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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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劳

动

节

编者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关系、文化价值观都发生着急速的变化，给社会结构和劳动主体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非物质劳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提出，其所关注的生产劳动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这些特点继工业革命之后与以往的物质劳动有显著的不同。劳动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情感、思想、行为都变成生产劳动的环节，人被更全面的占有，非物质劳动成为重要的社会关系生产模式。因此，特在“五一”劳动节之际推送《非物质劳动》一文，以期进一步理解当下劳动概念的复杂性。

本文选自保罗•维尔诺和迈克尔•哈特编选的《当代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一书，介绍了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组织的新形式，分析了再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中普遍的占支配地位的新的、非物质劳动形式和新技术的影响。作者毛里齐奥认为，随着生产的变化，当代劳动组织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非物质劳动在生产中占据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处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关系的新的十字路口：它不仅生产了商品，也生产了主体性和社会关系。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使生产和消费一体化了，使社会交流与组成它的社会关系都变成生产性的了。

大时代呼唤真批评家

非

物

质

劳

动

文丨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译丨高燕

人们已经对劳动组织的新形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同时还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思考，这使得人们有可能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今天，工作是什么？它暗示着什么样的新的权力关系？

如果我们试着来确定工人阶级的技术成分和主体—政治成分，那么，上述研究和思考的最初综合可以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来表达，非物质劳动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与文化内容的劳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涉及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活动，它直接涉及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部门的大公司内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在那里，与直接劳动相关的技术逐渐变成由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垂直的和横向的交流）的技术。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活动，非物质劳动包括通常不被认为是“工作”的一系列活动——换句话说，指大量界定和确定文化和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者规范的活动，如果从战略高度说，就是界定和确定舆论的活动。这一享有特权的领域曾经是资产阶级和它后代的领域，这些活动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成为我们界定为“大众知识分子”的那些人的领域。发生在这些战略部门中的意义深远的变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力的组成、管理和规章制度——生产组织，而且更深刻的是，这些变革改变了知识分子及他们的活动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大变革”已经改变了提出问题的特定术语。体力劳动逐渐把可被界定为“脑力”劳动的过程包括进来，新的通讯技术日益要求具有丰富知识的主体。这不仅仅是脑力劳动已经变得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范。已经发生的情况是一个新的“大众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它产生自以下两者的结合：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反对工作的斗争生产出来的“自我增殖”的各种形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或“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旧的二分法可能不能使人看到生产活动的新本质，生产活动接受了这种分离并改变了它。观念同实施、劳动同创造、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划分在“劳动过程”中同时被超越，并在“增殖过程”中作为政治命令重新得到推行。

调整结构后的工人

对大型工厂20年的重组导致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各种不同的后福特制模式建立在如下两个因素之上：福特制的工人被打败；但是在生产中,（不断智能化的）活劳动的中心地位得到承认。在今天经过重组的大公司中，一个工人的工作在各种层次上日益需要拥有从不同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能力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决策的负责精神。传播社会学家们使用的“接口（interface)”概念对这类工人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恰当的定义——处于不同功能、不同工作团队、等级中的不同级别等等之间的接口。现代管理方法正在寻求的就是“把工人的灵魂变成工厂的一部分”。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必须变得对组织和命令比较敏感。劳动的质量和数量围着非物质性被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为一种掌握、处理信息的劳动和一种需要注入主体性的决策能力，这一转变依据工人在工厂等级中的地位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但是它呈现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因此工作可以被界定为激发和管理生产协作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工人们被期望在生产的各种功能的协调中成为“积极的主体”，而不是简单服从命令。我们进入了一个集体学习过程成为生产率的核心的阶段，因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找到不同的方式来调整和组织有的工作职能，而是寻找新的职能。

传统工厂

智能化工厂

然而，有关主体性以及它的集体形式、构造和发展的问题，就立刻表现为劳动组织中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我应当指出的是，我正在描写的并非是关于如何进行改组的一些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社会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那些领域和发生冲突的条件。

