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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洪子诚:紀弦、梁秉鈞、牛漢的诗

2017-05-30 洪子诚 文艺批评

编者按

洪子诚老师通过具体的诗人及其生活经历,来侧面表现他对百年新诗的精神与建设向度问题的思考。本文他主要介绍了作为“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的纪弦、“生活着写诗“的梁秉钧与“刚烈而外,柔软、大爱”其内的牛汉三位诗人。在“百年新诗”的历史中,肯定有一些共通性的重要问题,但是也有许多难以化约的各别经验。这需要我们在具体的阅读中,去用心捕捉和体会:”我抽出一册来 / 一张一张的翻着 / 我的手指有如那苦修的行脚僧 / 逐寺顶礼那样哀怜。”今日端午,让我们纪念那些逝去的诗人。


感谢洪子诚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紀弦、梁秉鈞、牛漢的诗






《诗建设》杂志开设了“百年新诗:精神和建设的向度”的论坛。这是很重要的题目。不过这个问题很大,想了一些时间,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说起。无奈之下,只好讲一些具体的人和事。


三年前,也就是2010年,有三位用中文写作的诗人离世,他们是商禽、张枣和许世旭。之所以说“中文写作”,因为许世旭是韩国人。但是他青年时代在台湾求学,参与台湾60年代的诗歌运动,与大陆和台湾文学界关系密切。他的不少诗和散文,是用中文写的。为着纪念他们,那一年我写了题为《纪念三位诗人》的文章。今年,又有三个著名的中国诗人离开我们,觉得应该续写我的纪念,这便是题目上有“之二”的原因。


(原题为《纪念三位诗人:纪弦、梁秉钧、牛汉》)


一、纪弦(2013年7月22日去世)


三位诗人中,纪弦最高寿,101岁。说他是“跨世代”,一点没有修辞的意味。我们现在谈论新诗史,总会在某个段落提到他;30年代的路易士也许不如戴望舒、杜衡、徐迟知名,但是50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纪弦是重要人物。当年,他虽然经济拮据,却独资创办了《现代诗季刊》;诗人常常是不计成败得失的痴心者。在50年代,犹如奚密教授所言,他是新诗在台湾的播种者,也是现代主义风潮的引领人。1956年成立“现代派”发布的《现代派六大信条》,当时和后来最具争议,引人诟病的,是主张现代诗应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在今天,指出其中的偏颇不是难事,不过,还是要肯定这些主张、努力的功绩。这还不仅仅是历史评价的公正问题。新诗行进途中“现代”与“古典”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这是诗歌“现代”过程的内在矛盾,是“不断‘现代’”的要求和这个要求面临“不断困境”的争执和调整;并不是可以截然切割然后赋予简单价值判断的。



说到纪弦先生的诗,很惭愧,我手边没有一本他自己的诗集。读他的诗,主要是在80年代,是借助多种合集和选本。当时印象最深的,一是《阿富罗底之死》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另一是《狼之独步》、《摘星的少年》中那个孤傲,特立独行的形象。80年代的大陆,高扬着主体性,对现代文明,也有热切期待。纪弦诗中写的现代文明对美的切割、摧毁,当时我们的感受并不那么痛切,而“我乃旷野里独来独往的一匹狼”,则确实得到很多的呼应。


我当然没能见到纪弦先生,他70年代中期就移居美国,他的照片也从没有见过。从诗艺上,说纪弦是“现代派”,其实他有更多的“浪漫”气质;诗里的自我抒发,“说诗人”(套用卞之琳先生的概念)的自传特征,为我借助他的诗来推测、构想他的音容相貌提供可能。 “拿着手杖7,咬着烟斗6”(《7与6》);“一小杯的快乐,三两滴的过瘾”(《一小杯的快乐》);“我不过才做了个/起飞的姿势,这世界/便为之哗然了”(《鸟之变奏》)——便想,他是高瘦的身材了,嗜酒,成天咬着装板烟的烟斗;狷介、高傲……他故去的消息传来,不禁动了印证我这些拟想的念头,就从网络上搜寻他的相片。最感亲切的是他的自画像,有点像梵高的自画像——那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纪弦。但是同时也看他百岁寿辰,头戴花冠与他亲属的合影。长时间盯着它,心中有说不清的难受。照片呈现的情景,也许并非纪弦所愿?即使是倔强、高傲、睥睨流俗的 “摘星者”,也会有无法自主,任由他人“摆布”的一天?——尽管他的亲人纯粹基于好意。我不由得又想起《7与6》这首诗:“手杖7+烟斗6=13之我”——“一个最最不幸的数字”。纪弦说这是“一个悲剧”。但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字里行间流露的更多是狷介式的调侃;待到真正感受悲剧,大概便不会有这样的文字写下。生活和艺术虽有关联,但确实是两回事。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这里,为什么写年老,写死亡的诗,总是出自既不老,也离死亡遥远的年轻人之手的原因。



