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托马斯·卡希尔：天主教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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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历经漫长的文化萧条（即所谓黑暗时代）之后，欧洲迎来了学术（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的复兴，并开始为西方社会构建一个位居其文明核心并影响至今的理念。在现代人眼中，中世纪的生活按部就班，显得很平凡，但中世纪人们的想象力，却如同一面透视世界的棱镜，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宏伟的真实图景。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中世纪的奥秘：

天主教与女权、科学及艺术的兴起

牛津  尘世之事的大学

炼金术士的追求组及其  效应

他用丰满的谷子来喂养他们
  用岩间采集的野蜜
  来滋养他们。

——《入祭文》，托马斯•阿奎那编选，
  用于基督圣体祭典

在漫长的犹太教——基督宗教历史上，天主一直在干预人间事务：从其在炎热的西奈沙漠里牧养其选民，直至以基督圣体(圣子肉身）来喂养欧洲的受洗者，这一切都向中世纪的心灵表明，真宰不是平凡的，而是惊人的，它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在今人眼里，中世纪的生活按部就班，显得很平凡，但中世纪人们的想象力，却如同一面透视世界的棱镜，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动而宏伟的真实图景。

当然了，那股发端于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潮，也将欧洲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因为它让世人注意到了，在提炼经验以形成概念的努力中理性起了主导作用。天主的启示通过《圣经》和教会而传播到了每个角落，但它也不能取代理性在分析、处理问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因为，即便是天主的启示，也得借助于人类的理性，才能被触及、消化和吸收。如果说五官是心灵通往世界的窗户，那么个体心灵的推理能力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则是感官提供的各种难懂数据的最终解释者。这样一种哲学必然会削弱启示和教会对于信众所起的作用，因为圣书的意义、教会的通谕最终都得靠人心来做出判断，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托马斯有个模拟：“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正如天主在世上的作用一样。”天主激活了世界并赋予其种种启示，使它们得以发挥作用，同样，理性也激活了人类，使之发挥作用。因此，正是理性使人类能够与神性相连，人类因为拥有理性而很像天主。

新的唯智论立场势必会对宗教有所限制，但不会消解它。托马斯与其同仁一样，都是正统的信徒。他有时会提到无神论或异教徒的立场，其目的是要严加驳斥，他自己根本不赞成这些立场。他发现，实在神奇无比，人的理智在其面前不得不肃然起敬。他写道：“人之得救，有三样必备的东西：知道自己该信仰什么；知道自己该欲求什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合乎理性，高度重视理性知识，同时又清醒地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东西。

不过，普通老百姓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关心那些没完没了的学术论辩，对他们而言，某种非哲学的知识形式是更有吸引力的：这就是图像（无论是具体的图像还是文字性的图像)。自12世纪以降，大街小巷、教堂、城堡、图书馆里开始盛行讲故事，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色彩和图像扑面而来（因为老百姓对托马斯的论证不怎么感兴趣)。（各大教堂、修道院里的）彩窗系列并非仅有的视觉盛宴（其讲述的是旧约故事和基督生平，即通常所谓“穷人的《圣经》”)。说得更理论化一点：这其中有超出《圣经》的文字和视觉的场景——只要它们能够吸引眼睛和耳朵，就像吸引心智一样有力。

15世纪法国壁毡画

独角兽的故事便是其中之一：他可以用它的角来净化水，而且只有当他把头伸进室女的怀抱之时，才能把他捉住。他无疑就是基督，因为圣母所怀的便是他，而且也正是他使污浊的世界得以净化。另一个例子是鹈鹕的故事：据说她会用喙咬破自己的前胸，乳养自己的宝宝。她当然也是基督，因为基督为了养育我们，自我折磨，自甘受苦。上述两则故事，在动物寓言集之类的图画书上一再被讲述——动物寓言集旨在表明天主所造之物的象征意义。

