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雷蒙德·威廉斯：雷蒙德·威廉斯论科幻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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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雷蒙德·威廉斯论科幻小说

张振 译

李广益 校

已故的雷蒙德·威廉斯的这篇不为人知的短文1956年首次发表，之后从未再版。这篇文章为《科幻研究》立意推动的那种批评提供了一个开创性的范例。它结合了对文类的意识形态批评、一些简洁有力的个人观察以及三十年前的一位英国观察者所感知到的对科幻小说的热切好奇。《科幻小说》一文首次出现于工人教育协会的刊物《高速公路》(vol. 48 [Dec. 1956]:41-45)。经Mrs. Joy Williams慨然允许，我们在此重刊此文。

——帕特里克·帕林德

（雷丁大学教授，科幻研究专家） 

  

雷蒙德·威廉斯

小说（fiction）是一种事实（fact），虽然人们花费了几个世纪才习惯这一点。指出小说的内容是想象性或幻想性的这一点，并非意在批评，因为它就是这样一种事实：一种人们思考或想象之物，而非观察或制造之物。在实践中，从明显的现实主义的，到明显的超自然的——我们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范围内评价小说。而当我们考察诸如科幻小说这样一个当代现象时，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因其异想天开、夸张或仅仅是不可能而将之草草打发，因为，基于同样的狭隘理由，我们也可能会摒弃《奥德赛》《暴风雨》《格列佛游记》，或者《天路历程》。关于科幻小说的事实是：它是虚构性的，我们只能使用文学术语来评价它。

《格列佛游记》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科幻小说主要来源于儿童的漫画书，这些漫画书中（的内容常常是），例如，Phantos星球上的居民——高大的牛头紫色两足动物，由Super-Phant Gogol带领，正在进攻Cryptos星球，而Cryptos星球上的居民，则是暗褐色的两足绵羊。反作用力枪（repulsion guns），液体探测器(aqua-detectors)，人工太阳，无处不在的重力悬浮。其中的文学意义非常简单，因为太空枪只不过是一种新式战斧（tomahawk，北美印第安人所使用的轻型斧头——译者注），而Super-Phant是我们的老朋友，诺丁汉郡的郡长。如果这就是科幻小说的全部，它不会引发任何评论。

事实上，在为成年人写作的科幻小说中，牛仔与印第安人、地球人与火星人的故事类型现在很少了。威尔斯的《世界之间的战争》（War of the Worlds）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名称、不同的认知接受程度被不断搬上银幕，但现在的小说的主题和重点通常而言都不一样了。几乎各种传统故事都用到科幻小说（的元素）。有的是战争与盗匪的故事，例如《世界之间的战争》或者拉塞尔（E.F. Russell）的《乔的礼物》（A Present from Joe）。有的是冒险与拓荒的故事，可能始于坡的飞向月亮的故事 《汉斯·普法尔历险记》（The Unparalleled Adventure of one Hans Pfaal），在几乎所有的凡尔纳小说中得到延续，直到当下的例子，例如亚瑟·珀格斯（Arthur Porges）的《甘蔗汁》（The Ruum）。至少有一个普通的谋杀故事，约翰·温德姆（John Wyndham）的《火星傻瓜》（ Dumb Martian），也是一个通常类型的爱情故事。在一个几乎是现实主义的故事中，来自飞碟的人被用作一种当代的“机器降神”，例如亨利·库特纳（Henry Kuttner）的《否则》（Or Else）。有的是幽默故事，例如尼尔林（H. Nearing）的《会思考的鹦鹉人》（ The Cerebrative Psittacoid），和恶作剧故事，例如凯瑟琳·麦克莱恩（Katherine MacLean）的妙趣横生的《诚实的图画》（ Pictures Don't Lie）。坡利用19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奇迹创作的《谢赫拉莎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Thousand-and-Second Tale of Scheherazade），延续了辛巴达故事的传统：谢赫拉莎德被绞死了，因为虽然国王肯相信一头有四百只角的天蓝色的牛，但是他不会相信摄影术或轮船。更早些时候，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把科幻加入哥特小说，而这种恐怖笔调已被广泛使用。穆尔（C.L. Moore）的《没有女人降生》（ No Woman Born）就是一个最近的“弗兰肯斯坦”式小说，而且一般来说，大量来自外太空或深海的怪物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动物寓言集。从巨型章鱼到头骨底部外星人微小的声音，这些元素也常出现在很多基本类型不同的故事当中。

