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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李丹:“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

文艺批评 2017-05-09

作者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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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8年2月~4月的《诗刊》分三期发表了郭小川的遗作《学习笔记》,2000年出版的《郭小川全集》又根据手稿将该笔记收入。对照两个文本,会发现《诗刊》对郭小川的原初立场、观点和个性表达做了极大的修改。《诗刊》通过删削修改郭小川的笔记而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文学批评文本,也由此刻意地修订出了郭小川的新形象。同时,该笔记与1975年郭小川致胡乔木的“文艺意见书”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该“文艺意见书”又直接影响了诗人的人生起落乃至生死,而这些信息都隐伏于《学习笔记》的背后,共同形成了“时代的烙印”。


感谢作者李丹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遗文”,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

——以郭小川遗作《学习笔记》为中心的考察



 

李丹 著


在文学的世界里,“遗文”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生前所作”和“未曾公开发表”是构成“遗文”的两个必要条件。通常而言,“遗文”失去了创作者的主体性束缚,作者的主观趋向在最大限度上遭到剔除。“遗文”仅仅拥有“作者”这个符号遗留于世的影响力,再无可能得到“作者”本人的判定与仲裁。遗文进入文学场域、思想集市和艺术世界,而由“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所构成的文学体系却坍塌了一角,刊行者(编辑、批评家、商人或政治家等)作为某种隐伏的力量替代原作者行使文本阐释权,一方面最大化地利用作者的影响力,一方面又竭力实现自身的特定意图。于是,选择性地利用文本就变得难以避免。这导致“遗文”的文本内涵、作者意图和刊行者意图扭结在一起,形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内在意义冲突。而相对来说,作为文学批评的“遗文”又比作为文学作品的“遗文”更加具有直白鲜明的立场和姿态,往往会在更深的层面上地介入思想和政治交锋。由此,刊行者对文学批评文本的择取、删削和重组也就更具症候性,更能凸显时代特征。


1978年2月至4月,《诗刊》以极大的篇幅,连续三期刊载了郭小川的遗作《学习笔记》,计约13000字。对于一个以诗歌为主要刊载对象的刊物来说,这个手笔是很惊人的。这一《学习笔记》本系郭小川在团泊洼干校负责政治学习活动时写下的职务性的记录文字[1],作者原无发表之心。而郭本人于1976年10月18日意外身亡,这份笔记其实更像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断面,而非瓜熟蒂落的果实。在《诗刊》的编者按中称:“刊出前经过一些删节。”[2]并由编者加上了小标题。到了2000年,《郭小川全集》获得出版,“据作者手稿”[3]又收入了这份笔记,名为《九月份学习初步计划(1975年8月底——9月)》,计约20000字。在全集中可以看出编者试图尽力保持其“笔记体”的原貌——无序号和标题,增加了“目的和要点”、“参考书目”、“学习方法”等内容。这样,公开刊行的“笔记”就存在着两个文本——“《诗刊》本”和“《全集》本”。“《诗刊》本”通过国家权威期刊进入公域,在相当程度上糅合了政治权威的意志,“《全集》本”则存于私箧,保留了更多的私人情愫。而两者之间约7000字的数量差距、22年的时间间隔、以及形制和内容方面的诸多不同,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异常丰富的信息。

 

2000年版《郭小川全集》


一、《学习笔记》的形制、策略和内容



 笔记所涉问题颇多,但其中中所列出的创作、批评和理论问题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的学术探讨余地,学界对诸如“歌颂与暴露”、“典型化”之类问题已有公论,而更值得关心的却是“笔记”所运用的论辩策略和对文学体制的思考。


经过《诗刊》编辑和整理的《学习笔记》共分为13个部分,小标题采用“学习毛泽东的XX批示、论述、著作”的方式加以组织,涵盖了著名的“两个批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双百方针”、《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等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论著。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文艺黑线专政”、“如何继承中外文化遗产”、“写真人真事论”、“典型化”、“歌颂与暴露”、“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等。而在形制方面,与之对应的笔记,几乎都是以“主席指出”、“主席批评”、“主席分析”起笔,在形制上遵循一种明显的“中心——边缘”、“统帅——臣服”、“经典——阐释”式的结构。但在内容上则“六经注我”,对上述论著内容进行了种种延展、发挥甚至是倒置。


例如,《学习笔记》第一部分为“学习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批示”,根据《全集》所录,所整理的毛泽东的原话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的批示)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此段插入第一个批示的末尾)[4]



