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龙:历史和允诺——当代左翼文论的可能性

2017-09-10 李龙 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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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逆全球化的今天讨论左翼文论,需要从现实关怀、理论品格和审美理想三个方面入手。左翼文论应该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建构一种能够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叙事,真实表达这一时代的生命体验,呈现这一时代的内在洪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变革和创造。左翼文论需要坚持辩证批评和批判精神,能够把不同的理论话语辩证的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细节性与总体性、历史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融合,同时反对理论研究的经院化倾向,通过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建立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左翼文论要对历史保持一种必要的想象力和开放性,同时充分发挥艺术的潜能。


 感谢作者李龙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龙

历史和允诺:当代左翼文论的可能性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批评新自由主义修辞学的时候,认为应该提出另一种历史性的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历史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历史终结论,指向的是另一种历史性的开端。“这种历史性允诺给我们的不是放弃,而是相反,容许我们开辟通往某种关于作为允诺的弥赛亚的与解放的允诺的肯定性思想的道路:作为允诺,而不是作为本体论暨神学的或终极目的论暨末世论的程序或计划。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而且作为‘有必要’的坚如磐石的保持而坚持到底”[1]。


此话言犹在耳,然而新世纪的福音并未到来,21世纪的前20年也快过去了,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上,即世界又进入到“逆全球化时代”。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当代左翼文论的大的历史语境。这个新时代为左翼文论和批评提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当然也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诚然,我们想要的不是德里达的所谓的“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历史性思考。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性视野来对文学本身进行思考,并进而思考左翼文论的可能性。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对左翼文论的可能性的思考,首先并不是重提左翼文论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左翼文论在今天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只要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依然还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左翼文论就依然有其巨大的理论空间和历史动力。当然,这两者之间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而是要经由文学这一中介,通过这一中介,寻找问题的答案。所以,应该思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左翼文论从何处开始?走向何处?走什么样的路?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这几个问题其实涉及到的就是左翼文论的现实关怀、理论品格和审美理想的问题。


一、理论起点:历史与现实


左翼文论和批评从何处开始?无论是历史语境,还是思想资源,今天的左翼文论显然已经和传统左翼文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卢卡奇谈到审美反映同一般的科学反映的区别时曾指出:“在所描述的环节中若没有对当时历史的‘此时此地’的形象的活现,就绝不会产生卓越的艺术作品。……只要其作品在艺术上是真实的,该作品就是由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长起来的。真正的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即审美的——就不能与其产生的土壤相分离。客观现实的历史性正是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了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形态”[2]。众所周知,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所以,历史性是伟大文学的重要特质,也是左翼文论深刻性之所在。左翼文论和批评不是立场先行,它是建立在对进入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基础上的,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该作品是由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长起来的”,离开这一点,左翼文论也就失去了其所以为左翼文论的基本特质了。比如,在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各种理论批评习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进行批判。在资本逻辑处于支配性的时代,一切都被符号化、平面化,被抽空了价值和意义,因而造成人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世界的虚无主义,所以,这种批判本身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资本当作靶子,这看起来虽然符合历史和现实的逻辑,但在理论上其实又有一种偷懒之嫌。为什么呢?因为将一切直接归诸于资本就太简单了,不仅对资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必要的、更为深刻和细致的考察,而且也缺少深入资本逻辑的内在解读,因而其实没有对现实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格奥尔格·卢卡奇和他的《审美特性》



因之,如何使左翼文论和批评更具有历史性和生命力,就应该真正从中国现实,尤其是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具体的生存体验出发,来建构一种能够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叙事,真实的表达这一时代的生命体验,真实的呈现这一时代的内在洪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变革和创造。从大的层面来说,既有中国所发生的内在的巨大变革,也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考察这种宏大叙事是如何进入文学,以及文学对其的影响是什么,二者如何互相生成、互相影响的问题;从小的层面来说,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真实的感受是如何被书写被表述的问题,而这一点涉及到的又是朗西埃的意义上所谓的“感性共同体”的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在身份意识淡漠的今天,文艺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建构一种共享共同的感性生活和思想的新型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感性共同体”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思考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社会空间的重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每一个中国的人的精神世界又造成了那些影响?用几十年的发展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进程,高铁、网络的崛起,时间压缩空间,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延伸,这些何尝不是在重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否有托马斯·曼《魔山》式的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中国未来是否能够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呢?我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雅克·朗西埃


