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实与未来的影像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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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当代电影》2016年第7期

《寒战》系列，被认为是继《无间道》系列之后，香港最好的警匪片，这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寒战1》确实也在2013年的金像奖上独揽九项大奖，平了《甜蜜蜜》创造的历史记录。今年的《寒战2》自上映伊始，更是马不停蹄，很快就打破了多项票房纪录，这其中更是包含了关乎香港电影自尊心的，香港人最在意的香港本地的华语片票房纪录——2011年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所创下的票房纪录，过去5年来在香港都未曾被任何一部港片所撼动——这对于敏感的香港人和香港电影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与此同时，随着《寒战2》的热映，在主流媒介也引发了持续的话题效应，其中最大的焦点就在于认为《寒战2》没有了《寒战1》当中那浓郁的港式警匪片的味道，甚至觉得片中的很多故事情节难以理解，缺乏逻辑，而这些话题和争论也恰恰是我们充分讨论《寒战》系列所绕不开的前提。

无疑，警匪片是我们讨论《寒战》系列的关键词。1979年香港电影新浪潮，《A计划》《快餐车》等警匪片被迅速热捧，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警察故事》《英雄本色》《龙虎风云》《辣手神探》等的卖座，进一步将香港警匪片推动成为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的一大潮流，特别是经过盗版录像带、碟片和地面电视台的盗播等，香港警匪片在大陆、台湾，韩国、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也是话语电影在古装片、功夫片之外，能够在世界电影舞台上找到位置的屈指可数的那几个有限类型之一。然而，继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暗花》《无间道》《黑社会》等，现在看来差不多达到了香港警匪片作为类型片的最高峰之后，尽管也有《窃听风云》系列、《门徒》《毒战》的出现，香港警匪片已经事实上沉寂了10余年时间，再未出现能够和当年比肩的作品，也再没有产生曾经的影响力。

那么，回到《寒战》系列，《寒战》究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套用在影片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廉政公署首席调查主任张国标的话来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对于美国和冷战年代的资本主义阵营意味着什么，恐怕不言而喻，所以，《寒战》系列其实在起点意义上，就不是简单的警匪片，尽管有着作为这种类型片的浓郁气息，但它们首要处理的，并不是虚构的香港版的“水门事件”，甚至都不是警匪片的类型翻新，而是当前这些年香港的现实遭遇以及所面临的尴尬困境。

一、卧底题材的表意困境与类型翻新

首先，《寒战》系列是一个卧底的故事。卧底题材是香港警匪片的一个典型套路，《寒战》系列的中的男主角之一李文斌，正是故事中“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也就是香港警队专门负责卧底工作的大名鼎鼎的O记的主管，《寒战》系列前两部中，被前警务处长蔡元祺利用的前0记卧底探员们，是整体情节展开的关键推动力量。自然，从周润发时代的《龙虎风云》《辣手神探》到《无间道》《黑社会》系列，20年来香港警匪片的卧底题材中的种种经典形象和桥段，也都成为了《寒战》系列的史前史，这些前0记卧底探员们之所以能被前警务处长蔡元祺利用，恰恰是因为那个年代的江湖义气兄弟情。《寒战2》中，便利店门前李文斌和杨佑宁扮演的何国正的充满了绝望的对视，恰恰就是调动起了过去港式警匪片观众这种相对接近的情感结构的情感共振，这也是李文斌在接受立法会听证会质询之前决意作为卧底深入到前警务处长蔡元祺的阴谋之中的心理逻辑。《寒战》系列的卧底故事所牵引的，正是港式警匪片兴盛年代曾闪烁着江湖义气兄弟情的“老警察”，在这个年代中面临着被以刘杰辉为代表的更懂得相对合理利用法律和新兴信息技术的“新警察”所迭代的历史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寒战1》中，李文斌反应过激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更为规范的治理模式下，“老警察”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只不过，我们必须要清楚，李文斌所代表的“老警察”其实也并没有想象中的悠久传统，他们也不过是一个晚近的“发明”。事实上，香港自鸦片战争被割让开埠之后，在殖民地的政府架构下，治安领域的贪污、腐败问题几乎是与生俱来。葛柏、吕乐、蓝刚、韩森、颜雄......等一连串警队高官的贪腐案件非常清楚地标识出二战之后香港的社会现实，在几十年间香港警队都很难具有正面的社会形象。正是在面临着政府信用崩盘的背景下，1974年2月15日港英政府通过了《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宣布成立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都没有关系的独立的反贪组织，即香港廉政公署，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直接向香港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正是在那之后，经过一系列在香港电影中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廉政风暴”，香港警队才具有了相对正面的文化形象，这是香港警匪片类型能够成型的基本前提。然而，时势造英雄，能够制造出香港警匪片中的英雄的“时势”，还远不至此。自1970年代末开始，20世纪中后页的全球冷战格局的全面转型，使包括香港在内的所谓“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被选定为资本主义阵营的示范“橱窗”，担负起独特的冷战文化角色，香港警匪片在这个大的“时势”下，更是成为了香港文化的一张名片，作为想象中的更为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文化范本，既武侠片之后，在世界范围都开始有了明确的存在感。

