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易彬：战争、历史与记忆 ——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互动的新动向
编者按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同时，对于抗战的文学性叙述也是蔚为大观。但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尽管时间在不住的流逝，但对于历史本来的面目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历史本身并未变得十分清澈。对于抗日战争的亲临者以及一些图景，在并未得到十分多关注时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但对于历史本来面目的追寻，对于历史的畸形的矫正、对于历史的澄清、打捞与修复依旧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随着对于历史的深入追寻，话语空间得以进一步扩展，但如何真正进入历史，化解历史的迷局，如何甄别叙述的真伪，又如何在文学经验与历史事实之间搭成必要的平衡等等，这些都是值得细致考量的命题。
感谢作者易彬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纪念九·一八事变86周年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战争、历史与记忆
——兼谈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互动的新动向
易彬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曾经牵动着国人的每一根神经末梢。抗战（战争）文学及相关叙述也始终是蔚为大观。但在数十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尽管时间在不断流徙，历史本身却并未变得足够清澈，那些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此刻已进入了生命的暮年，一些当初异常惨烈的图景也已如同一堆土丘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那些被有意无意掩盖或扭曲的史实却还躺在历史的角落等待着破解或澄清，打捞历史，修复或重建历史记忆，依然是一个急迫而严肃的话题。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一些肖像展、口述史、历史遗迹的田野调查以及历史图片的重建天日，昭揭了若干重新进入历史的路径；而藉由新的历史语境的激发而衍生的一些文本，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方法论的运用，也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互动这一老话题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一、“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先从地方媒体潇湘晨报《湖湘地理》栏目六年来所采集的抗战老兵的肖像说起吧。
据报道，《湖湘地理》栏目从2009年开始采集抗战老兵肖像，到2012年9月，共寻访到了201位老人（当时，湖南地区已发现、确定的抗战老兵为477人），其中，15位老人在此期间离开了人世。“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当时在长沙月湖公园艺术中心展出——“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展厅悬挂着一张张老兵肖像，入口处有《湖湘地理》栏目组自印的老兵明信片、画册《未曾老去：湖南抗战老兵肖像辑》以及其他一些和湖南抗战有关的书籍，角落里则播放着崔永元策划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据说，这是“全国第一个专业级、大规模的抗战老兵肖像展”。越三年，更多的老兵被寻到，但黑色方框或者“已故”字样也更频密地出现（暂未得到具体数据）。2015年8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理70周年之际，又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了“TA 特别纪念”展，除了肖像之外，还有相关文物资料，出版画册《无名之辈：湖南抗战亲历者肖像辑（下）》。从“未曾忘记”到“无名之辈”，从“老兵”到“亲历者”，措辞发生了些许变化，不变的还是“从一张具体的面孔开始”。
《潇湘晨报》
与《湖湘地理》
名之为“肖像展”，展出的倒基本上不是老兵们的肖像特写，而是多取中景、全景，相当部分还是大全景或远景。照片均为黑白色，摄影者显然着意标出一种颇为凝重的色调。每一张肖像下端均配有几百字的文字，介绍老兵从军的历史与眼下的生活状态——看起来，摄影师不仅试图展现出一张张“具体的面孔”，也试图展现老兵们的晚景。
所展出的湖南抗战老兵们，经历各不相同，有的参加过黄埔军校，有的是被抓壮丁强征入伍的；有的从抗战一直打到解放战争，转战大江南北，有的则是短期抗战，和队伍失散之后，就回了家。但有一点大致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抗战大军之中，他们基本上都是普通的下层兵士，是行进大军中的那么一个小黑点，是随时可能被子弹击中而殒命他乡的无名战士，是历史叙事难以触及的盲点。