资本家需要找到一种直接的方法来建立对主体性本身的支配；对任务的命令和界定转化为对主体性的命令。西方社会的新口号是我们都应“成为主体”。员工参与管理是一种权力的技术，是一种创造和控制“主观过程”的技术。因此，“成为主体”的口号非但没有消除等级同合作、自治同支配之间的对立状态，反而实际上在更高的层次上造成了对抗：因为它既调动了单个工人的个性，又与之相抵触。第一，我们这里有个权威主义的论述：人不得不表达自己，人不得不说话、交流、合作等。“声调”还是在泰勒制下处于执行命令中的人们的声调；所改变的只是内容。第二，如果不再可能严格地制定和详细地区分工作及责任 (以前曾经通过对工作进行“科学”的研究来做到这一点），如果恰恰相反，现在的工作要求合作和集体协调，那么从事这种生产的主体必须具备交流的能力——他们必须是一个团队中的积极的参与者。这种交流的关系（垂直地与横向地）因此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完全被预先确定了；它被纳入“信息的流通”，不可能指望它成为别的什么。主体成为编码和解码之间的简单的中继者，他传达的消息在被管理得完全规范化的交流环境中必须是“清晰且决不含糊的”。强制命令的必要性和与之相随的暴力在这里呈现为一种标准化的交流方式。

“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一管理要求大有可能变得比早先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想法与实际实施）之间的严格区分更加具有极权主义性质，因为资本主义试图将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包括进价值的生产中。工人将在一个无需工头干涉的工作组中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的动机负责，而工头的角色也被重新界定为“协导员”（facilitator)。事实上，雇主对由此引起的双重问题十分担忧：一方面，他们被迫承认劳动的自治与自由是在生产中进行合作的惟一可能的形式，而另一方面，他们被迫（对资本家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必要性）不能“重新分配”这种新质的劳动和劳动组织中包含的权力。今天的管理思想之所以考虑到了工人的主观性，仅仅是为了规整它，使之符合生产的要求。这一阶段的转变再次成功地遮蔽了一个事实：工人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同公司的利益是不一致的。

我已经将工人阶级的劳动界定为一种抽象的活动，在今天，它也包括了主体性的运用。然而为了避免误解，我应该补充说明，生产性活动的这种形式不仅仅局限于高技术工人；今天，它涉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更普遍地说是涉及后工业社会中每一个生产性主体的活动形式。人们可以说，在高技术高素质工人中，“交流模式”已经确定，已经建立，它的潜力已经明确。然而在年轻工人、“朝不保夕的”工人和失业的年轻人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纯粹的虚拟性，一种至今还未被确定的但已经分享了后工业生产的主体性的所有特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虚拟性是一种开端和一种潜力，这种开端和潜力的历史渊缘和先驱是福特制时代的工人“反抗工作的斗争”，而在更近的时期内，也可以追溯到社会化、教育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意义上的自我增殖这三者的进程。

如果人们研究了生产的社会循环，工作世界的这种转化就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是“广为扩散的工厂”和生产的分散，另一方面是多样的第三产业化的形式。这里人们可以估量非物质劳动的循环在全球性生产组织中所承担的战略性角色。研究、概念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种不同的活动加上所有各种第三产业的活动都是在计算机化的和多媒体的网络内进行组织的。这些就是我们不得不在其中了解生产循环和劳动组织的术语。

古典的“非物质劳动”定义

后工业经济（既在工业中，也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的所有特征在古典的“非物质”生产的形式中都鲜明地体现出来：视听生产、广告、时尚、软件产品、摄影、文化活动等。这类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质疑劳动和劳动力的传统定义，因为它们将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技能的结果结合起来：与文化—信息内容相关的知识技能；用于联合创造力和想象力、技术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动手技能；在社会关系的管理和社会合作（这些活动是其中的一部分）的构成中的创业技能。这一非物质劳动以直接的集体形式构成了自身，我们可以说它仅存在于网络和交流的形式中。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循环的组织形式对我们的肉眼来说并不明显，因为它不是由工厂的四面墙确定的。它的运行区域在外面，在整个社会中，在地域上我们可以称之为“非物质劳动洼地”。为了实施一些专门的特殊的项目，小的或有时极小的“生产单位”（往往由一个人单独组成）被组织起来,并只在这些特定工作持续期间存在。只有当资本家需要它时生产的循环才开始运转；一旦工作完成，循环就溶解回网络和流通中，从而使它的生产能力得以再生产，得以丰富。不稳定性、过度剥削、灵活性和等级是大城市非物质劳动最鲜明的特征。在独立的“自我雇佣的”工人的标签后面，我们真正发现的是一个知识无产者，但是只有剥削他或她的雇主才是这样认为的。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区分闲暇与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在某种意义上，生活与工作变得不可分了。

