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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旷新年:文学研究的问题性和超越性

2017-07-26 旷新年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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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人文学术的使命

多年来,我有一个观点,我们所经历的现代,即与西方相遇的时代,相当于历史上五胡乱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混乱和苦难的时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我们不仅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而且面对文明的失败,即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我们对自己的种族与自己的文化彻底丧失了信心。不仅没有哪个时代有这么多汉奸,而且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汉奸才做得如此理直气壮:在中国,只有他们才代表了文明进步和普世价值。这是古人所没有面对过的巨大的黑暗深渊。


五胡乱华的时代,印度佛教盛行。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受外来文化沾溉。王国维把19世纪以来激荡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称为“第二之佛教”[1]。和历史上的佛教一样,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为中国打开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知识、思想、文化空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对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直到1971年,晚年的顾准读到它,仍然有一种“电触”的感觉。[2]


在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刻,我们目睹了九一一这最壮丽的视觉奇观。这不是电影布景,而是历史现场。与惊人的历史巨变相比,九一一不过是恐怖分子一件小小的“艺术作品”。我们何其幸运,我们目睹了大历史:咄咄逼人、最富于侵略性、使全世界都为之恐惧颤栗的强大的苏联帝国的崩溃[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思潮的兴替,中华民族从灾难的深渊中崛起,世界中心的转移——世界历史从大西洋时代转向了太平洋时代。今天,人类文明正在面临重要转折。


克罗齐有一个为我们所熟知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假如真是一种历史,亦即,假如具有某种意义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回声,就也是当代的,和当代史没有任何区别。像当代史一样,它的存在的条件是,它所述的事迹必须在历史家的心灵中回荡”。[4]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叙述了著太史公书的抱负:“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在王国维的时代,东西方的地平线交汇在了一起:“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6]真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梁启超和闻一多等许多“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期望中西融合,诞生出一种新文明。在抗日战争这个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时刻,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著“贞元六书”,提出“接着讲”。30多年前,张光直预言:“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是中国的世纪。”[7]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真正继往开来、中西会通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任重道远。


《天演论》严复

二、什么是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现代性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时髦的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现代性这个词像80年代的现代化这个概念一样代表着一种新的知识时尚和霸权。许多追赶时髦的学者,纷纷用现代性这个时髦的新名词代替80年代常用的而今天觉得已经不再时髦了的现代化这个名词。然而,实际上,现代化和现代性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视野和知识。不论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美国的现代化理论,还是20世纪70 年代中国的所谓“四个现代化”或者“五个现代化”,都把现代化设定为一种目标。现代性则是一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伯曼曾经这样描述现代性:


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神话,一个不可置疑的绝对目标。然而,现代性却是一种体验,一种情境,尤其是一种后果。亨利·列斐伏尔在《现代性导论》中说:“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就像正在形成的概念不同于其社会现象一般,也如思考不同于其事实一般……首先是趋势,毋庸置疑,这是现代主义所要对应的;其次是疑问和批判性的思考,这也是现代性所对应的。二者不可分割,它们是现代社会的两个方面。”[9]资本主义全球化将地球变成了世界;然而,同时,碎片化、多元化和相对化成为了全球化的重要后果。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思想、知识、文化、价值、真理、权威都面临问题化与相对化的命运。因此,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神话终结的时代,一个彻底祛魅的时代。李普塞特《共识与冲突》第6章《对现代性反抗》引用了韦伯的观点:“我们时代命运的特征就是理性化与知识化,以及最主要的是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幻想。”[10]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全球化这一历史契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前任何时代都未有过的无比开阔的视野。我们抬起头,仍然可以看到孔子和柏拉图、佛陀和耶稣曾经仰望过的天空。同时,各种文明尽收眼底。我们被迫重新思考时间和空间、个体生命和人类文明。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时间神话。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哪个民族像现代中国人这样对时间如此敏感,具有如此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时间感觉。《天演论》沾溉过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强烈的时间上的紧迫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孙中山和毛泽东乃至华国锋和邓小平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理,都有一种“大跃进”心态。而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也同样始终被大跃进的氛围所笼罩。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转向空间思考的后现代也是搭载着时间机器在上个世纪末驾临中国大陆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后主”们用一种宣称“解构中心”和“消解霸权”的理论将自己打造成为了新的霸权和中心,“后学”成为了中国最先进、最新潮、最摩登、最流行的学问。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中国古代这位“与时俱进”的文化英雄,被誉为“圣之时者”,如果降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也不得不成为“孔后主”吧。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中国现代国宝级的学者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的著名的“预流”的观点影响至巨:“一时代之学术,必有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近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1]学术也是颇为势利的。现代学术与时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入流”成为现代学者最大的恐惧,赶潮、弄潮成为现代学者的胜业。朝三暮四,今是昨非,我们看惯了学术潮流的潮起潮落,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正如势利二字昭示的:经济的中心往往也成为学术的中心。