抗战老兵们的现实生活呢？尽管并非完全刻意，肖像展同时也展出了老兵们差强人意的现实生活。从肖像下端的介绍文字以及潇湘晨报《湖湘地理》陆续刊载的记者采访手记类文字来看，“救助”是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相当一部分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如今都是“湖南老兵之家”（并未获准注册的民间组织）这类机构与志愿者的救助对象。有的则长期住在社会福利院。就长沙地区而言，有人根据是否有离休待遇或退休工资，推测有1/5的老兵条件尚好，1/5中等，3/5条件很差。省会长沙尚且如此，湖南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何以当年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士们晚景会落得如此之凄凉呢？究其原因，多半还在“国”字上。介绍文字之中，屡屡有这等文字：黄埔军校第18期的老兵赵定一（生年不详，现住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曾有段时间不愿承认自己是‘黄埔生’”。[1]
他们的人生故事呢？《我的抗战》团队称他们所接触的3500余名抗战老兵，有90%的人是一生之中第一次接受采访（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据此推测，《湖湘地理》栏目组所遇到的情形多半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近年来兴起的重新认识抗战历史的潮流，这些抗战老兵的故事可能仅仅在他们老家那个狭小的空间里传布——但也可能连他们子女都知之甚少——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子女。
由此，不难勾描这些抗战老兵的人生轨迹：参加抗战时20岁左右，可能并没有念过几天书；抗战结束回到家乡，又被内战的烽火所困；好不容易盼来了全国大解放，参加“国军”的经历却成为了历史的罪证，很可能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受政治歧视或牢狱之灾；及到风气终于扭正的新时期之后，又已是花甲之龄，生活可能还很窘迫——此等人生，又有何种机缘可以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呢？
抗战结束至今已70年，在历史长河之中，这自然不过是短暂一瞬，对于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而言，却可说是已走到了生命的大限之际。能否赶得上那些耄耋老兵的历史故事，有时候需要一种生命的机缘，比如《湖湘地理》栏目组在岳阳找到曾经参加过三次长沙会战的老兵方桂贤（1919-2012.6.20）的时候，仅仅赶上了他最后的日子，理发师已经在给他做最后的净面了，6天后，老人过世。又如家住永州、已经失聪、听不懂普通话的彭程银老人（1918-），也已经难以与人交流了，“在老人破碎的记忆中，6年行伍生涯只剩下‘晚上走路，白天打仗’和‘后来有病跟不上队伍就回来了’……等只言片语”。
尽管“现在已经错失口述历史的最佳时机”[2]，但是，“抢救历史”，同时让那些没有权利讲述自己故事的抗战老兵——让那些长久沉默的人开口说话，仍是很多媒体人、历史学者的工作动力所在。
二、“一个老兵的远征”
历史如何呈现，记忆如何表达，在不同的人物或语境之中，是有着重要的差异的。绝大多数老兵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也有知名度很高的，比如曾经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经历了缅北生死撤退、现居湖南平江的老兵朱锡纯（1924-）。其社会知名度多半得益于他本人对于历史的讲述。
朱锡纯写得一手好字，早年参加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流动宣传队；进入中国远征军后，为第一路第5军新22师政治部少尉干事，主要工作是负责保管每驻一地的风俗、习惯、人口、特产等资料，曾先后两次撰写战地日记，不过均毁于当时的战火之中。1943年4月伤愈，从印度回到昆明之后，朱锡纯没有重回部队，而是进入了机关学校学习。之后经历看起来比较平淡，在昆明娶妻，后来回到老家湖南平江。1989-1992年，开始撰写回忆录。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朱锡纯老人获得了国家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60周年纪念章”。此后，全国多家报刊、电视台、各大网站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如北京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一个老兵的远征》（最终播出的节目约有47分钟），《我的抗战》摄制组拍摄的“野人山”专题等等。2010年9月，朱锡纯的回忆录以《野人山转战记：一个远征军幸存老兵的战地日记》之名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印刷字数达21万之多。
《野人山转战记》
从这等简要描述不难发现，相比于绝大多数幸存下来的抗战老兵，金质勋章获得者朱锡纯至少有两点明显不同：其一，朱锡纯不是一个沉默者，早在舆论风气尚未开放的年代，他就开始有意识地书写他的故事。这些年来他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他和他所讲述的中国远征军故事显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其二，与那些被媒体找到、然后接受采访的老兵不同的是，朱锡纯是主动的讲述者，他所讲述的也并非片段式的历史故事，而是非常完整地叙及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的情形，从远征军的由来讲起，之后是出发、打仗，再往下是大撤退途中的诸多惨状，最后是抵达印度。
