈现了旧有的文化体制内在的矛盾，“这里不是要全面讨论这个事件，而是对若干了解到的材料，加以编排和注释，来显现事情值得关注的某些方面。材料处理和注释的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事的背景因素，另一是对同一事件，不同人、不同时间的相似或相异的叙述。让不同声音建立起互否，或互证的关系，以增进我们对历史情境的了解。”（《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

结合洪子诚其他论著，我或许可以这样总结他的看法。不能僵硬地理解政治立场的对错，所谓此一时彼一时，这要看某种立场与具体政治情境和历史大势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历史的“势”，包括具体历史过程所面对的首要的问题，不能脱离这种关系，非历史地，抽象地判断某种政治立场的正确与错误。对于“左”与右，抽象地谈论没有意义，否则完全不能把握“名”下面的“实”或者它所包含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关于“十七年”文学，关于八十年代的“纯文学”，都不可过于拘泥和执着。表面上看，思想观念有时表现为一左一右的曲折前行，但却自有其逻辑，它们都有其最初的针对性和历史合理性。可是，如果走过了，就走向唯名论，走向反面，甚至在走向当初它所反对的对象。

或许，洪子诚是在提醒我们，当前的新的历史大“势”，这个时代自然面临着八十年代以来现代“启蒙”思想的狭隘化和极端化问题，因此，引用革命时代的资源，对“启蒙”观念进行批判以及历史的清理都有其合理性，但是，不可忽略的是，不能因此而简单化地否定所谓的右翼思想曾经具有的历史功能和巨大的解放意义，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在取得了唯一的政治正确性之后，才越来越自以为是，并走向了没落和反动。另外，同样不可忽略的是，批判资源的借用，决不意味着美化旧时代的问题，对它进行另一重简化。在思想分化的今天，同样要警觉新的站队和专断，在对大势之中的某些思想倾向进行批判的时候，也不可放松对自我的批判与反省。即使“大势”中“正确”或具有更多历史合理性的一方也不可走极端，不可过于专断，它更有责任维持一种良性的公共讨论的张力，留意吸纳异质思想的合理性因素。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

2004年版

当然，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使人左右不待见。于是，我有时揣测，洪子诚经常就自己的性格进行自我解嘲，比如说自己性格怯懦或不自信等，或许是一种托辞和回避吧。其实，在左右激荡的知识风向中，坚持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不顾及很多引为同道、立场划线的朋友们的看法，以及学术生产潮流与趋向所支持的学术共同体关于学术性标准的压力——比如前沿与落伍，面对那么多人潜在的期望，能忠于自己的感受，坚持自己与众不同甚至不合时宜的想法，对于一位居于学术前沿的学者，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容易的事。洪子诚选择了以自我解嘲的方式狡滑地掩盖了自己的坚定和固执，也获得了某种内心的自由。这也就是他所说的不善于随机应变的意思吧。“但也许有某些‘坚硬’的东西，就是我一个时期的认知，我的感受。我不大会随机应变；或者说，当我要做出随机应变的进候（特别是‘文革’期间），这会是很困难，也很痛苦的事情。”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

这或许也是洪子诚那种独特的表述风格的来源吧。总是显得那么犹豫不决，含混暧昧，判断每每留有回旋的余地，留下可讨论与可争辩的空间。“大概是说了这个方面又想到另一个方面，就含糊其辞，不敢或不愿下确定的结论；该鲜明肯定的东西却留有余地，该批判否定的又有那么一点同情；文风不鲜明尖锐，不生动活泼，缺乏激情；在研究上过于经验主义，没有事实依据不敢多说一句，缺乏演绎铺陈的想象力，更谈不到叱咤风去的气势……这样的性格其实不大好。”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我想，性格因素不能说没有，但更多的是独特的思想姿态使然，也是一种有意的表达策略吧。通过这种方式，他不停在自己的思想中进行着“左右互搏”，避免胶着于一端，陷入某种专断。

