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韩少功：什么是经典，如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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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都要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从冗杂的信息流中筛选出“经典”有用的信息。何为“经典”，怎样阅读？今日推送韩少功老师2017年4月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演讲。韩老师从作品自身的特质、不同社会力量对“经典”生成的影响以及读者阅读认知途径三方面，讨论了“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问题。

本文原载于《名作欣赏》2017年第7期，由韩少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全文首发，特此致谢！

哈哈

文学经典的形成

白

1

与阅读

韩少功

我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每天产生的文学产品几乎都是天量，铺天盖地，排山倒海，你花一辈子也可能读不完。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大家都会同意，应该择优而读，以便提高读书效率，防止精力和时间的浪费。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优”？什么是经典？

今天，我们不妨就这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什么是经典？

所谓“经典”，只是一个弹性概念，一直缺乏精确的、公认的、恒定的定义尺度。首先，市场空间能成为一个衡量标准吗？不能。民国时期的张恨水，鸳鸯蝴蝶派大师，畅销书第一人，其作品发行量总是百倍、甚至千倍地超过鲁迅，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鲁迅没法同日而语。艺术上相似的例子，有韩国的“鸟叔”，以“江南style”骑马舞风靡全球，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跳，其实就是中国人早就跳过的，《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那种。他肯定是个成功人士，但大概不会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舞蹈家，不可能拿他与杨丽萍等相提并论。接下来，作品长度能成为经典的一个衡量标准吗？也不能。四书五经——五经稍长一点，就说四书吧，还有圣经，唐诗宋词，都篇幅短小，但它们的经典地位无可怀疑。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鲁迅、阿根廷的博尔赫斯，都没写过长篇小说，但文学史不可能把他们的名字给漏掉。最后，一时的名声地位和社会影响，似乎也不能成为经典的衡量标准。诗人陶渊明生前名气并不大，钟嵘撰《诗品》，只是把他列为“中品”。他受到推崇是宋代以后的事。孔子似乎比陶渊明更倒霉，生前到处投奔，到处碰壁，有时连饭也混不上，自我描述为“丧家之犬”。他被统治精英集团重新发现，重新加以包装和营销，奉为儒家圣人，是在他逝世几百年后的事。

我们排除上述假标准以后，当然不是不可以设定经典的大致标准。我试了一下，想提出这样三条：

一是创新的难度。前人说过，第一个把女人比作花的是天才，第二个这样做的是庸才，第三个这样做的是蠢才。由此可见创新之可贵。创新是经典作品的首要特征。古典小说《西游记》，实现动物、人类、神鬼的三位一体。虽说此前的《淮南子》《山海经》已含有零散的神话叙事，但像《西游记》这样大规模的神话作品，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创意，上了一个大台阶，你不服不行。在英美社会的多次经典小说评选中，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排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其实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很难读，我就没读完过。但它被很多人推崇备至，如果有什么道理的话，恐怕就在于它的意识流手法，深入到人类的潜意识，揭破了幽暗、迷乱、但非常真实的另一个精神空间。同时代的伍尔芙、福克纳也尝试过，但乔伊斯做得更彻底、更高难、更丰富多彩，因此成了一座里程碑，绕不过去的一个大块头。

二是价值的高度。创新不是猎奇和搞怪。创新贵在思想艺术的内涵，看作者能回应人类重大的精神问题。中国汉代有个东方朔，是那个时代的笑星，段子王。如果拿他和另一个笑星卓别林相比，相信大家都会觉得高下立见。卓别林不光是搞笑，不光是娱人耳目，他的《摩登时代》批评工业化对人的“异化”，至今还是深刻的启示，能与黑领、蓝领、白领打工仔们的现实感受接轨。他的《大独裁者》抗议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专制，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我还看过他晚期的一个作品《舞台生涯》，风格大异，差不多是悲剧。这样，他的笑不止是反讽，经常透出同情、悲伤、愤怒、深思，有很多层次，有多方面的才华释放，显然把那些只会挤眉弄眼的二、三流笑星甩下了几条街。同样道理，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谢灵运与陶渊明。谢是著名的山水诗人，他那些诗虽然华丽，虽然优雅，但好像都是旅游诗，是在度假村里写出来的，多少有些花式小资的气味。陶渊明就厚重和宽广得多。他的诗里有劳动，有民众，有情怀与气节。“盥濯息檐下”，这一句是说收工回来，在屋檐下接水，洗洗脸，洗洗脚。“壶浆劳近邻”，这一句是说提一壶米酒或汤水，找农友们聚饮和聊天。想想看，如果没有深切的乡村感受，没在艰难困苦中摸爬滚打，这些句子如何能写得出来？