在12世纪的罗马圣克利门蒂教堂里，主祭坛上方那流光溢彩的马赛克拱顶向我们展示了宇宙的以及圣体的实在观；在罗马的各处场景中，这是最发人深省的一幕。其中心位置是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之像——基督坦然受苦、受死，他脸上充满了宁静。黑体红边的十字架的四端栖息着十二只白鸽（做沉思状并意欲飞往地极）——这象征着十二宗徒。耶稣的母亲、亲爱的门徒玛利亚站在十字架横档下面哀悼。从十字架的脚部(即基督宝血抛洒之初）开始，引出了螺旋状的宽叶灌木丛，而且其中又包围着上百个不同的形象：包括各种类型的鲜花、一盏油灯、一篮水果、野生和家养的牲畜、各司其职的各色人等。每一个意象都有其特殊的寓意：比如一只笼中鸟就代表着言成肉身，而向上飞的野鸟则代表着超越了死亡、将与天主合一的灵魂。诸多谦卑的形象旨在提醒我们，得到救赎的不光是我们人类，而且包括整个世界或世上的一切。卷曲的宽叶枝条甚至还围着两个罗马的异教神祇：小朱庇特（原为众神之主）；以及脚踏光滑海豚的小尼普顿（原为海神）。甚至连古代的异教徒也已经得到救赎，他们的神话可以为我所用，只要我们将他们描绘成可怕成分较少、可爱方面较多，就可以了。

最可人的要数中世纪日常生活的场景了：牧人赶着成群的牛羊，农家小孩帮衬父母，地主老爷携着太太看节目，光头教士拿食物和水去喂彩鸟，一身素白、衣袖飘飘并且别着大针饰的丰胸女子正在给一群欢叫的母鸡喂食（她这身打扮，克莱尔沃的贝尔纳自然看不过眼)。人们很快注意到，其中不少场景涉及的是造物养育造物或者是造物的自我营生——比如两只雄鹿在畅饮宽叶丛根部涌出的清泉。这又令我们想起了《圣咏集》41章中的话：“天主，我的灵魂渴慕你，真好像雌鹿渴慕溪水。”

圣克利门蒂教堂后殿的细部

谁要是想品尝这一马赛克画的韵味，那恐怕就得参加殿内祭台上举行的弥撒。随着弥撤仪式在粗犷的拱顶下举行，我们意识到自己正沉浸在基督的普世奥秘之中——基督拯救了我们以及各种造物（包括最卑微的人和最卑微的物），于是乎，他便成了我们面前的面包。

读者们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多少合乎实情的是：正是对圣餐意义的思考，为科学从中世纪的灰烬中兴起提供了一条相当独特的道路。不仅是神秘的面包和酒，而且还有神秘的鹈鹕、神秘的熊、神秘的狮子、神秘的星星以及小小蝼蚁（其勤勉节俭值得我们人类学习）——所有这一切自然现象，在中世纪观察者眼里首先是天主的造物，是从天而降的恩物。不过，在阿伯拉尔、阿奎那等哲学家的持续影响下，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以及亚氏所重视的自然观察又进一步促使人们致力于解释它们的意义、懂得它们存在的目的。因此，推本溯源，可以说科学是从中世纪基督徒想象的氛围中诞生的，而推崇理性和观察的新思潮则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欧洲，能径自将这一崭新的科学意识付诸实施的，莫过于罗杰•培根时代的牛津大学了。尽管当时牛津还是欧洲新立的大学之一，但它日后一直跟巴黎大学一样是学术中心，其悠久历史无与伦比。培根比阿奎那年长十几岁，当阿奎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培根已在牛津求学。（1294年，即阿奎那去世18年后，培根方才辞世，当时他已经接近八十高龄了。）培根心目中科学探索的典型人物是开明的牛津校长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后为林肯郡主教），因为在欧洲差不多是他率先采用了受控实验，运用了可测量、可量化、可求证的数据。格罗斯泰斯特主教的成就既广且深：除了哲学论文、《圣经》书卷评论而外,他还著有开拓性的科学论文，论题涉及潮汐、太阳能、颜色与彩虹、流星与彗星等。他用拉丁文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他为亚氏《物理学》等著作撰写评注，从而一方面促进了一般哲学的研究，同时又推动了专门哲学家（即日后所谓科学家）的研究工作。