当然，这部在抗战结束40多年之后凭借个人记忆而写成的“野人山转战记”称不上是“日记”，也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献史料，而更近于纪实文学或者野史。不过，除了《后记》里的必要交代外，作者始终将故事控制在当时的中缅印战场之上（缅北丛林的撤退经历占了相当篇幅），其中虽施用了不少小说笔法，读来颇有戏剧性、情节性，但语调带有一种悲怆意味，叙述总体上也是平实的，少有后设性的历史视角，可说是关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赴缅作战的形象读本，有助于读者窥见当时的一般情形。
近年来，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出版物多有出现，其中如《血祭野人山：一个中国远征军老兵的自述》[3]，带着并不恰当的猎奇心理或演义语调，若要类比，我倒更愿意提及曾出任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的谭伯英在抗战胜利前三个月所写的《修筑滇缅公路纪实》。[4]滇缅公路的修筑也是抗战中非常重要的事件，它是在现代机械设备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在筑路过程之中因为感染疟疾而不幸罹难。全书的写作初意虽在纪实，但书中多有语调低沉的段落，多有游移于工作场景之外的细节，比如写到勘察公路时，会花较多篇幅去写寡妇们的坟墓和贞节牌坊背后的故事；而关于“蝴蝶和啼叫的小鸟”的想象，则表达了对于古已有之的愁绪的理解。看得出，即便是抗战即将胜利——滇缅公路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将成为不可否认的史实，但作者还是将生命事实置于工程事实之上，显示了对于个体生命和历史的尊重。[5]对于风俗的记载原本是少尉干事朱锡纯的职责使然，但据他本人所称，《野人山转战记》初稿之中原本有不少关于风俗的段落，但后来为了突出抗战主题而一律将删去了。这种处理方式自然符合历史表述的惯性，显示了宏大主题对于个人书写的规约，对作品的艺术效果却可能有所损坏。不过，总体上可以说，这本书与《修筑滇缅公路纪实》大致上处于同一层级，均可说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文字。
《血祭野人山》与《修筑滇缅公路纪实》
总而言之，通过一种回忆的本能以及一种书写的能力，当年的少尉干事朱锡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展现了自己的形象，在公众的抗战历史记忆中占据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位置。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抗战叙事之中，朱锡纯以及朱锡纯所讲述的中国远征军的故事都会被反复讲起。
三、记忆或遗忘（一）
从历史认知的角度来看，《野人山转战记》所蕴涵的记忆或遗忘的话题是尤为醒目的。书中有不少历史人物，但也有一些人物，虽有名有姓，但在今天看来，已近于无名者，比如一位名叫李国良的战士，22师政治部上尉，济南人，时年近30岁。他曾经和朱锡纯一道在野人山里艰难穿行，却没能幸运地走出去，临终之前他曾作七绝一首，托朱锡纯抄好，并替他领几个月津贴寄给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女友。但是，当朱锡纯拖着伤病之躯终于抵达印度之后，他所有的衣服、连同那个写有地址的纸条都被扔进火化坑付之一炬。60多年之后，在《一个老兵的远征》节目之中，朱锡纯老人面对电视镜头，仍记得那首七绝，“联军履北断归途，投笔从戎志未酬。革裹尸还犹自愧，流亡何语谓班侯。”也还在为无法完成战友遗愿而痛哭不已。
战士“李国良”就那样无声息地死于异国他乡，死亡的消息大概从未传递给那个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女孩——可能也从未传递给家乡的父母，他的故事在朱锡纯说出来之前，大概也只能说是一片黑暗——即便是朱锡纯说了出来，李国良的父母、他的恋人（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多半也已经无法再听到了……
放大到抗战历史的大图景来看，“战士李国良”的这般境遇无疑具有某种典型性：在数以千万计的抗战大军之中，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名战士。如果说幸存下来的部分老兵还有机缘来讲述战争的故事的话，那么，当年那些不幸阵亡的年轻战士则多半陷入到了某种历史（叙事）的宿命轨道之中，成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那种强大而无名的力量。
面对时间和历史无情的遗忘规律，“打捞历史”也就具有独特的意义。粗略说来，“打捞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它本来就在那里，等待着一个机缘去找到它，如各类文献资料，章东磐等人主编两册“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可谓此一方面非常突出的例子。[6]影像从何而来？是当时盟军照相兵所拍摄的，两万多张和抗战有关的照片存在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厚厚两册不过是选取了其中的几十分之一而已。另一个层面则是诸如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的采集与写作等。