一段时间,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纪弦的创作只有文学史的意义了。在他辞世的时候重读他的诗,我为自己的虚妄深感羞愧。



二、梁秉钧(2013年1月6日去世)


细细回想,和梁秉钧(也斯)先生一共见过三次面。最初一次是1997年夏天,王光明(那时他是福建师大教授,还没有到北京任职)在武夷山主持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新诗学术研讨会。来了许多新诗研究者,批评家和诗人。“三个崛起”(谢冕、孙绍振、徐敬亚)都到齐了,诗人有翟永明,王小妮、臧棣,台湾有萧萧、白灵,还有德国的顾彬和荷兰的柯雷。香港来的是梁秉钧。次年,我到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访问,再次见到他;当时他是中文系主任。我经常把自己想得年轻而把别人看得太老,便以为他和我是同辈人(实际上他比我整年轻十岁)。对这个误解我向他道歉,他笑着说,没关系,我头发少,显老。最后一次见面,是2009年年底人民大学召开的国际汉学大会。我和“汉学”本来没有一丝瓜葛,但最后一天(11月1日)有一个圆桌会议,主持人王家新说“你来吧”;我便在会上做了“谈文学的焦虑症”的八分钟发言。11月初在北京下那么大的雪很少见,赶到会场,已到开会时间。我还没有落座,梁秉钧从很大会场的另一边绕过来问候,握着他温暖的手,让我十分感动。



武夷山会议梁秉钧说什么已经记不清,但我保存着会上的一张照片。记得是在谢冕讲话之后,我的一个插话、提问,引起一片笑声。照片记录的,便是坐在我前面的梁秉钧转过头来的笑脸:这是天性本真的诗人才有的那种快活。在这次会议上,对90年代诗歌的评价是争议的问题之一。曾是诗歌革新运动举旗人的谢冕、孙绍振,对90年代诗歌当时有严厉批评,谢冕发言题目便是“诗正离我们远去”。他说现在许多诗写的都是“自我抚摸”。他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事情的全部。我禁不住便有一个提问。我说,40年代闻一多有将艾青和田间放到一起比较的短文,说田间已经和人民大众结合,而艾青还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艾青诗中写“太阳向我滚来”,闻先生说,你让太阳向你滚来,你为什么不向太阳滚去?我仿照闻先生的这个说法问谢冕,你说“诗正离我们远去”,为什么不说“我们正离诗远去”?笑声便由这些话引起。


不论是什么时代,总是鱼龙混杂,诗歌也是这样。其实,90年代诗人有许多优秀的成果,他们中的一些人,因应时势变迁,正在深入探索、调整着诗歌与历史,诗与人,语言实践的意义,诗歌的艺术方式等问题。就在这次会上,王小妮便有题为“木匠致铁匠”的发言(后来我才知道,发言是她1996年的同名文章的一部分)。木匠(诗人)在与铁匠(小说家)的对话中,对作为职业的诗歌写作,和作为社会身份的诗人角色提出怀疑。她这个“木匠”,表达了钉死自己的铺子,“自弃”地脱下木匠围裙,走向绿色田野的心愿,以摆脱被职业、被身份的禁锢,实现内心的自由……但是,她的发言在会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我们有些迟钝;或者是没有耐心,或者欠缺敏锐,对变化着的事物常常懵懂无知。