而在“《诗刊》本”“学习笔记”中,郭小川的阐释则强调“(1)‘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其它艺术样式,也不能说毫无成绩;(2)在那些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中,‘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3)‘不是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5]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成绩“后来被有些人一笔抹杀了”,[6]这些人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其论断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对于1966年之前的文艺创作,“批示”中的肯定之词名为褒实为贬,而“笔记”则名为贬实为扬。郭小川称“把‘十五年’或‘十七年’说成漆黑一团。这不但不符合事实,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存在及其深刻的影响。”[7]这样,就把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颠倒了过来,甚至把“文艺黑线专政”的赞同者毛泽东自己,也拉入了“反文艺黑线”的阵营。这种叙述和辩论策略在1976年以后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其中影响最大者即是邓小平于1977年十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8]


可以看出,郭小川和邓小平的前后两段话采用了类似的论说方式,通过将论辩对手置于“片面、不符合事实”的地位,而以己论为“全面和充分了解事实”的方式,来为自己获得论说的空间,争取观点的合法性。当言论空间中存在着某种难以撼动的“霸权话语”时,这显然一种务实的,也是唯一具有可操作性的争取主动的论辩方式。当然,该策略也只有在“霸权话语”的拥有者失声之后才能付诸于实施,这也可以解释为何郭小川的言论只能隐于私人性质的笔记,而邓小平的文章也只能发表于毛泽东逝世之后。在郭小川的《学习笔记》中,这几乎是唯一的论辩逻辑,应用于“歌颂与暴露”、“真人真事论”、知识分子改造等所有的问题。无论“《诗刊》本”还是“《全集》本”,这一叙述策略和逻辑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而在文艺制度方面,“学习笔记”对“行政化文学”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试图在建制层面上有较大改变。郭小川称,“对艺术风格所利用的行政力量,是包罗万象的,什么都要干预,什么都要强制,所谓创作上的‘雷同现象’,这正是原因之一。今后,应当划定政府文化部门的职权范围,使之成为合理的文化行政管理机关,而不能指挥一切;应当重新建立群众文艺团体,由它保证和推动‘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9]


在1975年该笔记写作时,郭小川身居天津静海干校。当时“干校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文化部这样的‘砸烂单位’,北京已经不办公了,除了小小的‘留守组’之外,根本不存在文化部这个单位,所以,我们干校只能由国务院委托给军队代为管理……另一类不是‘砸烂单位’的干校,北京还有个单位,继续在那里办公,只是抽调部分干部去干校劳动。所以在管理上,还是隶属于自己单位。”“我们干校名义叫‘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其实,那时已经没有文化部了。当然,后来又建了一个文化部,叫做‘新文化部’,就是于会泳当文化部长的那个文化部,那同我们原来的老文化部是没有关系的。”[10]失去了行政位置乃至上级组织的郭小川,其时恰处于一种“零余人”状态,他对一同下放的周明说的一段话证实了他的焦虑心态——“算来算去,干部的数量多了三分之一——原先的三分之一下干校了(岗位上缺人),又补充三分之一新的,将来这三分之一下放的干部回去了,不就成了多余的吗?”[11]


 “干校”代表了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政治问题解决了,或可出阁入相;若是解决不了,就有可能一直胼手砥足地劳作下去。对郭小川这样的人来说,能不能“出来工作”、在什么“位置”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个体制零件,他可以身居作协秘书长,可当《人民日报》记者,也可能落户农村终身务农,虽然号称平等,但其中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在成为“多余人”的恐惧中,郭小川凭已有的经验,对理想中的文艺建制进行了描摹,虽然存世的材料不多,但内容却非常关键。实际上,郭小川对文学体制的所思所想要比《诗刊》所披露出来的更具体甚至更“另类”一些,据“《全集》本”,郭小川对未来文艺机关的组织形式的设想为“不用苏修的各‘家’、‘协会’的组织形式,而用我们传统的组织形式,‘文联’、‘文抗’。”[12]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文艺建制基本沿袭苏联,而一般意义上的“文联”所指的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其成立章程第五条即是“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郭小川所言之“文联”显然另有所指。实际上,这里的“文联”和“文抗”所指的是同一组织——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在延安成立,当时简称“文联”,8个月后,又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当时简称“文抗”。[13]所以,郭小川静海干校时期对文学体制进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希望“回归延安”而不是文革后文艺界一度流行的“回归十七年”。


文艺建制“回归延安”这一观点的提出,使郭小川成为一个非常奇特的案例,而这也是那句“不用苏修的各‘家’、‘协会’的组织形式,而用我们传统的组织形式,‘文联’、‘文抗’。”遭到删削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在郭小川写下这些笔记的1975年,还是在“《诗刊》本”发表的1978年,郭小川的这一观点都是奇异的,甚至是离经叛道的,隐含着对1949年以来文学发展的某种否定性评价。