但仔细辨正，这两个层面都遗留着不少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那些已经存在的东西自己并不会跳出来说话，历史（比如照片）固然是在那里，能否被发现则依然只能等待某种生命机缘。《国家记忆》操弄者章东磐曾感慨“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像实在是太少了”，“抗战史本就极度缺乏来自视觉的佐证”。[7]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而言，照相决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家记忆》主编之一、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宴福标之孙宴欢即曾谈到，2006年之前，家中没有一张祖父的照片，就连父亲都不知道祖父的样貌。宴福标抗战前毕业于黄埔军校，阵亡于湖南战场。现在能找到的唯一的照片是在湖南省档案馆的“敌伪人员”专柜，黄埔军校的毕业照。[8]宴福标这样出身于黄埔军校、且身为营长的中级将领尚且如此，那些无名的年轻兵士能否为家人留下一寸照片那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的那些堆积如山的照片自从1946年被归档之后，绝大部分从来就没有被打开过。如今，几百张照片汇集成的两册《国家记忆》供人重温历史，但这也并非照片本身的选择，出版资源总是有限的，更多的照片显然无法被选择——更多“充满苦难和光荣的面容”还是只能继续静静地躺在那些档案袋里，听凭历史缓缓流过。
实际上，关于抗战，除了影像记忆，当事人——特别是那些底层战士的叙述也是相当匮乏的。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曾谈到大陆、台湾、美国、日本等国家（地区）在抗战历史书写上的差异[9]，大致而言，美国、日本都有详细的战史和大量的回忆录（尽管水平良莠不齐），台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或更早时期，组织了对抗战全史的编撰和对老兵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和记录。相比之下，由于政治语境等方面的原因，大陆的相关工作很不完善，较早时期的普遍士兵的个人口述史或回忆录相当稀见。
国民党将领的相关回忆文字倒是有不少，但往往容易受到政治语境的牵制。近年来，“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正面战场”系列（分不同的战场，共10册）被整理出版，其中有一卷为《远征印缅抗战》[10]，作者包括杜聿明、宋希濂、郑洞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以杜聿明所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11]为例，杜聿明曾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后在淮海战争中被俘，成为了新中国的阶下囚直到1959年获得特赦释放。《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即是随后所发表，其中的推诿姿态与辩护语气，以及对于“友军”英国人的责难，都可以比较明显地见出政治语境牵制的痕迹。[12]
《国家记忆》、《远征印缅抗战》及《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四、记忆或遗忘（二）
进入历史自然有着不同的方式。
2009年以来，先后热播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国远征军》等电视剧充分显示了历史演义的本色，也将“中国远征军”推向了公众的视野当中。由知名电视人崔永元策划、曾在全国数十家电视台同步上映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历时8年才得以完成，耗资高达1.3亿元，采访3500人，集成影像200万分钟，搜集历史老照片300万张。两册“国家记忆”的主事者章东磐成功利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源，看起来对于当年的战争有着全方位的触及，足以调动起更为广泛的历史记忆。相比之下，由地方媒体所操弄的“未曾忘记：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充分彰显了其地方性，其声势没有那么大，故事和人物肖像的采集仅限于湖南地区，却也凭借一种独特的真实感而将人带入到抗战的历史记忆当中。
这里想借助章东磐的工作来谈一谈历史记忆的话题。章东磐是军人的后代，不过如今一般意义上的“抗战老兵”不同，其父亲当年不是“国军”，而是“共军”，新中国成立之后，其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别。[13]概言之，章东磐的工作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在云南从事滇西抗战的田野调查工作，驾车或步行，重走当年的滇缅路，探寻高黎贡山、松山、功果桥、惠通桥等战争遗迹。另一个则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海量复制抗战时期盟军照相兵拍下的照片。就其所实际呈现的记忆形态而言，又可分为打捞与修正两个向度。