王小妮


这次会议之后,梁秉钧先生就陆续赠我他的诗集:再版的《雷声与蝉鸣》,香港作家出版社的《梁秉钧诗选》,我又找到收录他近些年诗作的《东西》。读着读着,就有奇妙的发现:大陆诗人需要申辩和跨越的,对梁秉钧他们来说,好像并不存在什么费力的门槛。他们或者早已关闭了木匠铺,或者就没有过成年累月与锯子、刨子、木料厮守的日子。诗歌写作在他们那里,可能迹近于王小妮描述的那种状态:“木匠到了野外,浑身都得了眼睛,浑身都得了耳朵。向远处走,又见到快成材的树干。拍拍它们,多象拍一条硕健的马腿。……”


梁秉钧是教师,是学者,是多媒介艺术的探索者,也许还是美食家、旅行家?写诗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一部分”在这里有两个意思:他生活着写诗,不是为诗活着;诗的写作来自他生活里的发现,“浑身都得了眼睛,浑身都得了耳朵”,他感受到他说的“发现的喜悦”,这也不纯然基于诗的理由。抽象的命题很少是他写作的起点;“爱情太麻烦了/煮菜比较可以预料”。他尊重具体事物;事物在他那里,不是(诗人)附属品。观看者、写作者与对象之间,建立了尊重、专注、细心体察、对话的关系。他的美学是可以称为“适度”的美学,“在虚渺的句子中找到现实的细节”,而“在实在的描写中看见一点空白”(《有关翻译的通讯》)。由于感觉、知识的交汇,时间空间的跨越流转,他获得多重的视角,他用温婉的词语,让我们看到习焉不察的事物的本相,和其中蕴含的哲理。在《林徽因梁思寻觅山西古寺》这首诗里,梁秉钧感谢道:



 ……你的目光从麻木中救出

    古老的线条,带我们仰望斗拱和屋檐

    在千年的昏沉下看出曾有过的智慧



我们也要感谢也斯,感谢他拂拭去寻常事物上落满的灰尘,让我们见识它们生命的色彩,伦理的光泽,化解世事的纷扰纠缠而试图达到单纯澄净……

  

摩挲一个葫芦瓜

逐渐在时间里发出光泽

爱抚一截树干

直至那里露出野兽的嘴巴和四肢


                ——《家用器皿》



三、牛汉(2013年9月29日去世)


和牛汉先生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但也都是在会议,在各种诗歌活动的场合。今年2月初,我到了台湾新竹的交通大学,准备在那里上一学期的课。给我看家的学生后来告诉我,大年初一(或初二),牛汉先生往我家打电话问候拜年,他说要感谢我,在电话里和他从未见过面的学生谈了很长时间。他说身体越来越差,做不成事了,语气中流露了在他那里少有的焦虑和愁苦。听到这个转达,心里很难受,很不安。我知道每年10月他生日时,刘福春、林莽他们都会到他家祝寿,就想回到北京,今年我一定也要去参加。但这个愿望已是无法实现。


9月29日上午,我是从臧棣的邮件得知他去世的。臧棣传来他的悼念诗,开头几行是:


因为我们生活需要

新的挖掘,你悼念过一棵枫树——

它是被砍倒的;在被砍伐之前,

时光已为它的美丽,

向我们支付了足够的租金。

但相比之下,恶,作为一种贿赂,

向历史的平庸支付了更多的赎金

…………



初认识牛汉先生而印象深刻的一次,是1994年4月。在北京北海后门附近的文采阁,《诗探索》有一个小型会议,借我和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初版本)出版,讨论新诗史写作的问题。郑敏、牛汉、邵燕祥、谢冕、吴思敬、西川、唐晓渡他们都参加了。牛汉发言对我在书中将他归入“七月派”很不满意,急冲冲说,“我不是七月派,没有七月派,50年代就不存在了”(大意)。我颇感意外,心想,这个流派其实是你们主动建构的,要不为什么编选出版《白色花》?虽是晚辈也想争个究竟,中间休息便和他说,不放到“七月派”,把您放到哪里啊?总不能按姓氏或生年一一排列吧?他宽厚地笑笑,没有回答。后来从朋友那里得知,其实他针对的,是当时因时势引发的朋友之间的龃龉,冲突,大概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愿同居一个屋檐下吧。不过,由于他这个提醒,我意识到文学史在类型划分上的不可靠;这是后来写作时经常警惕的。



