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返与现实的勾连
——读刘继明的《人境》
刘继明成书于2016年，长达5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人境》，厚重、凝练，精准地扫描了乡村与城市中各个阶层和行业的人群的精神面貌，聚焦当代中国面临的各项议题，关照我们自身难以割断的历史根源，表达出当代知识分子对于历史和现实正面强攻的勇气。
《人境》讲述了主人公马垃和慕容秋近四十年的历史，随着二人的视角变化，小说背景也在进行着南北跨越和城乡位移。时光漫漫，人的生存形态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移动，而代际之间也横亘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老一辈革命者辜烽和农村基层干部大碗伯在悲叹中离开了这个让他们日益感到陌生和困惑的世界；曾经同行的热血伙伴，比如慕容秋、潘小苹和陈光则在具体的物质生活分裂中走向了南辕北辙的思想领域；年轻一代的小拐儿和唐草儿，懵懂落地，在爱和理想的缺失中承受着来自血缘至亲的伤害。
小说所描述的主要场景是农村和工厂，乡土的精神气质正在被空心化侵蚀，而城市的工业污染又在损毁人类的生态家园，老旧国有企业改制则釜底抽薪般地剥夺了工人群体的生存权利，也浇灭了他们最后的尊严。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变迁中，真正的赢家是这群人：以辜朝阳为代表的资本买办和他背后的跨国利益集团、革命后代投机分子丁友鹏和只手遮天的显贵“红二代”二公子，以及为达私利甘于苟且的学界官僚，比如W大学社会学系岳书记……在这些阴影的下面，则是被侮辱和损害的弱势群体、被遗忘甚至嘲讽的英雄主义、被漠视和被揶揄的真诚情谊。当作者将镜头对准县政府前群情激奋的示威人群和为独立新闻网站“民生网”艰难奔走的旷西北时，他的雄心显然是想把小说作为参与当代社会进程和公众精神生活的有效途径；我们也看到作者的笔触常在“比朝霞还要绚烂，比火焰还要璀璨”的红花草上流连，也不吝篇幅，将小拐儿看到马垃有力地劈波斩浪时想到自己逝去的父亲而悄悄泛红的双眼定格在沉静的江岸上，这种艺术能量又为这部沉重的《人境》添加了温情，情感的充沛显然溢出了严整的思想概括力，使得文本的气韵更加丰沛，充满了内在的张力。
一、分裂的时代和主体
主人公马垃被母亲和哥哥马坷一路拉扯大，幼时从洞庭湖边逃难到荆江边的神皇洲安家，兄长在一次意外中因为秉持的集体主义信念而献出生命后，马垃又在沿河师范学院遇到了精神偶像逯永嘉，毕业后即投身教育事业，经历了爱情夭折意气消沉的马垃即刻动身，与老师逯永嘉南下闯荡商海。好景不长，老师的死、生意的失败和巨大的精神幻灭，都迫使马垃重返神皇洲，在摸索中步步开创他理想中的乡村建设事业。作为一个同时活在历史和社会里的人物，外部的现实声音和深层的记忆情感常常交替着占据马垃的内心。他带着坐过牢的印记回到神皇洲村，无情的荆江洪水又彻底冲垮了他才开辟出来的大米、果树等农产实业；另一些时候马垃则是成功的，他种猕猴桃，办“同心合作社”，通过网络卖生态大米，组织村民抗击洪水，引导和挽救落后青年，深受父老乡亲敬重。但这样一个战士般的，站立在神皇洲历史中心的人，却始终处于一种摇摆之中，震荡在隐晦的边缘和显赫的中心之间。而隐晦的边缘是他心里埋藏的两个人——他的精神之父，兄长马坷和老师逯永嘉。
马坷是一位成长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像梁生宝和萧长春那样，他公而忘私，为抢救集体财产献出了生命。具有象征意义的是，随着马坷的“牺牲”，那个轰轰烈烈的时代也结束了。马垃彻底地成为了一个血缘情感和价值认同双重意义上的孤儿。逯永嘉适时出现，他在马垃如饥似渴接受新知的时刻扮演了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他崇尚个人自由，希望在自由之境中永恒穿梭，即便怀孕了的恋人是标准的“白富美”，他也拒绝婚姻的束缚，他还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企图以庞大的财富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一个纯粹“理想国”，是一个集理想主义与实干能力于一身的现代英才。他身上充满强者的气质，毫不掩饰人性的欲望，这样一个“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却陨落在事业失败之际。马坷和逯永嘉，一个代表了“革命中国”的激情和宏大，另一个是“发展中国”解放个性的启蒙化身。马垃最终也将逯永嘉的一半骨灰埋在了那片水杉林边，与哥哥的墓挨着，“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而且完全不同的人，如今却相伴在了一起”，两个精神之父在马垃身上遗留的印记相互交叠与冲撞，你消我涨此起彼伏地浮现，并在时代剧变的碰撞中为他编织了新的困惑。被分裂撕扯的马垃在短暂的茫然中回到神皇洲村，因为他需要可能非常漫长的时间来消化这种激烈的辩论，也就是说，他需要在发展的整体社会空间里慢慢消化启蒙理想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遗产。他对马坷和逯永嘉的种种回忆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进行了回返式的对话。