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形式还具有实在的管理职能，它们包括：（1） 一定的管理其社会关系的能力；（2）在非物质劳动的结构领域内引发社会合作。因此，这类劳动力的属性不仅由它的专业能力（它使得对商品的文化—信息内容的建构成为可能）决定，还由它“管理”自身活动的能力决定，并担当起其他非物质劳动（循环的生产和管理）的协调者的角色。这种非物质劳动表现为“活劳动”的真正突变。这里我们就远离泰勒制的组织模式了。

非物质劳动正处于生产和消费之间新关系的十字路口（或者宁可说，它是接口）。激发生产合作和同消费者的社会关系这两项任务在交流的过程中得以实现。非物质劳动的作用就是在交流的形式和条件中（例如在工作和消费中）推动持续的创新。它产生需求、想像物、消费者品味并使之得以实现，这些产品反过来变成需求、想像和品味的强有力的生产者。非物质劳动（其基本的使用价值由它作为信息与文化内容的价值提供）生产的商品的特性在于：它在消费行为中不是被消灭，而是放大、改变和创造消费者的“意识形态”环境和文化环境。这一商品不生产劳动力的体能；与之相反它改变了使用它的人。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创新、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只有当它在这一生产中成功时，它的活动才有经济价值。这个活动立即使物质生产“遮蔽”的一些东西变得显而易见，即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最重要的是它生产了资本关系。

非物质劳动的自主的生产性协同

那么，我这里采用的假设就是，非物质劳动的循环采用一种独立的而且能够组织它自身的工作以及它同企业单位之间的关系的劳动力作为出发点。工业并没有塑造或创造这种新的劳动力，只是接受并适应了它。工业对这一新的劳动力的控制以这种劳动力的独立的组织和“自由创业活动”为前提。对这一领域更进一步的了解把我们带入了关于后福特制时代的劳动组织中的工作本质的争论。经济学家关于这个问題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简单地表述：非物质劳动在产业集中化所允许的组织形式内运转。从这一共同基础出发，存在两种不同的思想学派：一种是新古典主义分析的延伸；另一种是系统理论。

前者试图通过对市场存在的问题进行重新界定来解决问题。有人建议，为了解释交流的现象和组织的新维度，人们不仅应该引入合作和劳动的强度，还应该引入其他分析变量（人类学变量？非物质变量？），在这一基础上人们也许可以引入其他最优化的目标等。事实上，新古典主义模型在破除一般均衡理论强加的一致性约束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劳动的新现象学、组织的新维度、交流、自发的协同的潜力、所涉及主体的自治、网络的独立等等，对于一个认为物质劳动和工业经济不可缺少的一般理论来说，是不可预见的。

而系统理论由于消除了市场的约束并给予组织以重要的地位，因此它对劳动的新现象，尤其是对非物质劳动的出现更加开放。在更加发达的系统理论中，组织被设想为各个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个人的和集体的，这个集合给一个特定的团体提供了实现目标的机会。组织过程的成功需要规章制度工具，它们不是主动的就是自动的。如果从社会协同的角度出发看问题，那么这就是可能的，并且非物质劳动就能凭借它的全球效益被接受。然而，这些观点仍然依赖劳动组织的形象及其社会领域，在这一领域内，从经济学观点来说，有效的活动（换句话说，符合目标的活动）从集体认识机制来看不得不被当成一种盈余。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这两个系统的学科都不能将自身与这一看法分离开来。

我相信，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和对它的组织形式的描述，能够引导我们超越商业理论的预设——无论是在它的新古典主义学派还是它的系统理论学派中。它能引导我们在地域方面为非物质劳动的生产性协同的根本自主确定一个空间。因此我们就能行动起来，果断地反对旧思想学派，建立全新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观点。

