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蒋晖：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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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对80年代处于“思想解放”中的人来说，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特别是“人”的知识，甚至不是主要来自国家，社会(如学校教育)，而是来自文学阅读。80年代的中国人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知识”乃至“理论”，比从理论家那里得到的多得多。文学塑造和传播了一种“感性”的知识。用比较“学术化”的方式来说就是：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生产出一套关于我们的身体和性的想象方式。比之外在的制度，这是一种更加微观的权力技术，对人的控制也更加隐秘。本文即研究在新启蒙语境下当代小说中的性话语的种种形式。涉及“身体政治”，“性的主体性”，“虐恋和快感写作”三个主要问题。本文采取整体描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通过细读张贤亮和王安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分析支撑“大写的人”的形象的知识图景。

感谢作者蒋晖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作者：蒋晖

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

对80年代处于“思想解放”中的人来说，他们关于政治，社会特别是“人”的知识，甚至不是主要来自国家，社会(如学校教育)，而是来自文学阅读——这听起来未免令人惊讶。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所扮演的伟大的“启蒙的角色”，最终推翻了文学的伟大地位，——而文学这种伟大的地位的丧失，恰恰又是它所呼吁的“现代性方案”在现实中升级的结果。

在这样的时刻，“理论”被“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取代了，“理论家”被“小说家”取代了。在整个社会“理论兴趣”淡漠背后，是传播理论和知识的方式改变了：文学写作在批判理论的“工具化”时，暗自成为传播某种理论和知识的最有力的“工具”。

没有人会忽略80年代“存在主义”特别是菲洛伊德学说在中国的流行，这种流行把“生命的本能和冲动”以及“力比多”的活动，作为人的历史的动力，借以替代“生产”和“劳动”的社会的历史动力。但是如果历史学家天真的以为：关于历史，政治和人的知识的这种巨大改变是借助了萨特或者菲洛依德的理论性的本文，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知识和观念迅速普及为“思潮”，依靠的是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的作用。80年代的中国人从小说家那里得到的“知识”乃至“理论”，比从理论家那里得到的多得多。

但是，无论是存在主义还是菲洛依德主义，乃至福科的学说，在当代中国都几乎没有成为反思现代性的“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的知识，相反，它推动了片面的“精神”的人，向“物质”的，“身体”的和“消费”的人的剧烈转化——80年代的作家们在推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他们受到了时代现实的左右，这个现实就是中国社会向市场和消费社会的迅速过渡，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只有这些作家才是现实的知识和理论的代言人——尽管他们采用的不是传统的那种知识的和理论的写作方式。

在这样的情况下，忽视作家如此隐讳，但实际上是十分鲜明的传播一种“感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实际上力图把现实塑造为“感性”的，并且最终取得成功——这种忽视就是不应该的。毫无疑问，学术史与文学史不同的是，应该尽量避免把“作家”纳入其中，但是，当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有一种特殊的作家，这种作家一方面竭力维护“创作”的单纯性，另一方面，却在有系统的，甚至是在这个时刻是最有效的传播和宣传一种知识，一种理论，一种观念，那么，避免把他们当作“理论家”来研究，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不仅把知识，而且还有知识的存在传播形式，不仅把知识本身，而且是知识的一种特定的呈现方式考虑进学术史中，特别是文学的学术史中——作为本卷的“结尾”，这一章所要承受的，正是这样一种冒险。——它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物质的，身体的和消费的“人”是借助什么知识，以及什么样的知识形式，浮出当代中国的“历史地表”的。

用比较“学术化”的方式来说就是：现代性的知识权力生产出一套关于我们的身体和性的想象方式。比之外在的制度，这是一种更加微观的权力技术，对人的控制也更加隐秘。本章即研究在新启蒙语境下当代小说中的性话语的种种形式。涉及“身体政治”，“性的主体性”，“虐恋和快感写作”三个主要问题。本章采取整体描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通过细读张贤亮和王安忆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分析支撑“大写的人”的形象的知识图景。

  

伊格尔顿

 

一、80年代初期性写作的原则

伊格尔顿尝言：忽视古典哲学将不得不付出政治代价。任何一种政治秩序，当他不能溶解进最易触知的“鲜活”的领域，不去涉及社会中的一切肉体和感性生活，它怎么可能繁荣呢1？这番话对于经典社会主义文学同样适用。那个时代的文学，不论什么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或者社会主义建设题材，都企图建立一种与个体经验无关的政治叙事，其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就以革命样板戏而言，在动用全国的力量，用了几乎10年时间，才生产出了屈指可数的8部戏，付出的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之大使其很难长期维持下去2。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必须与它的经济承受能力相协调。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初期，通过为数不多的报纸刊物，重新组合起文学的生产活动，并且让文学仍然担负思想解放运动，无疑获得了超常的政治和经历的回报。这种成就的取得，当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80年代初期文学活动开始关注个人的情感，开始给文学中最空洞的肉体形象赋予爱情欲望，它形成了新型的意识形态言说的能力。