圣克利门蒂教堂后殿细部

富有象征意义的动物、物品，以及中世纪各色人物等的劳动场景

今天，除了最古老的默顿学院那一块，我们已经很难追寻培根时代牛津的踪迹了；不过，马修•阿诺德所欣赏的某种古典韵味应该还在这个大学小镇："如此可敬，如此可爱……她玉体横陈，充满了柔情，她的花园在月色下绵延，而她那些塔楼中则透出了一缕缕中世纪的魅力。”霍普金斯谈论中世纪的牛津时，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塔楼林立、枝柯阴翳；/布谷啁啾，钟声齐鸣，云雀欢叫，乌鸦小跑，河流环绕……”与巴黎相比，牛津没有那么繁华，没有那么国际化；然而，它那笃守一隅的“人群与鲜花”，它那溜光的铜饰、涂彩的大门，它那城乡和融的欢快氛围，却给了牛津以难以抵挡的魅力。尽管拉丁语是唯一正规的课堂用语，但我们知道，乔叟式的英语（即盎格鲁——撒克逊语和法语的完美结合)也不时回响在庭院里——按理说，学人不经意间说了土话就得受罚。（他一旦再犯，就得独自退到饭堂的角落里去吃饭。）

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罗杰•培根也受教于大阿尔伯特，并且也在巴黎教了几年书（当时阿奎那也在那里）；但他更愿意融入牛津，喜欢它的开拓精神，它的务实而不尚玄虚、重视实验的实证论立场。培根继承了道明会推崇理性的立场，并将其发扬光大。他写道：“推理导出结论，并要我们认可结论，但却不能确保结论的可靠，也不能通过消除疑问来让心智满足于直观真理——除非心智通过实验的方法发现了真理。”培根于是设想了有人第一次见到火的现象。这人可能会动脑子得出结论：火燃烧、火伤人毁物。但这个推理本身不会让他明白全部有关火的知识。他必须亲自将手凑上去；或者不用手试，而是用“某种可燃物”，通过经验来验证推理结果。 “而一旦他对燃烧有了实际的经验，他心里就能够确定，事情就千真万确了”。因此，培根认为：“光推理还不够——实验方才解决问题！”

经验（即借助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总是会冲击无助的理性。推理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我们寸步难行。但只有经验才能验证推理结果。在这一点上，阿尔伯特已经迈出了重要步伐，他认为，在许多事情上，“唯有靠实验或经验来加以确认”。阿尔伯特本人在当时来说，也可谓是了不起的植物学家（他能够准确地描绘形形色色的草木、植物，并为其编目）；不过呢，这前所未知的经验之海，却有待于他那英格兰的学生去航行。

众所周知，托马斯是个胖修士，而方济则是个骨瘦如柴的苦行僧；希尔德嘉是个有病的修女，而埃莉诺则是个光彩照人的王后。至于说罗杰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却抓不住他的一鱗半爪，从他存世著作来看，他简直像妖精、鬼魅一样，令人难以捉摸、无从下笔。鉴于准确翻译之所需，他编撰了希腊语、希伯来语的语法书，他甚至还花力气编写阿拉伯语语法（未完稿)。培根除了这些惊人的成就之外（人们干这些事往往要付出毕生精力），还有更重要的业绩：在中世纪的基督徒中，是他率先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建构了完整的自然知识体系。

他用棱镜和镜子来做实验，他似乎已经发明了望远镜，而且很可能还包括眼镜（翁贝托•艾柯的《玫瑰之名》便是这么认为的)。他向人们表明，让白光透过玻璃珠子，便可以将其分解为色谱。（培根用奇妙的魔法，将一条虹引到了地上，把他的学生们吓了一跳——这事儿比日后牛顿做同样的实验要早四个半世纪。）他有关人类眼睛的著述，一向是标准的文本——直至1600年，开普勒才建立起光学和视觉原理。培根宣称，光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却是有限的。鉴于这一现象无法用肉眼观察到，而且它要成为科学事实还得花上几个世纪，所以我们也不清楚培根的洞见究竟如何得来。他创制的天文图表，比先前的要精确得多；他力劝教宗改革历法（不过，唯有到了 16世纪晚期，教宗格里高利十三世才一举改革成功，而且其历法沿用至今，除了少数宗教方面的更改)。

他还是古代以来第一位系统的地理学家，他坚持不懈地从游客那里收集信息，终于画出了欧洲、亚洲以及非洲的大部；他认识到，地球是个球体。（不过呢，中世纪那阵子差不多人人都这么看地球。所谓“地平论者”或中世纪教士们谴责地圆论者为异端，这种说法实为两寓言家虚构的谎言：其一为19世纪法国的反教人士勒特隆纳；另一为19世纪的华盛顿•欧文，他所写的哥伦布传记甚不可靠。）培根与古希腊人一样，在其著述中明确而平静地提到了“地面的弯曲“。