凡此种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大有可为,相应地,左翼文论研究也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毕竟,在人们的生存体验和进入文学叙事的经验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同构关系。所以,文艺批评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文本化还是文本的历史化,是政治的感性化书写,还是感性书写的政治化,是文学的政治还是政治的文学,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大问题。


二、理论品格:辩证与批判


左翼文论和批评,有其自身的理论品格,没有必要因为不够“审美”,不够“人性化”,就改变自己的理论品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翼文论和批评不去研究那些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相反是要在坚持自身理论品格的前提下,系统清理左翼文论的传统和传统左翼文论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对文学在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做出研究和思考。因此,我认为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种理论的品格。


首先,坚持辩证批评。何为辩证批评?我在这里借用了詹姆逊的观点。这是一种总体性批评,“面对着不进行深沉思考的心灵的这些运作程序(无论心灵实在与哲学的或艺术的、政治的或科学的问题和客体进行搏斗),辩证思维并不是试图完成和完善这些程序的应用,以便拓展它自己的注意力,将这些程序也包罗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换言之,与其说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所说的这种特殊困境,不如说在于将这些问题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3]。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左翼文论应该科学、辩证的审视不同的理论话语,从而使其能够在历史的语境中,通过和其他各种理论话语的对话,将这些理论话语辩证的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同时也能够对这些鲜活的文学活动和不同的理论话语进行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断地建构更具有生产性的理论话语和方法。另一方面,左翼文论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还应该能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细节性与总体性、历史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融合,就像詹姆逊说的:“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4]。既能烛照入微,又能大开大合,既有理论的宏大叙事,又有对细节的微观阐发,这不仅是理论风格的问题,更是理论境界和理论气象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第二,坚持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既包括理论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识,也包括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理论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识是指要反对理论研究的经院化倾向。文论研究,最忌讳脱离文学活动的抽象演绎。理论的概念化、抽象化和体系化是必要的,但如果理论研究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或者迷恋虚幻的空想和大而无当的体系,或者看起来颇有气势,实则虚弱乏力,没有任何问题意识,那么这种理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还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空洞无物的“形而上学式的废话”,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批评过那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在《神圣家族》中,经典作家更是批判了那种用观点来批判观点的所谓“批判的批判”。显然,这种纯粹的理论批判,并没有改变“其他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5],也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根本性的批判性思考。譬如,我们在思考文学问题时,就应该拒绝从某种概念或者某种宏大理论框架出发来理解文学,而是要从真实的文学活动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文学,在历史性的进程中来理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理论的批判性意识,最终指向的其实还是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以此来建立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对于今天的左翼文论来说,揭露那些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比如所谓的抽象的人性、狭隘的审美、虚假的乡愁等观念,比如流行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模式化、庸俗化、平面化的人物设计,情节设计,再比如理论研究中的所谓理论的“中性化”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历史任务。因此,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一是对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要有批判性思考,二是经由批判去建构一种更富有生产性的现实和文化。“一种与创造不存在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批评或哲学注定是无意义的空谈,正如本身不包含一种批判性的迫切需求的艺术或诗歌注定会被遗忘”[7]。所以,这种批判不仅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理论洞察力、理论把握能力和理论想象力,它既是对现实的重构,也是对人的可能性的探索。因此,“唯有革命者能够践行一种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同存在的真正关系。因为他们认识到,造就此非人世界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世界意义的缺失,也是我们自身意义的缺失,因为世界的空虚也是我们的空虚”[8]。


三、审美理想:生产与创造



左翼文论和批评的理论追求和审美理想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要对历史保持一种开放性,保持一种必要的、足够的想象力,拒绝历史终结,为历史开辟新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开始,问题在于,我们在理论上做好准备了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把对人的生存的可能性的思考变成一种必然性,变成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我们是否有能力抵达一种新的复合叙事,这一叙事的历史关切是什么?意义、价值、主体在这一叙事之中如何被重构或者说被建构?我们叙述的历史动力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个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丰满而又活泼的生命,作为国家又如何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真正“沉重艰深”[9]的历史主体?中国新的历史叙事经验的世界史意义又是什么?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能够创造历史的“感性共同体”。