一旦这一观点在社会生产中占据支配地位，我们就发现在生产模型的连续性中出现了一个中断。我的意思是，与后福特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相反，我不认为这种新劳动力仅仅对资本主义的一个新历史时期以及它的积累和再生产过程起作用。这种新的劳动力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发生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各种工作现实中，发生在工作的含义的重构中。雇佣劳动和（对组织的）直接屈从不再构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的首要形式。一种多形态的自我雇佣的自治工作已经作为一种占优势的形式显现出来，一种他或她自身是企业家的“知识工人”嵌入了变动不居的市场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可改变的网络。

非物质生产的循环

直到这里，我一直在从一个可界定的观点(比方说， “微观经济学”）出发，分析和构建非物质劳动的概念。如果现在我们在生产循环的全球性中考虑非物质劳动（这是具有战略高度的阶段)，我们就能看到一系列还没有考虑到的后泰勒制生产的特征。

我想特别论证的是，增殖过程如何趋向于同生产社会交流的过程合为一体；这两个阶段 (增殖和交流）如何立刻具备了社会维度和地域维度。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以生产性合作的扩展为前提，它又导致生产性合作进一步扩展，这种生产性合作的扩展甚全包括交流及其最重要内容——主体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内。如果福特主义将消费融入了资本再生产的循环，后福特主义则将交流融入了它。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来说，非物质劳动的再生产循环扰乱了生产一消费关系，这种关系曾在“良性凯恩斯循环”和《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中得到规定。现在不谈“供给和需求”的颠覆，我们应该重新谈谈生产一消费关系的界定。与我们早先看到的一样，设计和制造产品时是以一定的消费群体为目标的。消费者不再只限于消费商品，在消费行为中毁灭它们。正相反的是，他或她的消费同必要条件和新产品相一致，应该是生产性的。消费不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实现”，而是一个实在的、正确的、目前用“交流”这一术语来界定的社会过程。

大规模工业和服务业

为了认识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循环的新特征，我们应该将它与大规模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作比较。如果非物质生产的循环直接向我们展示了后泰勒制生产的秘密（就是说，社会交流以及组成它的社会关系变成生产性的了)，那么研究这些新的社会关系如何促进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它们如何迫使我们重新表述和重新组织“生产”的古典形式，将会变得十分有趣。

后工业时代艺术作品

后工业时代的企业和经济建立在对信息的处理之上。业务的重点不再是确保对生产过程内部的操作的监督（19世纪的企业的做法）和对原料（包括劳动）市场的监督，而是转移到生产过程之外的领域：销售及与消费者的关系与生产相比，它总是更加倚重商业化和融资。产品在制造之前，就必须被出售，甚至在“重” 工业如汽车制造业也是如此：一辆汽车只有在通过销售网络预订之后才会被生产。这一战略基于信息的生产和消费。它动员重要的交流与市场策略以便收集信息（认清市场的趋势）并使之流通（建构一个市场)。对大多数商业说要生存下去，就要持续不断地搜寻新的商业空间，这些新的空间必须总是与更加丰富的、差异更大的产品生产线相一致，革新不再仅仅是为了服从劳动合理化，它还要服从商业命令。因此，看来后工业时代的商品是一个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创造性过程的结果。

如果从严格意义的工业部门转到“服务”部门（大型金融服务、保险等)，我己经描述过的这一过程的特征就更加显而易见。今天，我们正在见证的其实并不是服务业的增长，而是“服务关系”的发展。服务领域超越泰勒制的组织方式的运动具有如下一个特点：生产和消费之间出现了一体化。事实上在这种关系中消费者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干预了产品的构成。“服务”产品变成了一种社会构架和一种关于“观念"与革新的社会过程。在服务行业，“后台”任务（传统的服务工作）减少了，“前台”任务（同客户的关系）増加了。因此人力资源发生了朝向商业外部的转移。新近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由服务部门处理的产品越是体现为一种非物质产品，它就越是远离工业组织模式中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这一变化对泰勒制下的服务业生产的劳动组织来说产生了直接的后果，因为它导致了对劳动内容和劳动分工的质疑（因此观念与实施间的关系失去了它的单边特点)。如果产品通过消费者的干涉来规定，并因此发生持续不断的演化，那么界定服务生产的规范、建立一个“客观的"生产率尺度，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非物质劳动

