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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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代青年看似生活在尖端技术现实的数码部落中，但从现实生活的物质条件看，他们简直处于丧尸般的境地。在他们像弱者一样，通过自杀或事故等极端的牺牲在社会上露出其存在感之前，他们就像徘徊于都市的、似有若无的幽灵。虽然各个社会的青年们因为被编织在多种多样的生活背景中，而不能被笼统地称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时间越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因素叠加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的倾向就越大。最终，他们成为了技术剩余社会的“丧尸”，成为了“希望的难民”。

感谢作者李光锡与译者金昭英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

——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

李光锡 著

 

 

金昭英 译

1

东亚青年，非正式的难民

目前的青年是在尖端技术现实中的数码部落，而从现实生活的物质条件看简直处于丧尸般的处境。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会被阶级和世代剥削而受苦后用不着了就被报废。青年生活的桎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般不太表现出来。到他们像社会弱者一样通过自杀或事故等极端的牺牲和抛弃人生的方式在社会上露出其存在感之前，他们就像似有若无地徘徊于都市的幽灵。虽然各个社会的青年们因为被多种多样的生活背景编织在一起，所以不能笼统地称他们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时间越久，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因素叠加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的倾向就越大。我们已进入了年龄差距成为经济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据的时代。由此，目前的青年逐渐成为在年龄“世代位置（generation location）”上构成社会底层的阶层化了的“实际一代(actual generation)”。[1]

在东亚的政治经济情况下，青年生活的枯燥状况几乎没什么差异。韩国等东亚青年的生活早已成为了雇用不稳定的最大牺牲品。比如，住在中国的大城市边缘、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的低工资劳动者阶层，即“（农）民工”，和他们的儿女们新一代农民工，即“新工人”，在跟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正式劳动者相似的劳动环境下，或更恶劣的底层边缘求生活。[2]在首尔，非正式的青年劳工，以被贬称为“arba”[3]的钟点工，和依靠进入正式工行列这一几乎无望实现的梦想而生存的“实习”劳动为主。以日本东京为中心，有诸如在网吧解决住宿的“Net Cafe难民（ネットカフェ難民）”之类的非正式工青年劳动者群“freeter(フリーター)”，最近更严重地受到办公职业和服务行业界“黑企业（ブラック企業; burakku kigyo）”过多劳动剥削的折磨。[4]

青年一代的低工资和不确定的未来，却反而产生了安居在艰难现实的日本“宽松世代（さとり世代）”，并养成了被称为“崩世代”的台湾青年“死心”一代。目前东京和台北的年轻人各自过着消极的人生，他们的人生满足于对未来死心和现在的幸福，即“consummatory”化[5]，并安居在“虽小但确实的幸福”即“小确幸”这一小小的今天的安乐中。[6]韩国青年被称为“88万元（韩币）世代”[7]、死心和达观的“三抛世代”、甚至放弃一切的“N抛世代”。所谓三抛世代指的是上了年纪也很难进入像样的职场，实际上抛弃了恋爱、结婚和生育的青年一代。韩国青年们可以分成几种群体，在如此消极的现实中坚持或折腾、或者为了脱离“Hell朝鲜”[8]的现实进入放弃国家的行列。他们没有像样的居住空间，浮游、彷徨。例如，台湾将一间公寓分成人均16.5平米的“套房”，香港被称为人间鸡窝的1.5平米 “cubicle”，日本的网吧“net cafe”，韩国的一室房（one room）和考试院等，都是躺下青春疲惫身躯的临时住处，同时是人生的孤独地牢(dungeon)。[9]虽然他们明明是有自己国籍的、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人口的主力，但是国家不把他们熟悉的绝望当成现实的焦点来认真对待，任他们漂流在地牢中置之不理，就此而言，他们像是一个社会的非正式难民。

游戏等高科技或数字网络文化，往往担任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娱乐与给予活力的角色，由此非正式难民或丧尸般处境下的东亚青年们能够坚守今天的现实。不同于过去，目前青年们所拥有的新的感觉和本领，得力于超越数据局面的尖端技术条件。现在，他们在对新生技术的特定身体感觉(触觉、情况与模式认识、多重任务处理等)上比其他任何一代人更发达。在"努乌力"(拼了命的努力)的背叛[10]和对非正式工的剥削被日常化了的现实中，在如此的支配结构下，高科技文化对青年像久旱逢甘雨一样成为日常安慰。相似的情趣、娱乐、叽叽喳喳聊天等巨大地轧轧运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虚拟空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绿洲。在自己的一室房里、在路上、在作坊、在网吧，青年们身上缠着线路化了的电子机器，进入巨大的虚拟地牢世界，然后充分享受自由。