因此，与其说香港警匪片在新世纪的长时间低迷，是所谓香港电影在回归后融入到华语电影格局，受新世纪以来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内的一系列协议、协定的冲击所致，还不如说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港式警匪片所依托的原有的冷战、后冷战年代的文化空间已经失效和被改写的结果。这显然是不可逆的世界历史进程。《寒战》系列，在类型片上的有效性也正在于此，如果说《无间道》《黑社会》系列只是香港电影对这种冷战、后冷战格局的退场和消退所做出的困惑和彷徨的话，到了《寒战》系列则真正开始直面这种大历史变迁所带来的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冲击，这也是它们为何将自身定位为这个年代的“水门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法律与正义的悖离和惶惑

其次，《寒战》系列是一个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的故事。在面临旺角爆炸和冲锋车失踪这种严峻挑战面前，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一线实战经验的“老警察”李文斌出于直觉意识到这其中的蹊跷，所以选择了在和平年代与真正的“热战”一步之遥的级别最高的“寒战”，意图就是让在背后博弈的各方势力被迫充分暴露——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只不过这个结果让包括观众在内的所有人都为之惊愕——警务处长之争不过是香港特首选举争夺战的最前台，所有人都不过是幕后势力操控的棋子。而且，这场争夺的意义和影响远远不在于哪一方最终获胜，作为这个时代的“水门事件”，它直接动摇了1970年代末以来，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所装点出的普通法治理的模范城市形象的根基。正如刘德华扮演的保安局局长陆明华在《寒战1》中所说，“香港是一个实践普通法的城市，在编制上，廉政公署在行动之前是不需要向我汇报的。我明白现在新闻已经进步到什么都可以问，可是问之前，你们能不能先了解一下香港的法制和法治精神？因为这是我们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亚洲最安全城市的一个核心价值”。这义正言辞和光鲜亮丽的宣讲，在《寒战2》中遭到了辛辣的嘲讽。

我们已经无需在反面人物，是如何利用和玩弄了所谓三司十三局的三权分立制度的漏洞和缝隙，来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这个层面过多纠缠，这种明目张胆和触目惊心对于这个年代的电影观众来说倒是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最大的悖论在于，刘杰辉，作为正面人物，当个人家庭受到冲击和现行法律制度、机构的合法空间已经无法再为破案助力之时，也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牺牲公共利益（擅自调动嫌犯李家俊）和侵犯公众隐私（未经任何授权监听）。也就是说，在传统港式警匪片中，作为江湖义气兄弟情背后的正义本身，在这个年代中出现了瑕疵，这也是港式警匪片在新世纪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冷战、后冷战年代在港式警匪片中驾轻就熟的香港故事再也难以自圆其说。这种瑕疵迄今为止在香港电影当中也只有《寒战》系列开始有效触及，因为从《无间道》到《黑社会》，无论是所谓的回归之后重新界定身份认同、重新做人，还是以黑帮内部的传承来隐喻大陆对香港的深度介入，那个阶段都只是在隔靴搔痒，或者说还远不够绝望。当然，这也绝不仅仅是香港的一时一事之问题，冷战、后冷战格局的全球性终结和离场，使三权分立的普通法治理模式并不是只有在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例如美版《谜一样的双眼》，同样触及到了在“911”之后的反恐形势下，正义的重新书写问题。《寒战2》中李文斌和何国正在便利店门前的绝望对视和生死诀别，何尝不是卧底题材乃至整个港式警匪片在这个年代里的绝望和诀别？德里达曾说过，一切都可以被解构，但是正义不可以被解构。换而言之，正义也不能被轻易建构，因为正义的区间通常有着明确的边界，当正义的疆界开始被重新书写的时候，尤其是对于现代世界体系而言，通常是与重大历史转折息息相关。