郭小川


考察郭小川的履历,可以看到他的文学历程极为特别。在1940年底以前,郭小川一直隶属于359旅,承担干事、政治教员、机要秘书一类工作,自恃拥有文学才能却不得施展——“从1939年起,我屡次要求到延安学习……没有走成……到1940年以后,我又要求到延安学习,王震不允许。后来,萧三到了359旅,他在王震面前多次赞扬我有文学才能,王震受了影响,才决定我去延安学习”[14]。1941年元旦,郭小川“入延安马列学院……为文艺理论研究室研究生,直至1945年夏,其间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在延安四年半时间里写诗《一个声音》、《草鞋》、《老雇工》等4首、歌词1首;写散文1篇:《生命的颂歌》。(在党校三部期间采访多位冀中干部,搜集冀中民兵斗争材料十数万字作为写作素材。)”[15]


而“1939-1942年年初……是延安文人最具有文学创造性、写出他们在延安最闪光作品的时期。”[16]随着抗日战争进入“持久战”状态,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鼓励自由创作、设立文艺奖金、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文艺稿酬,“抗战初期的文化抗战、到前线去、宣传鼓动、通讯报告等文学观念,不再是作家们的第一选择和唯一目的……他们都想从事‘宏大作品’、‘纪念碑式的作品’的创作。”[17]对于“文抗”这一组织,许多延安作家都留下了极为温馨理想的回忆[18],作家们生活惬意、创作自由、气氛融洽。而创办于1941年11月15日的“文抗”的会刊“《谷雨》则以‘纯文艺’刊物的面目出现”,[19]其创刊号登载了丁玲著名的《在医院中时》。以上种种,不可能不对当时22岁的“文艺学徒”郭小川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后来的自我检查中承认“我到延安时,正是整风前的一年……在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思想上也相当混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风头主义相当泛滥。我一到这样的环境里,首先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大发展,不仅不能与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划清界限,进行斗争;而且极力向文艺界挤……在艾青编的《诗刊》、丁玲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舒群编的《文艺月报》发表了诗或散文。”[20]


通过郭小川于1941年11月4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生命的颂歌》,则可以看出他当时的价值观念。该文从“我”与“母亲”的记忆与感情出发,向自己发问“为什么杀过人?”感叹战场上的士兵不论敌我——“这也是生命啊!”在确立了一种人道和普适的价值立场之后,又质问“谁,只要他没有狂癫,能够杀一个人像杀一只鸡一样无动于衷吗?”作者落笔于延安妇女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不得不堕胎或将婴儿送给老百姓的行为,进而为婴儿代言,对此类行为的怂恿者和支持者进行了批判——“他也许来不及用语言咒骂你们,但他是不会饶恕你们的!”[21]尊重普遍人性、强调悲悯同情的观念在该文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生命的颂歌》不过是郭小川写于22岁的一篇习作,但其中的价值观却始终是郭小川文学内核的构成部分,并一直延续到“学习笔记”。


“文抗”的繁盛随着整风运动的到来而终止,郭小川由于历史简单,相对来说未受太大冲击。整风运动固然深刻入骨,但在郭小川身上所起到的效果却并非那么显著。所以,十八岁就成为中共党员的郭小川虽然毕生敬仰和信赖体制,但他的文艺思想却并不完全由体制所滋养造就。无论“温情脉脉的人性论”还是“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保留,并在他进入作协、登上文坛之后彻底爆发了出来。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他历经驯化,却能够在1957年写出《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这样充满人道主义情怀和疑思的作品;为什么在绝大多数作家搁笔的时代,他仍然保持了旺盛而强烈的创作冲动。以至于在30多年以后的1975年,郭小川仍然对自己“文艺学徒期”所受到的滋养念念不忘,甚至建议恢复“文抗”体制。从“学习笔记”的吉光片羽,可以一窥郭小川内心深处的文学隐秘——他所倾慕信赖和宗法皈依的文艺制度,是1941年的“文抗”。而这时的“文抗”仍然保留了中国现代化初始阶段所树立的“创作自由、作家自主、作品至上”的文学传统,这种有自由主义之风的传统奇异地在一个革命干部兼体制作家身上发生了作用。16年后,这位作家横空出世,写出了与体制相颉颃的诗作,又过了21年,作家已逝,代表他文学思想的笔记得以出版却遭到删削,直至作家离世25年,他的文学思想才得以相对完整地进入公域。这条文学线索,伏脉可谓千里、可谓久已!