如前述，打捞工作在影像记忆的呈现方面成效非常之显著，已整理出版的数百张照片，按照不同主题进行了分类，第一册别有意味地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抽出五个主题句，即“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大致是以时间为序展开的。第二册则是以缅甸、印度、“飞虎队”、民生、墓地、敌人为题，以地域或同类主题进行分类。藉此，关于抗战的国家记忆得以大面积地恢复——照片中有蒋介石、史迪威、各级将领等知名人物，但更多的是来自前线的无名战士——无名战士的群像记忆进入到了公众的视野当中。章东磐显然也非常看重这些重见天日的照片的效应：“有了这些画面和文字相互映衬，这段历史中将有多少悬疑被澄清呢？”
“打捞”所对应的就是“遗忘”——“每一年诺曼底海岸吹响军号，当年为自由而战的军人得到全世界致敬的时候，我们的怒江边宁静如常，只有水牛在巨大弹坑形成的塘子里打滚。”[14]在实地勘察之后的故事讲述之中，章东磐屡屡感慨历史遗迹的湮没，很多当年的战场，别说纪念碑，连简单的标识说明文字都没有，比如《石碑》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是在昨晚才知道的石碑。这个村子让我感觉到了猛烈的撞击，许多年来，我一直留意着几十年前的那场中日战争。由于政治因素，那场战争中的大量史实都被如兄弟般比肩浴血的国共双方商量好了似的有意淡化甚至涂抹掉了，所以发生在石碑的厮杀竟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故事出现在我眼前，仅仅几十年，中日双方投入几十万兵力，出动陆海空三军的那么惨烈的战争竟然被隐藏得如此不留痕迹，就像被淹没在江水下的巨石。[15]
但如何看待记忆错乱——如何修正记忆，章东磐的做法也不尽相同。《“少尉”叶进财》写了一位喜欢吹吹牛，将自己“升了官”的老兵，其语气基本上是一笑而过，着笔更多的还是老兵那凄惨的晚境。但对于那些蓄意造假的“伪书”，即如他为《国家记忆 2》所写的序言《我为什么像狗一样咬住你们不放》所示，措辞是相当严厉的。
章东磐的矛头所向是一本叫做《军碑一九四二》的书，序言详细分析了作者在身份、军事知识、时间叙述等方面明显存在着造假的现象，并非“从‘记忆的闸门’里流淌出来的真故事、真历史，而是用别人的食材佐料拼凑起来”的、“伪得离谱的、漏洞比破渔网还多”的一本书。但其笔力所向，也并非老兵，而是“这本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出版者和推荐序言撰写者”：
到今天，仅存的他们都那么大年纪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不如死的后半生，老了，老了，逢惯了噩运的人生突然熬出了头，有人关注他们了，前来听讲故事的人多，老人们吹点小牛加上记忆偏差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对这部伪书面世的无尽愤怒全部是对着这本书的策划者、编辑者、出版者和推荐序言撰写者的。如果你们仅仅是一位访问者、倾听者、记录者，我不会挑剔你、责备你。但你传播了这个信息，就一定要对进入公众视野的历史真实性负责任。
本来这些老人是挺到了风烛之年才收获这么一点点迟到至暮才来的尊重，而你们的无知与名利之欲推着老人一步步纵容自己，走上了收不住脚、回不了头的说谎之路，直至耻辱缠身。你们亲手为这些曾以青春捍卫祖国尊严的昨日军人搭建了晚节的绞刑架。[16]
这篇序言曾以《请〈军碑一九四二〉的参与者认错》为题在纸媒和网上多有传播，应该说，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舆论效应。也因为对于历史细节的特别看重，章东磐特别强调“立场、方法与知识”的重要性，这是“对所有的调查及后续工作参与者的要求，包括讲述者、记录者、编辑者、出版者，甚至被邀来写撑场子前言与站台推介的权威人物”。他声称“大量托名于‘口述史’、‘纪实’与‘回忆录’的书籍”，“能达到‘重新解释历史’水平”，“一本也没有”，达到“把资料的真实性负责任地作好”这个“基本水准”的也都“少之又少”。此话或许有些绝对，但确是道出了相关工作及写作的困境所在。[17]
五、中国现代文学与
现代历史互动的新动向
抗战老兵朱锡纯19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1990年代前期完成的个人回忆录，差不多20年之后方才出版，这显然得益于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以来风气的转变——历史风气在转变，落实到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历史的互动这一老话题，也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动向，那就是历史、战争和民族苦难对于写作的再激发，以及历史对于写作的纠正。
最近一个引起舆论较多关注的例子是在2013年——中国抗战胜利68周年、中国远征军仁安羌大捷71周年、南岳忠烈祠这一中国规模最大的纪念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落成70周年，1月，缅甸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之后，仁安羌大捷202位阵亡将士总灵位从缅甸迎回祖国；7月7日，总灵位入归南岳忠烈祠。此前此后，一批诗歌文本与诗歌活动纷纷出现——7月7日灵位安放仪式的当天，湘诗会、衡阳市作协等机构还在忠烈祠举行了“祭奠抗战英烈专场”诗歌朗诵会。新的诗歌文本中，最为厚实的当属海男2012年下半年完成的、长达31节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18]。在“微诗歌”当道的时代，长诗写作的难度远胜于往昔，“中国远征军出缅记，已萦绕我心头太长的时间”——为了这首长诗的写作，海男在历史资料查阅、情感酝酿等方面都做了充分准备。其效应也已初步显现出来，媒体报道中国远征军将士总灵位入归南岳忠烈祠事件时，频频引述的就是海男的诗句：“我回到了亲爱的祖国，我撤回了它温热的腹部”。
关于这首长诗，我将在其他场合另文讨论，这里想从诗中的一个细节来简略谈谈文学与历史的互动话题。这个细节是“草鞋”：
传说中的中国远征军士兵们大多数都脚穿草鞋赴缅
