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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滕威: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也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

2017-06-07 滕威 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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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从追溯“翻译研究”的历史入手,通过勾勒“翻译研究”的理论脉络,指出其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倡导的“文化转向”实际特指转向文化研究。同时,文章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带有某种必然性。由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文化研究理论敞开了参与实践的空间,因此这种相遇为翻译研究带来的不应该仅仅是学院内部的知识生产,而是以翻译展开文化游击战,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可能。本文认为这才是“文化转向”的意义所在。


感谢作者滕威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滕威


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

——也谈翻译中的“文化转向”





近年来,经常看到一些讨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文章,一时间“文化转向”成为一个很时尚的话题。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对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欧洲人文思想发展的了解,没有对“翻译研究”来龙去脉的掌握,很难清晰阐明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的语境,以及所谓“转向文化”究竟意指为何。因此,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些补充论述。


01

一、翻译研究的发展


福柯


首先要指出的是“翻译研究”,并不是泛指对翻译的研究,而是特指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科化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理论与实践。[i]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再围绕“翻译如何更忠实于原著”做绝望的探寻,而是转向以译文为中心,讨论翻译文学如何影响目标文化(target culture)。这直接受了来自欧陆的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传统翻译理论始终建立在对“原文”、“译文”的本质化定义之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关系(equivalence)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那些关于翻译的讨论经常是经验主义的,总在探究如何使译文与原文等值。但在后结构主义者那里,什么是原文,这首先是应该被质疑的问题。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中提示要将作者视为一系列的主体位置而不是一个实际的个体,因此作者并不拥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只是履行话语赋予它的功能。换句话说,谁是作者并不重要,重要在于话语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则彻底消解了作者对于文本的绝对所有权。如果文本自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都是阅读中重构出来的,那么“原文的意义”又从何谈起?如果原文的权威性变得可疑的话,那么传统翻译理论关于原文与译文关系——译文被视作次之于原文,只能是原文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复制,而且多数时候是背叛和诽谤——的界定,也立刻会呈现出丛生的裂隙。[ii]解构主义借用本雅明的“来生”(afterlife)概念,[iii]提出原文依赖翻译而生,没有翻译,就没有原文;每一次翻译都是对原文的重写。德里达说,翻译产生于原文的内在法则,原文的结构中存在着被翻译的要求和欲望——对本雅明所说的“生存”的(survival)渴望,[iv]因此原文一开始就呈现匮乏,就请求翻译,负债于翻译。[v]可以看出,语言学转向之后,翻译被从原文的阴影中逐步拯救出来,对翻译的研究也逐渐摆脱以价值判断为主的经验主义讨论。日后创立的翻译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人文学科,不断汲取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理论资源,开始成为生产批判思想的生机勃勃的领域。


本雅明


早期翻译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描述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简称DTS)[vi]的个案分析,而其理论贡献则来自埃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vii]作为一种理论模型,多元系统理论显得有些“粗陋”,[viii]但它将翻译视为目标文化变迁的主要形塑力量,这为翻译研究打开了许多面向。正是在它的启迪下,翻译研究开始关注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的建构作用。“多元系统理论”使翻译研究超越形式主义阶段,开始将更广泛的历史语境纳入视野。既然本土文化的改变越来越依赖翻译,源文化(source culture)的形象越来越通过翻译来建构,了解翻译的过程如何进行以及哪种翻译被生产出来也就越来越重要。为什么是这些文本被翻译了而不是其他的?翻译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翻译技巧是如何被用来服务于某种特定动机的?在这些动机的控制之下译者是如何被利用的?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得翻译过程中原来被遮蔽或被视作透明的因素一一现身,比如译者、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制度、市场……。正如勒菲弗尔所说,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ix]“翻译中的每一步骤——从外国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的执行,对译本的编辑、评论以及阅读——都是由目标语言中流通的不同文化价值造成的,而且总是处于阶级的秩序之中。”[x]因此,无论是在源文化还是目标文化中,翻译总是陷入权力关系网中。于是,翻译研究所要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语言问题,它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讨论。这就是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呼唤的“文化转向”。[xi]




02

二、何谓“文化转向”?