不会有太多质疑的是，好的商业电影，一般都注重在规定时间内最大程度表达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大多通过情节冲突的设置完成主人公性格、命运等的翻转，这种技巧的高低，也是我们一般在讨论商业电影的艺术性的时候的主要标准。重要的并不是正面形象的主人公是否有瑕疵，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当正面形象的主人公其所依托的世界观、价值观出现瑕疵的时候，也就是法律不再能有效代表正义、覆盖正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评价，亦或是我们该如何评价我们自身？这也的的确确不是一个电影内部所能承载的问题。

三、新旧地缘政治格局下的现实撕裂

再者，《寒战》系列是一个关于地缘政治的故事。随着《寒战2》的热映，在讨论《寒战》系列时，稍有见识的影评人和观众，都已将《寒战》系列定位为政治电影，而不是警匪片。其实尤其是在卧底题材中，加入政治元素也是经典警匪片的一贯套路，然而对《寒战》系列的这种分类方法的问题在于，尚远不足以认清影片内外的真正问题。在《寒战2》的结尾处，随着前两部影片的大部分线索的充分展开，刘杰辉在机场与前警务处长蔡元祺的对峙，既全面展现出幕后黑手的布局和野心，同时也将整个香港面对这种挑战和挑衅时的无力和羸弱暴露的一览无遗——面对显然是港英旧势力的前台代言的前警务处长蔡元祺的嚣张和不屑——刘杰辉至多也只能用特赦和驱逐出境等手段来应对。显然，以蔡元祺为代表的港英旧势力已经是今日之香港所不能面对和承受的过往，当下香港的一切都深陷在有被其操控和玩弄的可能的悲惨境地。在《寒战2》，影子内阁的密室会议中，那句“不管将来怎样，我们只会过得更好”，赤裸裸地将冷战、后冷战年代所标榜的普通法治理的典范城市形象撕得粉碎，所谓三司十八局的三权分立制度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玩弄权谋的工具，那么1995年解散的O记政治部，那些在片中被作为港英旧势力的替死鬼的前0记特工，又带走了多少今天的香港所不能触碰的秘密和伤痛呢？

毫无疑问，港英旧势力是不同于《寒战1》中，一言不合即被爆头、即被施以酷刑审讯的印度人，香港也不过是在新旧地缘政治的情势下，各派势力激烈交锋和博弈的场所和中介。如果说《寒战》系列由于各项情节的展开进度不一，这种症候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在陆剑青、梁乐民的《赤道》系列中，这一症候则图穷匕见。尽管《赤道》系列目前只推出了第一部，但在《赤道1》中各条线索即以充分和明了：香港已成为东北亚核危机的直接交锋战场，中美基于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在围绕核弹何时转移出香港、如何转移出香港的问题上得到了充分彰显，香港的安全部门和警队等各色人等都不过是被推到最前台的棋子，每个人的最终命运都不过是这种地缘政治较力的副产品。所以，再回到《寒战》系列，所谓的法治精神，也就几近成了香港最后的、最为绝望的呐喊和声索。