以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为例，它是第一篇以“爱情”点题的小说。它一问世，立刻就收到2000多封读者的来信，可见当时的影响非常大。“爱情”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象征资本，众多作家都以能在作品中喊出“爱”为节日的来临，仿佛能喊出“爱”这个简单字，就足以意味了个人精神的苏醒苏醒与解放3。在我看来，80年代初期的性话语的第一个功能，就在于此：它虽然仍是以政治的面貌出现的，但它自身携带的情感力量却具有强大的煽动性，它避免了空虚的英雄体验，情爱，真实的自然感觉，肉身，梦想部分地回到了血液，血液循环进入了文学的骨骼中。

  

       刘心武

 

80年代初期性话语的第二个特征是，它依然沿袭着样板戏中的价值观念：“美”和“道德”。“爱”的获得，并非止于个体欲望的满足，而是继续成为超越自我的基础，是个人献身社会理想的前奏。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美”、“道德”无疑具有普遍性，是有效遏制和瓦解私人话语的综合力量。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基本建立在“历史”和“美学”的维度上面。80年代上半期展开几次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的讨论，其核心是在进步的、线性的时间观中完成对现代社会和人的想象。我们将在下面研究对性、身体、欲望的叙述与美、道德这一套政治话语的关系。

我们研究的第一部作品是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的身份比较独特，它虽然发表在1980年，却写成于70年代初期，因此，它的性话语与同时期的作品比，更加激进。也许它的作者最初是模仿鲁迅的《两地书》或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企图用情书的形式反映更加广阔的时代精神，但与这两部作品最明显的不同是，《公开的情书》男女主人公从相识到热恋，仅仅是通过情书来完成的，他们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换句话说，《公开的情书》创造了一种性话语形式：爱者之间身体是无关轻重的，文本可以成为一切，它既代替了身体，也代替了现实，成为存在的唯一物。这部小说是借情爱的“尸”还政治激情的“魂”。没有人因它写“爱情”而指责与当时宏大的叙事有什么不和谐。相反，李陀在1982年写的《七奶奶》、《自由落体》这样一类的小说，虽然与爱情无关，却马上遭到批评，认为作者反映的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心灵的秘密”和琐屑的“杯水风波”4。这可以看出，当时作为小说题材的爱情，不是瓦解和弱化“美”和“道德”，反而是这套主体性话语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没有肉体的接触，爱情升自想象的天国，所以就可以任意捏造情侣的形象。老嘎给真真画了一副像，老久没有见过真真，却对这副画像做了尖锐的批判：

她的画像收到了。脸部质感还可以，很浪漫。整个形象还是美的 29 52686 29 15534 0 0 1927 0 0:00:27 0:00:08 0:00:19 2952。眼睛是热情深沉的，闪耀着思想的光辉。可是，朋友，印象！你忘了这点。我要在这幅画中看到被强烈表现出来的性格。你的画法太古典了。宁可不像也不要紧。要夸张，要使人一看到就产生心灵的震动。或者说，一看画就会爱上她，你应该用全部灵感去画她，表达她对光明的追求，表达她那自由奔放的性格，激动人心的热情。如果有一天，你能创作出这样的形象，那将是光辉的杰作。这种形象会永远活在我们这一代正在艰苦奋斗的青年的心里，成为我们理想的象征！

老久被塑造成满怀革命理想主义的青年思想家。他使用的爱情话语和革命话语基本看不出区别。他要的是一个女神，而不是女人。他不仅要拜倒在女神的石榴裙下，而且，这个女神也是由他的手塑造出来。这就透露了非常危险的信号，无视物质生活的革命行动到底能得到什么样的革命成果呢？靳凡实际暗示了一种想象的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想象中，自己就是法律。在文革，文本和社会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血肉的区别——破除后，社会就是一个文本，文本亦是一个社会。人的死亡等于一本书的消失。因此，《公开的情书》明白无误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来自于文本和现实界限的极度模糊。由于身体成为纯然想象的产物，个人的自虐成为了放纵，真正的暴力也被当成一场玩得颇为投入的游戏。

新时期的最初写作者们必须着力的地方，就是要解开文本的象征世界和现实的秩序世界的过于紧密的扭结。从《爱情的位置》、《爱的权力》、《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身体的距离都是跨越了文本而在现实中相逢。性话语开始在一点一滴地解放着身体，虽然步骤极为缓慢，但是却对新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文本不再大于人，“大写的人”成为理想的“新人”的形象。这无疑是与逻各斯的人格有了极大的不同。“性的人格控制术”开始出现。它通过放弃谈论“血液”，有力批判了文革的血统论；它通过谈论人的目光，找到了一个既直通灵魂又可规避欲望的方法；它控制着目光的落点，区分了庸俗的物质主义和美好的青春女性形象；它拷问目光的真诚或是邪恶，寻找到了道德的和美的主体。它同时将“性”转喻为“消费产品”，从而在批判庸世俗学的时候，再次将性压抑下去。这一套人格控制术，大致形成1985年之前性写作的总体特征。

眼睛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中具有“民族寓言”的意义。它代表心灵之窗。对正面的英雄人物的描写往往都从他的眼睛开始。下面的描写在80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可以随处可见：

从车上走下来一个满头白发……上了年纪的男人。那头发生得堂皇而又气派。他给人一种严谨的，一丝不苟的，脱俗的，明澄如水晶一样印象。特别是他的眼睛，十分冷峻地闪着寒光，当他急速地瞥向什么东西的时候，让人联想起闪电或是舞动着的剑影。要使这样的一对冰冷的眼睛充满柔情，那必定得是特别伟大的爱情，而且得为了一个确实值得爱的女人才行。5