 

本文当然不是要赞扬脱离现实并在由尖端技术造成的虚拟世界的地牢中徘徊的青年。相反，我却要强调，同一代高科技文化作为强大现实世界的世代间剥削与支配的力量，又一次出现在东亚青年的面前。这真让人很郁闷。但是，对于绝望现实的最正确把握，可能就是建构另一个自由空间的迂回之路。我在本文中要考察的是，目前现实中的青年丧尸劳动，如何延长到虚拟世界的剩余劳动或游戏劳动。人们以为职场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对非正式工劳动剥削的物理强度不会太大，但据我观察，即使这些职场之外的时间和空间，也以网络和移动通讯技术为媒介，在广泛地吸收青年剩余力量的能量。在如此广大地牢的压迫秩序下，今天的青年能做什么？本文的目标就是，虽然很难，但认真思考如何准备针对它的青年自律的对抗力。

2

技术剩余社会与东亚青年劳动

我一直用“技术剩余社会”这一词汇，来表达国内技术发展的独特面貌。可能有人会质疑说技术有什么剩余可言？我所说的“技术剩余”，接近于因一个社会的技术接受已经满溢而不容易控制的非正常的“过剩”。有人还会追问为何不直接用“过剩”这一词汇呢？我之所以坚持使用该词汇，是因为“剩余”这一词汇有另外一些意义多样的脉络，错综复杂。从技术本身看，“剩余”指的是（技术）超过一个社会的控制能力，而被过分非正常或屈折性使用的情况。从文化的角度看，剩余又是贬低失业或无业青年的词汇。还有，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要坚持阐明的剩余概念，是与劳动价值的实质生产和占有用相关的。这些“剩余”概念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必要的画蛇添足，但实际上如果放开掌握其命脉的控制绳索的话，它们会突然变成社会的赠与和互惠的丰饶价值。

在东亚国家，如此技术剩余的独特纹理在浸透并建构多种形态的技术剩余社会。先看日本。技术剩余社会的面貌虽然会由许多因素塑成，但在日本尤其是自下而上的青年亚文化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高科技文化的形成。日本式的匠人文化和御宅(オタク)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汇合，构成了现在日本的高科技文化。[11]更进一步说，日本的“御宅系文化”因为数字娱乐产业的扩大，在发挥着全球性影响力。[12]问题在于这些御宅文化从早期的“创造的御宅Creator”逐渐退化到单纯“消费的御宅User”。[13]换句话说，青年自生、自律的御宅地下价值中的许多部分，随时间推移被日本国内家电和游戏平台等企业价值吸收。此外，国家主导的技术政策、“网络右翼（ネット右翼）”的强烈情绪[14]、重视个人隐私的文化等，都一并构成日本式技术剩余的特点。

在中国，政治方面比别的任何国家更强有力的网络控制系统到处浸透。微信、腾讯、阿里巴巴等本国网络企业受国家的保护并成长，信息技术政策大部分由党来主导计划和立案。它大力强调网络表达的社会责任和对其的控制，并可能威胁人民的自由表达权。我们可以确认，与表面上的成长相比，社会主义政府（内部）的官僚社会型桎梏和倒退还深深的存在。此类国家控制等技术剩余因素大部分连接在一起，并压倒性地压抑中国社会的社会想象力。只看青年一代，作为技术成长的导火线，国家和社会对1990年代出生的一亿四千万左右的青年一代，即对“九零后”一代，寄托了自己巨大的欲望。国家持有一种欲望：对他们的IT创业提供援助、进行培养，通过中关村等来制造出类似于美国硅谷模式所拥有的雄姿。[15]我们感到，目前中国社会对九零后的神话性投射，与日本御宅向消费型User退化的程度相当。替代过去带袖章的红卫兵青年的，是如今用网络武装起来的青年团，他们作为建设国家未来的角色登场。

韩国虽然类似于上述两个国家，但是它一直显示出国家—企业共生型技术发展。尤其是财阀公司和移动通讯公司的支配性位置、权力型技术控制政治、技术强迫性消费文化与欲望等，煽动了技术剩余感。当然在我所说的国内技术剩余中，也有以年轻一代为中心、具有强大社会性的网络社区文化，与此同时，也有与日本“在特会”(在日不允许有特权市民会)很相似的“日间Best”等网络右翼郁闷地出现并成长。