也正是由于香港所身处的地缘政治的坐标，出现了系统性的偏移和调整，包括卧底题材在内的港式警匪片只能也必须寻找新的表意空间。这同样也并不只是香港一时一地所要面临的局面和处境，同期的韩国卧底题材警匪片《新世界》亦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非常大尺度地参考了《无间道》《黑社会》系列之后，《新世界》讲述出了一个由新的地缘政治格局所左右的韩国黑社会继承人的更迭的故事。影片的力量同样来自于，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甚至连正义的边界都发生了改变，所以一个看似极度暗黑的结局，反倒是前所未有的顺理成章。因此，《寒战》系列的出现，就并不是偶然现象，也并不是世界范围卧底题材警匪类型片中的个案，它们的出现，恰恰是来自大历史所推倒的多米诺骨牌。根据现有线索，在《寒战3》中，来自大陆的力量尽管在前两部影片中从未登场，也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线索已经悄然铺设：整个系列影片中的真正导火索，一辆载有5名警员的冲锋车之所以能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时间消失的关键，在于一个疑似富二代飙车青年的及时出现。从常识层面我们也可判断，即便前警务处长蔡元祺掌握了香港警队的新一代警务系统，也不可能只手遮天到让一辆载有5名警员的冲锋车随意消失的地步，那么这位看似富二代飙车青年的出现就未免太过巧合。在《寒战2》中他亦曾现身，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镜头，原来他在《寒战1》中扬言做大法官的叔叔正是在《寒战2》中起到男3号作用的大律师简奥伟，其清晰的普通话也无疑向所有人昭告了他的大陆身份。因此，所有线索都已经开始明朗，来自大陆的力量将决定着《寒战3》的走向，亦或香港在面对港英旧势力时的无力和无奈，只能也必须由大陆力量来解决，这是现有地缘政治格局下的唯一可能和答案。

结语：谁在主导着香港的现实与未来？

综上所述，《寒战》系列故事，正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整合旧的地缘政治格局的激烈博弈过程中，法律不能充分代表正义、覆盖正义的现实撕裂情境下，港式警匪片所不得不做出的回应和挣扎。

的确，《寒战》系列的出现也并不是偶然，随着香港社会在过去十余年时间波诡云谲、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丰富的社会现实使得近年来的香港电影呈现出了回暖的趋势，出现了《踏血寻梅》《树大招风》《十年》《老笠》《选老顶》《Good Take！》等一系列不同类型和风格，也极具争议的影片。正如同主流影评界对《寒战》系列的批评，就是作为政治电影，过于庞大的地缘政治架构使传统的警匪片类型在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悬念冲突等关键要素上显得不够完整、不够鲜明和不够突出。然而，这何尝不是这一波回暖中的香港电影的集体特点，在对影像的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反复拿捏中，例如《寒战》系列和《树大招风》等找到了相对较好的艺术上的平衡感，而《踏血寻梅》《十年》则无疑陷入到了主题先行的泥潭。在可预见的未来，10年到20年时间左右，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将是这一波“回暖”的香港电影的集体标签，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差不多所有的题材和类型，都将会出现政治电影的影子，不管香港电影人愿不愿承认和面对，这恐怕都将是一个无法摆脱的轮回。

然而，这并不是这个年代的香港电影的缺陷和污点，如同《寒战》系列彻底打破了冷战和后冷战年代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所精心布置的意识形态幻境，更为绝望的香港电影未尝不是正在寻找一个全新的起点。众所周知，并不是只有在政治经济周期的高点才能诞生伟大的影视作品，如果能够在时代浪潮的沉浮中对于自身命运有了更新的感受和认知，这又何尝不是这一历史周期内香港电影的最大收获？

我们应该看到，一批1980年前后出生的年轻导演和编剧开始登上了香港电影的舞台，他们与前辈相比显然有着不一样的知识储备、情感结构和艺术感受、表达的方式、方法，他们正在创造出一批在精神气质上溢出传统范畴的新的香港电影。这一周期的香港电影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多义性，也正在开辟出一个传统香港电影所不具备的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在这个全新的场域内，各种话语将有着更为激烈的交锋。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要迅速辨识出其中哪些话语更为合理，真正有价值的工作是让各种话语充分展开和显影。这既是探索香港电影的全新的表意空间，进而实现包括警匪片在内的各种影片类型的真正翻新的有效途径；也是使香港电影在当下这个过于烦躁和喧嚣的现实话语场域下，能够沉淀下来的唯一可能。在此基础上，成熟起来的将不仅仅是新的香港电影，还有可能是对于当下香港来说最为重要的，真正成熟的、开阔的、理智的政治意识。

这也是《寒战》系列对于香港电影乃至华语电影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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