 

二、《诗刊》对“笔记”的删削和修改

 

郭小川的《学习笔记》在1978年2月1日刊发时,《诗刊》主编为李季,[22]第一副主编为邹荻帆,第二副主编为柯岩,邵燕祥担任“二审”,相当于编辑部主任。[23]而“笔记”的一线编辑者目前仍无法确定。其中李季、柯岩与郭小川于公于私都来往颇深。[24]“笔记”最终的签发,必然要经李、柯二人。


在“《全集》本”中,郭小川的“学习笔记”原无序号,其写作方式为“毛泽东的批示、文章——郭小川的心得、议论、阐释”。根据郭小川写下的学习“目的和要点”、“学习内容和参考题目”可知,郭的学习和笔记的记录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共分九个,如“方向问题”、“‘双百方针’问题”、“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等,郭在笔记中进行了详细罗列。[25]可以看出,郭是带着“解惑”的目的而来的。而在“《诗刊》本”中,这种“问题意识”被淡化了,“《全集》本”中所列的各项“问题”不复存在,而有意代之以一种“阐释意识”。从“问题”到“阐释”是《诗刊》编者修改“学习笔记”的重要原则,在“《诗刊》本”中对内容的次序所进行的重新组合安排,对这一原则的表现尤为明显,其次第如下:


一 学习毛主席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两个批示


二 学习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遗产的论述


三 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论述


四 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


五 学习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克服片面性的论述


六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论述


七 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八 学习《反对党八股》


九 学习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论述


十 学习《讲话》中关于典型化问题的论述


十一 学习《讲话》中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论述


十二 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


十三 学习《讲话》中关于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

而“《全集》本”的“问题”排列则是:


一、方向问题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


三、知识分子政策问题


四、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问题


五、描写人民群众的改造过程问题


六、专门家的问题及其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七、继承、借鉴和创造的关系问题和民族形式问题


八、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九、典型化问题

 可见,“《诗刊》本”的编发者通过重拟标题,成功地将“学习笔记”塑造为一个阅读者和研习者对权威论述进行解读的依附性文本,而不是一个怀有问题的求助者对权威论述的阐发,同时也将郭小川塑造成了一个驯顺谦逊的“小学生”。而通过重新排序,也在暗中将关注重点进行了重整,譬如“《诗刊》本”编发者首重“两个批示”,因为这涉及到给“十七年文学”定性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谓至关重要。而在“《全集》本”中,虽然也将“方向问题”置于首位,但与之对应的文献则是“《讲话》有关部分”、“《人民日报》社论”和《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两个批示”不仅没有在郭小川的“问题”中得到体现,其相关笔记更是位于“《全集》本”的倒数第二部分,显然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1975年的郭小川所关心的是时效性的“热点”如“评《水浒》”,并将其视为“方向”,而“《诗刊》本”的编发者所关心的则是1978年的“方向”,如“文艺黑线”问题。


对比“《诗刊》本”和“全集”本,据笔者统计,大小删改共约33处,其中比较大的、涉及到意义变动的删除和改写有12处之多。这些“删”和“改”十分明确地显示出了“《诗刊》本”编发者的避讳与禁忌。


《诗刊》


删改的第一种类型是与毛泽东论述相互冲突的一些内容,较为典型的关于“形象思维”的论述。在“《全集》本”中,郭小川检讨自己忽略了马列主义知识的学习,称“一九五五年以后,从苏修那里传来什么‘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的混乱提法之后,使我陷入迷途,我分不清是非,再加上我那时沉醉在创作上,把马列主义学习丢开了。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经过文化大革命,我才认识到,假如我不是丢开,而是抓紧马列主义的学习,至少,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我对这段历史的教训,只能这样看待。”[26]而此时《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已经发表,其中专门谈到“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27]郭小川对“形象思维”的不敬之语显然要删除之以与主席保持一致。


删改的第二种类型是郭小川个人的粗豪凛冽之辞。私人笔记中顾忌较少,其中不乏对当时人物的臧否之语、信口而至的粗话与骄矜自傲的言辞。此类陈词是极见性情的,但显然也与“《诗刊》本”编者为郭小川预设的“驯顺的战士”形象不符,于是,“在《全集》本”中:

 

“我知道,我,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将在文学史上占有的地位(这不是我追求的目的,而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可以鞭打我的确实存在的过失,但谁也抹杀不了我的独特的贡献。我的贡献,将会与太阳和地球一起毁灭,但是,只要太阳和地球存在一天,人民将会给我以恰当的评价。本来,在残酷的战争中,我会无声无息地牺牲的,像许多烈士那样,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一张遗照,这也是幸福的。但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我成了幸存者,并且同样出于偶然的原因,成了小有名声的作家,这不是我预料得到的事情。历史是这样安排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继续战斗下去。”[28]

而在“《诗刊》本”中就变成了:


“人们可以鞭打我的确实存在的过失,但谁也摧毁不了我的革命意志。本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会无声无息地牺牲的,象许多烈士那样,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一张遗照,这也是幸福的。但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我成了幸存者,并且同样出于偶然的原因,我成了一个作家,这不是我预料得到的事情。历史是这样安排的,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用笔继续战斗下去。”[29]

 