日间Best网站首页

如此看来，在东亚技术剩余社会，技术的可能性、权力的控制能力、青年的资本主义捕获和脱离日常等混在一起，构成社会上累积式进化的特有技术文化。本文要通过今天的青年一代，尤其从国内劳动文化的变化中，观察技术剩余社会的独特面貌。换句话说，本文要观察青年一代，在他们身上世代差距和阶级差距在逐渐重叠，还要观察尖端技术的媒介如何介入如此的青年存在中。青年的技术剩余感觉是什么？本文的目标是主要考察韩国青年的例子。但是，本文的内容不一定限定于韩国的特殊案例，它也是对至少在东亚国家存在的青年一代和技术剩余问题的一般性观察。

3

技术剩余社会和青年劳动的特殊性

1)    线下丧尸劳动

先看延尚昊导演的动漫电影《首尔站》(2016)。丧尸们最早从被大多数市民掉头不顾的社会弱者、尤其是无家可归者中开始繁盛。他们是存在的，同时是不存在的存在。他们在社会关切之外，传染的速度也非常快。无家可归者虽然一度成为韩国社会底层的经济人口，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被企业和政府抛弃，成为消耗品。丧尸互相啃食，他们的传染病一开始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但是，他们的症状一旦发作，就急速地威胁社会并逼使社会走向悲惨结局。

从经济成功神话中落伍的无家可归者的子女，也跟着成了又一个丧尸。青年丧尸毫无防备地成为继承产业时代的恶劣劳动剥削的对象——日用劳动、非正式工外包劳动、高科技吸血劳动、影子劳动、热情劳动[16]、arba(打工)劳动、底层劳动等。他们所想要维持的最低工资在其营业场所成为了最高工资，在工作现场青年的年龄由于跟青少年混在一起，因此其年龄段在下降。持续不断的外包工人的死亡，骑着“30分钟”速递用的摩托车死去或受伤的arba(打工仔)，由于失去人生的希望而跳楼和自杀等，都是我们社会内部非正式难民的行状。

如此，今天的青年就成了丧尸，以及不是难民的难民。他们是没有获得社会认可的非正式难民。我们不应该只把在国际上失去或抛弃国家的国际难民、具有其法律地位者看成难民。至今，在国家和社会忘却照顾时，青年们自己想要成为乘船外逃的难民。他们是主动乘船的“希望难民”。根据古市宪寿在《希望难民》韩语版序言中所引用的关于年轻人生活的调查[17]，韩国青年的未来希望和期待感接近82%，但日本或芬兰的青年却很低。他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青年的希望与梦想的期望值很高却从现实中看不到未来时，韩国社会的危机和悲惨结局可能更会达到顶峰。他把因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有巨大分歧而烦恼的青年，称为“希望难民”。

古市宪寿：《希望难民》

没有未来的丧尸劳动的扩散是全球性的。在作为信息资本主义或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象征的非物质经济和技术革新时代，发生这样的事具有讽刺意味。支撑高科技经济的力量是血汗劳动。目前“网络无产阶级”的地位，与世界体系论的构想相似，仍然被发达国家内高科技劳动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血汗劳动所合成的新旧劳动分工所左右。[18]与此同时，身体的殖民化也在加速。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劳动者的身体也在发生劳动分工。即，他们用身体执行极限的底层劳动的同时，也会作为高科技平台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做出贡献。（我会在下一节正式解释线上线下劳动相互结合的逻辑。）同一代的青年劳动阶层，被训练成同时进行物质—非物质劳动的新型人力。青年劳动的优点不仅在于他们健康的劳动身体，还在于他们所拥有的贴近高科技机器的能力和数据生产能力。这是目前信息资本主义所要求的劳动的基本条件。青年生活的不稳定性越永久化，通过该物质—非物质劳动所获得的企业收益保障得就越彻底。由广泛非正式工青年构成的丧尸劳动者的形成是通过此种“双重经济”(dual economies)[19]系统扩大并稳定利润的重要手段。

青年丧尸的血色喊叫正从平滑的信息现实背后响起。现实世界物质经济的底层劳动早已成为了社会弱者的工作。现在青年汇合在多样服务劳动和非正式工实习、arba(打工)劳动的行列。发生在地铁2号线九宜站的19岁青年劳动者的死亡，给我们展示了地铁“屏蔽门(Platform Screen Door)政治经济学”的韩国版现实。在生产现场内部位于本包—外包—外包的外包这一梯形雇用结构底端的一个青年，因产业灾害而死亡，这为我们赤裸裸地揭示了活在今天的无数青年所处的浮游的存在论地位。

