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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乔焕江:电视剧如何下乡? ——以《马向阳下乡记》为例

文艺批评 2017-06-04

作者 乔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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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就今而言,电视在现代生活中的结构性地位似乎已经受到互联网、手机移动平台等新媒体的冲击,但在今日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信息传播方式。然而,与屡创新高的数据相比,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对农村的倾斜和关注显然不成比例,农村题材电视剧质与量的双重缺失有目共睹。本文拟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反思和梳理,揭示导致农村主体地位丧失的几种表征,在此基础上,就新播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的一些成功经验,发现电视剧下乡的某些可能。


感谢作者乔焕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乔焕江










电视剧如何下乡?

——以《马向阳下乡记》为例


就今而言,电视在现代生活中的结构性地位似乎已经受到互联网、手机移动平台等新媒体的冲击,但在今日农村的日常生活中,电视仍然是影响力最大的信息传播方式。随着近年来家电下乡政策的推广,电视机在乡村的普及率已经近乎饱和。①根据兰德公司2006年的调查数据,约90%的农村居民休闲娱乐的方式是收看电视,这其中,“农村观众对电视剧的喜爱超出我们的预料,大部分家庭在新闻联播后都要收看1到2集电视剧才休息”,其对电视剧节目的喜爱比例超过了市区和县城5个百分点。②然而,与屡创新高的数据相比,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对农村的倾斜和关注显然不成比例,即以1990年代以来播出的电视剧而言,农村题材电视剧质与量的双重缺失有目共睹。“电视既是日常生活中权力和意义的中介,也是施加给日常生活的权力与意义的中介”③,农村题材剧一段时间以来的差强人意,则既是后新时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书写乡土中国的表现,也是这一扭曲和遮蔽性书写本身。相反,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村如果要在这一社会结构再造和文化书写进程中获得逆袭的可能,以当下农村为主体、以三农问题为关切点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制作和播出,就成为电视剧能否真正下乡,并为农民所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拟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反思和梳理,揭示导致农村主体地位丧失的几种表征,在此基础上,就新播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的一些成功经验,发现电视剧下乡的某些可能。




马向阳下乡记

 


一、90年代以来农村剧与农村社会本体地位的缺失


中国农村题材电视连续剧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始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制作播出的《篱笆·女人和狗》及其续集《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④。90年代中期市场化转型全面启动以后,农村剧迅速边缘化而陷入低谷;到90年代末,随着三农问题政策关注度的上升,农村题材剧才勉力得以维持,新世纪以来,赵本山出品的《刘老根》、《乡村爱情》系列等剧的热播,以及《希望的田野》、《圣水湖畔》、《喜耕田的故事》、《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等一批农村剧的制作播出,农村题材以轻喜剧的面目才又成为电视剧目中的一道景观。一方面,在90年代以来制作播出的海量电视剧集中,农村剧相对少得可怜;另一方面,在这些少得可怜农村剧中,乡土世界或者处于被反思和启蒙的对象,或者成为政策图解的道具,或者干脆变成消费文化中的景观,难以做出作为本体的自我的表述。