眼下，以历史“连续性”为背景的现实主义文学，常常使作家在书写中捉襟见肘。因为彼此冲突的并非仅仅是观念，更是种种社会与政治力量。“改革”和“发展”最初是对革命的替代，二者的承诺本是相似的。在马坷成长的时期，“劳动”作为历史实践在改造着劳动主体的同时，也在改造外在世界，勤奋的劳动和正直的智慧仿佛就足以撬动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在被询唤。而上世纪90年代的开启，让单独个体的能动性越来越弱。丁友鹏、辜朝阳畅行无阻的时代，平凡人变得越来越渺小，脚踏实地几乎成为了弱者无可奈何的选择，老一辈人无奈地感应到人心不古，大碗伯被大水逼到河口镇临时安置点以后，念念不忘的是死后要葬在神皇洲，之后，他的老伙伴，那只充满怀旧气息的矮脚狗“‘社员’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其实，马垃与大碗伯一样，急切地要回到那个“业已从现实世界消失，却完好无损地保留在他的记忆深处的世界”，这种想彻底与当代现实剥离的厌倦情绪是“革命中国”到“发展中国”的精神落差造成的，这难以化解的肿瘤，让当下中国处在严重的阶层分裂和价值撕裂之中。
思想界的分歧在意识形态之争中凸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社会价值不同，前一个是人民在艰难困苦的生产活动中夺取自主权和管理权，后一个则是普通人在日益丰富的物质发展中步步后撤和下沉，正如正直善良又年轻力壮的谷雨这样看待自己的价值：“如果在城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比稻草还要轻的民工，跟一只蚂蚁和一条狗差不多，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撩一眼……”。正是由于这种悖论和反差，才导致一度喑哑的社会主义思想重新发声。当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或许是重新梳理历史的脉络，重新定义现实。因此，铁板一块的讲述不可能顺利推进，我们只有通过两种力量此起彼伏的闪现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马垃和这个时代。《人境》讲述的无疑是当代中国的故事，而当代中国本身就是分裂的——无论是阶层的分裂还是道德的分裂。
二、弥合分裂的两种路径
《人境》文本并没有因为社会价值的分裂而变得块垒分明难以磨合，主人公马垃也并没有因为两种思想的交锋而长久地局促和失措。刘继明弥合分裂的方式有两个，首先是回归到伦理，把一个现实难题予以道德和情感化清理，比如马垃对于唐草儿的精神收编。逯永嘉的历史债务竟然也是历史的遗产，他留下的女儿唐草儿，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果园里，逐渐抖落了旧日的阴霾，走向了健康光明的人生。马垃还容纳了可怜的小拐儿，“一个单身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失怙少年搭伙的日子，渐渐变得像样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收养了大碗伯留下的“社员”，和果园里可爱的小刺猬“大林”、“小林”和谐共处。
唐草儿觉醒的过程正与马垃自己精神被修复的过程同构。他颇有责任意识地帮助指导小拐儿和谷雨，自掏腰包为村人组织舞龙表演，在乡村里，舞龙舞狮子可谓一场精神盛事，“铿铿锵锵的锣鼓声把那些还在做梦的小孩子从热被窝里拽了出来，连早饭都顾不上吃，就迷瞪着眼睛往锣鼓喧天的地方奔去”，重建淳朴而热情的文化秩序和气氛，节庆之际，家家户户都请马垃去杵糯米，这片天地最终涤荡了马垃曾挥之不去的“羞耻感”，修复了他的感情。由此可见即便是直面严峻现实的文学创作，也可以完全不失柔软和细腻的触角，这才是我们每个即便平凡但依旧保有真情的当代人所置身的完整的现实世界。