2)    线上剩余劳动

与其他非正式工丧尸不同，青年在劳动市场上的角色更为复杂。其中尤其特殊的是发挥于非物质领域的青年丧尸的劳动能力。现实的丧尸劳动者在休息时一般会做“剩余”活动。所谓“剩余”，一度是青年对处于arba(打工)、失业或无职业状态的自称，带有贬义。企业现在要吸取青年玩耍和准备的时间、即剩余的多余时间。例如，国内的56万青年失业者、130万啃老族(NEET)[20]、10万公试族(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人)、arba生(打工仔)、准备就业生等在各自的虚拟地牢中成为아햏햏(网络词汇，意味着荒唐离奇但愉快——译者)废人、键盘战士(习惯性、集中性发布恶性帖子的人群——译者)、不断上传同一个或类似的帖子的人、论客、别名为“废味”(主要用在评价漫画时，具有废货般的味道——译者)的网络漫画家、网络游戏吧客户、做人肉搜索的人、假同性恋者、aggro家(又称关心种子，为了引起人们注意，发一些碍眼的帖子或照片的人——译者)等，面貌不同，但都是剩余角色。[21]即，他们在业余和尚未就业的时间等所做的“剩余行动”，现在突然变成了制造另一个形态的市场价值的根据。他们所有人的个别时间与活动被市场标准化，最后命定被数据演算机器吞噬。

键盘战士

数据机器往往被称为平台(platform)。搜集并实时贮藏、培养人的活动制造的或者自然形成的数据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平台”。平台是许多青年网民停留的站台，以及数据被汇合并读取、培养的地方。青年的网上游戏和情趣表达，早已成为了扩大这些平台经纪人利润的内容。青年们一边玩一边休息、利用余暇自发展开的网络活动，几乎都被抹去个性，成为为数据工厂带来利润的引火柴。在青年丧尸快速扩散支撑产业机器的底层劳动的同时，青年“非物质”剩余活动为数据机器提供激情和能量。青年们玩着休息着通宵做的几乎所有自发性游戏和喜悦，不知不觉转换成“自由劳动”(free labor)以及“游戏劳动”(playbor)。[22]自由劳动使青年们忘记要求经济补偿，游戏劳动诱导他们把劳动想象成自发性的热情和乐趣，而不是束缚。

线上剩余劳动，是同时代平台资本的价值生产不可缺少的因素。通过现实界和网络界的共谋，不仅企业的肉体管理和劳动控制，而且企业剩余价值的流动都受到很有效的管理。现实界是资本的剩余价值吸收的过程，该资本通过最为增加青年疲劳的方式来使用最低工资的劳动力而获得。在网络世界，青年们用非常时髦的数码机器，各自在地牢或平台佃耕地内执行日常的游戏活动，但大部分被捕捉到资本的轨道上来。看样子，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引发为了资本收取利润的双重剥削。即，一边有产业时代的低工资丧尸劳动剥削，另一边有新封建主义的平台佃耕地地租活动，两者多渠道同时进行。

最终现实世界青年丧尸的增加与网络剩余力量的增加成正比。从历史上看，产业时代的劳动者在脱离佃耕土地的身体束缚后，即使卖掉自己的灵魂，也要与资本签订自由合同。产业劳动者的增加引起了农民的没落和空洞化，城市反而巨大化了。但是，今天青年劳动的地位和状态与此不同。像产业制造业时代的劳动者流动到城市的过程等，今天会被省略。那是因为一个身体可能立即对应两个现实。换句话说，现实世界的产业服务劳动和虚拟世界里的地租剩余劳动之间，消失了物理上的间隔。

在网上地牢里的游戏活动虽是赋予他们喜悦的唯一时间，但会被判为它本身就是佃耕租借劳动。青年自己也像丧尸般做底层劳动，被他们视为最后的虚拟藏身处的网络空间和个别地牢，大部分在企业的手里。他们通过各种数据如留言、点赞、回帖、跟帖、活动图片、kakaotalk(韩国的类似微信——译者)群对话、图片修整、视频制作等制造出来的数码收获物，原本是他们自己的，但他们被异化的过程，自然而然与平台独占和被捕相连。个别青年在平台租地上所做的佃耕劳动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游戏参加者(game player)劳动、游戏玩家(gamer)劳动、虚拟人生(second life等)劳动，社交网大众的情感劳动等等，各自在自己的时空范围内执行剩余劳动。现实和虚拟，如此勾结啃啮青年的人生。