陈寅恪


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曾咏叹:“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2]天空地阔,天荒地老,人类不过是旅人过客,学术不过是烟云聚沫。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恒?不过,作为“圣之时者”的孔子,在颜渊的眼中还有另一幅不同的形象:“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13]“温故而知新”,这是孔子一句有名的话。我们必须思考一与多、常与变、源与流。


三、文学文化的衰落

陈寅恪说:“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4]反过来,要正确地理解一个词和概念,也必须关照它的整个生命脉络,胸中须有一部文化史。


20世纪80年代,将刚刚过去的时代宣布为愚昧的时代,树立了新启蒙的权威,建立了新启蒙的合法性。列宁的经典文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被“生吞活剥”成《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演出了一出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胡乔木说,文学是一个多义词。诚然,五四新文学运动后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的《文学概论》一类著述,一开始都会排列一长串众说纷纭的文学定义。《论语》里的“文学:子游子夏”,此文学决非今天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19世纪,文学包括了广泛的知识范围,它的内涵通常相当于文献。梅光迪在《文学概论讲义》中引述的19世纪英国著名批评家阿诺德有关文学的定义是:“一切知识笔于书者,如游克立几何、牛顿学理皆为文学。”[15]我们知道,章太炎把表谱簿录都归入文学的范畴[16]。而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胡适对章太炎的这一文学观念推崇备至。文学不仅可以泛指任何书写和文献,而且也包括法律制度,甚至还可以是一个官职。林乐知、任廷旭翻译,1896年出版的《文学兴国策》一书,有的学者在讨论现代文学观念时,将它当作现代的纯文学观念,而不知在此书中,“文学”指的是“教育”,“文学兴国”相当于“教育兴国”这一现代十分流行的观念。[17]



新西兰语言学家斯帝文·罗杰·费希尔在《语言的历史》中说:“‘音乐’、‘文学’、‘艺术’、‘戏剧’等词语由于其所承载的外在形式的变化,正在失去传统的含义……它们正在‘变得毫无意义’。”[18]史诗是口传时代的产物,长篇小说则是一种印刷文化。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印刷媒介的支持,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是否可能?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摄影等现代技术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经验。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将迅速、深刻地改变人类记忆的方式,革新人类的想象,颠覆传统的文学类型,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使现代文学很快变为一种古老、遥远的传统,甚 41 37084 41 15533 0 0 3593 0 0:00:10 0:00:04 0:00:06 3593至使这种传统的文学衰落、凋零,化为乌有,使传统的文学概念“变得毫无意义”。

文学是一种话语实践。伊格尔顿否定“文学的本质”这类说法:“我的观点是, 最好把‘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些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处在一个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19]德里达在《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一文中说:“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 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 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 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20]乔纳森·卡勒把文学比作杂草。如果你是一个熟谙农事的农夫,就能够充分体会到这一比喻之奇妙。只有马谡式的学者才会坚称某种文学是纯文学,而无论田间管理经验多么丰富的老农也无法告诉我们到底哪一种草是杂草。

特里·伊格尔顿

欧洲19世纪是一个文学的世纪。阿诺德提出,文学将要取代宗教和哲学的功能。浪漫主义开启了这个文学的世纪。浪漫主义成为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重要起源。卡勒将1800年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视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我们视为当然的文学的元素尤其是虚构、想象、情感等这些所谓“文学的本质”都是由浪漫主义在19世纪注入到文学里面的。现代民族国家和印刷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基础。无边无际的大众读者和被赋予了充分的言论自由的现代言说空间成为现代文学的栖身之所。在现代科学 、道德、艺术分治的原则下,现代文学确立了文学自主性和艺术自律的法则。