所有这些后工业经济的特征（既在大规模工中也在第三产业中表现出来）在严格意义的“非物质”生产的形式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视听产品、广告、时尚、软件、地域管理等等全部都依靠生产同它的市场或消费者之间的特定关系来规定。我们现在最大限度地远离泰勒制模式。非物质劳动不断地创造和改变交流的形式和条件，这些形式和条件依次担当协调生产同消费间关系的接口。正如我上文指出的，非物质劳动生产的首先是一种社会关系——它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了资本关系。

如果今天的生产直接就是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么非物质劳动的“原料”就是主体性以及主体性在其中生活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主体性的生产不再仅仅是一种进行社会控制（用于商业关系的再生产）的工具，而是直接变成了生产性的，因为我们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是创造消费者一交流者——并且是“积极的”消费者一交流者。非物质的工人 (那些从事广告、时尚、行销、电视广播、电脑等行业的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又创造那个需求。非物质劳动同时生产了主体性和经济价值这一事实，证实了资本主义生产如何侵入了我们的生活，并毁灭了经济、权力和知识等领域中的一切反对派。社会交流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即主体性的生产）在这里直接变成了生产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生产”了生产。“社会的”（更具社会性的那些方面，如语言、交流等等）变成“经济的”这一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事实上，一方面，我们熟悉对主体性的生产的分析，这种主体性的生产从生产形式方面来看，特别是从知识和权力方面来看，被界定为专门涉及“同自身的关系”的构造性“过程”（后结构主义的法国哲学的某些流派的观点)，但是这一分析从来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增殖的形式。另一方面，在20世纪80年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他们之前有意大利后工人主义传统）提出了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广泛分析，但是这种分析没有充分地将主体性的生产作为增殖的内容整合进来。现在，后泰勒制模式的生产通过使主体性在激发生产性合作和生产商品的“文化”内容方面发挥作用而得到明确界定。

美学模型

但是社会交流的生产过程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的生产是如何发生的？主体性的生产是如何生产出消费者—交流者以及他们的消费和交流能力的？在这个过程中非物质劳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已经说过我的假设是：交流的生产过程倾向于直接变成增殖的过程。如果说在过去，交流基本上都是被语言手段和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机构所组织，那么在今天，因为它被赋予工业生产的性质，交流依靠特殊的技术方案（知识、思想、图像、声音和语言再生产技术）以及组织和“管理”的各种形式（新的生产模型的载体）被再生产出来。

为了理解社会交流的形成过程和它纳入“经济”的过程，运用包含有作者、再生产和接受这些范畴的“美学”模型会比运用生产的“物质”模型更加有用，这种模型揭示了传统经济范畴有可能掩盖的那些方面，而且正如我将指出的那样，它构成了后泰勒制的生产资料的“特殊差异”。生产的“美学/意识形态的”模型将被转换成一个小型的社会学模型，同时也会产生伴随着这一社会学转变而带来的所有局限与困难。

“作者”必须失去它的个人维度，并转变为一种按照工业的模式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 (有劳动分工、投资、秩序等等)，“再生产”变成根据收益性规则组织起来的大规模再生产，受众趋向于成为消费者—交流者。在这个脑力活动的社会化过程和被纳入经济的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产品倾向于采取商品的形式。但我应该强调的是，尽管这一过程被整合进资本主义逻辑中，它的产品被转变为商品，但这并没有消除美学生产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并没消除作者与受众之间创造性的关系。

非物质劳动循环特有的差异

请允许我简单地谈一谈构成非物质劳动的生产循环的那些“阶段”（非物质劳动本身，它的“意识形态的/商品产品”，还有“公众—消费者”）同古典形式的“资本”再生产相比所具有的特殊差异。

在谈到非物质劳动成为“作者”时，有必要强调它的生产性协同的根本自主性，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质疑劳动与劳动力的古典定义，因为它由不同类型的技术综合产生；知识技能、手工技能和创业技能。非物质劳动以作为网络和流动而存在的直接的集体的形式构成自身。这种合作形式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屈从以及这些技能对资本主义逻辑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剥夺这种结构的自主性和非物质劳动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开启了对抗和矛盾之门，如果再次借用马克思的说法，这些对抗和矛盾至少要求“新的解释形式”。