培根的《巨制》堪称是中世纪技艺和科学知识的大百科。他将化学知识系统化；他对火药配方和制作过程的描述，是西方所知最早的：“在青铜（军械）里点火发出的霹雳，比自然发出的要猛烈得多。一丁点儿备料着火，便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并伴随着耀眼的火光。要是其数倍增，庶几可以摧毁一座城市或者一支军队。” 他甚至还预言了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航行技术装备达到一定高度后，庞大的船队可以由一人操纵，其横渡河海的速度之快，远非桨手林立的船队能够相比。人们还可以设计出这样的车子，它不用牲口来拉，但却能够跑得跟一溜烟似的快。”除了预想汽车、蒸汽轮船的出现，他还计划建造飞行器，希望有朝一日人们可以坐着它去旅行（不过当时的人都觉得他异想天开)。

尽管如此，培根在某些方面却比哲学家阿伯拉尔和阿奎那更具有中世纪的气息。虽然培根号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之第一人”（英国科学史家査尔斯•辛格的这一断语很贴切），但他同时又是仰观天象的占星家、俯察地物的炼金术师——如同他的前驱、亚历山德里亚数学家们一样，是星辰及其含义的解读者、是“这一邪门的技艺”的操纵者（《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那位炼金术师的助手便是用这个说法来称呼那种炼贱为宝、点石成金的秘术)。要明白何以大科学家也可以身兼占星家和魔法师，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中世纪世界观的某些已知的内容。

古人或者古代文明都相信，天上的模式便是地上生活的前兆，天上的星辰操控着我们的命运。此种观念，经由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直接进人中世纪世界，而更直接的途径是希腊、罗马以及阿拉伯（12世纪又有希腊文本被重新发现)。之所以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重要影响，是因为教会有时候也给以谴责，教会从来没有充分肯定过占星术，因为它似乎在人类意志决断之际排除了道德的功用。希坡的奥古斯丁尤其不能苟同，鄙斥甚多。直至伽利略和莎士比亚的时代（两人均生于1564年），天文学的可靠说明才让占星术的那一套名誉扫地（至少是在有教养的人士中间)。

莎士比亚的著名诗行——“亲爱的布鲁图，问题不在我们的星球，/而在于我们自身” ——所表达的思想观念本不该如此超前。在培根的时代，占星术和天文学是没有分家的（我们今人会以为那是一种混淆）。区分两者，迈出第一步的其实是阿奎那而非培根。亚里士多德等古代哲学家都认为宇宙是永恒的。阿奎那知道它乃是天主所造。他以伟大的犹太哲学家梅瑟•迈蒙尼德的工作为基础，进而指出：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事实是，天主已然从虚无中创造了一切，天主凭其宽宏的充盈，选定了存在而非虚无(最初的奥秘)。一旦消解了宇宙的永恒性，那么星辰的独立力量也便无从谈起了。人们不能合乎逻辑地相信自由意志和天主先见，同时又坚持认为两者各自具有统治力量。

在中世纪欧洲人的潜意识中，比崇奉星辰的迷信更为根深蒂固的是变形者控制世界、物物变形的异教梦魇。一方面，日耳曼的故事大谈女巫作法将王子变成了青蛙或恶兽，另一方面，凯尔特的故事又渲染祝易德祭师摇身一变成为了乌鸦，而孩子们则悲伤地变成了天鹅。史前的爱尔兰巫师图安•马克•凯瑞为自己能够随心所欲地变化而洋洋自得：

今儿一只鹰，昨儿一只猪，

唯心之所适！……

我曾经进入畜栏，

而今又与飞鸟为伍，

我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
  我还要变形！

因为对现代科学毫无所知，阿伯拉尔之前时代的人们相信一个东西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一个人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今日的陌生约会也很容易做到这一点)。