所以,今天的左翼文论应该具有新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这种生产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新主体,建构新的感性共同体,这是现代审美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就是应把创造新文化作为自己的历史性追求。如果我们可以把文艺创作理解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叙事化的组织和把握的话,那么,当着当代中国处在历史的巨大变动期,文化结构、社会空间、精神世界乃至时间经验和生命体验本身都处在重组的历史进程中的时候,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对文艺创作和文论研究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诚如伊格尔顿说过的:“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10]。这个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就是尝试着通过文学或者哲学去思考人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而文艺本身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对这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特里· 伊格尔顿



能够体现左翼文论和批评理论追求和审美理想的第二点,就是充分发挥艺术的潜能。历史本身就是人的行动,在人的行动中通过不断的创造,保持对当下和未来的希望。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以此为代价——即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实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所在”[11]。也就是说,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乌托邦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特征。而乌托邦又是什么呢?朗西埃说:“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哪儿都不存在的场所,而是在话语空间与地域空间之间进行搭接的能力,是对于一个知觉空间的认同:这是人们带着共同体的主题行走时所发现的空间”[12]。这也就是说,乌托邦不是虚无缥缈的遥远的存在,而是就在当下,在每一个行动的时刻。在朗西埃这里,这个空间的建立,依靠的是行动中的想象力,而创造这个乌托邦空间的,就是艺术。


艺术也是一种劳动和生产,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是主体和对象世界、是主客体相互生成的过程,因而具有双重意义上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故此,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生产,通过人的行动,才具有了解放世界的可能性,才可能实现新的主体的创造和新的空间的创造,这里的主体,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真实的、思维着、行动着的主体。同时,生产过程还隐藏着生产技能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艺术,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它不仅发明新的形象,还发明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创造新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新的符号,而这其中蕴涵的恰好是主体应该具有的潜能,艺术“是劳动,是活生生的劳动,因此也是独一性的发明,独一形象和对象的发明,语言的表达,符号的创造。在那里,在其首要的运动中,主体的潜能被安置于行动,被安置于主体的深化认知乃至重新发明世界的能力”[13]。所以,奈格里才会说:艺术就是诸众。艺术本身即是一种新的“感性共同体”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为这个“感性共同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者也可以说,艺术不是可能,而是对可能性的探索,艺术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观照,它只是历史的人在每一个当下,去探索生存的可能性的一种行动。


说一千道一万,左翼文论之所以是左翼文论,保持对历史的敏感和希望,不断用文学的方式,或者通过文学,来思考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解放的历史动力和可能性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左翼文论应有的格局和胸怀。而对历史的关切背后,其实是对千百万无数的平凡人们最深切的大爱,文艺是中介,文艺的探索也让人的解放的实现和解决历史之谜成为一种可能。


以上对左翼文论的可能性所作的思考,其实是不全面的。左翼文论可以阐发的理论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这不是因为左翼文论有多么强大的理论力量,而是因为现实为左翼文论提供了无数的问题与可能。



   卡尔·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就让我们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和对左翼文论的期待吧。“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在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注释: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2][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4]同上书,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 [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8][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

[9]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10][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12] [法]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朱羽、黄锐杰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13][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前言”,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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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逆全球化的今天讨论左翼文论,需要从现实关怀、理论品格和审美理想三个方面入手。左翼文论应该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建构一种能够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叙事,真实表达这一时代的生命体验,呈现这一时代的内在洪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变革和创造。左翼文论需要坚持辩证批评和批判精神,能够把不同的理论话语辩证的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细节性与总体性、历史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融合,同时反对理论研究的经院化倾向,通过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建立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左翼文论要对历史保持一种必要的想象力和开放性,同时充分发挥艺术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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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允诺:当代左翼文论的可能性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批评新自由主义修辞学的时候,认为应该提出另一种历史性的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历史的形而上学概念和历史终结论,指向的是另一种历史性的开端。“这种历史性允诺给我们的不是放弃,而是相反,容许我们开辟通往某种关于作为允诺的弥赛亚的与解放的允诺的肯定性思想的道路:作为允诺,而不是作为本体论暨神学的或终极目的论暨末世论的程序或计划。我们不仅不能放弃解放的希望,而且有必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保持这一希望,而且作为‘有必要’的坚如磐石的保持而坚持到底”[1]。