《谢赫拉莎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

这些类型，以及我所列举的大部分例子，通常属于杂志小说的层次，不太有文学上的重要性。传统的魅力与新的或看上去新的材料一起被开拓利用，其结果是，相比于从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到柯南·道尔的漫长脉络，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坏。科幻小说的一般水平很自然地与侦探故事相比较，而侦探故事对“文学”的使用与科幻小说相同，“风格”作为升级的人工元素被置入其中，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对科幻小说所做之事，就是塞耶斯（Sayers）或迈克尔·英尼斯（Michael Innes）对罪行所做之事。但是杂志小说中的这些运用，无论是否具有装饰作用，在我看来，并非是科幻小说真正有趣之处。土星上的一只章鱼仍然是一只章鱼，Phant仍然是一个强盗，有趣的新东西在别的地方。

科幻小说有三种类型，虽然其特定实例的价值有很大差异，但这些类型作为新的模式或标准对批评家仍然是很重要的。我简称为：堕托邦（Putropia），世界末日（Doomsday），太空人类学（Space Anthropology）。我强烈厌恶至少前两种类型的大多数作品，但是，对于杂志小说，无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我却）很少有这种强烈感受。这些类型很有趣，因为它们直接属于一种当代的情感结构，而其余的科幻小说大部分仅仅是一种套路的有利可图的操演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些类型将会反过来形成（套路），并已经在形成中；但是情感的痕迹仍然存留其上，而这具有决定性。

我所谓的堕托邦的意思是乌托邦传奇在二十世纪的特有的堕落。关于一个世俗的未来天堂乐园的故事可能在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 《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达到了顶峰，从那以后就几乎整个地被翻转而走向其反面：世俗的未来地狱的故事。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1984》是最著名的例子，但是在知名度小一些的作家那里还有无数例子。布雷德伯里的《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很有代表性。这个书名表示一个书页能够燃烧起来的温度，其主人公是“火旅”的一员，负责将所有藏匿了书本的房屋点燃烧尽。这个消防员开始阅读、藏匿书本，自己的房子被烧毁了，他在反抗逮捕时杀人，被（亨利·巴克斯维尔爵士会认出来的）电子猎犬全城追击。他来到乡村，在那里他遇见一众学者变成流浪汉，他们通过记忆而将文学保存下来。与此同时，在他身后，城市轰然炸毁。

扎米亚京的《我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及奥威尔的《1984》与《华氏451度》

《华氏451度》是这种类型中的一本独特的书。在未来故事的象征符号下，它呈现的主要不是一种观察，而是一种主要与当今社会相关的当代情感形式。这里的“神话”是少数人针对新的野蛮人进行的对文化的捍卫。在《1984》中，“神话”是纯洁的和不纯洁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他们决定了未来，而沉默的无产阶级不值一提。主导这种堕托邦思想的情感形式，基本上属于孤独隔绝的知识分子和粗野甚至残忍的“大众”。这些故事被作为一种明显的当代倾向的延伸加以辩护，正是在此处，科幻小说的元素——电视屏幕、电子代理人、可视电话——天然地起了作用。

这些事情，正是现有倾向的延伸，作为一种能够证明和游说的外界现实主义（external realism）形式而发挥作用。在这种现实主义中，更加微妙而可疑的延伸版本似乎可以证明自身。因为，尽管核战争、组织化的欺骗、政治迫害以及焚书，都作为事实而存在于《1984》《华氏451度》的世界中的我们这一边，它们却作为符合人道、有益社会的活动著称，并因此服从于另一种思考次序。

要混杂或摧毁文明的倾向已经足够明显，但是它们的延伸从属于一个不同的进程，正是这一进程给予我们电视荧屏。社会倾向的延伸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任何这种类型的实质性写作通常将会植根于一个真实的、发达的世界，而不是既定的、无关的未来和固化的扭曲变形，而后者是科幻小说的套路——对于其真实化装置（authenticating gadgetry）信心满满——充满误导地容许的。我不倾向于用以下事实——这些作品表面上推崇自由和人道——来修正这种反批评。温和的读者与作家的意识，必然通过这种方法得以缓和镇定。但是我所阅读的所有这类作品的腔调，从赫胥黎到布雷德伯里，承载着其自身的不同见证。

这种孤独造成的精神上的紧张——藉由这种紧张，神话得到认可——可以在大多数实际写作中清晰地看到。最终的支配性情感基调是各种极端冷酷与厌恶的全情实现。据说这些东西都是警告；但是，与其说它们是对于未来、甚至对于电视的警告，毋宁说是对当代情感的特定类型——正在迅速成为正统——的充分性的警告。就我自己来说，与这一中心神话相对，我相信把人民（people）视为“大众”（masses）来思考、感受甚至言说，就是让焚书和摧毁城市变得更加可能。