删改的第三种类型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几个尚未尘埃落定、但又事关《诗刊》一派切身利益的问题,《诗刊》借郭小川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利用“学习笔记”为在1949年后屡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的文学界、知识分子张本和正名,使“学习笔记”成为增添自身舆论力量的砝码,因此这类内容也篇幅浩荡。


情况之一,是关于“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在“《全集》本”中,郭小川对该问题有这样的表述:

 

“3.有些同志以为,只有他们是最革命的,他们那一套是命定的马列主义,是命定的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是命定的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事实上,正是他们,在那里‘理直气壮’地搞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依我看,目前存在的问题: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政治上的投降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问题不仅仅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的流毒,而且有新形势下的新表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包括修正主义,还必须继续批判,对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批判,还不深不透,而且有形而上学的毛病,甚至是用修正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对于现在的修正主义各种表现,也应在‘安定团结’的方针下加以解决,对于理论思想问题,也可以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进行讨论和批评;4.对待现存的问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矫枉过正’,仍然是一个规律;在群众运动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应当强调反右,同时也适当地纠正‘左’的倾向,如果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也不能泼冷水,而要加以引导;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些问题,不必过分苛求,不必算老账。问题是,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之后,就应当讲究政策,全面地处理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了。主席正是这样做的;而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愈来愈走向片面化、绝对化,因而修正了马列主义。这是不是林彪路线的继续呢?我不敢说,因为还没想明白。”[30]

 在“《诗刊》本”中这段话被改为:

 

“3.有些人以为,只有他们是最革命的,他们那一套是命定的马列主义,是命定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是命定的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实上,正是他们,在那里‘理直气壮’地搞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目前存在的问题——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等,都是修正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修正主义。问题不仅仅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的流毒,而且有新形势下的新表现。这是不是林彪路线的继续呢?我不敢说,因为还没想明白。”[31]


可见,《诗刊》编者滤去了大段郭小川支持对“修正主义”进一步批判的言论,郭在方法上对“矫枉过正”的斗争手段的拥护也被删掉,统统略为语焉不详的“新形势下的新表现”。上述仅是一例,据笔者统计,“《诗刊》本”对郭小川所谓“批判修正主义”论述进行的删除是数量最多、幅度最大的。


情况之二,是关于“评《水浒》——投降派”问题:


郭小川在讨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全集》本”有如下表述:

 

“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投降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也是文艺工作的总纲;文艺工作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各种措施的改变和实行,文艺作品的主题,都不能离开这个总纲。”[32]

而在“《诗刊》本”中则是这样的:

 

“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也是文艺工作的总纲;文艺工作方面的政策的调整,各种措施的改变和实行,文艺创作的组织和领导,都不能离开这个总纲。”[33]


 《诗刊》编者对“投降主义”尤其忌讳,不仅在这一部分,在前文讨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问题时,有涉及到“投降主义”的字句也被删掉。据笔者统计,“《全集》本”论及“《水浒》”和“投降”之处合计10次,而在“《诗刊》本”中则完全没有出现“《水浒》”和“投降”字样。


情况之三,是关于“右派——知识分子”问题:


在“《全集》本”中,郭小川的认识是:

 “‘黑暗势力’现阶段是:国外的帝修反,修是主要的;国内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分子等;今天,应当特别注意暴露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分子,次要的才是前五类。什么戏里都写进地、富、反,不对了,不符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34]

而在“《诗刊》本”中,则被改为:

 

“‘黑暗势力’现阶段是:国外的帝修反,修是主要的;国内的地、富、反、坏、资产阶级分子等;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今天,应当特别注意,暴露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分子。”[35]

在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全集》本”称:

 

 “主席并没有仅仅提‘感化’,同时也提到‘帮助’、‘改造’,我们也要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能片面的只讲‘感化’,不能废止‘批评、教育和改造’,否则也会犯错误。”[36]

 而在“《诗刊》本”中则是:

 

“主席并没有仅仅提‘感化’,同时也提到‘帮助’、‘改造’,我们要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37]

《诗刊》编者特意将“右”从“黑暗势力”中拿掉。而为了为“专门家”正名,《诗刊》编者甚至不惜冒着张冠李戴的风险,将郭小川的“学习对象”与“学习体会”割裂,在“《全集》本”中,郭小川对“专门家”的论述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第二节倒数第三小段”[38]相对应的,而在“《诗刊》本”中,编者则将其与《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相互对应,在“《全集》本”中,郭小川的表述为:

 

“我们各方面的‘专门家’太少太少了,已经为党的事业造成损害,到现在尚未解决;但已见端倪,是肯定会解决的;3.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对待‘专门家’的问题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原则,表现在工资不平等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平等,主席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过去的‘三名三高’是错误的,现在同样有严重的表现,看来已开始解决。”[39]

而在“《诗刊》本”中,这段文字则被节略为:

 

“我们各方面的专门家太少太少了,已经为党的事业造成损害,到现在尚未解决;但幸而已见端倪,是肯定会解决的。”[40]

不仅删除了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还在描述现状时加入“幸而”二字,使语气和态度发生了截然的变化。


通过对“学习笔记”进行删改,《诗刊》不仅改变了文本内容,也重塑了郭小川的形象——既是毛主席的“驯服战士”,又是反抗“四人帮”的“愤怒战士”,从最终效果来看,如无“《全集》本”加以对照,这种塑造堪称成功。或许,这也是《诗刊》编者的重要动机。


此外,“《诗刊》本”与“《全集》本”还有一个显著不同,就在于对写作时间和地点的注释,“《诗刊》本”在文末注明“1975年9月下旬至10月,团泊洼——北京”,[41]而“《全集》本”则标明“1975年8月底——9月”。[42]且“《全集》本”还特别有注,称“1975年秋写于团泊洼,似未完。首刊于《诗刊》1978年2~4期(有删节)。此据作者手稿。”[43]这种对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表述颇值得玩味和深究,根据郭小川岭梅的回忆,郭小川在1975年从团泊洼回到北京后,广泛联络,“根据大家意见,拟写了数千言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不少条内容明显指向江青、于会泳,语气中用了‘认为应该……’,‘我们建议……’这样的句式”。[44]这是郭小川致胡乔木的第二封信(此前郭在团泊洼写了第一封信,即“文艺意见书”,后文有详细讨论),郭岭梅记不得“信最后是被谁烧掉的,所有的底稿、修改稿一一烧毁”。[45]可以想象,写于北京的这第二封信,其措辞和措施必然相当激进,所蕴含的政治风险也必然更大。该信在胡乔木处是否有存,目前不得而知。但《诗刊》特意将“学习笔记”的时间地点与第二封信写作的时间地点相对应,是否意味着在编发者看来,“《诗刊》本”中包含着郭小川第二封信的内容呢?

 

三、《学习笔记》的隐性对应文本


 

目前已知的“学习笔记”文本有三份,即作者手稿、“《诗刊》本”和“《全集》本”。“《诗刊》本”无疑多有删动,“《全集》本”可能最接近手稿。但是,在上述三者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文本,即郭小川于1975年夏秋间在天津静海干校写成,并上达胡乔木的“文艺意见书”。 这一时期郭小川的诸多活动和他所写的“文艺意见书”同高层的政治角力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该意见书实际上是“文革”末期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集团与“四人帮”集团之间短兵相接的产物。中枢的政治斗争是不为人知的飓风,居于末梢的郭小川及其“意见书”则是闻风而动的青萍。可以想见,这是“《诗刊》本”的“学习笔记”得到重视和发表的前史。而根据郭小川儿子郭晓林的说法,“1975年8月,利用监管相对宽松一些的条件,郭小川……奋战十几个昼夜,在不少‘五七学员’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下,写出一份‘万言书’,通过特别渠道递交胡乔木。在这份‘万言书’中,郭小川对江青一伙推行的极左文艺路线给予了尖锐有力的批判,对他们在文艺战线实行的残酷法西斯专制,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声讨。此信现已无存,有关内容可参见郭小川写于同一时期的《九月份学习初步计划》。”[46]不难想象,虽然细节已经难以查考,但郭小川的《学习笔记》中,必然就存有该“意见书”的思想碎片,而其中的某些段落或许就是“意见书”的草稿。


关于郭小川的“文艺意见书”原件,据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同志说,该信的原件胡乔木同志已经销毁”。[47] 此外,据郭小川的挚友、《团泊洼的秋天》诗稿的保藏者刘小珊的回忆,该“意见书”另有一份抄件:

“9月初,一个月的干校劳动结束,我回到北京,和小川同志常有书信来往。9月他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书,他把意见书同时抄清一份寄给我”。 “1976年……3月份,中央文化部就派人下去向他做调查,他敏感到形势的紧张,写信要求将他给我的所有书信烧掉……我不得不将信件取回,付之一炬。”[48]


这一文本的生成和毁灭与1975年间激烈的政治波动共振起伏,政治环境的诡谲多变既影响了这一文本的命运,也影响了郭小川的命运。目前所能搜集到的只有亲历该文写作过程的若干当事人和郭小川近亲的零散回忆与记录。因此,对该文本就只能进行有限的、拼图式的复原。


参与该意见书写作的两个当事人一是钟灵、一是雷奔,两人所见均为郭小川的草稿而非定本,并且所见的版本也可能并不相同,两人的回忆也因之显出不小的差距。


钟灵在《团泊洼的日子——忆小川》中写道:

“这篇无头无尾的长信,内容十分重要,是对整顿文化界的意见书,长达万余言,最为尖锐的是提出必须改组目前的文化部;要恢复文联和作协的各个协会的职能,使文联和各个协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团结文艺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打破一言堂,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等等。小川告诉我,这是上书小平同志的稿子,并请我提出修改意见”


 “…………我经过慎重考虑,只提了两点意见:


一是要重提一下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把《讲话》的精神坚持下去,并且要加以发展。


二是口气上平心静气一些,不要‘火药味儿’太浓,只图痛快淋漓而不讲求策略。”


“小川很赞同我的看法,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动手修改起来,几乎干了一个通宵。最后,写成了12条意见,还是有一万多字。”[49]

而雷奔在《郭小川的两次上书》中则回忆道:


“1975年夏季,小川向我说过要向中央写信,并多次在晚上到我那里漫谈文艺方面的一些理论问题和热点问题。如写真人真事、‘三突出’、《创业》、《海峡》、应当由政府办刊物还是由群众团体办刊物,等等。当然信的原件我没有看到,但他曾向一位同志介绍过信的内容,后来我听到这位同志转述时曾作过笔录。郭晓惠同志说,该信的原件胡乔木同志已经销毁,信中究竟是四点或五点意见,她自己也搞不清楚。经过翻箱倒柜,我居然找出了几张已经发黄的当年的笔录,虽然不是原件,但其来源确凿可靠,也许是唯一可供参考的‘海内孤本’了,内容共有五点,现抄录如下:


1975年9月,郭小川就当前文艺方面的问题,给胡乔木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书。


①目前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方面有偏差,在某些文艺理论方面(如写真人真事)很混乱,有待澄清。


②专业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业余文艺工作者应该并重,应当调动老作家搞创作的积极性。诗词不一定只登工农兵,外国的古典的都可以登。


③各种文艺刊物应当迅速恢复。这些刊物由政府机构来办是不合适的,应由研究机构、群众团体来办。当前如没有适当的机构,就应由学部来办。建议恢复《新观察》。不一定用原来的刊名,但应办一个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刊物。


④建议成立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团体——新文联,以便组织创作、开展评论。要繁荣创作,要有好作品教育青年,不能让《基督山恩仇记》一类不入流的作品风行一时。


⑤批判与继承问题:过去,只讲继承不讲批判,是不对的。现在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也是不对的。”[50]

  

综合刘小珊、钟灵的回忆和雷奔的抄录以及“《全集》本”笔记,大致可以推测,郭小川的意见书主要侧重于清理文艺理论;重新进行文学行政部门的组织建构;启封外国、中国古典和老作家的文学资源这三个方面,其中最具力度者,则是组织重建部分。而自1975年7月2日起,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其整顿内容之一,就是对文艺进行调整。而毛泽东则早在1975年初就有意进行文艺调整,以改变“百花齐放没有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局面。“1975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亲自批准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由中央立案审查的600多人(不包括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员)中,绝大多数都得到解放。”[51]此后,已经在狱中或遭受监督的多数文艺界领导人在1975年5、6月份都得以恢复自由,其中包括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丁玲等重量级人物,周扬本人也在7月14日获释。[52]可见,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未来执行“文艺调整”工作的,将是这些“文革”爆发前文坛的执掌者。但是,这些刚刚走出监禁的人物遗留问题尚多,显然还不堪使用。譬如丁玲,在1975年5月19日作出的《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中便称对丁“遵照毛主席‘调研从严,处理从宽’和‘给出路’的政策,保留其公民权,养起来,每月发给八十元生活费。”[53]另外,文艺问题仅仅是1975年整顿的部分内容,文艺界人士也只能在“分支”上发挥作用,邓的整顿则要覆盖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于是,邓小平另外择人构建了自己的班底,他“于6月15日正式向中共中央提议‘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经中央政治局审议……又增加了邓力群。”[54]这个班子中,总的负责工作由胡乔木负责来抓,而胡乔木对郭小川一直颇为欣赏,1962年郭得以离开作协调入《人民日报》社,胡是重要的促成者。班子的另一位参与者吴冷西则是郭在《人民日报》工作时期的老上级。


胡乔木是文艺整顿的活跃分子,其活跃尤其表现在“给毛泽东上书”的“通天”之能上。1975年,在短短的三个多月中,著名的“上书事件”就有五次,包括张天民为电影《创业》上书(7月18日)、谢铁骊和钱江为电影《海霞》上书(7月25日)、钱韵玲为纪念冼星海音乐会上书(9月27日)、姚雪垠为小说《李自成》上书(10月19日)、周海婴为鲁迅书信手稿上书(10月下旬)。[55]每一次上书事件的背后,都有胡乔木的身影。这些信件要么由他嘱意撰写、要么由他加以呈送,甚至由他对信件直接加以修改。而这些上书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四人帮”集团造成了相当的打击。其中,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使“四人帮”第一次处于被揭露和批评的位置;对鲁迅手稿问题的批示则使“四人帮”无法阻挠鲁迅书信集的出版,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历史污点无法再加以隐藏。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四人帮”政治力量的削弱。通观这些“上书事件”,可以看出“策动上书——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打击‘四人帮’”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模式。