有时候网上“德厚”们（模仿御宅otaku发音的韩语说法）荒唐的剩余行为，会从这支配性秩序中谋划离经叛道或制造数据噪音。例如，通过网上的活动来持续地暴露现实世界发生的剥削青年劳动的社会问题，并由此引起注意；或者主导跟特定社会议题有关的特定情绪或情动流动或活力；又或者谋求另外一些为摆脱平台的捕捉并确保他们独特的生存能力的事。[23]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这些活动想成为另一种人生的动力还太吃力。

3)    移动(mobile)断续劳动

市场支配的意志想要把青年的现实世界丧尸劳动和虚拟世界剩余劳动一贯地绑在一起，它大大地依赖于新的技术力，该新的技术力使全方位管理劳动工作场所内外成为可能。在其中心的是移动智能机器。丧尸、难民、剩余是浮游青年劳动的现存态。为了有效地吸收他们的劳动，很重要的是管理者不管是否劳动时间而总是要跟他们的身体连接。实际上在移动环境下，青年劳动即使处于休息和闲暇等职场之外时，也总是大大地落入雇主的控制力内。这是只有在韩国青年劳动中显示出来的独特现象，以及韩国型技术剩余社会的独特样子。

在国内“KaTalk监狱”、“Messenger监狱”等词汇，占据了上班族新名词榜的首位。这意味着在正式工或非正式工的工作外，劳动者还得停留在时常等候等消磨情感劳动的状态。可以说情况已经到了连附着于物理装备上的宽带网络的时空“断续(on-off)”速度或移动也不可相信的地步。智能手机成为了青年身体的管理装备，该机器使工作与活动、虚拟与现实的跨界瞬间移动成为可能，并弄乱它们之间的边界。在现实中面对虚拟世界工作，玩着的时候又是在工作，总是把虚拟-现实之间断续的瞬间快速转换或同时并存日常化。每秒不断进出两种层面的不同现实，以及常常在两界瞬间联结和移动，这些就是今天的移动技术赋予我们的能力。最后，现实-虚拟时间的瞬间移动几乎同时实现，使劳动的时间空间在意识上的边界与分离崩塌。移动断续劳动逐渐成为一种赋予加速性质的劳动形式，其加速性质使现实产业丧尸劳动和网上数据剩余劳动快速地瞬间转换。

韩国kakaotalk聊天软件

从劳动控制的角度看，移动技术提高青年劳动管理方的远程控制能力。像智能手机那样离不开身体的移动机器，是主要控制非正式工青年日常的装备。青年拿起尖端玩耍机器的代价是，它让他们延缓为自己独自留存的所有时间（发呆和思索的自律时间）。例如，雇主具有一种欲望：通过移动机器，不仅要远程控制青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还要远程控制他们在工作时间外的流动路线和感情。比如说，业主、店主和经理等在工作时间以外，也给arba(打工仔)发KaTalk短信，随时强迫其展开与工作有关的情感劳动，并连工作场所之外的情况也要管理监督。前一天的工作勤劳度、打扫状态、业务执行、组织伦理等，雇主们不断要用短信、KaTalk聊天室、手机软件等途径来控制。日常也成为工作的延长，短信压力等感情上的劳动在持续地被生产。[24]

青年断续劳动的“可以懒惰的权利”[25]，比如说上班时“偷懒”或给亲人“发KaTalk短信”等，相当于针对管理者的胆小的抵抗。在以分钟为单位受到管理的非正式工劳动现实中，最大程度的反抗，只是在能够暂时躲避营业场所内部摄像头和店主视线的地方进行的琐碎的发短信或检索新闻等越轨行为。

4

技术剩余社会的对抗计划：自发性青年难民的文化政治

韩国社会的青年与同时代技术的结合方式被大大地扭曲了。与现实相比，到目前为止，高科技空间是一种喷发出青年才气勃勃的逃逸的领域，但它正在蜕变成为青年网上剩余力的剥削或强化情感劳动的“玻璃监狱”。企业动摇了劳动与活动、公共与私人、游戏与劳动、物质界与非物质界、线上与线上等的边界，并把它们粗暴地合并于市场价值。同时代尖端移动技术平滑地连接它们，令试图自我再生的青年们窒息。

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韩国青年劳动的面貌显示了技术剩余社会的独特质感。表1整理了到此为止的讨论内容。即，从表的四面看，青年劳动的形式，不仅把其劳动领域从以往的丧尸劳动扩大到剩余劳动，而且再次由移动断续劳动承担非常弥补性的且很重要的角色，并急速转变为依靠它的劳动文化。压迫性劳动现实，加上依靠移动技术的权力的管理控制，正在深深地刻在青年身上。