      张洁

张洁用她的这部小说告诉我们，爱一个人，就意味着爱他的眼睛。眼睛是唯一可以从身体中分离出来通向心灵的器官。被爱者如电如闪的目光只能在爱者的眼里出现，它的光辉照亮了爱者，她沐浴在这眩目的光辉中，浑身战栗，精神升华。这种恋爱是渺小的个人与辉煌的灯光之间的激情，这是一种奇妙的发生在舞台之上的献身。被爱者的身体被掩藏起来，我们不可能逆着光芒看见什么，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也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成为了神灵。

 就这样，性话语在80年代通过目光来询问关于人的深度知识。爱情不是围绕身体展开渴望和想象，而是围绕着“眼睛”赢得了超感官的崇高。这真是一种有意味的规避，它采取了黑格尔的策略。在黑格尔那里，“视觉是无欲望的；一切真正的凝视都是无欲望的。根本不可能存在有关气味、肌理或味道的美学，因为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切进世界的低贱模式。”同时，通过人物眼睛透视人物灵魂是五•四文学传统的延续。不夸张地说，翻开新时期初期爱情小说，随处可见“眼睛”和“女性美丽的无欲望的身体”这两个意象，用片断的身体来隐喻肉身的完整，注定包含了一套意识形态运作法则。

刘富道《眼镜》是一篇发表较早的爱情题材的小说。里面的女主人公爱上了男主人公的“眼镜”，这个“眼镜”象征知识分子身份。全篇只出现过一个“爱”字，而且还是“爱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爱”陈昆“，所以这与其说是一篇爱情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部为知识分子寻找合法性的小说。何士光的《草青青》讲述一个略带三角关系的爱情故事。小萍是美的化身，因为她一方面爱着男主人公，一方面又对男主人公无欲无求，甘愿牺牲。小萍的形象当时打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灵。作者的目光频频落在小萍令人心碎的美丽身躯。而这种美丽正因为它是无欲求的脆弱的主体。是新型的集体主义。

张抗抗《淡淡的晨雾》则构成了这种美学意识形态的另一种特征。在她那里，美仅仅是一个被利用的概念。小说开始便描写了一个颇具象征的场景：在镜子前，一个美丽的女子试穿新衣。“爱美“是个性苏醒的标志，是一种政治身份。随后作者笔锋一转，再也没有涉及身体和美丽的问题，而是去写了其丈夫卑鄙的政治伎量。这篇小说体现了张抗抗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她的美丽的女性无不拥有一个政治化了的身体。政治的成熟和身体的美丽有一个同步的方向，它们的关系鲜明地体现了政治和艺术联姻的时代特点。在当代作家中，张抗抗是第一个对身体的政治语言异常关注的作家。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等式：美的身体等同于好政治，又等同于崇高的灵魂。她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是这个等式的复写。舒贝可能是她最早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她躲在自己的创伤中等待男性启蒙者来救赎。当李欣出现并用自己的乐观感染了舒贝时，张抗抗立刻设计了如下情节：

舒贝也不禁笑了起来。她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笑容，忽然头一回觉得自己笑的时候看上去还挺漂亮的呢，只是她不喜欢笑6。

镜子复现了一个自然的女性美的身体。它的影像既向着舒贝心中投射，又向着大自然里万事万物无限的形象中投射。用不了多久，舒贝将在春天中找到自己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被压抑得太久，以至于不经过镜像有力的呈现，自我将没有能力发现它。然而，这种成像同时是一种政治语言。是李欣首先爆发出一阵大笑，来形容他对粉碎“四人帮”的高兴心情，才引起舒贝在镜子中发现自己的美丽的。

与此同时，凡是被作者抨击的有政治问题的人物，在形体上要么没有任何特征（如吕宏，她被形容为短短的头发，五官端正，几乎哪也挑不出毛病），要么就比较丑陋（如郭立枢，他矮矮的身躯，五官端正，如果不是因为鼻子略微长了一点的话，也算得英俊）。而正面的男性主人公的特点也需要注意，张抗抗基本上不描写他的体貌特征，只关注于人物的眼睛，比如李欣第一次在舒贝眼中的形象是：这个瘦长的，黑黑的，有一双智慧热情的眼睛的年轻人。第二次则是：“他那熠熠发光的眼神里，看不出任何风浪即将来临的迹象，但舒贝从他浓密的眉宇间，预感到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

女作家对启蒙男性的处理似乎都有这种特征。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老干部也是如此。将女性身体美化，物质化，将男性身体虚化，神秘化，无疑是一套父法原则在背后起作用。这一套身体的政治符码可以留待女权主义去批判，在此不加详细分析。

直到《情爱画廊》，张抗抗一直保护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身体政治学。她的写作一方面突出了身体和政治的密切关系，彻底将《公开的情书》肉体的死亡和《爱情的位置》中的“政治爱政治”7的模式摧毁，但另一方面，她并没有为身体赋予它应有之义。如果说“应有之义”要遭到非本质主义批评的话，那么至少，张抗抗没有写出身体的多义性和复义性特征。身体经过了一再的简化，最终变成了适应于政治需要的空洞的美学主体。它的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女性美的身体，它的发展的高级阶段是男性启蒙者的“眼睛”。这几乎是80年代前期启蒙的身体政治策略之一。