产品背后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产品”在每一个方面都变成了商品。“意识形态的”这一术语并没有把产品描绘成现实的“反映”，描绘成或真或假的对现实的意识。相反，意识形态的产品生产出现实的新的分层过程；它们是人的权力、知识和活动的交叉点。观察或认识的新模型需要新技术，新技术需要观察或认识的新形式。这些意识形态的产品对社会交流的形成过程来说完全是内在的；更确切地说，它们同时是这些过程的结果和先决条件。意识形态的产品整体上构成了人的意识形态环境。意识形态的产品没有失去它们的特点就被转变成了商品。

一般大众倾向于成为消费者的典型，作者以之为对象的公众（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读者、音乐听众、电视观众）具有这样一种双重的生产性的功能。首先，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对象，公众是生产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其次公众通过接受成了生产性的，这种接受给予产品“在生活中的一席之地”(换句话说，把它融合进社会交往）并允许它生存和发展。

从这个观点出发接受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就是产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品转变成商品不可能取消这一双重“创造”过程，他们必须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接受它，尝试控制它，并将它与自身的价值协调起来。

结果，从产品到商品的这一转化所不能消除的，是事件的性质，是建立在非物质劳动与公众之间的、通过交流组织起来的开放的创造过程。如果非物质生产中的革新被这一开放的创造过程引入，那么企业家为了推进消费和消费的不断更新，将会被迫利用公众—消费者生产的“价值”。这些价值以存在模式、生存模式和支持他们的生命形式为前提。从这些思考中出现了两个主要后果。第一，价值被“付诸实施”，将意识形态产品变成商品的转变扭曲或偏离了以生命形式生产的社会想像，但同时，商品生产在涉及自身的生产时必须承认自己无能。第二个后果是生命形式（在它们集体的和合作的形式中）现在成了革新的资源。

基于对非物质劳动的循环的不同 “阶段”所作的分析，我可以提出如下假设：真正具有“生产性”的是社会关系的整体，这种社会关系的整体符合直接生成“意义”的那些模式。这一生产类型的特点不仅通过建立生产与消费间的新关系在生产过程的“形式”上打上印记，而且还对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利用方式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创造性的和革新的要素同那些只有生命形式才生产的价值紧紧联结起来，后工业社会中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一方面存在于生命形式同它生产的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另一方面，存在于构成它们的主体的活动中。（主张熊彼特经济学说的）企业家在他或她的革新的能力中发现的合法化已经失去了其基础。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家不生产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他或她甚至不生产革新。

创造与脑力劳动

基于这些思考，我们开始质疑专门属于脑力劳动的创造和传播模式。 并且超越了关于创造性的这个概念。西美尔和巴赫金的著作——构思于非物质生产刚刚开始变为“生产性”的时候——展现给我们两种完全不同的提出非物质劳动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方法。

巴赫金

西美尔

第一，西美尔的方法，仍然完全致力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给了我们一个有关脑力劳动的创造力的理论。第二，巴赫金的方法，拒绝接受资本主义的既定的劳动分工方式， 详细阐述了社会创造力的理论。实际上，西美尔依靠模仿的现象或运用被阶级关系调节和支配的差别解释了“时尚”的功能。因此较高层次的中产阶级就是那些创造时尚的人，较低级的阶层试图模仿他们：时尚在这里就像一个由于不断地被打烂而不断出现的屏障。对这个讨论来说有趣的是，根据这一概念，进行创造的非物质劳动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除了通过模仿，无法传播开来。从更深的程度来说，这一模型认可建立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之上的劳动分工，这一劳动分工把对创造和革新的社会过程进行调控和“神秘化”作为它的目的。如果说这个模型具有符合在大众消费（西美尔聪明地预见了它的影响）诞生的时刻非物质劳动的市场的动力的某些可能性，那么它是不能用来解释后工业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同消费者—公众之间的关系的。与之相反，巴赫金将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物质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的替代，并论证了创造力怎样成为一种社会过程。事实上，巴赫金及列宁格勒学派其他成员关于“美学生产”的著作具有同样的社会焦点。这就是看上去似乎最有希望发展一个非物质生产社会循环理论的路线。

（本文节选自《意大利激进思想：一种潜在的政治学》）

明日推送

柄谷行人：《美学的效用——<东方主义>之后》

洪子诚：《种种可能——周梦蝶和辛波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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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寜無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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