<表1>青年劳动的阶层/系列化

物质（上）/非物质（下），劳动（左）/活动（右）

（左上）线下丧尸劳动 Offline Zombie Labor 

（外包）非正式工，外包-本包劳动，高科技-吸血劳动，影子劳动，情动劳动(affective labor)，再生产劳动，实习劳动，arba劳动，激情劳动…

• 劳动时间剥削以及屏蔽门的政治经济学（产业机器）

• 年龄的下降倾向（剥削包括青少年的广泛青年一代，劳动人权的死角地带），壮年层的世代剥削

• 物质劳动、底层劳动

• 最低钟点工资保障，arba工会培养成有力量的组织

（右上）自律价值Communal Values of Autonomy

协助的自发性青年难民社区

青年分红与平台共有地收入

断开连接的权利（right to disconnect）

• 在自立和自律的时间下确保自律的人生活动

• 确保移动断续劳动的拒绝权或断绝权

• 非物质劳动的社会赠与和互惠价值社会化

• 对劳动成果的共有管理以及基本所得转换

（左下）线上剩余劳动 Online Free Labor/Playbor

青年剩余玩耍劳动，游戏参加者劳动，专业游戏玩家劳动，虚拟人生劳动(second life等)，社交媒体数据劳动…

• 劳动：自发性玩耍的性质

• 闲暇时间、剩余时间、未就业时间的非物质劳动

• 数据的市场价值化（数据机器）

• 通过趣味玩耍脱离日常并生产噪音

（右下）移动断续劳动Mobile On-off Labor

社会性工厂，移动聊天和管理监督，情感劳动，工作时间以外的劳动

• 劳动时间和工作外休息时间的边界消融（劳动的日常化）

• 移动机器远程劳动控制和效率逻辑强化

• 现实和虚拟之间瞬间移动和连接成为可能（身体机器）

• 确保工作时间中“懒惰的权利”

至少表1的四面中左边的领域，即横跨线上和线下的丧尸和剩余劳动，可以说是东亚青年的一般劳动地位。如此，把所有青年活动折合成劳动，青年逐渐成为丧尸和剩余，在这样的现实中，如何让他们自愿地建构自立与自律活动的异质性时间和空间或者“反(异质/另类)-时间/空间”(hétéro-topie/-chronie)[26]？众所周知，青年的存在与社会的成熟度连在一起，因此不容易消除其控制的时间。我们需要提出几个线索，即使它只停留在解除由于技术过剩而形成的青年剥削的泡沫的水平。

首先，对于青年的全方位劳动剥削，需要提供正当的劳动代价。Arba(打工仔)工会和青年联合等所主张的最低钟点工资的水平要达到一万韩币；此外，不合规则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延长和控制需要受到限制，并准备相应的补偿。尤其是毫无物质上的回报、自发性的网上剩余活动、包括无职业者(啃老族)的大多数青年的非付费(non-paid)劳动，也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补偿。即，如果难以向他们直接支付劳动报酬，那么对青年的数据劳动需要有社会层面的赠与(gift)和互惠性分配的替代方案。比如说，首尔市和城南市在尝试的青年分红支援和基本所得讨论，这些虽然只是开头，但可以说是朝向青年的社会赠与的第一个认真的案例。

第二，为了青年自身在自律活动和协调中制造相互友爱和共同价值，需要准备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目前资本主义市场的时间计划在侵蚀着青年闲暇和剩余的时间。而且其统治的空间逻辑要管理青年的独自剩下的网上地牢，并要推倒线上线下的边界，还要把所有青年应当享受的自由的空白重新组织成资本的劳动空间。青年在逐渐成为数据机器的一部分，为了减轻这些青年生活的重量，需要摘掉如此的权力机器的链子和羁绊。从现实层面看，与在物理空间中的劳动控制相比，线上的剩余劳动因为它相对更开放，所以可能相对能够更有效地施行摆脱依赖剥削平台的计划。换句话说，为了青年们投入网上剩余时间而制造的数据成果还原给他们自己和社会，需要一些空间，由此我们能够到处打造自律和合作的电子对抗共有地或公共财产(the commons)。可以说，我们需要脱离青年剩余劳动的剥削逻辑，并要建构反-时间/空间。这与打造为青年之间社会合作的替代性平台相连。