此话言犹在耳,然而新世纪的福音并未到来,21世纪的前20年也快过去了,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上,即世界又进入到“逆全球化时代”。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当代左翼文论的大的历史语境。这个新时代为左翼文论和批评提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当然也开辟了更多的可能性。诚然,我们想要的不是德里达的所谓的“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这种历史性思考。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历史性视野来对文学本身进行思考,并进而思考左翼文论的可能性。



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



对左翼文论的可能性的思考,首先并不是重提左翼文论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左翼文论在今天能够做什么的问题。只要人的生存、人的生命、人的尊严依然还是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左翼文论就依然有其巨大的理论空间和历史动力。当然,这两者之间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而是要经由文学这一中介,通过这一中介,寻找问题的答案。所以,应该思考的是这样几个问题:左翼文论从何处开始?走向何处?走什么样的路?或者可以更明确地说,这几个问题其实涉及到的就是左翼文论的现实关怀、理论品格和审美理想的问题。


一、理论起点:历史与现实


左翼文论和批评从何处开始?无论是历史语境,还是思想资源,今天的左翼文论显然已经和传统左翼文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卢卡奇谈到审美反映同一般的科学反映的区别时曾指出:“在所描述的环节中若没有对当时历史的‘此时此地’的形象的活现,就绝不会产生卓越的艺术作品。……只要其作品在艺术上是真实的,该作品就是由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长起来的。真正的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即审美的——就不能与其产生的土壤相分离。客观现实的历史性正是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了其主观的和客观的形态”[2]。众所周知,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所以,历史性是伟大文学的重要特质,也是左翼文论深刻性之所在。左翼文论和批评不是立场先行,它是建立在对进入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基础上的,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该作品是由其所产生的时代的深刻探索中成长起来的”,离开这一点,左翼文论也就失去了其所以为左翼文论的基本特质了。比如,在今天,我们常常会看到各种理论批评习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进行批判。在资本逻辑处于支配性的时代,一切都被符号化、平面化,被抽空了价值和意义,因而造成人的生存的困境和精神世界的虚无主义,所以,这种批判本身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把资本当作靶子,这看起来虽然符合历史和现实的逻辑,但在理论上其实又有一种偷懒之嫌。为什么呢?因为将一切直接归诸于资本就太简单了,不仅对资本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缺乏必要的、更为深刻和细致的考察,而且也缺少深入资本逻辑的内在解读,因而其实没有对现实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格奥尔格·卢卡奇和他的《审美特性》



因之,如何使左翼文论和批评更具有历史性和生命力,就应该真正从中国现实,尤其是从中国的文艺现实出发,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具体的生存体验出发,来建构一种能够把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叙事,真实的表达这一时代的生命体验,真实的呈现这一时代的内在洪流,进而实现文化的变革和创造。从大的层面来说,既有中国所发生的内在的巨大变革,也有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考察这种宏大叙事是如何进入文学,以及文学对其的影响是什么,二者如何互相生成、互相影响的问题;从小的层面来说,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真实的感受是如何被书写被表述的问题,而这一点涉及到的又是朗西埃的意义上所谓的“感性共同体”的建构问题,也就是说,在身份意识淡漠的今天,文艺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建构一种共享共同的感性生活和思想的新型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建构“感性共同体”的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思考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发生了哪些深刻的变化?社会空间的重组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对每一个中国的人的精神世界又造成了那些影响?用几十年的发展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进程,高铁、网络的崛起,时间压缩空间,从虚拟世界向现实世界延伸,这些何尝不是在重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呢?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否有托马斯·曼《魔山》式的对时间问题的思考?中国未来是否能够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呢?我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到底是什么呢?