经过80年代启蒙的努力，身体的危机依然存在。它预示了古典身体美学观的死亡，又预示着现代性在身体面前的无能。在文学中，就如在社会现实实践中一样，身体必须经过重新的认识和调整，而这必然牵涉到了重新定义人。80年代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的重构。情爱观念亦然。李欧梵曾经在《情感的历程》中总结五四时期文人的爱情观，几乎可以套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由于当时爱情的抒发与倾泄，是处于反抗社会和攻击传统观念这一特定的背景之下，因而它不能不表现出理论上的贫乏。……爱情没有一个固定的内涵，而是一种动盈的情绪，它体现的不是一个思想范畴，而是一股个人经历的激流。当时许多叫得非常响亮的抽象名词诸如自由，美和真等，也只是一些充满情绪的概念，它们来自那些执着于狂热举动的亢奋心灵“

二、在道德和欲望主体之间：张贤亮小说肉体隐喻

从1985年开始，小说确立的性话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爱情”核心地位被“欲望”所取代。非理性思潮逐渐渗透到残雪、马原、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小说中。小说中的物理时空一换而成心理时空。世界和历史的图像明显呈现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基于欲望冲动的“内宇宙”世界诞生了。在这种背景下，性作为欲望的重要的代表，成为作家笔下最奇幻的景观。人体不再是抽象的物的躯壳，而变成实在的感官冲动的渊薮。大地，死亡，新生成为根本性主旨。欲望的主体代替道德主体粉墨登场，为自由，美和道德这类抽象观念找到身体依托。这些理念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内在化，感觉化和肉身化。它们都还在，只是被赋予人类柔和的面部表情，成为柏格森说的绵延时间里曲曲水流。

  

张贤亮

 

这一切始作俑者是张贤亮。“永恒是什么？那其实是感觉，是生命的波动。“把唯物意义上的永恒变成感觉存在，奠定那个时代的理解模式。张贤亮是一个理性作家，他向非理性方向的滑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个案，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欲望和自由，自虐和施虐，理性和非理性绞缠不清的搏斗关系。没有张贤亮的作品，中国作家大概还不敢理直气壮地谈情说欲，在小说中横陈裸露的身体。他的小说给习惯于道德主体表述的知识界制造一枚重磅炸弹，也为当时感受到新的思想气息的先驱者提供热带炽热的阳光。《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搜集当时对它的评论。有意义的观点大致有三种。其一，用女性主义视角对章的男权进行批评，”当章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匆匆地跨过一个个女人的身体，就像跨过尸体一样，奔向所谓的光明的前程时，他的坦率和伪善使你感到震惊“8；其二，如马裕民和丁小卒，对作者给出的自我解放，主体性自救之途表示不满，并将批判直接引申到对法兰克福学派企图通过性欲的解放而获得自己的思想的责难上9；其三，批评该小说破坏了美学：”我觉得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一下子撞出了审美范畴，虽然极力想重新走进审美的世界，却很难在那里立足。“10

许子东对于文学界围绕《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价值阵营的重组有明确表述：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后，人们饶有兴味地发现，具体的不同的批评意见与“左“或”右“、”解放“或”保守“、”老年“或”青年“，”类“的批评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被打乱了。人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一向立论严谨历来注重文学社会效果的老评论家，却对张贤亮的“性描写”表示理解乃至支持，而不少锐意更新观念激烈卷起新潮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居然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道德倾向皱起了眉头。……一部文学作品，怎么会引起这样“混乱”的争鸣呢？在这种复杂碰撞的交错的批评中，张贤亮小说本身的意义又在哪里呢？11

做为具有多重意义结构的作品，它完成如下文学任务：再现了欲望的肉体，破坏了张抗抗美的肉体等于善的政治的神话；它把男女之间静穆的纯美的注视转化为肉体的激情对话，这种对话在“我”和“他者”的模式中得以抽象的展开，从此以后，王安忆、苏童、叶兆言的创作便有了最初的本土依托；它最大胆最鲜明地表达了男人的“厌女”情结，它来自于对阉割的惧怕，其背景既有西方的弗洛伊德的色彩，又带着浓重的东方情调，这直接导致了90年代的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私小说”女性对抗；它思考了性态问题，颠覆传统的“风情”，在权力、性和快感网络之间表达了缠绕性的突围冲动，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加速了性现代性转向，最终和市场的欲望连接在一起，成为王小波的先行者，同时也是90年代破碎的自我欲望主体的“冥河的摆渡者”；它瓦解了关于“美”的神话，动摇了理性的根基，成为先锋文学直接的先驱；预示自由理想的终结。本节以张贤亮为个案研究，分析当时的作家是如何在“肉体”中设想“自由”，在“虐恋”中言说“性”；以此描述道德主体向欲望主体的过渡。