然而，这一变形论偏见却很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土、气、火、水四元素乃是世上万物的基本构件。如果万物都是由这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组合而成，那么完全有可能重新组合一下元素，从而将一物变为另一物。无论是希腊科学文献，还是欧洲异教的隐秘想象，都在鼓励人们去发觉占星术的可信性。即便是在最正统的基督宗教派别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这种倾向。牧师将面包与酒变成了基督的身体与血，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炼金术师吗？虔信者收了谷物，烤了面包，虔信者种植葡萄，榨出汁液，酿成琼浆，用于圣餐，这世上还有比这更伟大的淘金者吗？

中世纪炼金术师从来没有找到过“哲人石”，本来仗着其力量他们有望点石成金，返老还童。按照他们的玄理，这股力量便是“治愈的力量”（“elixir”源自阿拉伯语“al-iksir”，并进而可溯及亚历山德里亚的希腊语“xerion“； 由此可见该观念与尼罗河三角洲兴起的古典后期文明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美国科学史家罗伯特•莫肖夫在谈到哲人石时曾说：“这是一种物质，只要它一出现，就能够诱导化学变化，而且用量很小，其含义颇为接近我们今日所谓的‘催化剂’”——可见其本身并非无稽之谈。无论如何，炼金术师通过细心的实验，已于12世纪成功离析了酒精，于13世纪成功离析了硝酸、硫酸、盐酸。他们那奇异的实验室，充满了水壶和试管、小瓶和导管、光与镜、火与烟，可谓日后化学实验室的雏形，而他们本人就是化学家的原型。此后几个世纪，日耳曼等低地国家的化学家（诸如波地彻、凡黑尔蒙、格劳伯等）仍然在寻找哲人石，他们还将苦苦探索瓷器的制造方法、气体的本质以及多种化学物质的成分。

炼金术师为何要将黄金与长生不老联系起来？他们的想法不无道理：黄金异乎寻常，与众不同。其他金属日久生锈腐蚀，而真金却不怕火炼。英国喜剧演员出身的中世纪主义者泰瑞•琼斯说得好：“我们可以将它加工成一张新闻纸的千分之一厚度，或者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金线，或者保持原样不变。事物生生灭灭，金子却永不败坏。”既然它永不败坏，那它就有能力使人类恢复到永不败坏的境地（当初天主将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 贬入有死有朽的世界之时，他们便丧失了这一境地)。

从21世纪的视角看，很容易忽视培根这样的早期科学家。我们很容易忽视沃林福德的理查——他大概是在培根逝世那年前后出生，是牛津的学生（牛津是当时欧洲在四科中的数理学科方面的研究重镇）；晚年他当了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而就在这附近，圣阿尔班斯写下了中世纪第一篇有关三角学的论文，而且还发明了第一座天文钟（一种机械星盘），尽管麻风病导致他脸部和手部极度变形，惨不忍睹。我们很容易忽视14世纪法国宇宙学家让•布瑞丹和尼古拉•奥里斯姆，他俩最早意识到地球绕着它的轴转动。我们很容易忽视勇于探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卢卡的休、帕尔玛的罗兰、萨利西托的威廉、孟迪诺•德•路奇，他们在研究中结合了近期发现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论文，而且他们还有意识地增补了解剖学的知识（尤其是他们敢于解剖人体)。结果他们都犯了错，他们宁愿釆取统一的实在观，不愿为分科所局限，所以他们常常陷人了死胡同。

不过，他们追求人类知识的大一统，这种努力才真的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哲人石，至今科学家们仍以罗杰•培根那般的热情来上下求索。爱因斯坦正是本着培根那百科全书式的努力，试图揭示“大统一理论”（将宇宙视为一个整体)。辛格评论说：“这乃是中世纪西方思想家的典型做法——他们与早期希腊思想 家一样，总是在寻求事物的完整图景。”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切斯特顿所谓“核心的历史大融合”：这一融合开始于希腊人，然后是中世纪的哲学家（包括自然哲学家或科学家)，因为是他们融人了犹太教一基督宗教的世界观，最后又自然而然地汇人到了 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那里。

本文选自《中世纪的奥秘》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托马斯·卡希尔著  朱东华译

完

托马斯·卡希尔 著 ▍

在历经漫长的文化萧条（即所谓黑暗时代）之后，欧洲迎来了学术（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的复兴，并开始为西方社会构建一个位居其文明核心并影响至今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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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

《“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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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公子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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