雅克·朗西埃


凡此种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大有可为,相应地,左翼文论研究也可以提出很多问题。但仍然需要注意的是,毕竟,在人们的生存体验和进入文学叙事的经验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同构关系。所以,文艺批评应该关注的是历史的文本化还是文本的历史化,是政治的感性化书写,还是感性书写的政治化,是文学的政治还是政治的文学,这些都是值得思索的大问题。


二、理论品格:辩证与批判


左翼文论和批评,有其自身的理论品格,没有必要因为不够“审美”,不够“人性化”,就改变自己的理论品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左翼文论和批评不去研究那些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相反是要在坚持自身理论品格的前提下,系统清理左翼文论的传统和传统左翼文论的正面和负面的遗产,对文学在今天需要面对的问题做出研究和思考。因此,我认为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种理论的品格。


首先,坚持辩证批评。何为辩证批评?我在这里借用了詹姆逊的观点。这是一种总体性批评,“面对着不进行深沉思考的心灵的这些运作程序(无论心灵实在与哲学的或艺术的、政治的或科学的问题和客体进行搏斗),辩证思维并不是试图完成和完善这些程序的应用,以便拓展它自己的注意力,将这些程序也包罗于自己的意识之中:换言之,与其说它的目的在于解决所说的这种特殊困境,不如说在于将这些问题在更高层面上转换成它们自己的解决方法,并使问题自身的事实和存在变成新研究的出发点”[3]。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左翼文论应该科学、辩证的审视不同的理论话语,从而使其能够在历史的语境中,通过和其他各种理论话语的对话,将这些理论话语辩证的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同时也能够对这些鲜活的文学活动和不同的理论话语进行创造性的解释而不断地建构更具有生产性的理论话语和方法。另一方面,左翼文论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还应该能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细节性与总体性、历史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融合,就像詹姆逊说的:“一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在形式本身之中证实它的机制”[4]。既能烛照入微,又能大开大合,既有理论的宏大叙事,又有对细节的微观阐发,这不仅是理论风格的问题,更是理论境界和理论气象的问题。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第二,坚持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既包括理论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识,也包括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理论研究本身的批判性意识是指要反对理论研究的经院化倾向。文论研究,最忌讳脱离文学活动的抽象演绎。理论的概念化、抽象化和体系化是必要的,但如果理论研究仅仅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游戏,或者迷恋虚幻的空想和大而无当的体系,或者看起来颇有气势,实则虚弱乏力,没有任何问题意识,那么这种理论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且还是马克思所批评过的空洞无物的“形而上学式的废话”,根本没有任何生命力。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批评过那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是乌托邦式的梦想,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在《神圣家族》中,经典作家更是批判了那种用观点来批判观点的所谓“批判的批判”。显然,这种纯粹的理论批判,并没有改变“其他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5],也没有提出任何有价值的、根本性的批判性思考。譬如,我们在思考文学问题时,就应该拒绝从某种概念或者某种宏大理论框架出发来理解文学,而是要从真实的文学活动出发来理解和阐释文学,在历史性的进程中来理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理论的批判性意识,最终指向的其实还是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以此来建立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6]。对于今天的左翼文论来说,揭露那些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中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比如所谓的抽象的人性、狭隘的审美、虚假的乡愁等观念,比如流行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中模式化、庸俗化、平面化的人物设计,情节设计,再比如理论研究中的所谓理论的“中性化”等问题,都是重要的历史任务。因此,对现实的历史性批判,一是对进入文学作品中的“现实”要有批判性思考,二是经由批判去建构一种更富有生产性的现实和文化。“一种与创造不存在某种本质性关联的批评或哲学注定是无意义的空谈,正如本身不包含一种批判性的迫切需求的艺术或诗歌注定会被遗忘”[7]。所以,这种批判不仅需要理论勇气,更需要理论洞察力、理论把握能力和理论想象力,它既是对现实的重构,也是对人的可能性的探索。因此,“唯有革命者能够践行一种对世界的批判,因为他们拥有一种同存在的真正关系。因为他们认识到,造就此非人世界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世界意义的缺失,也是我们自身意义的缺失,因为世界的空虚也是我们的空虚”[8]。


三、审美理想:生产与创造



左翼文论和批评的理论追求和审美理想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要对历史保持一种开放性,保持一种必要的、足够的想象力,拒绝历史终结,为历史开辟新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开始,问题在于,我们在理论上做好准备了么?我们如何能够做到把对人的生存的可能性的思考变成一种必然性,变成真正的属于人的现实?我们是否有能力抵达一种新的复合叙事,这一叙事的历史关切是什么?意义、价值、主体在这一叙事之中如何被重构或者说被建构?我们叙述的历史动力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个体如何成为真正的丰满而又活泼的生命,作为国家又如何跳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一个真正“沉重艰深”[9]的历史主体?中国新的历史叙事经验的世界史意义又是什么?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建构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能够创造历史的“感性共同体”。