许子东

1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处理的是劳动和禁忌的问题。这点是和他以往小说最大的不同。与《绿化树》不同，此时的章，生活出现分裂：在白天，他是劳动者，苦役犯；在夜晚，他是性欲肆意冲刷的残破堤岸。他的救赎是渺茫的，但做为一个坚强的理性的人，章的道德和政治主体始终是完整的，这保证他在缺乏尊严的时代尚可获得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可是，离开马缨花五年后的章，生理似乎一下子成熟起来，欲望以它特有的蠢笨的利齿，缓慢却永无宁息地在章的身上刻上噬痕。性欲的这个特点使它成为理性所无法完成的一项工程，并做为理性的耻辱而被理性铭刻在心。于是，理性要借用一套社会律法来禁忌性欲就成为当然之举，当性欲被律法禁忌时，它便成了律法的敌人，当它被自我禁忌时，它便成了自我的敌人。在章的内心深处，律法的严厉与其说来自外界，不如说，来自他内心。在芦苇丛中，在一个律法社会监视的缝隙，自由做为一种可能在超越时空地生长出来，它需要的只是章的一次雄性赋予，自由的仪式就可以完成。如果换上别的劳改犯，这种自由有可能被属于纯粹的动物本能的发泄所践踏，但章具有自由精神，因此，他应该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性，他应该完成这场献祭。可结果呢，他出卖了自由，换得了自我僵硬的道德满足感：

在不安的情欲熄灭了以后，我开始在道德上的自满自足中，在精神上去寻求在肉体上没有获得的东西。女人，她的帷幕是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揭开的。现在揭到了最后一层。倘若把这最后的帷幕揭开，女人也就不神秘了。而没有神秘色彩的事物都是平淡乏味的事物。于是，可以这样说，这时，我对女人的感知可说是恰到好处。朦胧的状态使我展开想象，还可以就此编造出富有浪漫气息的故事……

这就是小说第一部分的内容。从一开始 ，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由的逃避，就做为一个悖论被揭示出来。它导致了章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做法：他运用理性，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性禁令，他是其中的囚徒，自由在他身外。女性的身体不断地出现在他和他的同伴的梦乡中，做为一种自由在召唤着他们。然而，就当它已经完全为他开放的时候，他忽然退缩了，正像他忏悔的那样，他不愿意破除对自由的最后一点神秘感觉。在黄香久等待他的那一刻，他似乎突然明白，自由原来也不在她那，而是并且永远是在神秘之中。小说的结尾，似乎是这一章的重新开始：他飞快地跑开，第二次抛弃了黄香久，自由对他来说，永远处于未来的时刻。那一刻，将是美好的神秘的。这是康德的道德禁令对理性许下的诺言。这也是救世的一种神话。

我们毋庸讳言章对自由做了虚伪的利用，无庸讳言，章对女性品味的极端恶劣，在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雄性知识分子的征服欲，他的毁灭性特征深深根植于阴茎中心论。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章无疑还是最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80年代最普遍的对自由和解放的信仰。对于经历了文革，并且长期遭到迫害，甚至被关押改造的劳改犯们，自由就不只是存在于梦想之中，而且更成为肉体的伤痛。张贤亮的贡献就是淋漓尽致地描画了自由的这种伤痛。在无处不在的折磨他的性中，他找到了与自由的最隐秘的关联。换言之，他找到的是自由的一种肉体形式，自由对他神秘莫测，飘忽不定，它炽烈的光晕让他感到说不出的神奇和迷惘。它既外在于他，外在于白天劳动世界的秩序，同时又内在于他，在他身体涌动的潮汐中，在他皮肤燃烧的火焰里。他就一直处于这种深刻的矛盾中。

裸裕女子黄香久美丽的肉体应该被我们牢牢记住。她可以说是80年代以后的当代文学中，第一个绽放的身体的鲜花。肉体在这个时刻从黑暗的禁忌中回来了，它是做为自由被章和我们迎接的。此前，性仅仅是存在于美学和道德中的不安定的因素，服务于某种政治斗争。此后，性和自由的关系，就被作家们日益转化为性感和欲求的关系，世界变成了神秘的性欲蒙太奇画面12。

性在张贤亮那里是做为自由而展现的，这是因为，性并不属于黄香久，黄香久在当时还没有名字（对于章来说），而当这个性属于了黄香久，它就退化为了性感，就该遭到章刻薄的指责：这是个愚蠢的肉体。自由对他而言，是无名的抽象的存在。张贤亮让我们感到了自由，却依然不让我们捉到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这是我们感到的80年代遇到的最深刻的矛盾。在90年代，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追问，何谓自由？它是不是一种空洞的许诺，一种描绘人类万劫不复的悲剧性命运的修辞？这个问题，张贤亮在《习惯死亡》中提了出来。1989年，章拥有了无数个情人，他与她们做爱的空间也跨越了国界。每一个国界线，每一个行政区域，都被章昂首穿越，径直走向他的情人。如果说，每一个情人依然象征着一次自由的召唤，那么，章寻找自由的方式就已经远远超过了脱去情人的衣服，而被穿越国界所替代。他走遍了大地，依然没有找到他的自由。这可能就象征着理想主义的终结。

2

自虐是章明显的一个心理特征，也是当代文学中，许多爱情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当成1985年之前爱情小说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特征，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达到了它的完善的形式。张洁等人的小说也能让人读出自虐的感觉，可不让人反感，张贤亮的自虐由于揭示了自虐的另一个特征：施虐，才引起评论界的横加讨伐。有人干脆称，章“跨过女人，就如同跨过尸体一样”。在张贤亮这里，受虐被结合到施虐中去，才使得他将自虐的性爱小说发展到了它的形式的顶峰。