 

胡乔木


以私谊论,胡乔木是郭小川的恩人和欣赏者,而郭小川对江青、姚文元彻底失去希望则是因为被江青点名为“修正主义分子”,他的《万里长江横渡》、《友谊的春天》遭到“中央专案组审查”,[56] “正是在这第二次审查过程中,郭小川的认识由对干校军宣队的错误这个局部上升到四人帮的文艺方针这个全局——江青一伙这是要用他们的极左路线摧垮整个革命文艺队伍,剿灭千千万万革命文艺战士。”[57]而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因为郭小川原本是王震的秘书,一直属于王震阵营,王震又是和“四人帮”集团尖锐对立的,在1976年酝酿的倒“四人帮”活动中,王震一直担当了穿针引线的角色。“在毛泽东重病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元帅:‘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息,只是做了一个手势。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58]两相权衡之下,郭小川的阵营选择不言而喻。


可以推测,郭小川的“文艺意见书”也是1975年“上书潮”的一部分,他对文艺工作所提出的诸种意见即便没有成为邓小平、胡乔木直接用以打击“四人帮”的有力武器,但却很可能改变了郭小川的个人命运。虽然现在并无直接的材料说明邓小平一派的中央领导人对该意见书的态度。但在意见书上达不久,郭小川在9月2日的家信中就说“许翰如同志回京后,又给我请示了一下,回答是:‘再等一等。’这四个字,很明白地说明了事情接近结果,估计在‘十一’前回京,是不算过头的。”[59]到了9月28日,郭小川又在信中说“组织上已经通知,叫我‘十一’前后回京,说人先回,结论可能要晚几天。”[60]此后,“10月6日中央专案组到团泊洼宣布审查结果:问题澄清。9日回京。10月13日受到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四位副总理的接见,接受任务:了解文艺界情况,组织队伍。”10月14日组织关系转至中央组织部,作为待分配干部。[61]在不长的时间里,郭小川迅速摆脱了中央专案审查,并加入了反“四人帮”的政治阵营,这很难说与“文艺意见书”没有直接的关系。


相对于此前的几次上书,郭小川“意见书”的独特性就在于超出了对某一具体作品的评价,而是提出了对整个文艺领域的、宏观的、指南性的意见,换句话说,郭小川的这次上书意在勾勒未来文艺发展的蓝图。而此前针对《创业》、《海霞》之类的“上书——批示”是个案性的,只在文艺评价领域中起到了“判例”的作用和效果,影响过于狭窄,无法对1975年的文艺整顿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或许,这也是郭小川在1975年11月风云突变,“反击右倾翻案风”发起后受到妥善保护的原因。此时的他,已经成为一个留待大用的“储备干部”。正如王震在郭小川逝世后对其女儿郭岭梅的真情流露——“你爸爸当然是部长、副部长级别。”[62]

 

四、余论


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意外身故之后,《诗刊》虽然未曾公开发表过悼念文章,但隐性的纪念却未曾停止。1976年11月10日,《诗刊》发表署名郭小川的《秋歌二首》,其中有著名的《团泊洼的秋天》;1977年1月10日,发表署名“郭小川遗作”的《赠友人》;2月10日,发表署名“郭小川遗作”的《楠竹歌》;10月10日,在郭小川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又发表冯牧的《不断革命的战歌和颂歌——<郭小川诗选>代序》,并注明《郭小川诗选》即将出版的消息;12月10日,又发表《谈诗——郭小川同志给孩子的信》,直至1978年连续刊载《学习笔记》。不难看出,《诗刊》对“学习笔记”的删改和整理绝无恶意,其动机中显然包含着慎终追远、勒石留名的意图,其修改或有为时势所逼迫、或有为逝者所避讳的因子,后来者当多有体谅。


但是,作为文学批评,《诗刊》的所作所为显然极大地篡改了郭小川,郭氏的立场、个性、评判遭到了淹没和曲解,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在现在看来却最具价值。同时,“郭小川”这一符号也因《诗刊》的大力介入而离诗人本身更加遥远。文学批评由个性化的声音而变形成为时代的声音,《学习笔记》一案可称典型。后辈揆量前著,往往多有“时代烙印”之谓。《诗刊》的诸种操作、《学习笔记》背后的复杂博弈,显然为“时代烙印”之形成添加了一个鲜活的注解。


因篇幅原因,注释省略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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