第三，抵挡逐渐更加细致的劳动控制和权力扩张的技术性装置的暂时手段，是断绝从外面来的不良连接。比如说，时间-空间上“断开连接的权利”(le droit de la déconnexion)是今年5月份立法生效的法国劳动法保障的很重要的劳动者信息权利。[27]法国在一周35小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外，新设了数码时代劳动人权条款——在工作时间以外以及周末经营者打电话或发短信为非法。为了控制把所有时空扩张成等质的劳动价值的现实，我们需要马上使附着于身上的机械装备停止运行。依赖于现代移动技术的权力在统治劳动者的时间和空间，断开连接的权利是抵挡该统治机制的最低限度的信息人权。

最后，青年的社会地位由谁来规定，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像“因为痛苦才是青春”那样的安慰青年的口号，隐蔽了“热情Pay”[28]和“努乌力”的企业诈骗术。但是，现在很多青年开始说“努乌力的背叛”了。“挺住”、“No答案”、“Hell朝鲜”、“土勺子”阶级论等是自己顿悟并从下往上出现的一些方言。目前青年们要把自己看成难民。我们需要细细推敲，“自发性难民化”这一不是由外部人而是由青年自己下的定义，以及他们之间的合作社区构想的倾向。是，我就是这个社会用完了丢开不管的难民，是丧尸！那么，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砸断这个疯狂的世界套在我脖子的电子镣铐。就这样。

本文原载于《热风学术网刊》2017年3月总第5期

注

释

[1] 定量的，即由出生年月或生涯时间来区分世代的人现在没有了。我认为需要借用卡尔•曼海姆 (Manheim, K. 1952.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pp. 276-322),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关于“一代”的说法。在他看来，一代大体可由“决定性的集体经验”的差异来进行区分。即，按年龄区分的是“一代位置”，是以生物学节奏为基础的社会位置。与此不同，曼海姆所说的按照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变量来区分的决定性的集体经验的差异，一般就是“实际一代”。后者，即实际一代可以说成为区分一代的社会学的标准。反讽的是，如果观察目前青年的存在论的情况，世代位置和实际一代几乎很相似的重叠。即，青年的政治经济的集体经验在结构上几乎与年龄一代同质，他们成为与实际一代几乎没有区别的存在了。

[2] (韩)尹锺锡(2014)，《中国农民工与体制转变》，《国际劳动报告》，12(2)，100-109；(韩)郑圭植(2016)，中国新工人的集体抵抗与共和的转变，2016韩国产业劳动学会春季定期学术大会——低成长时代的产业与劳动——发言稿。（韩国人名都是音译，以下皆同。——译者。）

[3] “arba”这一称呼从德语“Arbeit（劳动）”和大学生的复合词“arbeit生”而来。最初，在当时的社会氛围环境下，青年劳动与其说被看成劳动，不如说是以大学生身份经历一时的“副业”或者挣零花钱行为。1990年代末国内的金融危机以来，青年arba劳动的性质变成了半永久的谋生之道，由此arba成为了青年非正式工的象征词。有意思的是，从198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广泛使用的钟点工这一组合词“freeter”，是由自由(free)和arbeiter合成的词。

[4] Mie, A. (2013). Unpaid overtime excesses hit young. Japan Times. June 25.

[5] 古市憲寿(2011)，《绝望の国の幸福な若者たち》/ 古市 憲寿.(2014)，(韩)李延淑译，《绝望国家的幸福青年们》，民音社。

[6] 林宗弘、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 (2011)，《崩世代: 财团化、贫穷化与少子女化的危机》，台湾劳工阵线；

(韩)李光秀(2015)，《台湾的“女儿家族”做什么梦？埋头追求“小确幸”的台湾青年》，《Pressian》， http://www.pressian.com/news/article.html?no=126719&ref=nav_search

[7] （韩）禹皙熏、朴权逸(2007)，《88万元世代：写在绝望时代的希望经济学》，Redian。88万元世代指的是一个月大约有65美元生活收入的青年一代，在西欧有类似的“1000欧元一代”概念。

[8] “Hell朝鲜”即“地狱般的韩国”，是贬义词。最早的使用者是DCInside(网站)的历史画廊，它将现实生活条件贬低为跟封建朝鲜(王朝)没什么两样，广泛使用于青年之间。“Hell朝鲜”跟“竹枪”或“出逃”搭配使用，激活了关于想从韩半岛出逃的青年劳动移民和现代版都市起义等的网上讨论。