总体来看,90年代以来的农村剧按照其发展状态及表征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类是以农村社会的伦理冲突、弱者(通常为女性)命运为主要情节动力的苦情剧,如以前述农村三部曲为代表,直到前两年的《樱桃》系列之类。这些电视剧虽然往往以农村社会为展示故事的背景,但其主要的叙事焦点和情节前进的动力,则来自在这一背景下农村社会中的亲缘、家庭或邻里关系中出现的情感纠葛和伦理冲突,及通常以女性为代表的弱者悲苦命运所唤起的怜悯和同情。由于这一类型的农村剧主要以乡村社会成员之间的亲情关系、婚姻关系以及邻里关系中的情感冲突来架构故事情节,其构成冲突的主要场景基本上限于家庭单位,其诉求则或者是对启蒙主题的延续,或者是对友爱互助等善德伦理的声张,因此,同一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中普遍出现的结构性矛盾并未被真正触及,或者只能处在抽象的或匿名的状态。在前述“农村三部曲”中,农村个体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与传统乡村社会僵化的宗法观念之间的矛盾起伏,决定了枣花、茂源老汉等人悲辛的婚姻命运,在这里,作为现代社会理念的自由和民主显然是农村弱势群体悲剧故事的道义旁白,在这一文明对蒙昧的反思与批判中,社会转型期乡村社复杂的矛盾冲突被简化和抽象为经济的贫穷与思想的落后,传统的乡土中国再次成为现代文明的绊脚石,而现代文明想象的现实复杂身份及其与农村新的贫穷和落后之间的复杂关联,显然被有意无意地搁置了。在这样的表述中,以现代化名义进行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也就具有了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像扣儿和田牛(《女人不是月亮》男女主人公)一样,走出乡村世界,走进城市去寻找别样的生活,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当然,在此后一段时间,除了承担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图解政策导向的主旋律农村剧之外,农村在电视剧中也就必然只能作为都市剧中的乡愁乃至他者,或隐或显。农村题材苦情剧在近两三年再度出现时,已经带有完全不同的意味。由本山传媒制作宋小宝主演的《樱桃》、《樱桃红》,其故事展开的场景虽然几乎全部在农村,但怎么看也像是一个架空历史的架空剧,不仅时下农村社会中重要的三农问题在剧中不见踪影,传统乡土的文化经验也仅仅被演绎成无边的宽容、无言的忍耐和无立场的爱,近乎受虐狂般的莫名其妙的爱的坚执,是现代个体自我认同困境的隐喻,更彰显了当下乡土社会在媒介消费文化中畸形化表述的尴尬处境。



这一困境更典型地体现在第二类农村剧中,即新世纪以来从《刘老根》、《马大帅》到漫长的《乡村爱情》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热播滑稽剧。这类农村剧之所以热播,除了演员班底基本上是为人们熟悉的二人转或小品演员,其言语、动作相对正剧虽有所夸张但少了造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更接地气;此外,轻松逗乐的气氛更便于压力倍倍增的当下观众消遣和放松,因而这类滑稽剧收视率屡创新高。如果说,赵本山早在出演的《一村之长》、《一乡之长》还有一定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呈现,《马大帅》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进城农民沦落为城市游荡者的进退失据,到《乡村爱情》这种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品,乡村社会已经完全异化成供观众取乐的奇观。有论者指出赵本山这类反智主义作品的实质:“依照文化商品逻辑来打造自己的作品,通过抽空历史内涵的‘快乐’来征服观众,从而呈现出傻乐主义的倾向”,更为关键之处则在于:“这种娱乐文化生产的傻乐主义逻辑,也就成了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逻辑。即通过引导人们对于政治的冷漠、隔膜和拒绝,而将自身变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权力。”⑤对于正处于剧烈变动中的乡村世界来说,其权力结构的震荡、生存方式的改变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则在一片其乐融融的傻乐氛围中全面消失。


在一定程度上围绕三农问题展开叙事的任务,主要落在了图解新农村建设政策的主旋律农村轻喜剧身上,可以归到这第三类的农村剧数量相对较多,从《希望的田野》等“田野三部曲”、《插树岭》、《圣水湖畔》到《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都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面临的耕地保护、基层党组织涣散、人际关系恶化、空心村等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现实农村中的复杂存在及其深层的社会历史机制成因往往被简单化和道德化处理。也就是说,造成矛盾冲突的他者在剧中是匿名的存在,资本对土地的觊觎、对乡村权力结构和民主政治的破坏被处理成个别人的道德品质问题;相应的,对矛盾的化解和解决,也就只能寄望于乡村“能人政治”或上级的“好人政治”,而通常作为及时雨而出台的政策则成为推动故事情节走向大团圆结局的最终法宝。这样一来,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社会历史动因实际上被消解掉了,中共共同富裕政策的政治立场模糊不明,更切断了与社会主义农村历史经验的关联,从而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轻松实现政策与现实农村的接合,在一种普大喜奔的祥和气氛中完成和谐社会的想象。这样的农村剧也会征用大量农村生活的细节,但这些细节中可能蕴藏的农村社会的经验智慧或问题阻力显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很难说是真正的“接地气”,因而在这些雷同的新农村镜像中,现实乡村及其历史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缺席的。



二、《马向阳下乡记》如何下了乡


与前述几类农村剧相比,年内播出的农村题材剧《马向阳下乡记》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它的出现,使前述农村剧中现实农村社会缺位问题凸显出来,也给此后农村剧的制作确立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标杆——不老老实实面对现实农村问题,不尊重农村社会的历史经验,不经过与农村社会复杂性耐心打交道的过程,不在叙事中充分呈现这个过程中的复杂可能,不在呼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基本诉求的价值立场上选择故事发展的可能走向,农村剧就不可能获得农民的认可,就不能下得了乡。