三是共鸣的广度。这里的“广度”，不是指曲低和众的那种畅销和流行，而是指作品具有跨越时代和地域的能力，跨越阶级、民族、宗教的能力，具有某种普适性与恒久性。鲁迅《阿Q正传》里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文学典型。其“精神胜利法”，以前被人们说成是“国民性”，其实哪止是“国民性”呢，应该说在哪里都有，在哪个时代都有，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弱点。塞万提斯笔下的《唐˖诘诃德》也是一个老“梗”。我们现在看到那些一厢情愿、不自量力、入戏太深的家伙，那些自恋和自大的家伙，通常还会说“这就是个唐˖诘诃德”——可见这一形象已深入人心，可能长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需要说一下的是，这些作品普适天下，并不是因为作者一开始就四处讨好，八面溜光，擅长文学的公共关系。事实上，他们都有强烈的个性，甚至有特定的阶级立场、民族认同、宗教倾向，在有些读者那里可能形成接受障碍。只是他们的文学超丰富，以至对于读者来说，它们的一些异味和苦味已可忽略不计。我们现在读李白和杜甫，几乎不在乎他们是否“愚忠”。我们现在读莎士比亚，也几乎不在乎他是否轻视女性，是不是个“直男癌”。

我暂时想到的就是这三条。

在实际的创作中，这三美俱全当然不容易做到，但一个经典或接近经典的作品，至少要在一、两条上达标吧，由此才能产生那些奠基性的、指标性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学成果，即我们所说的经典。

在这里，标准可粗可细。你们也可以拿出你们的标准。我这三条并不能保证你们考试得分，你们不必记录，不必在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提出经典的十四条标准，有兴趣的同学不妨也去找来看看。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经典不是你在读的书，而是你正在重读的书。我看这一条就很不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很实用、很简便的鉴别方法。

伊塔洛·卡尔维诺，意大利当代作家。

二、经典如何形成？

经典来自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常借助文学史、教科书、词典等权威工具的认定。应当指出，这种认定总是来自于一种建构与和淘汰两种力量的对冲，即一个“加法”与“减法”反复博弈的过程。

先来说说“加法”。

政治可以做加法。20世纪中国有两个著名的女作家，丁玲与张爱玲，所谓二“玲”。两人又都写过以土改为题材的小说。前者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陆受到热捧，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后者叫《秧歌》，在海峡对岸受到热捧，被某本文学史誉为“史上最优秀的小说”，胡适也称之为“不巧之作”。显然，这些热捧都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来自不同的政治营垒。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去阅读这些作品。回过头去看，我们会觉这二“玲”虽在意识形态上对立，其实都是都市富家才女，都不大了解乡村和农民，不合适写这种土改题材，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写得生硬、单薄、概念化，在所难免。她们可获得一时的宣传效果，但随着时间推移，其作品的光环难免逐渐黯淡。

金钱也可以做加法。我读过台湾导演李安的一本自传。书中说到当年营销电影《卧虎藏龙》。据说光是营销策划书叠起来，就有一米多高。四个营销团队，配上各种翻译人才，分头扫荡全球各大洲。最忙的时候李安一天要接触十几拨媒体，说得自己喉干舌燥。整整一年下来，游说、宣讲、研讨、广告……这全都是烧钱。他们最后成功了，影片获得奥斯卡奖，但这个获奖背后，金钱的作用不言而喻。据说，眼下的烧钱的方法更多了。为了炒热某部作品，动员媒体，请出专家，组织活动，广告轰炸，制造新闻，操纵网上“水军”发贴和打分，安排粉丝献花、献吻、尖叫、泪奔、人海沸腾，甚至给票房、收视率、排行榜造假，这一切都是某些公司的设计和投入，一切都是钱。资本过去就没闲着，眼下更在文化领域里扮演越来越活跃的角色。