其实,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所提倡的“文化转向”特指转向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巴斯内特曾经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对比,指出它们都经历了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路线,但却一直是平行发展,从不发生关联。[i]但是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它们的相遇却含有某种必然性。毕竟,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都生活在“翻译”的世界里。[ii]雪莱·西蒙说,文化转向将翻译界定为一个传介过程(mediatation),它不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而是穿行于其中。[iii]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呼吁翻译研究转向文化时,明确提出所谓“转向文化”就是要去研究翻译过程中复杂的文本操控是如何发生的。[iv]勒菲弗尔就此提出一种“操控理论”(Manipulation Theory)[v]:意识形态、赞助人(patronage)、诗学(poetics)、文化体系(universe of discourse)、翻译与语言发展和教育、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central text and central cultures)等七个方面的因素参与操控翻译过程,并制约着翻译文本的生产。[vi]他还借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指出包括翻译、文学批评、出版等在内的文化工业共同构造了外国文学的形象,而这些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vii]





勒菲弗尔在此凸现了翻译中的权力问题,他和巴斯内特等操控学派的学者将翻译文本作为编码、解码的批评实践的场所,试图从中发现权力的隐蔽结 39 38363 39 15288 0 0 1456 0 0:00:26 0:00:10 0:00:16 2958。其实,从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中,可以发现它同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关联。对阿尔都塞来说,“没有不利用某种意识形态和不在某种意识形态之内的实践”,因此,无论写作还是翻译都必然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实践。但是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一样,操控学派虽然在揭露翻译中的权力结构方面极富阐释力和颠覆力,但它将权力视作本质化的存在,似乎译者只能被动地为其意识形态所利用,而完全丧失主体性。同时,它将操控翻译的权力仅仅归结为皇权、政府、宗教等特权阶层所有,而忽视了可能存在的各种合谋现象。为了从阿尔都塞式的结构主义范式带来的僵化中拯救自己,文化研究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戴锦华教授说,葛兰西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最大的启示不在于他指出社会中存在着文化霸权结构,统治阶级实际上是借助这种结构才得以维护统治;也不仅在于他揭示了一个阿尔都塞其实以另一种方式已经揭示过的事实:赤裸裸的暴力的国家机器是很难真正进行统治的,必须配合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才能够运行;而在于他指明文化霸权结构要想成为霸权就必须吸收并内在地包容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于其中,即必须包含那些它试图放逐的文化,否则它将不能成功地统治。[viii]于是,文化变成协商和斗争之所;与权力的共谋及对权力的抵抗可能同时存在。在每一个可能的文化领域中,随时可以展开“文化游击战”,也随时可能被招安。从权力到霸权的认识转变,其实我们要反抗的对象并未改变,但是反抗的现实可能性和力量却因此被释放出来,人的主体性被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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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AL SEVICE STAMP


但是在翻译领域中,强调翻译必须与原文对等有着久远的历史;因此,译者是不可见也不能现身的。果戈里说,“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译者隐身得越成功,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度就越高。如果从译文中完全感觉不到译者的存在,翻译就会象科学一样值得“信任”。较早对主体性问题进行思考的是法国学者贝尔曼(Berman)。贝尔曼认为,译者绝不是一个消极地接受文化规则复制出来的中转站,译者的主体性必须被理解为传介活动的复杂过程的一部分,这种活动为积极的和批判性的干预留下了空间。[ix]20世纪90年代,韦努蒂借助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资源,通过重新定义翻译并恢复译者的在场,从而颠覆了以往的翻译史写作。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韦努蒂为翻译下的定义是:翻译是译者在理解的前提下,用目的语中的能指链来代替源语文本中的能指链的过程。可见,译者主导着翻译的过程,决定着采取怎样的策略进行翻译。而透明仅仅是翻译策略中的一种——归化。相对于归化而言,韦努蒂更提倡异化的翻译。而且,他将选择异化策略视作自觉的抵抗实践。他说,“反对英美传统的归化,主张异化的翻译,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抵抗以目标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以表现外国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x]在后殖民的语境中,韦努蒂的抵抗还意味着反抗翻译中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暴力”。[xi]而对很多女性知识分子而言,不可缺少的斗争面向是如何在翻译中放置女性主义的立场,从而反抗男权文化的暴力。芭芭拉·戈达尔(Barbara Godard)主张女性主义译者应该炫耀她对文本的控制,她的女性的翻译策略。[xii]而雪莱·西蒙则从质疑“翻译是女性的”[xiii]这样的传统翻译思想入手,主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研究翻译如何被女性化这一过程,以此动摇支持这一联系的权威结构。[xiv]既是理论家又亲身参与翻译实践的斯皮瓦克强调,女性主义译者的任务是把语言看作揭示性别化能动机制之运作的线索;因此使自己处于译者的位置,使自己成为中介的主体,这样才能在翻译中实践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xv]同时,作为来自前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的规划中不仅包括女性主义的视野同时纳入了后殖民主义的思考。也就是说,种族/阶级/性别三个向度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翻译研究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也发生了“翻译转向”——翻译成为文化研究必须予以关注的领域。[xvi]