毋庸讳言,《马向阳下乡记》的制作播出带有明显的政策背景:为落实中共中央2012基层组织建设年的政策要求,中共山东省委出台《关于以选派“第一书记”为抓手 扎实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针对部分农村、社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的工作力量薄弱的突出问题,主要从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共选拔党政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第一书记”,以“集中力量破解难题、强化班子,帮助改变落后面貌,推动后进转化升级”。其中进入“工作薄弱村”的“第一书记”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方式,意见要求“重点抓好‘五有’”,即“有好带头人”、“有集体收入”、“有活动场所”、“有管用制度”、“有满意服务”。⑥随后,该省共选派机关干部2.7万名,其中一大部分深入到省内各地贫困落后的村庄担任“第一书记”,“抓党建促脱贫”。《马向阳下乡记》就是在活动开展的第一时间,由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给山东电影电视剧中心下达的要求反映“第一书记”的电视剧创作任务。该剧制片人靖雷所和编剧谷凯等主创人员在当年7月起,“历时两个月,先后在枣庄、淄博、威海等地采访了42位‘第一书记’和多位大学生村官”⑦ ,而编剧谷凯为此在山东呆了两年多时间,最终基于很多“第一书记”的真实故事几易其稿改编创作完成剧本。




马向阳下乡记

 


这部剧从生产方式来说是主旋律剧确定无疑,但我们应当注意到,与很多主旋律剧仅仅提供政策宣传导向任务,然后由制作方独立完成不同,《马向阳下乡记》的编创制作队伍全过程直接参与到正在进行的“第一书记”活动当中,剧本的创作与“第一书记”进村近乎同步,据编剧靖雷说:“我们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村里工作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因为正是夏天,大家都很辛苦。白天我们陪他们工作一段时间,到晚上大家一块吃工作餐,往往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讲究的,洗把脸,换回过去他们在单位上班穿的衣服,就完全是城里人。”⑧剧中没有把马向阳打造成此前下乡干部形象的高大全,而毫不回避当代城市青年干部与农村的疏离感,可以说正是来自主创团队的现场经验。此外,由于该剧涉及到很多农业科技知识,电视剧播出后,“农业物联网概念的科技公司也利用该剧巨大的传播力,借机推广运用农业物联网技术,尤其针对大棚的温度、湿度数据,展示给更多大棚种植户,从而实现种植作物的远程诊断和就医,让更多大槐树村的农民享受到农业科技的指导,得到真正实惠。”该剧的拍摄地淄博永泉村则“因为《马向阳下乡记》一夜成名,更火了该村的旅游业。许多人看过热播的 《马向阳下乡记》后,慕名到该村寻找‘马向阳’的足迹。国庆假期期间永泉村日均接待游客超千人”。⑨此外,电视剧首轮播出甫一结束,山东省委宣传部和组织部即举办“《马向阳下乡记》第一书记座谈会”,有“第一书记”表示自己每天都会准时收看,而村民们也会跟他说:“演的是你们的事。”⑩这样看来,该剧既是对这一下乡活动的反映,也同时也是这一活动的一部分,因而可算是一定程度上自觉介入了当下现实,从生产方式上已经在下乡。




永泉村

 


我们再来看这部剧的剧情。该剧可以从两条线索来看,一是商业局青年干部马向阳从城市公务员到乡村“第一书记”的成功转型,一是马向阳任职“第一书记”的大槐树村如何克服诸种难题,面貌焕然一新。当然,说两条线索是分析的需要,实际上,剧中两条线索基本上是浑然交织在一起的,而我认为该剧的重要意义之一其实正在于表现了党如何重新与底层农民站在一起的问题。