当然，在切实的生存和残酷的挤压面前，伦理又很无力。宏大的农业计划因为荆江大水而遭受重大挫折，又因为市委领导的全局战略而彻底胎死腹中，谷雨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无法继续追随马垃在理想主义大地上停留，在这个意义上，马垃既无父又无子，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同时也是脱离了最贴合自我（家庭）的社会关系的人。他是好人，也是能人，但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新人，更不是21世纪的新人，他就内在于我们每一个孱弱的当代人中。一个可能的真相是，在这个由资本和权力主导的时代，马垃这样的普通人，无法穿透口号的激情而成为历史的真正主体。其实，当逯永嘉的理想国必须要借用红二代和资本的力量推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希望之渺茫，而时代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以“二公子”为保护伞的安泰集团走私行径败露，却让鲲鹏公司当了替罪羊；再看马垃的乡村建设事业，它的顺利推进，实际上受惠于贷款的便利和政策的灵活，更是受惠于马垃与县长丁友鹏的同学之谊。马坷的生命结束于一场大火，马垃的事业终结于一场大水，乡村这种离自然最近的地方，恰恰蕴藏着最大的原始牵掣力，马垃不可能树立起坍塌的乡村主体，也无法匡扶被资本和强权扭曲的正义，所以他只能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还是要交给在这个结构化社会里真正有力量的人——知识分子。
“马垃隐约看见有个人从大雾散尽后的旷野上走来，他觉得很眼熟，仿佛某个失散多年的亲人和朋友。”小说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下部，主人公换成了慕容秋，这可能是作者给出的第二条弥合社会分裂的方案，把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二者的视野相互嫁接，催生新的动力。
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真正有生产力和话语权的顶层设计者就是政商学精英，知识分子在这组稳定的三角结构里是一方可以起到轮转与辩证作用的力量。与想象中逯永嘉和马坷的辩论相似的是，知识分子界有更为激烈的多元理念和思想的碰撞。在香山饭店举行的中国社会学学会年会上，所谓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家，民粹派、学院派都各抒己见，毫不相让。所以必然地，慕容秋、何为和旷西北们出场了。慕容秋是一个充满文艺气质的知识分子。她出生于宽容平和的高知家庭，青年时期“上山下乡”的经历让她的情感寄托在了乡村和普通人身上，返城后上了大学，从此留在高校。她善良正直，不满庸俗的学界风气，同情逐渐失去工厂的工人们，她规避着社会的污浊，努力保留赤诚之心，也在思考知识分子的进取价值。对于深藏在她记忆中那一对青年和少年——马坷和马垃的情感认同，还有对青年知识分子旷西北坚决对抗社会不公的勇敢行动的钦赏，和女儿小鹿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都汇聚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她下定决心，“不能再在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学术圈’里待下去了”，要“回到那座她曾经生活和劳动过的村庄，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也促进了有效的知行合一。
慕容秋与马垃的关系，最初的缘起是对于马坷共同的感情羁绊，他们二者都深爱着马坷，但是在理想主义时代结束的时刻，慕容秋离开了神皇洲，马垃也外出求学与经商，从此再无直接牵连。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二人都将对方的回忆拉回到眼前，两条线索重新汇合的扭结则是那本三十年前的《青春之歌》。是《青春之歌》激活了慕容秋关于过往的记忆，促使她重新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也使她认识到自己实现真正的社会价值的渠道所在。也是对于《青春之歌》和哥哥日记的重读，让马垃正视“集体主义”在自己身上刻下的正面影响，这种结合其实是两种行动的自我的相互弥合，是相互召唤的结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他们二人的最终成熟，这个逐渐僵化和封闭的社会结构也就失去了再次敞开的可能。
作为知识分子，慕容秋关注学术发展的合理方向，而不是具体的操作范式和物质回报，在充分立足于经济和政治认识的基础上，她在脑海里一直企图整合新闻学、社会学、人文学，不断反思她所坚持的中国农村制度研究。而女儿小鹿的恋人旷西北所著的《C县农民调查》认为“只要解除压在广大农民身上的重负，将分散的农户重新组织起来，应对市场的挑战，才是我国农业加入WTO之后的根本出路……”，对此慕容秋十分赞赏，从会场上潮水一般的掌声里也看得出来，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持这种批判立场和人文关怀。他们需要的是迈开腿，接住人民递来的接力棒，去面对“沉重的历史和坚硬的现实”。