     然而，堕托邦较之世界末日还有所不如。世界末日是非常流行的文类，它以其精妙构思与多样性，抛弃了所有生命。有些灾难非常接近世界末日，但还是成为堕托邦。约翰·温德姆的《三脚妖之日》（Day of the Triffids）就是一个例子。故事中，绝大部分人类突然失明，三脚妖——一种有运动能力的带刺植物，也是植物油的来源，由俄国科学家所培育——占领了世界。少数未失明的人不得不作出决定，是努力救出已经酗酒成性的失明大众，还是抛弃他们，重新集结少数未失明的人来开始建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当然，通过选择后一个方案，这个神话令人心满意足。只要科幻小说的套路创造出适当的情境，这个方案便具有明显的合理性。

过去的世界末日类科幻小说中有一个上帝，现在没了。在一枚核弹被扔到一块奇怪的岩石上——这块岩石是一个同一类型的外星装置——之后，太阳系将自身燃烧殆尽（范·沃格特的 《沉睡者》Dormant）。宇宙缩减到几近空无，颜色、光，最后是生命，都消失了（菲利普·莱瑟姆[Philip Latham]的《Xi效应》[The Xi Effect]）。前者，也许可以被合理化为针对科学与战争之结合的警告，尽管太阳系的燃烧殆尽是以一种活泼的笔调来描写的，我想，其中并非没有愉悦。后者是机械论的为人熟悉的梦魇；没人做错任何事情，但是我们都以同样的方式完蛋了。我认为，比二者更有意义的是约翰·克里斯托弗（John Christopher）的《新酒》（The New Wine）。其中，人类突然在一种蓄意的科学意图下被改造得娴熟于心灵感应。一百年后，生命几乎要灭绝了，因为当人们可以洞悉并熟知彼此真正的样子，他们更愿意选择死亡。运用了相同情感形式的艾略特，很可能被劝告把《鸡尾酒会》（The Cocktail Party）写成科幻小说，以使之从外部看起来更为可信。然而，在他的作品中，至少一些传统的神圣情感及其革新作为逆过程（counter-process）保留下来了。科幻小说——按照其作为一种任意不连续性（arbitrary discontinuity）的定义——可以省却这些东西，选择合于自身目的的倾向并延长它们，终结人类的复杂性。

 很多科幻小说其实是反科幻小说。一种难以忍受的个体紧张，或者在社会思想上的一种特定的贫乏，利用了人类很大一部分有组织的求知与掌控的努力，并使之成为邪恶。人文主义在对一种为人熟知的人文关怀的当代神话的肯定中遭到抛弃。这些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中，人类跌至其最低点；甚至连浮士德也被尖刻诅咒。科幻小说的套路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主题不仅是灾难，而且也是社会崩溃。在新的厄运下，人类与社会同时崩溃（存在几个有意为之的例外），但这一点的证据并不是来自于记录；毋宁说是无意识地来自作者的情感，有意识地来自惊险故事的套路——这一套路通常需要灾难（的发生）；（冒险故事的中心人物通常轻率马虎，粗心大意，在真实的危险中他一天都活不过去，但他造成了灾难，从而有助于故事的展开，而在科幻小说中也是这样，灾难和未获承认的潜在目的关联在一起）。我自己从这种科幻小说中总结出来（一窥延伸倾向的逻辑）的是，我们所有人都仍然在洞穴中。

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我把我对太空人类学类型的科幻小说的评论留到最后。年迈旅行者的故事涉及的是脑袋在胸腔中的人。如我所观察到的，在遥远的外太空，我们发现了野兽和马桶妖怪（ghoulies）以及能言善辩的蔬菜，但这些都是形式的前历史。有若干较有节制的故事，和几个好的故事，它们有意识地运用了科幻小说的套路来寻找本质上的新部族和新的生活模式。一些部族感觉迟钝，例如雷·布雷德伯里的《火气球》（ The Fire Balloons）中的火星人——毫无激情的蓝色球体。我们的家里就有的缺乏激情的蓝色球体。但是，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的《事关良心》（ A Case of Conscience）中的Lithians，是在想象中十分美丽的部族——虽然它们是八英尺高的直立爬行动物。这一次，在科幻小说无尽的宣言中，我们找到了一部具有真正的想象力和智慧的作品。读小说就像是这样：在漫长的喃喃低语之后，是一个人声，但是距离此处十分遥远，回荡在无尽的星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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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龚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