就马向阳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电视剧没有回避当下城市青年和机关干部对农村的疏离状态,在一共40集中,有十几集细致描述了城市潮男马向阳如何从“不得不下乡”,到“身在乡下、心在城里”,到后来情感认同、立场确立,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大槐树村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向阳通过与大槐树村形形色色的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多种多样的人物逐步深入的交往,更主要的,通过对各种曲折表达甚至扭曲表达的人民群众基本诉求的理解和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把握,最终深刻认识到作为党在基层的“第一书记”的责任,从而将自己人生的轨迹调整到与后者同甘苦共命运的轨道上来。这个转变很不简单,无论是就经历过30多年个体主义、自由思想的熏染的思想氛围,还是就经历过20余年市场主义洗礼的社会现实来说,一个有说服力的转变不可能仅仅依靠党的某项宏观政策就轻易实现。与决策的正确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党和农民之间有效关联的作为实践的“物质性环节”,“第一书记”的真正产生不是在政策措施出台的那一刻,而是必须经过其对农村社会各种难题的深度介入,认真理清矛盾和难题的错综复杂的结构,耐心细致地在各种力量和诉求中或呵护引导或批评纠正,充分尊重农村的传统习俗和经验智慧,最终从知、行、意各方面与底层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从而实现成功的“接合”。在以往多数农村剧中,正面基层干部的形象往往是类型化的,从出场开始,其道德人格面向基本就是完成式的,因而承担克服难题任务、推动故事发展的,实际落在其某种德性的力量上,当这种德性实在不足以有说服力地自行解决乡村难题的时候,上级的好人政治、清官政治就会出场了。与此不同,马向阳融入大槐树村,经历了从犹疑疏离、格格不入、焦头烂额、势单力孤到逐步体察民情、发现民意、最终取得信任、赢得民心的过程。正是经过这一过程,马向阳从支前模范老祖奶身上感受和接续了活的革命传统,从年轻寡妇丁秋香、游手好闲的青年花小宝、孤儿毛蛋等人身上以及大槐树移植事件上感觉到底层和乡村持存的生长性诉求,从乡村能人二叔刘世荣身上认识到宗法伦理在乡村治理中的正负效应,从落跑支书齐旺财及其妻子李云芳、村会计梁守业、困难户主二乔爹等人身上意识到农民思想的复杂性,也从回乡青年刘玉龙、齐槐身上看到了农村未来的希望,这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参与了马向阳向一个优秀的“第一书记”的成长或转变,马向阳由此走出了个人的小世界,在与一个个难题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步积累起经验和智慧,体认并坚定了作为党的基层干部的使命,从而实现了人格的丰满。简单说,马向阳这个当代基层干部形象,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派生物和执行者,也不是完全自发生成的“能人”,而是在置身乡村难题结构以后,既感应乡土社会诉求又重新体认党的领导价值的当代“社会主义新人”,既能使观众信服,又具有示范效应,经过演员吴秀波不失现代青年气息的成功演绎,这个当代新人形象对时下青年也更具感召力。