所以,今天的左翼文论应该具有新的生产性和创造性。这种生产性和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新主体,建构新的感性共同体,这是现代审美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就是应把创造新文化作为自己的历史性追求。如果我们可以把文艺创作理解为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叙事化的组织和把握的话,那么,当着当代中国处在历史的巨大变动期,文化结构、社会空间、精神世界乃至时间经验和生命体验本身都处在重组的历史进程中的时候,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对文艺创作和文论研究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诚如伊格尔顿说过的:“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10]。这个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就是尝试着通过文学或者哲学去思考人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而文艺本身应该而且可以做到对这种新的可能性的探索。



                 特里· 伊格尔顿



能够体现左翼文论和批评理论追求和审美理想的第二点,就是充分发挥艺术的潜能。历史本身就是人的行动,在人的行动中通过不断的创造,保持对当下和未来的希望。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的结尾,说过这样的话:“只有以此为代价——即同时承认艺术文本内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功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才有希望在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当然,这种实践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所在”[11]。也就是说,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和乌托邦功能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特征。而乌托邦又是什么呢?朗西埃说:“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哪儿都不存在的场所,而是在话语空间与地域空间之间进行搭接的能力,是对于一个知觉空间的认同:这是人们带着共同体的主题行走时所发现的空间”[12]。这也就是说,乌托邦不是虚无缥缈的遥远的存在,而是就在当下,在每一个行动的时刻。在朗西埃这里,这个空间的建立,依靠的是行动中的想象力,而创造这个乌托邦空间的,就是艺术。


艺术也是一种劳动和生产,这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是主体和对象世界、是主客体相互生成的过程,因而具有双重意义上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故此,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生产,通过人的行动,才具有了解放世界的可能性,才可能实现新的主体的创造和新的空间的创造,这里的主体,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真实的、思维着、行动着的主体。同时,生产过程还隐藏着生产技能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艺术,我们就会发现艺术所具有的巨大潜能,它不仅发明新的形象,还发明一种新的语言表达,创造新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新的符号,而这其中蕴涵的恰好是主体应该具有的潜能,艺术“是劳动,是活生生的劳动,因此也是独一性的发明,独一形象和对象的发明,语言的表达,符号的创造。在那里,在其首要的运动中,主体的潜能被安置于行动,被安置于主体的深化认知乃至重新发明世界的能力”[13]。所以,奈格里才会说:艺术就是诸众。艺术本身即是一种新的“感性共同体”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为这个“感性共同体”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者也可以说,艺术不是可能,而是对可能性的探索,艺术也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观照,它只是历史的人在每一个当下,去探索生存的可能性的一种行动。


说一千道一万,左翼文论之所以是左翼文论,保持对历史的敏感和希望,不断用文学的方式,或者通过文学,来思考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的解放的历史动力和可能性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左翼文论应有的格局和胸怀。而对历史的关切背后,其实是对千百万无数的平凡人们最深切的大爱,文艺是中介,文艺的探索也让人的解放的实现和解决历史之谜成为一种可能。


以上对左翼文论的可能性所作的思考,其实是不全面的。左翼文论可以阐发的理论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这不是因为左翼文论有多么强大的理论力量,而是因为现实为左翼文论提供了无数的问题与可能。



   卡尔·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就让我们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和对左翼文论的期待吧。“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在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4]。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注释: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2][匈]卢卡奇:《审美特性》(上),徐恒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3]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20世纪文学辩证理论》,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

[4]同上书,第7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7] [意]吉奥乔·阿甘本:《裸体》,黄晓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8][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2页。

[9]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页。

[10][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73页。

[1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

[12] [法]雅克·朗西埃:《词语的肉身:书写的政治》,朱康、朱羽、黄锐杰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9页。

[13][意]安东尼奥·奈格里:《艺术与诸众:论艺术的九封信》“前言”,尉光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1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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