宗教也可以做加法。阿凡提是一个文学典型，一个民间智者的形象，在维吾尔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其实在辽阔的伊斯兰文化覆盖区，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岛、土耳其等地都有他的陵墓、故居以及纪念物，可见他的影响范围之广。但基督教地区的读者对这个名字大多会陌生，为什么？因为在文学影响力的构成中，有宗教因素的权重。更极端的例子是拉什迪的小说《撒旦诗篇》。很多伊斯兰教民认为它严重亵渎和冒犯了真主，非常愤怒。伊朗甚至悬赏追杀作者，为此引起外交危机，与多个西方国家断交。相反，某西方国家却让这本书获得重奖，使之一时间成为最为热门的畅销书。由此看出，在一个作品是否经典化的问题上，宗教有时也没闲着。

最后，知识界当然在做最重要的加法。知识群体并非一个统一整体，各有各的生存依附机制，但就其职业特点、身份处境来说，还是有一些相近之处。他们像一群棋友，日深月久之后，也会形成共同的兴趣传统，还有大致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去草根民众那里做一个调查，可发现他们更喜欢《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我的好几位底层亲戚就觉得《红楼梦》没多大意思，成天喝酒、吟诗、生闲气，闷不闷呢？《红楼梦》最终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位置最高，看来完全是知识群体的偏好所决定。且不说曹雪芹的文字修养，就说那些喝酒、吟诗、生闲气、人生悲情等，读书人偏偏就懂这个，就喜欢这个。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大多是男性，一有科举梦，二有美人梦。一部《红楼梦》触动了他们最敏感的伤口，最“闷骚”的几寸柔肠，戳到了他们的“点”。这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最受他们欢迎，是一个道理。我们把这一点说破，很重要。文学主要是属于读书人的，是由读书人来创作、来传播、来评论、来教学、来写入历史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更展开一点说，是中产阶级或中等阶级，这个文学最大的生产群体和消费群体，这个有闲、有小钱、有文化的群体，掌握了最大的话语权。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知识并不是中立的、纯洁的、所谓“天下公器”那样的，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这一发现深刻影响了20世纪以来全球的思想潮流，也有助于我们看清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权力之手，即政治、金钱、宗教、知识精英的作用，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博弈。当然，对福柯可作补充的是，这些权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并不能做到一劳永逸。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权力因素总是被逐渐消解，“加法”是可以被“减法”对冲的。换句话说，一个文学作品能否立得住，最终还是靠思想与艺术的硬道理。一切质量不够的作品，即在创新难度、价值高度、共鸣广度等方面不够达标的，在一个较长时段的沉淀后，最可能被主流民意排除出局。我要说的一个例子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是“文革”时期的八大样板戏之一，不能说没有一点意识形态的背景和色彩。不过当“文革”这一页翻过去，极左的意识形态被消解，像《海港》《龙江颂》等样板戏几乎完全被人们遗忘，《红色娘子军》却是例外。它一直在演，一直受到欢迎。我每次看演出，几乎都听到观众们潮水般的热烈鼓掌。特别是它的音乐，出自吴祖强等作曲家之手，确实很精彩，确实很有力量，至今在网上也是下载的热点曲目。在时间这个减法大师面前，在主流民意这个无情的减法大师面前，这个作品成功经受住了考验。这就是说，同样借助了“加法”的作品，能否挺过“减法”的淘汰，结果大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经典化的过程中，建构是人为的，淘汰却是自然的；“加法”是偶然的，“减法”却是必然的。因此经典化必是一个动态过程。每一本文学史都不是终点，都不是最终判决，都可能被后来N本文学史改写。在这里，时间是必要的检验平台。借用卡尔维诺的话，被“重读”是经典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么，这是指什么意义下的重读？是一天之后的重读？还是一周之后？一个月之后？……我以为，较为可靠的门槛，至少是十年，最好是三十年。这就是说，三十年后还能被人们重读和再议的作品，能够成功经受三十年“减法”考验的作品，大概才有了经典的起码资格。

三、如何阅读经典？

现在很多青年觉得经典作品难读，不好读。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得避免自己被流行文化快餐败坏口味，可能还要注意一些方法。