2004年7 月6 日,美国哲学家罗蒂在南开大学作了《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的学术讲演。罗蒂认为, 从文艺复兴开始, 西方知识分子经历了三个阶段。他们先是从上帝那里寻找救赎, 然后是哲学, 最后从文学这里寻找救赎。他认为,在黑格尔之后, 知识分子对哲学失去了信心。在近两百年来形成的文学文化中, “这真实吗?” 这个问题,已经让位于“有什么新意?”与此相应, “什么是存在?”“什么是真正的真实?”以及“什么是人?”这一类问题, 也被顺理成章视为明日黄花。[21]罗蒂对文学的这种看法抓住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特点。Novel就既表示“长篇小说”这一现代文类,又有“新奇的、 异常的”含义。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显著的特征便是花样翻新,乃至哗众取宠。不同于资产阶级文学浪子,在卢卡奇的文学词典中,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宏伟非凡的抱负。不是“新奇”,而是“真实”,乃是其追求的目标。卢卡奇所定义的现实主义作家,颇像柏拉图式的哲人,具有抓住世界根本的雄心壮志。

理查德·罗蒂


正如宗教和哲学曾经经历过的辉煌与衰落的命运一样,今天文学文化也到了它的黄昏时刻。正像维基百科带来的知识的革命一样,今天的文坛或所谓“纯文学”不久将与腐朽的文学体制一同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凯恩斯曾说,不是一种思想战胜了另一种思想,而是一代人死去,另一代人成长起来。互联网将开辟新的领域、疆土和空间,同样它也将孕育、培养和聚结起新的读者,诞生另一种不同形态的文艺。更重要的是,正如有人早已预言的,游戏将取代文学的位置。伴随着日新月异、令人震撼的技术革命,人们的思想、想象力、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感受方式和审美方式乃至人类整个的社会形态、知识形态和文化形态都将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四、著书不如钞书

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知识才具有如此明显的商品特征,被打上了如此深刻的私人印记。在知识成为了商品与私产的时代,剽窃成为了学者最严重的犯罪。举世公认的大文豪莎士比亚,如果生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批评家”攻击得体无完肤,羞愧得无地自容。抄袭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然侵犯。以私有财产的保护为核心产生了资本主义文明、制度及其法律体系。杜威说:“‘资本主义’这个词,大致是指一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方式为中心的政治和法律安排的复合体。”[22]按照梁实秋的说法,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那么,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便成了“野蛮”。小偷诚然有罪,但只有在以保护私有财产为最高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偷窃才成了最大的罪恶。19世纪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对此便颇不以为然,其名著《悲惨世界》颇替小偷冉阿让打抱不平。


倡导财产权的著名思想家洛克说:



在我们无产阶级看来,比起卖给我们三聚氰胺的老板来,偷走我篮子里的一个鸡蛋的小偷,其危害和罪恶要小得多。

约翰·洛克


抄袭是一个金钱和利益的问题,用边沁的话来说:“法律给了他一种排他性的特权或垄断,称作版权。然而,赋予他这一权利并不等于给他任何一种新的身份,给他的是被当作一项财产来谈论的东西,即称为无形财产的那种财产。”[24]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波斯纳说:“尽管对‘作者’的承认是通向现代个人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但引起这种承认的原因可能不但是意识形态的,也是物质的。[25]19世纪著名的唯美主义艺术家王尔德指出,英国法律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远甚于对于人权的保护:“私有财产碾碎了真正的个人主义,树立了一种错误的个人主义。它使社会中一部分人挨饿,阻止他们成为个人。它使社会的另一部分人误入歧途,负累重重,也无法成为独立的个人。确实,人的个性已完全被他的财产淹没了,以至于英国法律对侵犯个人财产的处罚比侵犯人权严厉得多。”[26]根据广东的说法,能够用人民币解决的矛盾,就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实在用不着为此大动干戈。


在今人看来,古人简直是一些知识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是将他人的知识据为己有,而是可能在自己的著作上面署上某位值得尊敬的古人的名字。学术乃天下之公器。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在今天这个知识私有化、商品化与学术权力化的时代里,学术警察和学术城管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职业。然而,学术警察和学术城管并不能提升学术,而只能将学术降低为非学术。把学术还给学术,实现学术自治,才能形成真正的学术秩序。


与今人对学术产量的崇拜相反,我对著作等身没有丝毫敬畏。与顾炎武一样,我用一种怀疑的眼光打量今天的著作:“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著书不如钞书。”[27]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当时南北学风,固有其共遵群趋之一境,而亭林亦始终以之者,则其所守家训,所谓‘著书不如钞书’之说是也。”“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28]