03

结语


从上文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翻译研究”的语境中,文化转向特指翻译研究吸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发生的研究重点的变化,即开始关注翻译的媒介本质,[i]翻译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翻译中的种族/阶级/性别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指超越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视野;翻译不仅是语言交际,进行文化交流才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另有学者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理解为从文字翻译到文化翻译的转变。这些其实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文化研究,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实践理论,而不是对文化的学院式研究——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因此,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注重的就是它的实践意义。这种转向绝不仅仅意味着大量的知识生产,而是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进行文化抵抗和斗争。这正是韦努蒂、斯皮瓦克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翻译的政治”。在他们看来,翻译恰恰是一个争夺文化霸权的场域,因此译者的主体性、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文化抵抗的重要因素。比如一个第三世界的译者究竟应该如何翻译西方文本?一个女性译者在翻译中突显自己的女性身份意味着什么?因此,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关键的是转向葛兰西——它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化实践可能,而不仅仅是又一片学院内知识生产的处女地。




奥克塔维奥·帕斯


奥克塔维奥·帕斯认为,世界在我们面前呈现为日益堆积的文本,而翻译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尽管每一个文本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它又是另一文本的翻译:翻译的翻译的翻译。[ii]帕斯的意思似乎也可以被理解为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在全球化时代里的延伸,即“翻译之外一无所有”。没有翻译,我们如何想像自我与他者,如何接近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说,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相遇,将带来一个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的空间,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知识界而言。




注释

[i]

“翻译研究”,指1976年在比利时鲁文天主教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翻译”研讨会中成立的一个新的专门学科。其创始人之一霍姆斯(James Holmes)于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的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上发表《翻译研究的名称及性质》的论文,后来这被视作是该学科的奠基文字。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1976年的研讨会上发表了《翻译研究:学科的目标》的宣言,他被视为翻译研究真正的创始人。

[ii]

解构主义者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中世纪的译者并没有原文高人一等的观念;那是启蒙主义的产物。(Susan Bassnett , Introduction, Susan Bassnett& Harish Trivedi (e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1-6;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Susan Bassnett& André 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原版影印本,2001年: 123.)

[iii]

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译文标志着作品生命的延续,它是原著的来生。本雅明“来生”的概念的意义在于,他赋予了翻译独立于原著的价值。他说“如果翻译的本质在于求得和原著相似,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原著在翻译中发生了质变,否则不能称之为来生。翻译经历了原著语言的更新和自身语言的降生。因此本雅明说,正是翻译点燃了作品永恒生命和语言无休止更新的火焰。参见《本雅明:作品与画像》,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年,pp115-135。

[iv]

德里达不把本雅明的这个德文概念“Fortleben”翻译为死后的生命(来生),而翻译为“生存”。他认为原文与译文的关系是生命与生存的关系。德里达:《巴别塔》,见郭军、曹雷雨编《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吉林人民出版社。

[v]

德里达:《巴别塔》,同上。

[vi]