在1985年前的道德主体中，理性的人是其中根本的形象。理性被认为是反封建，反个人迷信，思想解放最有力的武器。然而，理性也同样是自虐的基础。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最后一章。

章对黄香久的祈求熟视无睹，他去办了离婚手续。他没有想到，黄香久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把自己最后一次献给章：

我感到有两条火烫的胳膊将我紧紧搂住，把我拉下去，拉下去……沉在月光的湖底。耳边，又响起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声音。

“……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变成真正的男人的……”

  啊！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

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

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章的自虐和施虐倾向此处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它暗示了，性欲的高潮正是在这种施虐和受虐想象中迎来的。他抛弃了“世界上最可爱的女人”——多么可惜，多么残忍，又多么痛快！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多么伟大，多么崇高，多像个伟丈夫！随后他又在心里狂喊：“女人永远得不到她所创作的男人！”他简直不是在憎恨黄香久这个人了，而是对全世界的女性发出了凶恶的诅咒。可以想象，这时的章进入了他的高潮。在心里，所有的女人都似乎被 折磨了，他似乎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无穷无尽的女性的哀号，对他的哀求。

他的自虐的心态，导致他将到手的美好（自由）抛弃，他的施虐，导致了他的快感如潮。施虐和自虐在这里当然是浑然一体的。他向黄香久们施虐，从心里感到施虐的快乐，是因为他本质上是个受虐者，他才能体会他的牺牲撕心裂肺的痛苦。

而这一切，没有理性将如何完成呢？“最可爱”和“更重要”乃是理性的价值判断。他的三句狂喊，严格地遵守了传统的三段论。他用理性建立了“最高级”的想象，然后，用他的阴茎和背叛，狠狠地砍去它的头颅。在这里我想，连最宽容的知识分子大概也不能原谅章的言行。如果说，在芦苇中，章的懦弱只是反映人类对自由本身的困惑外，在这里，章所作所为就只能说在玩弄自由！正如罗兰夫人所言，自由，多少罪行假你名字而大行其道！

  

王小波

 

孤独的个人主义者章，他的自虐保证使他成为一个忏悔型的动物。他一面抛弃黄香久，一面不停地进行良心忏悔，同时也为自己找到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他常常自诩为耶稣，他俯视众生，欲超度他们的亡灵，但他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大，他将他信奉的自由出卖，将为他献身的女人出卖。他从中得到了巨大的忏悔的快感。通过考察欲望和非理性，西方发现了启蒙的问题。同样，当中国作家企图在爱情、肉欲中寻求超越写作的时候，理性本身的暴力才被清醒的认识。我们在不断批判张贤亮的作品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自虐的动物。在王小波表述这个问题之前13，刘恒已经在1989年就有过论述：

咱们这个民族好像有一个潜在的自虐倾向，49年新的共和国好似进入了一个新房间似的，你进了新房间就好好住着吧， 突然想上吊。从57年开始，或者说更早，一直在准备绳子把自己吊起来，自以为挺快乐，一种自虐的快乐。结果吊在那后，自己不能救自己，一直往下滑。几千年历史就是一直在那玩上吊，改朝换代就是换人上吊。你方吊罢我登场，最后这个民族就是渐渐地衰败14。

就在刘恒发表讲话的头一年，赵玫还在津津乐道于自虐的赞赏。在《以血书者——张洁印象》一文中，她直言不讳地赞美流血：“那时我们迷上了这个令人崇尚的女人。真正的人性之美，真正的流血，当然也是真正古典主义的纯情、忧伤、浪漫和心灵隐处的倾诉“。在她看来，爱和血是不分的。我们只有仔细地辨析清楚，我们所信奉的正义，真理，知识和道德在多大程度上只是我们自虐心理的一种幻影，我们才能真正从85年前的抽象束缚中闯出来。我们了解了虐恋，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的狂欢节的文化15，才能动摇由残酷的理想主义者章建立起来的父法的世界。

3

“被放逐父亲”的英勇奋斗史，是张贤亮小说恒定的主题。《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设计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情节。章在躲开了芦苇丛中潜藏的危险后，做了一件事情：打听这个被他窥视到的女性的名字。“黄香久”这个消失了肉体的名字在他心里铭刻了整整八年的时光，是他与她在冥冥之中唯一的联系。这个事件其实意味着理性对肉体的第一次征服。它记录了章对那个未知的欲望领域的勘察的结果。这种行为就如同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等到殖民者的军队开赴、进驻到那里，只不过是不远将来的事情。与此相反，黄久香对他的辨认完全来自肉体的直觉，作为抽象的他，在女体身上是不被理解的。这个隐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父法社会的性态分布的状况。从章的角度看，性／女人总是处在被权力提审的等待中，并且在提审中，它才成为性自身。在权力中，性是一种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是类似石油、矿藏式的天然储备，是等待机器在其身体开发时发出轰鸣的祭品。对性的抛弃就意味着对废品的处理。

在类似的男性雄伟的想象中，《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描述了女人，性和快感高潮。首先是女人。他饲养了黄香久。由于黄香久不能生育，暗示了这个女人离原始的自然状态去之甚远，她的脐带从丰沃的大地母体中割去，变得越来越具有宠物的特征。至少在章的怀里，黄香久不断地放弃自己的想法，最后屈从于章。她似乎在故事的结尾，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奴隶，她许诺她将永远依附于章，即使章抛弃了她，她也再不嫁人。她不再有任何欲望改变和章的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最后只能在想象中完成。在黄香久身上，她的生产和创造的能力已经丧失，她要依靠僵硬的权力生活，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僵硬。