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和规范的公民，慕容秋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她能够连结起很多社会关系，还是青年人与这个世界的重要纽带，她的身体力行对女儿小鹿的独立精神和人格培养都有深远影响，更会对自己的学生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可以预见，一批同样优秀的青年人会通过慕容秋这一重要媒介贴近大地、走向社会。
三、否定的叠加与开掘
愤怒的人群因为不满楚风集团而围攻沿河县政府后，各方利益如何协调，场面如何善后，其实都与马垃无关了，他在意外挨了一记闷棍之后回到神皇洲安心写书，开始沉心静气地梳理自我。在这个叙述脉络里，第三十二章是一章空白，“此处省略9800字”就不难理解了，行文逻辑并不允许这里出现不可描述的性和暴力，却留足了空间让读者去创造。实际上，马垃在沿河骚乱后逐渐无法再直接出场，代替他行走的将是慕容秋，主人公活动空间的暂时收缩，正展现了宰制文学的现实的困境。当然，这并不影响文学表达，巨大的空缺反而是更准确的传达。
此外，文中还常常运用互文的参差修辞。马垃带着谷雨赴长沙买稻种，在赵广富的田里借路改水，这样的段落里有着梁生宝和高大泉的影子，而且我们还在文中频繁地与马克思、毛泽东、凯恩斯等政治家、经济学家相遇，也能看到雪莱的诗歌，叔本华哲学，《艳阳天》、《人生》、《平凡的世界》、《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八个是铜像》等文艺作品也常常出现。小说文本还重现了当年关于“潘晓来信”的精神争论和“雷锋精神大探讨”。完全是一份一代人精神成长的营养记录，借此我们了解了那一代人的思想来源，以及他们在精神塑形中不断受到外界敲打和内在诘问的过程。
小说里散落如此多的文学符号，正是作者刻意把文学置于其外的象征语境中。《人境》与许多文本都形成了一种肯定的正面的互文关系，比如《平凡的世界》，其自我指涉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在看到《安娜·卡列尼娜》里自己所钦佩的列文决心要靠自己努力让生活变得美好的时候，“‘勤劳、纯洁、集体……’他念叨着这几个词儿，并且把尾音落在‘集体’两个字上，细细地咀嚼着。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已经过了四十岁的男人，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了。”这种偶像的正面启示，是一大批有良知有理想的人的精神资源。
但是另一方面，马垃在哥哥坟前仿佛听见逯永嘉对马坷英雄行为的嘲讽，回忆起丁友鹏在“潘晓来信”事件后对“他我之辨”振振有词，而当时还远不成熟的“马垃想反驳丁友鹏的观点，但他犹豫着，还是沉默了”，则又彰显着否定的互文关系。这时，马坷、逯永嘉和丁友鹏等人的话语直接跨越了时空，而形成了一个共时结构，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文空间，众声喧哗制造了多重的不确定性，这种措置的、不均衡的样式极大地开拓了小说叙事的历史纵深度和空间开阔度，回忆中的文本是理想的扩容器，也超越了粗暴的肯定和否定的单向度判断。
当代中国文学如何正面讲述“人”，而不是专注于剖析人的幽微阴暗甚至卑劣失格，这个问题现在几乎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对“人”的书写就开始“向内转”、“向下走”了，更细微地呈现人性的“暗”和“狠”成为了流行，写人性的“真”和“善”则被报之以讥诮。但是《人境》借用一个迂缓的形式重新拾起并回答了这个老问题。它告诉我们，如果在现实表意中进退维谷，借用曾被全社会分享的文学资源，重走人物画廊，听深谷里的回音也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好在阅读经验告诉我们：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些正面人物和逝去的理想的不断闪现，仿佛是在用许多眼睛来凝视时代的变化。“往事如驶离的大船，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正在相互告别，相互辨认。”叙事缝隙中的矛盾和停滞恰好呈现了历史的真相，将否定叠加起来，也就在更深的意义上开掘了真正的理想主义。在否定之否定的途径中不停回到历史里去，清理我们的历史债务和心灵创口。