霍姆斯将翻译研究分工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中纯翻译研究下的一个分支叫做描述翻译研究。在霍姆斯之后的20年中,DTS是翻译研究中发展最快、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以色列学者图里(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学及其他》(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 1995)一书系统阐明了DTS的方法论。

[vii]

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学是一个多元系统,翻译在其中占的位置可以是主要的,也可以是次要的,这要看当时的文化语境。在三种情形下,翻译文学在目标文化中占主要位置,即积极参与建构多系统的中心;这三种情形是:1.当这个多系统尚未完成,即该文学处于“年轻”或正在建立中;2.该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3.该文学正处于“危机”或转折阶段。参见埃文-佐哈尔:《多元系统论》,张南峰译,北京:《中国翻译》,2002年7月,pp19-25;以及Edwin 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2004: 106-145。

[viii]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126.

[ix]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文引进版, 2004: 1-13.

[x]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xi]

André Lefevere&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Pinter, 1990.

[xii]

巴斯内特根据安东尼·伊索普(Anthony Easthope)的《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But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认为,翻译研究也经历了伊索普所勾勒的文化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而翻译研究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有:文化主义——奈达(Eugene Nida)和纽马克(Peter Newmark);结构主义——埃文-佐哈尔和图里;后结构主义——雪莱·西蒙(Sherry Simon)和尼兰加纳(Niranjana)。巴斯内特主张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靠拢,显然包含着试图改变翻译研究在学院内部的边缘地位、捍卫学科自身利益的意思于其中。(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早在1990年,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在号召翻译研究的转向文化时,同时提出重新划定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界限,认为不考虑翻译,就没有比较文学的研究;他们甚至认为应该把比较文学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而不是把翻译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André Lefevere& Susan Bassnett,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从这些主张中都可以看出两位翻译研究的先驱如何筚路蓝缕,不断在各种学科的疆界中划定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和领域。

[xiii]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1996: 134.

[xiv]

参见雪莱·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吴晓黎译,陈顺馨校,见许宝强、袁伟选编的《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p317。

[xv]

Bassnett,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onstructing Cultures, 123.

[xvi]

勒菲弗尔的《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Translation,Rewrit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是翻译研究中较早对翻译中的权力问题进行研究的论著;1985年赫曼斯(Theo Hermans)编辑出版了《对文学的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集中了同勒菲弗尔一样关注翻译中的权力问题的学者(包括巴斯内特在内)的研究,他们因此被称为“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

[xvii]

André Lefevere (ed.)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 Book, 1-13.

[xviii]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Some Aeneids in English ”, Constructing Culture, 41-57.

[xix]

戴锦华教授:《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2002年冬季文化研究集中课程讲义”。

[xx]

参见雪莱·西蒙:《翻译理论中的性别》,见《语言与翻译的政治》,pp350-353。

[xxi]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xxii]

韦努蒂:《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查正贤译,刘健芝校,见《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xxiii]

Bassnett, “When is a Translation Not a Translation?” Constructing Culture, 25.

[xxiv]

英国16-17世纪的翻译家弗洛里奥(John Florio)说,翻译必然都有缺陷,因此一般被认为是女性。乔治·穆南的名言是“翻译是不忠的美女”。将翻译比喻为女性,在翻译史中十分常见。

[xxv]

Sherry Simon, “Taken gendered position in translation theo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1-38.

[xxvi]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许兆麟、郝田虎译,刘健芝校,见《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xxvii]

其实,作为一种批判的、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文化研究没有为自己划定特定的研究领域,性别、族裔、阶级、语言、文学、传媒、电影、大众文化……它都涉足。我们也很难界定一个学者是不是文化研究学者,比如斯皮瓦克究竟是文化研究、翻译研究还是性别研究、族裔研究学者?对于一个批判知识分子来说,每一种可能的批判思想资源(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也许都会被借重,每一个可能的践行领域都不会放弃,无论它属哪个学科,叫什么名字。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个命题也许并不成立。

[xxviii]

因此,谢天振教授的翻译研究理论著作不是命名为《翻译学》,而是《译介学》,强调的就是翻译的媒介性。

[xxix]

Octavio Paz: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s”, see Rainer Schulte & John Biguenet (ed.)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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