在章的头脑中，性和权力必须同时出现，意义才可生成。没有权力的性和没有性的权力似乎都无法将自身能指化。在芦苇丛中，章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使得他最终不能得到性。而在以后他与黄香久的性生活中，快感等同于征服者的胜利庆典，高潮就是加冕的仪式。张贤亮所有的关于床第生活的细节描绘，模拟了统治者高踞宝座之上的得意洋洋的疯狂畅想。

  

巴赫金

 

张贤亮在这里时时暴露了感性的枯竭。他本来是一个对身体有着非常敏锐感知的作家，但他没有能力提供生机勃勃的又温暖如春的生命图像。他描写的一切身体的畸异性——在饥饿和性饥渴高压下变形扭曲的身体——具有反抗理性秩序的功能，但远远不能到达拉伯雷的高度：通过变形的躯体反抗力，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怪诞现实主义中，物质和肉体的本性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因素”16。张贤亮当然意识到了这些积极因素，但他没有理解世界的怪诞本质，他天真的潜台词是，如果让他做了父亲，这个世界所有的怪诞形体都将消亡。他迷信权力，不相信肉体，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性往往是不能生殖的，是无法自我延续的。

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章对体力劳动虔诚态度，来看看他是如何在没有权利的时候，进行自我抚慰的。毫无疑问，对白天的礼赞，是章崇拜权力和秩序的必然结果。劳动本来是带有完全强制性的，是与自由对立的。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章应该抵制劳动，至少消极怠工，才是常理中的事情。然而，各个历史时期的章，都无愧于劳动英雄的称号。在《绿化树》中，他甚至敢和海喜喜这么一个干活机器比试体力。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强度极大的劳动竟成为他的乐趣来源。然而，我们要是观察得再仔细一点，就会发现，章与其说是白天的顺民，不如说他在完成自己的伟大想象，他在创造他自己的白天世界。小说中有一个背稻子的情节：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没有什么再比背在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呀，你这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这段描写很有趣。王队长叫他“婊子”，章却听出是对自己的赞美(这是王队长的感慨和叹为观止啊)。权力对婊子是惧怕的，因为婊子身上，拒绝接受权力的打磨和塑形。而权力有的时候也像婊子，它同样拒绝各种约束。不管是婊子像权力，还是权力像婊子，这两者总之有相通的地方：他们都是他们自己。换言之，他们都在否定他者中肯定自我。章因此不会反感人称他为婊子的，尤其就他的低下的地位而言，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获得了与权力者相同的权力的感觉。王队长的赞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隐喻的层面上，两者结成了同盟。像章这种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幻想的人，肯定能充分体悟这里面的微妙认同的关系。让我们把话说得更清楚点：章通过辛勤劳动，得到了父亲的赞美。父亲在儿子身上发现了与自己相似的素质，才能如此赞美儿子。儿子因此婉曲地获得了一种权力授予。他的模拟使他成为了父亲。虽然他不能够管束其他的劳改犯，但他可以管束他自己。对他而言，外部的父亲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是父亲的内在代理，他想象着向自己发出命令：劳动，加倍地劳动，成为真正的父亲。权力认同在黄久香身上，露出了残忍的痕迹。章通过想象父亲，成了受虐者，通过幽禁母亲，成了施虐者。弗洛伊德说，这是一种权力的自居意识。福柯说，这是现代理性人的自我控制：自己为自己指派劳动，在自我约束中，得到自由的感觉。17

事情的古怪就在这里，在想象中得到自由的感觉，比起真实的自由更加可以被接受。哪来的自由呢？如果自由真正在体外的某个地方等待我们，那我们得到它时，只能意味着它按自由的模式塑造我们。我们仍然将不成为我们。肉体既然有反抗权力的本质，同时也有反抗自由的力量。否则肉体岂不就是自由，而自由岂不就是我们？张贤亮在这点上，对自虐确实有深刻的认识。我们只有在自虐中降低我们，我们才能在想象中得到自由。然而，张贤亮的认识同样是不彻底的。他非要为章设计一系列的报复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人主义的狂欢节。他把这个狂欢节的背景放在肉体的无穷尽的运动和放荡之中。他用扩音器放大了呻吟和咆哮，用胶水涂抹掉了一切象征身份的能指。

他设计了两次狂欢，一次是肉体狂欢，另一次也是肉体狂欢。

他先将自己的人格降到零点，他成了可怜的阳痿患者。但那对他来说，只是狂欢节的大幕徐徐拉开前的刹那的寂静。

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先是一场自然灾难的突然到来。一场大雨使得洪水暴涨，直接威胁到防洪大堤的安全。村里的男人都上了大堤，包括章这些劳改犯们。洪水滔天，汪洋一片，所有的人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也正是在死亡将至的共同命运前面，阳光下的秩序被瓦解了。这是世界大崩溃的前夕，在别人的恐惧中，唯有“我”感到快乐：

一种莫名的兴奋增强了我的体力，在冷风中我干得满头大汗，却一点不觉得累。“快！”我不停地喊，“人往这边挪，人往那边挪……”谁干得积极，谁就取得了指挥别人的权力。这里没有什么队长书记农工的分别，大家都听那个最会干活的人的。这可是生死攸关，往常那套上下级关系全打乱了。