《材料与注释》提供的那些前后不一的交待材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写作者的真诚，不管迫害者还是被迫害者，都是专断化的真理机器的牺牲品。洪子诚批评了那种将种种历史责任推给个人道德或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启蒙主义”说法，尽管他对康濯、郭小川、周扬等人的某些做法颇有微辞，但却极不赞同对当事人进行超历史的道德审判。

左上：郭小川

左下：周扬

右下：康濯

那种“左右摇摆”，前后不一的言行，往往是特定的话语实践的产物，或者是特定情境下的挣扎，“不追问社会情境、制度，不解析权力的性质和运作方式，只严苛地纠缠个人道德，只能说是轻重不分。”（《“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对于“新时期”以后选择性记忆，推翻原有陈述甚至美化自我的行为，洪子诚也并不简单地以道德说事，更倾向于认为是新的话语实践和“政治正确”机制在起作用，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们和巴金式的忏悔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都是简单地以新否定旧，而没有对旧的压抑性机制进行真正的反省，尽管形式上后者的道德姿态要高一些，并被“启蒙主义”赋予了某种英雄主义色彩。

但是，洪子诚并不因此而轻易否定个体道德的意义。“虽说不应将‘道德’问题与社会环境剥离，但也不应将一切推到外部环境，认为个人无需担责。也不必做什么忏悔吧，至少是有那么一点不安和愧疚，哪怕是沉默静思也好。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所处的境遇也许相似，但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我们也不应该将这种高下的差异轻易抹平。” （《“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

于是，我们就经常在洪子诚的著述中见到诸如“历史责任”、“承担的意义”等关键词。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是对陷入任何一种过强的实体性的政治立场的警惕，另一方面是对道德主体性的强调，与历史纠缠在一起的无法回避的生存决断。

洪子诚似乎更偏爱一种含混和边缘的主体位置，在评论戴锦华时，他以“在不确定中寻找位置”为题，这显然是他所赞赏的姿态，这颇有点左右不靠的“横站”意味，和进行独立自主的文化游击的气质，不管面对的是旧有文化体制，还是资本主义的堂皇叙述。

戴锦华

这种身位的选择和个体经验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洪子诚的言说系统里，“生命”、“个体”、“尊严”获得了超越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意涵。生命经历与个体经验，如果能够和逃脱思想专断习惯，与深刻的反省能力相结合，则能够产生抗拒“简化”，超越历史限制的潜能，这是我们不能轻易否定它的理由。同样，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揶揄了当下某些缺乏生命经验支撑的立场选择并不可靠，“不过，和‘前三十年’很大不同的是，现在获得‘阶级意识’‘阶级主体性’，好像要容易得多。坐在屋子里，书斋里想象、宣布就可以。”（《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

与此相联系，洪子诚对文学的判断尺度也更看重个人经验的意义，持一种被贺桂梅称之为“信念式的文学本体论”的立场，作为“十七年文学”最重要的研究专家，他在美学上却对“十七年文学”评价不高，尽管重评红色经典，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对这类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并赋予更高的文学价值也在形成一种重要的潮流。在文学观上，他表达过对胡风等人的赞同，“胡风在谈到生活、题材、世界观的意义的时候，重视坚持不离开作家的生命，他的体验，他的创作实践。这个有点像卢卡奇说的，为生动的生活经验所营养。‘他人之志’和‘自己之道’的分判，‘真伪’之类的鉴别，也必须在这个层面才能有效。我欣赏日本学者丸山升用的‘抵抗’这个词。在处理那些两难的问题上，需要身心的投入；它不是纯理论，或者简单的态度，是与‘个人’的生命有关的问题。也就是说，坚持某种目标、信念的作家，在处理政治和艺术，良知和语言这些问题上，只有通过自己内在生命的‘抵抗’，来形成属于自己的方式。” （《文学史写作：方法、立场、前景》）。所以，在“十七年”小说中，他偏爱赵树理超过柳青。而最为洪子诚自己所欣赏的文学作品，正如他在另一部著作《我的阅读史》中所显示的，则是《鼠疫》《日瓦戈医生》，契诃夫小说之类表现出“‘怀疑’的智慧”的作品。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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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龚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