借着马垃的眼睛，我们看见了马坷的日记。那个笔记本是马坷1973年5月在“沿河县农村优秀团员青年代表大会”得到的纪念品，日记结束于1975年6月6日，期间日记本里记载了他和弟弟垃子及大碗伯的亲情，与慕容秋的朦胧爱情，也记载了紧张的生产建设，与知青们开展的业余文化活动。主要还是记载马坷自己的思想动态，比如看《雷锋日记选》，学习陈岱山和金训华的感人事迹。马坷的日记，语言十分稚拙，这不仅符合他的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作者完全是在模仿那个时代的话语结构，所以类似于“我要勇敢、坚定、沉着，在生产劳动中起模范带头作用，逐步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合格的共青团员”这样的时代痕迹必然明显。日记的体裁完全摆脱了纯客观叙事角度，为心理空间的开掘创造了便利。因此从文本里长达十几页的马坷日记，我们可以看到，马坷自己丰富的思维和情感层次，他不是固化的“高大全”形象，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青年人，高尚、细腻、又自律。马坷把他与慕容秋的对话详细记载，还用引号区分清楚，可见其对慕容秋的倾心程度；有时也顽皮地记载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在参与荆江古道的裁直工程时突然豪情满志、赋诗一首；还有的篇幅则完全是对于自我的克制，比如在连续记录了几次和慕容秋有关的日记后，1974年11月28日，马坷记录道：“最近是怎么了，一拿起笔就觉得有写不完的话，难道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原因么？这样既耽误工作又干扰思想。以后每篇日记争取不超过三百字。”这种自我抒情和自我抑制都是真实可信的，也是《人境》的整体文本里一个关键的装置。这种直接的呈现聚焦于马坷自我内心情绪流动，好像他的日记是一块飞地，完全避免了时代的沉疴，作为一面曾经高高飘扬的旗帜，当它穿越了整整四十年来到早已沧海桑田的马垃面前的时候，竟然还是那么纯洁和鲜亮，这种反差着实读来令人唏嘘，难怪会让马垃又一次泪眼模糊。
马垃一直在写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和思考的书稿，他依然保持着探寻人生的热情，在持续的回顾中不懈地塑造着主体。借着唐草儿的眼睛，作者为我们呈现了马垃写的那本总结自我的书。在沿河举办的社会学高峰论坛上他还提交了讲述农村建设经验的论文。因此，他既属于现实，也属于未来，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长的普通人，他仍然具有蓬勃的成长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平凡的世界里，每一个善于反思自我和怀抱真心的普通人都不能够放弃希望的原因之所在。
结语
小说一次次在冲破障碍，从最开始的只能写街巷或者山野里的“流言”和“小道”，到承载着家国事业的“文学之最上乘”，又到拧断政治束缚，重返“纯文学”家园，这一路曲折历程，小说家实现的其实也就是选择“睁眼看世界”或者临水照花的自由。刘继明当然是早早放弃那西瑟斯神话这一路的人，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精神履历”——那是沉重的喘息与不灭的希望。
作为一个体量很大的文本，《人境》总是在巨大的视野开阖中轻易地捕获社会的问题和矛盾，但作者又像粗中有细的鲁和尚，他忘不了跑前跑后的小狗“社员”、也记录了“洋买办”辜朝阳在象征着父亲和家国的东湖宾馆沉默徘徊的侧影。书里写到的所有人，都多多少少有些精神遗民的气味，像历史的漫游者，冷眼热肠。这种铁骨柔情的写法有着温暖和磅礴夹杂的古典主义气息。作者是被不断注入灵魂的思想动力推着走的，一边在接收泥沙俱下的社会信息，然后用自己的道德信念和社会理想，以冬日饮雪水的定力过滤一遍，最后从另一边流淌出崇高的思想感情和朴实的文学质地。
在关于公平正义的方案被搁置缓行、理想主义被抛弃，发展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反思的“空洞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当下的文学不仅切断了生活与思想的关系，也切断了当下与过去的关联。文学生产热闹地“空转”，却无法触及真切的问题，而《人境》则迂缓地扩展开了文学与社会和历史的多维互动。当下的文学是否就可以承载起时代对于文学的要求，突破“纯文学”和叙事的内面化，参与到“他者”和“我们”对于自身历史和共同体的想象？如竹内好指出的，“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无论人们怎样善于“遗忘”，历史和个人的真知，都会以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复活，并且顽强地参与到当代史的建构中来。”在这个意义上，《人境》像一个棱镜，将文学的深湖与现实的天空相互投射、内外勾连，是属于真正思想者的文学。
陈若谷，新疆克拉玛依人，文学硕士，正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学术研究兴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
本文原载《长江丛刊》2017年3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