[9] MISFITS(韩国的一个独立言论——译者，2016)，《青年，成了难民：东亚青年居住探查报告文学》，柯南Books。

[10] (韩)赵韩慧庭等(2016)，《努乌力的背叛：拒绝青年的国家，拒绝社会的青年》，创作与批评。

[11] 御宅不是单纯的粉丝或迷，而是指因非常喜欢特定领域而达到了专家水平的集体。他们在世代和情趣上跟号称“新人类”的亚文化集体重叠，该集体可以说是日本大众文化力量的原动力，同时具有专业性，并主导19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视游戏以及目前网络的基础和文化。大泽真幸(1995)，《電子メディア論―身体のメディア的変容》，(韩)吴锡哲、李斋珉译(2013)，《电子媒体，身体•他者•权力》，首尔：CommunicationBooks。

[12] 据东浩纪的评价，1980年代前后出生并于1990年代中期以后带动日本大众文化的“第三代”御宅系统，尤其与日本文化产业密不可分的、最为关系密切的一代。针对他们的电视动漫《新世纪福音战士》当时广受欢迎，并扩展到漫画、游戏等娱乐领域，日本御宅一代的亚文化进入文化产业内部并逐渐开始系列化。这一代群体对一些特定形象类似崇拜的现象、即“萌(萌え)”文化，不仅是引导个人情趣，还是引导日本文化产业的主要动力。参考：东浩纪(2001)，《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オタクから見た日本社会》，(韩)李恩美译(2007)，《动物化的后现代主义——从御宅看日本社会》，首尔：文学街头；东浩纪(2007)，ゲーム的リアリズムの誕生―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2》，(韩)张易知译(2013)，《游戏现实主义的诞生：御宅•游戏•轻小说》，首尔：现实文化。

[13] 大塚英志(2015)，《大塚英志：说纯文学的死亡•御宅•讲故事》，(韩)宣政宇译，BookByBook。

[14] 安田浩一(2012)，《ネットと愛国―在特会の「闇」を追いかけて》，(韩)金贤旭译(2013)，《涌上街头的网络右翼》，HUMANITAS。

[15] Farrar, Lara (2010)，How will China's tech-savvy, post-90s generation shape the nation? CNN，July 19，http://edition.cnn.com/2010/TECH/social.media/07/18/china.post90s.generation。

[16] 热情劳动是从网络新词 “热情Pay”的衍生词，指的是企业以让青年做他想做的工作为借口，不提供或者提供极少报酬的劳动。——译注。

[17] 古市宪寿(2010)，《希望難民ご一行様 ピースボートと「承認の共同体」幻想』》，(韩)李彦淑译(2016)，《希望难民：在没法实现梦想的时代被强迫梦想的青年们》，民音社。

[18] Dyer-Witheford, Nick. (2015). Cyber-Proletariat: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Pluto Press.

[19] Bourdieu, Pierre. (2003). Firing Back: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2. New York: Verso.

[20]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啃老族)指的是也不属于教育机构、也不在受雇状态、而且毫无参加就业训练的群体。

[21] 关于各种剩余角色的详细说明可参考：(韩)崔泰燮(2013)，《剩余社会：为了那些多余人生的社会学》，WoongJin知识House。

[22] Terranova, Tizania. (2012).“Free Labor,” in Trebor Scholz ed.,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Routledge, pp. 33-57；还有，Dyer-Witheford, Nick & de Peuter, Greig(2009)，Games of Empire: Global Capitalism and Video Games/，(韩)南清水译(2015)，《帝国的游戏：全球资本主义与视频游戏》，Galmuri。

[23] 社交媒体或KakaoTalk等作为暴露小规模营业场所或大企业连锁店（快餐店、咖啡店、小超市等）店主的反劳动人权做法的社会告发和暴露工具得到广泛使用。例如在店主和arba(打工)员工之间的不平等、甲-乙关系中非正常的“Gapjil(甲方横暴)”以网络为媒介受到关注并成为社会问题，由青年劳动团体来实施职场外游行或实力行使等实质性做法。由此虽然部分劳动不公正惯例被改善，但这很难看作根本性解决方法。

[24] 与它有关的具体调查研究可以看，李光锡(2016)，《青年不稳定无产者的移动劳动文化：以首尔为个案》，《热风学术(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5] Lafargue, Paul(1883)，Le Droit a la Paresse.（韩）赵亨俊译(2005)，《可以懒惰的权利》，新水波。

[26] 福柯把脱离现实体制的正常性的反/对抗-空间（contre-espaces）安排的现存状态命名为“异托邦（hétérotopie）”，在与它同样的脉络上把替代性时间流动命名为“异时性（hétérochronie）”。参考：Foucault, Michel(2016)，(韩)李尚吉译，《异托邦》文学与知性社。

[27] Collins, Lauren (2016). The French Counterstrike against Work E-mail. The New Yorker. May 24.

[28] “热情Pay”是网络新词，详解见注释[16]。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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