是的，我看到了用中国乡野间的茅草或稻草
编织的草鞋。我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
脚上穿的也是草鞋，因为草鞋是我国家的土地上最旺盛的
野草和稻草的编织体。因为穿上草鞋可以离我们的爹娘更近一些
可以离我们故土的星月更近一些。因为穿上草鞋可以更轻快的
抵达战场可以纵横中越过壕沟，可以勇往直前
传说中的中国远征军就这样穿上草鞋来到了亚洲的主战场
在那时刻，无论是穿草鞋的、穿胶鞋的穿皮鞋的将士们
脸上都充满了英勇赴战的豪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
赴战者生死未卜……
1940年代曾经从军、到达过印度的杜运燮曾有一首诗就叫做《草鞋兵》，发表时特别加注释以说明：“缅甸华侨称入缅国军为‘草鞋兵’，以别于英印军队的‘皮鞋兵’”。[19]可以说，“草鞋兵”乃是公众关于中国远征军战士形象的基本想象，甚至可说是远征军士兵的代称。
章东磐关于“草鞋兵”曾与《1944：松山战役笔记》[20]的作者余戈有过笔战，大致情况是，章东磐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照片，认为当时远征军士兵“不全是”草鞋兵，也有穿胶鞋或绳鞋的。这也可算是历史细节的核实，对文学想象倒并不会产生多大误判。但他发现中国驻印军除了发制式军鞋外，还会按月发放“草鞋费”，“让他们可以用这些钱购买自家编草鞋的原料”。何以如此呢？章东磐的推断值得注意：士兵训练出汗极多，穿草鞋“解决了防止脚气病的难题”——“草鞋也许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容易得出结论：中国士兵穷苦到连一双军鞋都没有”。以此来看，“草鞋”固然是国力贫弱的一个基本表征，即如当时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等方面全面落后一样，但其中也还是有着现实层面的认知角度。
《1944：松山战役笔记》
若此，“穿上草鞋可以离我们的爹娘更近一些/可以离我们故土的星月更近一些。因为穿上草鞋可以更轻快的/抵达战场可以纵横中越过壕沟，可以勇往直前”这样的诗句，实际上超出了“历史想象”的范围，多少有些滥情的倾向——概言之，即以一种当下的情感遮蔽了更为精确的历史认知。此一问题放大来看，涉及到“历史想象”的限度问题，即在对历史进行文学重构的过程中，如何在“历史”与“情感”之间搭成必要的平衡，这是写作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历史”与“情感”之间的平衡问题，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在很多关于中国远征军的叙述场合，如《我的抗战》《野人山转战记》等出版物，都会引述诗人穆旦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所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中的诗句，特别是诗歌最末四行：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2年初，穆旦毅然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参加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之后则是与朱锡纯一样，经历了极其惨烈的缅北大撤退。据此所写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一般读者或许会被“无言的牙齿”、“绿色的毒”一类超常规的表述所迷惑，认为诗中多是夸张、奇异的描绘。但在有着类似经历的人看来，却是“如实的哀挽”。[21]而穆旦在稍早的时候写下的长诗《隐现》（1943年3月）之中，也有着这样的句子：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穆旦
以朱锡纯老人的《野人山转战记》为参照，“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这样一行实是全无渲染之处，也绝非故作冷静之语，而是在目睹太多的死亡之后，内心悲恸景状的一种直观呈现。可以设想，坐在山岗上“静静地哭泣”的那样一个形象，其内心所涌动的或许是关于生与死、有限与终极，此案与彼岸一类思绪。也或许，只剩下那样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走出那令人恐怖的丛林？完全可以说，抗战老兵朱锡纯的这部《野人山转战记》为这类写作提供了最为形象的注脚。
穆旦是惨烈战争的亲身经历者，其写作自然有其独特的时代性与切身感，海男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缅记》以及书写滇西战争的《战争安魂曲》一类写作则彰显了当代语境的激发作用，这无疑也能引导当下的读者对于历史记忆的重构——历史的面目既已逐步打开，关于战争、历史与记忆的话题无疑有了新的讨论空间，但如何进入历史，如何化解历史的谜局，如何甄别叙述的真伪，又如何在文学经验与历史事实之间搭成必要的平衡等等，显然也都是值得细致考量的命题。
2013年7月初稿；2015年8月改定。
本文原刊于《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6年第11期，“新锐批评家”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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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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