 1）现场还原。经典大多是前人的作品，总是呈现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当下读者有经验隔膜。要克服这种隔膜，需要我们发挥一点想象力，设身处地，知人论世，在阅读时尽可能还原当时的现场，减少进入作品的障碍。眼下活在都市的人，习惯于使用煤气和电磁炉，从没烧过秸干和柴禾，对“人烟”这个词可能不会有多少感觉。他们从未经历过乡村生活和农业文明，一看到冒“烟”，那还不打电话119报警？当代人习惯于手机视频通话，大概也不容易对长相思、长相忆、长相恋这一类苦情找到感觉，不容易对渡口、远帆、归雁、家书这一类意象怦然心动。还有文学手法的差异也是这样。我曾说过，汉赋作家们为何那样喜欢白描铺陈？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什么那样喜欢写静物，写个街道或修道院，一写就好几页？他们这样写是不是太啰嗦？要知道，那时候他们没有电视，汉代人更没有照相机，作家是让人们了解异域世界的主要责任人。他们不那样“啰嗦”，不那样详细报告，读者可能还不答应，还不满足。他们那样写的合理性，只有放到当时的现场里，才能被我们同情地理解。

2）心智对接。作为现代人，我们不必牛皮哄哄，以为自己有了飞机和电脑，就在一切方面都远超前人。其实，财富、科技是可积累的，是直线进步的，是不妨厚今薄古的，而在道德、智慧等方面却未必。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聚焦于女性地位：一个不愿成为男人“玩偶”的新女性，如何打破自己的婚姻困境。鲁迅后来写过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继续讨论这一话题。现在时间过去了一、两百年，那个时代早已翻篇，但易卜生、鲁迅所说的问题解决了吗？看看时下的电视剧，有多少个新款“娜拉”还有那里哭哭泣泣，叫叫喊喊，一言不合就出走，不是去西藏就是去海南——生活在远方么。据几天前报上公布的数据，全国一年之内有五百多万例离婚案，涉及一千多万人，如果以十年计，就是一亿多人。这里面自觉悲愤、深感茫然的“娜拉”何止千万！不难看出，不管生活在什么时代，不论财富和科技积累到什么程度，人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穷达沉浮，都面临一些长久甚至永恒的难题。前人和我们差不多是同一张试卷面前的考生。那么，如果读经典是有意义的话，无非是这些作品提供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能给我们帮助。如果我们面对人生考题不得其解，能与前辈同学切磋一番，或向他们打一个“求助电话”，何乐而不为？在这个意义上，读经典就是读自己，读自己的难事和大事，这样才可能读出一种饥渴感和兴奋感。

3）多元互补。经典并非绝对真理，并非万能和终极，而且各有局限与缺失。好药没有用好的话，就是毒药。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好而知其短”，不要相信一个药方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包打天下。一个小学生，没有恋爱经历，读《红楼梦》肯定是不合适的。一个初入职场的青年，最需要立志，打拼奋斗是第一要务，你给他讲《六祖坛经》，说有就是无，得就是失，打拼就是不打拼，赚钱就是不赚钱，肯定是坑人。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把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马克思的底子打好，缺乏坚实的理性和逻辑训练，一上来就“后现代”，天天给你玩“解构”，玩“能指”，肯定也只能把自己给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红楼梦》不好，或《六祖坛经》不好，或“后现代主义”不好。事实上，经典作为一种文化资源，是多元互补的百味良药，但切切不可乱用——使用时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条件、因任务目标，组成不同的阅读配方，产生最好的组合效应，否则就无异于东施效颦，甚至是谋财害命。我经常被一些公共媒体要求提供推荐书目，总是感到很为难。因为我从不相信“万能药方”“通用药方”，不相信一纸书目可以适用需求各异的读者，因此只能请小编们谅解。

4) 以行求知，以创求知。读经典不是复制知识。饱读诗书如果只是读成个书呆子，读成一部留声机，就不如不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知识都需要用实践来激活，来检验，来消化，来发展创新。陆游说：“纸上读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王阳明说：“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根据这种知行观，读书、上课、拿文凭充其量只是一种“半教育”，同学们戴上方帽子时不必高兴得太早。只有读懂了人生与社会这本“大书”，在生活中尝过酸甜苦辣，才有一个教育过程的相对完整，才能使知识进入我们的血肉，成为真正可靠、可用的知识。各种知识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升级。有些外国批评家赞扬中国当代文学，常用“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类概念，倒是让当事的一些作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当一个复制品说不上有多光荣，有多大出息。古人早就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只有超越老师，做好自己，有所发明和创造，才是对经典最好的致敬和学习。我相信，任何一个够格的作家都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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