顾炎武


今天学术真正的敌人不是抄袭,而是媒体。媒体才是学术的大敌,媒体不是伤害学术,而是吞噬学术。大量生产成为了今天学术的特点。在著作没有门槛和出版泛滥的时代,学术垃圾化成为了现代学术最明显的现象和趋势。在当今计算机和互联网结合的自动化时代,学术生产日益繁荣。在互联网上,代写、代发成了一条龙服务,代写、代发的“学术机构”,遍地皆是,已经延伸、渗透到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中国每年为国际学术机构贡献的版面费就达几十亿。今天根本不需要基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只要有足够的学术经费,就可以通过网购贡献出惊人的“学术成果”。只要有大堆的银子,大把的钞票,或者用一个“学术概念”来说,只要有巨额的“科研经费”,就可以生产惊人的学术成果:有海量的银子,就有海量的学术;有无限的金钱,便有无限的学术。网购而来的学术著作,似是而非,不痛不痒,空空如也,较之抄袭如何?雇几个民工把普通的芯片打磨一下就变成了“中国芯”,就成为了创新工程,就可以骗取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今天的天下是学术知青和学术民工的天下。

五、教科书是最高大上的学术?

今天中国的历史崛起与人文学术的极其衰败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1931年这个国难的年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观点。据说北京大学将要兴建一座马克思大楼,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反讽。今天可悲者,不是没有大师,而是连起码的学术氛围和学术尊严也付诸阙如。漫长的暑假,中国的学术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每周仅仅只开放两个半天,大楼空空荡荡,学术空空如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学不是堕落成为了蔡元培不满的职业资格养成所,而是堕落成了欺世盗名的创收场所。

梅贻琦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一直为国际汉学引领和支配。30年代,傅斯年辈立志要夺回汉学的主导权和中心地位。[29]然而,今天北京大学的国际化则是将北大变为美国中国学的一个分支机构,连北京大学的中国学学位课程也得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这不仅是中国学术的失落,而且也使国际学术蒙羞。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了美国汉学的山寨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了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样品。[30]夏志清的小说史所代表的美国汉学是美国冷战和军情研究的副产品。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商业国家。在这样一个商业国度里,不出版,就死亡。在教育产业化的美国,在福特主义的规约下,大学成为现代学术加工的流水线,教科书成为美国代表性的学术产品。在美国产业化学术的影响下,在中国的大学,教科书被视为最高端的学术成果。不少人妄称,每一个大学中文系教师最大的愿望就是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还有一个笑话,比较普实克与夏志清学术成就之高下,夏志清胜出普实克,原因是普实克没有像夏志清一样写出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



如果不是用现代的标准,而是用古代的标准,如果不是以几十年,而是以几百年作为时间单位,评价也许相反。对于中国传统来说,著述意味着名山事业,著作往往由著者的子孙后代整理出版,学问需要经过时间的淘汰与沉淀。现代学术与古代学术、现代著作与古代著作有着不同的性质,也有着不同的命运。现代学术面对的是潮流和时尚,古代学术面对的是生命与文明。“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窜伏荒野的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学者王夫之,他心中的大恐惧不是像陈寅恪那样担心不入流。几百年的时间过去,让王夫之无处容身的那个王朝快要灭亡了的时候,王夫之的著作才得以整理出版。曾经所向披靡、横扫天下的敌人覆灭了,王夫之的著作却获得了永生。我很难相信夏志清的小说史教科书能够像王夫之的著作一样经得起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在我看来,夏志清的艺术鉴赏能力尤其是其学术品质远远无法与普实克相比。“不要做李希凡、姚文元式的人物。”1992年,当我成为严家炎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严老师就向我提起杨晦先生的这句话。20世纪50年代,李希凡、姚文元曾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学术标志和学术风尚。80年代以后,夏志清则成为了新的学术标杆和学术时尚。这就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正面是李希凡、姚文元,反面是夏志清。翻过来,正面是夏志清,反面是李希凡、姚文元。实际上,他们的学术都同样时髦,同样具有时代性,同样具有教科书特点,同样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表达,同样缺乏真正的学术品格。

 

2015年12月21日

本文原名为《每个时代都有人仰望星空——对“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代性”问题的回答》

载于《文艺争鸣》2016年08期



明日推送

王晓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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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桑丘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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