在老一辈诗人中,牛汉得到不同世代、不同艺术追求的诗人普遍敬重、喜爱;这种情况并不很多见。他为人真诚,而且天真,刚正不阿,少世故;诗也体现了这一品格。对他的诗的评价,大家也相当一致。刚烈,汗血诗人,诗和生命一体——是提到他的名字就会想到的词语。他的诗有着鲜明的当代历史行进的印痕。他表现了被残害、遭毁损生命不容亵渎的尊严,和不屈的悲剧的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他的许多散文也写的精彩,但相比起来受到关注的程度不够。


将他与“温柔敦厚”这样的词连结,大概会认为是对他的贬低。但是我要说,刚烈而外,柔软、温厚、大爱其实是他生命的本质,性格的根基。与朋友的友情、对年青人的爱,关心,对包括自然界在内的美丽生命的呵护,出自他的内心。读读他的诗《麂子》、《悼念一个枫树》、《路翎和阳光》吧,读读他的散文《一首诗的故乡》、《一个钟情的人》、《埋葬:永远的沉重》吧!我想起《牛汉诗文集》出版研讨会(2010年11月29)上台湾吕正惠教授的发言。他说牛汉对受难,悲苦的人的安慰,是一种孩子式纯真的安慰。吕正惠在他谈音乐的书(《CD流浪记》)里,也是用类似的方式谈莫扎特的。说莫扎特表现的悲哀,是一种孩子式的,“纯净的悲哀”。我相信阅读牛汉诗文得到的这个感受,不是牵强附会。读牛汉的一些文字,有时候你真的也像面对莫扎特——比方说,内田光子在以色列文化大厅弹奏15号奏鸣曲——那样,因真诚、纯净而禁不住要流下眼泪的。



姜涛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新诗处理历史的两个不同面向:一个是将芜杂、充满暴力的历史化为自身血肉,将写作作为对历史参与;另一个是将历史玄学化、抽象化,是落实于心智的疏离的美学(《巴枯宁的手》)。按照这样的划分,牛汉当是前者,而倚窗“看风景”的卞之琳则属后面的脉络。但是,我注意到,牛汉,特别是他晚年,却在文章、在谈话里,多次衷心表达了对卞之琳,对汪曾祺诗艺、美学的向往和赞美。他说他是属土的(他出生在西北黄土高原农村),却歆慕那流动的,柔软的水。在悼念卞之琳先生的诗里他这样写卞先生的“明澈的眼神”:“苍茫而空旷的天空,/望见一束闪闪烁烁的电光,/很高,很远,很美,/仿佛从宇宙的心底,/绽放出一朵素净的花。”还说,他眼角的泪珠,“如他雕出的诗句在闪烁”。


牛汉的这种倾慕,既表现了他宽阔心胸的,没有芥蒂的包容力,也表明真正于诗,于艺术的虔诚者,看待诗歌和诗人的方式和我们可能不同。他们可能不太在意区分我们有关“重要性”的区分,不大在意大与小、介入与疏离、壮烈与柔美之间“价值”的分配、比例。他们有我们没能理解的灵犀相通的基点?

 


“百年新诗”的精神和建设的向度,肯定有一些共通性的重要问题,但是也有许多难以化约的各别经验。这需要我们在具体的阅读中,去用心捕捉和体会。对于刚离世和离世已久的诗人,我们最好的纪念,就是去读他们的一首诗。而且,我们的阅读,要有林亨泰先生那样的心境才好:

 这些书籍简直是

 从黄泉寄来的赠礼,

 以无尽的感慨,

我抽出一册来,

一张一张的翻着,

我的手指有如那苦修的行脚僧,

逐寺顶礼那样哀怜。

         

  ——《书籍》(1949)


2013年12月,北京

(选自《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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