没有了身份意味着没有了名字。赤裸裸的肉体将直接面对世界。表象从中抽身而去，没有任何中介可以提供保护和庇护。在所有的人都无限恐慌的时候，唯独我，被踩在脚下的超我还可以仰天大笑。“我”终于醒了。张贤亮用痛快淋漓的笔墨描写了这场大混乱，在章的眼中，这场混乱正是狂欢节的来临。张贤亮忍不住又叙述了一遍；“上下级的关系打乱了，公社与农场的界限也取消了。农工和农民混在一起，面对着这个吓人的窟窿。”我于是便成了救世的英雄。他跳到水里，以无畏的勇气和决心，挽救众生。当曹学义把他这个救世主从水中拉上来的时候——权力和秩序恢复的时刻，章最彻底地完成了对权力的嘲弄。

一种肉体的放纵和自由被章紧张地想象着。他在世界末日看到了性的暗示。其阴茎在勃起，这意味着世界的新生。随后，他又走向黄香久，他让黄香久如水底的模糊的呻吟迎接雄性男体的复活。“我笑了。一种悲切的和狂喜的笑，一种痉挛的笑。笑声越来越大，笑得全身颤抖，笑得流出了眼泪。”“你还能吗？”“能！”章恶狠狠地说。

这是张贤亮想象的狂欢节。这是孤独自我的个人狂欢，它不具有民间的性质。他是唯一的狂欢节的参与者。其余的人都变成了观众。曹学义在此狂欢节中被贬低了身份，但那些劳改犯们并没有因此抬高身份。只有章这个知识分子卓越的代表，他成了耶稣。任何一个人要得到了绝对的自由都是太可怕的事情！

狂欢节将永远和性高潮互相转喻。这是从身体的中部重新看世界的方法。新的世界从这里爆炸、诞生，婴孩是它的阳光。张贤亮以高超的手法颠覆了等级世界，却以禁止女人生育的方式，阻止母亲参与到创世的神话中来。因此，他只能用一种等级代替另一种等级，他将建立一个没有女人在场的世界秩序。他的理想终究是要破灭的。1985年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对母体脐带的想象，将成为众多作家迷恋的一个主题。

面对张贤亮的历史功绩，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性狂欢的小说应该始自张贤亮。这条线索先是被王安忆发展了，后被王小波光大了。他们三个人，都极关注性爱活动中的权力，监视，禁忌，快感的问题。快感是他们小说世界的核心，他们的主人公都在快感中体验到来自捆绑深处的伟大解放，所有的锁链齐齐地崩断，他们同时知道，他们自己也处在绷断之中，他们在极乐中归于死亡。在当代文学中，舍此三人，未知有四。

（因原文较长，故精选前两节以飨读者。全文原载于原载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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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Besthetic，Basil Blackwell ，1990，Pp13.

[2] 关于样板戏生产的具体经过可参见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江青•样板戏及内幕》，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和戴嘉枋《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第17章。

[3] 以张抗抗为例，她的80年代初期作品一个最重要的模式，是不断让她的主人公喊出“爱“。在《从西子湖到北大荒》，她说她的内心充满了被新时代唤醒的爱，并喊出：人们，我爱你们。见《西苑》1982年3期。

[4] 蔡葵《巴尔扎克还灵不灵——评李陀最近的短篇小说》，《作品与争鸣》1983年3期。

[5] 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

[6] 张抗抗《爱的权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7] 何火任《评小说<爱情的位置>》，《刘心武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5页。

[8] 周惟波《章永是个伪君子》，《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

[9] 马裕民《章永和他的精神分析学》，《社会科学》1986年3期。

[10] 王绯《性崇拜：对社会修正和审美改造的偏离》，《文学自由谈》1986年3期。

[11] 许子东《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社会科学》1986年5期。

[12] Jacques Lacan，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Penguin Books，1994，XV.

[13] 王小波小说基本上都体现了施虐和受虐主题。此外，他在《洋鬼子与辜鸿铭》一文中，将中国的古代司法制度和历史都看作是虐恋心态的外化，见其《我的精神家园》，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14] 岳建一等《文学与革命》，《文学自由谈》1989年1期。

[15] Ddleuze(德勒兹)，Masochism：Coldness and Cruelty，Zone Books，1989。这本书研究的是施虐和受虐，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将施虐和受虐分成了不相同的病理起源。他强调受虐的游戏和幻想的特色，高度评价了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著作。目前，由于需要评论王小波的小说，关于施虐和受虐的说法在大陆逐渐多了起来，如戴锦华《智者戏谑》。然而，真正从理论上详细介绍研究西方关于此理论的哲学背景、意义的学术论文尚没有。只有美国的Ray chow (周蕾)在其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Minneapolis：Minnesota UP，1991中的第四章，进行了细致的理论探讨。限于我的视野，目前，中国学者除了她们两位外，几乎没有什么著述。不理解德勒兹的理论，就很难说明，何以王小波、张贤亮、王安忆的虐恋作品具有颠覆、解放之意。

[16] 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17] Foucault：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The Final Foucault，Cambridge ，Mass：Trans.J.D.Gauthier ，P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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