就大槐树村来说,其面貌的转变同样也并不简单和突兀,这一过程中的复杂可能尽可能多的得以呈现。经由剧中的大槐树村,《马向阳下乡记》所触及到的乡村难题至少包括:乡村政治生态恶化、自然生态保持举步维艰、土地如何流转、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以及“空心村”与人员流失等等。马向阳刚开始所面对的大槐树村,村支书齐旺财因土地流转遭骗而被迫逃离,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全部外出打工,基层组织近乎瘫痪,二叔刘世荣这样的乡村“能人”借助宗法伦理的残存名义和新富人的力量试图左右民意染指乡村治理,底层百姓在其威逼利诱之下,或忍气吞声,或屈从依附。如此复杂的局面,正是时下诸多乡村政治生态恶化的缩影。对于这一难题,电视剧并没有简单化地直接通过政府英明决策或少数“能人”轻易化解,而是通过马向阳耐心细致而不乏迂回策略的工作,设身处地的为村庄和村民的长远利益考量,在日常交往中坦诚以对,尊重和发掘和接续农村和农民优秀的传统,充分团结底层民众,引导他们逐步克服小家小利的短视心理,再度意识到集体与家庭幸福的重要关联,从而复活社会主义性质的村庄共同体。在这里,党的政策措施是推动力之一,但大槐树村的村民实际上才是最终解决难题的主体,只有当他们自己再度意识到集体与个人家庭幸福息息相关,意识到团结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且参与到集体的建设当中,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拥有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他们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最终推动大槐树村向好转变。如果说在马向阳的感召下,村民们集体参与保护大槐树尚属于一种对乡村自然生态和传统的自发保护,那么,面对土地二度流转中资本的强势介入,算清眼前之账和长远之账,显然需要一种历史的自觉。在剧中,无论是兴农集团还是新富人刘玉斌,其参与土地流转的动机首先是自身图利,而对于出让土地经营权的村民来说,只能占土地获利的小头不说,更是势必沦落为农业产业工人,自身的命运也只能依附于资本。近年来,土地流转成为乡村建设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争议不止的话题,是通过完成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将农民直接推向资本市场,还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政府有效扶持,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自己的智慧和生产积极性,使土地经营收益主要进入农民自己的腰包,对农民来说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2014年11月20日公布的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确定土地流转的基本原则中明确“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并强调“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尊重“农民自愿”的原则,从一定程度上正是处于对处于市场竞争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保护。但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改革总体趋向下,这样的政策相对于资本的疯狂攫取显然仍有所保守和消极。土地流转不能仅仅在经济层面考量,而更应该提升到政治层面加以认识,也就是说,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层面考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就意味着,即就土地流转而言,在信息、资金、技术等多种资源的配置中,政府恰恰不能完全任由市场配置,而应该以更积极的态度,站在底层农民的立场上,在资源配置中优先甚至主要扶持以农民为主体的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家庭经营。由此反观《马向阳下乡记》中对这一关键矛盾的处理,就更有可取之处。马向阳在村民大会上和大槐树村的村民们详细算了一笔账,这笔账算出了土地流转中农民作为经营主体和集体在分配经营权上的重要性,最终村民们拒绝了刘玉斌的经营承包。当然,剧中土地规模经营的启动资金问题最终是通过马向阳变卖城市住房后无偿投入解决的,但就像剧中政府全力扶持的农业科技下乡一样,政府也可以在资金问题上有更积极的扶持政策。因此,《马向阳下乡记》无疑给这一政策的走向提供了更积极的可能。不仅如此,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规模化经营,由于同时强化了集体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话事权,且增加了集体收入,使其在乡村治理上更能有所作为,使得流失了的农村青壮年更有可能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剧中回乡青年刘玉龙,其价值观并非简单的发家致富,而是在共同富裕、建设美丽乡村中实现个人价值,而村会计梁守业也流露出想成为对村庄有用之人的心声,显示了这种当代“社会主义新人”的可能,而正是在他们身上,才真正生长着大槐树村的未来。

 

在新一轮改革攻坚的进程中,城乡文化发展的失衡,三农问题的化解,亟需更具启示性的想象和实践,《马向阳下乡记》这部农村题材剧与此前的农村剧相比,更深入地自觉介入到社会经济文化的难题结构中,是一部难得的更“接地气”也更提气的剧作。根据有关数据,这部剧首轮播出收获近2%的高收视率,成为央视一套今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而其网络点击率现在即已突破10亿人次,高居央视播出电视剧之首。这也许可以说明,农村不是只有作为乡愁、景观或奇观才能进入当代文化格局,人们需要更多能够切切实实真正下得去乡的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只是一个划时代的农村剧的良好开端。



(本文发表于《中国艺术报》2014年12月17日,发表时有删减,此为全文首发。)

注释


①据《2009中国农村家电消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电视百户拥有率已达98.2%,是所有家电中普及率最高的,而电脑普及率尚不到20%。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323/06042744046.shtml

②崔燕振、陈洲:《城市与农村:中国电视传播的二元结构》,《市场观察》2007年8期。

③[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页。

④三部剧改编自长影导演韩志君的小说《命运四重奏》,后来被称为“农村三部曲”。

⑤周志强:《从现实主义到傻乐主义——论赵本山乡村叙事的去政治化》,《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12期。

⑥据鲁发[2012]5号:《中共山东省委关于以选派“第一书记”为抓手 扎实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年的实施意见》。

⑦李九红:《与土地亲近 和生活拥抱——记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文艺报》2014年9月26日。

⑧《<马向阳下乡记>如何从‘农村剧’迈向‘田园剧’》,http://chuansongme.com/n/771020 。

⑨ 李九红:《以人民为中心 向生活要素材——<马向阳下乡记>热播热议》,齐鲁网2014年10月30日,http://www.iqilu.com/html/dianshibao/news/2014/1030/2193766.shtml 。

⑩《“第一书记”热议<马向阳下乡记>》,据齐鲁网10月17日讯,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10/18/c_127111955.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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