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福贵：知青文学的苦难书写与理想主义的价值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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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  摘  要

如果从 1950 年代“北大荒”文学开始算起，那么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可能很少有像知青文学创作那样旷日持久的时代性的“身份写作”。从新中国建立之初到“文革”，再到新时期文学和新世纪文学，知青文学创作跨越“垦荒文学” “工农兵文艺” “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新写实小说”“寻根文学”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成为连绵不断经久不衰的创作潮流。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知青文学表现出不同的思想与艺术倾向，表征着这个时段国家社会的思想文化变迁。毫无疑问，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写作者内心的困惑还是评价者思想的纠葛，都使知青文学增添了一种奇异的色彩和一份伤感的魅力。这是一种时代的迷惑和清醒，历史的与审美的、时代的与个人的、政治的与情感的、崇高的与卑俗的困惑始终纠结于当事人和后来者的内心。当代文学不能写史，却可以做批评；史的形成既来自批评的积累，故身为当事者，又身为当时全心全意投入热情与自我的知青们，则能在今日带着怀念、激动与困惑，利用此种书写方式与后辈进行交流，留下对那段岁月的感怀。

感谢作者张福贵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福贵

知青文学的苦难书写

与理想主义的价值难题

理想主义及其相关问题辨析

若要进行学术研究，则必先形成共识，才能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流，故要讨论知青文学，则必先对理想主义及相关问题进行辨析。首先要区分几个概念和几个层次，因为概念是学术的前提。

第一，理想与理想主义问题。

不是从所谓的词典的角度，我理解理想是一种个人愿望，是一时性的，是具体的；理想主义是一种公共价值体系，是群众精神主体。当理想成为“主义”，就处处以某种既定的目标和境界为是，成为人生的一种精神气质和行为准则、思维方式，呈现出一种长期性、公共性与贯穿性的价值，理想主义比起理想本身更加长远、宏大，必须依靠群众去实现其可能性。例如科学与科学主义、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二，信仰与理想和理想主义问题。

理想不同于信仰，信仰可以是现实的，理想必须是未来的；理想可以是个人的，信仰可能是群体的。理想是多样的，信仰是既定的。两者相似之处在于其集体性，信仰与理想都须聚集众人之心力，而能自成一种精神境界。普遍的理想主义本质上来自于人类信仰。当信仰成为理想主义的内核之后，理想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就更加鲜明，尤其是当信仰彻底丧失理性，理想主义就会变成极端的、偏狭价值观，对人类和自身构成很大的杀伤力。例如当年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当今 ISIS 极端主义。然而，从抽象意义上看，一种自我认同的理想主义则应该有的理由和空间。

第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

理想主义一般都表现为英雄主义，但是英雄主义不一定都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是实现和展示自我价值的欲望，具有自我崇高和见义勇为的人格境界和冲动执着的精神气质。

王力坚

王力坚在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做学术讲座

王力坚对于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辨析十分清晰，他认为“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事实上包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在内。因为，这里的‘理想’不是仅指个人的理想，而更是植根于集体（国家、社会、民族）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是与这些集体主义的概念密切相关的理想；并具有英雄主义的色彩——追求理想、为理想而奋斗与献身是英雄主义的行为；同时，革命（斗争、牺牲、献身精神、艰苦奋斗之类）又往往是激情浪漫的事情——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因此，我们所讨论的‘理想主义’，实质上是基于集体主义而又涵括了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换言之下无‘无名’。”作为当事人和研究者，王力坚的判断是感同身受的。在中国社会中，“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一向泾渭分明，集体主义与大我原则一脉相传，是革命集体的代名词。

知青文学的思想脉络和情感历程有过这样几个阶段：“十七年”知青文学是歌唱的文学，表现的是改造世界的政治意识；新时期前期知青文学是控诉的文学，表现的是历史的反思与个人的伤痕；新时期后期知青文学是怀念的文学，表现的是再下乡情绪和乡村文化的审美追求；新时期之后的知青文学，表现的是一种不回顾的历史超脱，具有哲学性的深度；新世纪知青文学是一种本体性的批判，从乡下人视角展示知青自然性的丑陋。当然，任何文学史都不是整齐划一和泾渭分明的文学分期，只是一种很人为的基本判断，很可能每个时段多有重叠，多有交叉，因为知青文学创作和文学史发展本身就是极其复杂的。勉为其难的分期目的，恰恰是为了把握其整体发展过程。

 

梁晓声

叶辛

知青的苦难与苦难的书写

知青文学是一种典型的青春文学，一切崇高与残酷、昂扬与悲哀都包含于其中。这种理想主义气质的形成包含有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理想主义生活基调：艰苦或苦难的人生历程。这是“十七年”时代知青文学和新时期的知青文学共有的一种生活基调。前者通过挑战艰苦而表现为崇高，后者通过控诉苦难而产生悲壮。没有艰难就没有英雄，没有苦难便少有崇高，苦难与理想主义是患难兄弟。这是现实生活与人格境界的反差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追求和实践行为。

“十七年”知青文学的理想主义主要是一种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展示了“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时代精神气质。特别是到了“文革”十年的知青文学创作，这种理想主义达到了极致。在挑战自然战胜自然的壮举中，又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给原有的理想主义增添了更加冷酷的色调。

新时期文学最初的发动就是知青文学，它构成了“伤痕文学”的主体，配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变革体现了以往少有的人道主义思想情感。但是，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苦难描写与理想主义的形成还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像梁晓声的“北大荒”系列，虽说增加了浓重的悲怆色调，但更加凸显了单纯的理想主义的悲剧意识，可歌可泣而又可悲可叹。我们甚至可以说，理想主义是知青文学的一种精神宿命，或明或暗始终便随着知青文学的发展。只是有时候苦难描写是产生理想主义的土壤，成为精神境界的一种映衬；有时候是毁灭理想主义的力量，成为精神追求的一种反差。实质上，从“十七年”到新世纪，知青文学在历史悲喜剧上演的过程中，苦难的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基调。只不过，在“十七年”知青文学中，艰苦的描写是对一个时代的歌唱，新时期知青文学中，苦难描写是对一个时代的困惑和质疑。

云南东风农场的龙泉公墓，有75座知青的墓碑，他们中有一些很年轻，是因为意外或疾病而离世。知青们的家人都在万里之外，所以每年清明，柏宏富都会带着香火和祭品，来给他们扫扫墓。柏宏富说，希望以后农场也能为他留下一块墓地，死后，他就同他们一起，永远葬在这里。

无论是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艺术世界里，广阔天地中几乎每个村庄和农场都有知青的坟头。牺牲、自杀、疾病、意外，各种死亡造就了崇高，更造成了悲剧。应该说，知青的艰辛和苦难并不比当地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更沉重，但是作为少小离家的男孩女孩们来说，他们对于艰辛和苦难比农民的感受更加强烈。这其中倒不是因为其所受苦难多于后者，而在于他们的境遇变化的剧烈和体验的深刻。

首先，是境遇的突变。从都市到乡村，从家乡到异乡，丰裕到贫穷，从舒适到困顿，是知识青年普遍的经历和命运。像当年的知青歌曲中所唱的那样：“从北京到延安，望不断的黄土山”。这种境遇的反差对于富有知识和思想的青年来说，所产生的苦难感来得格外强烈和深刻。对于苦难缺少思考苦难，并不是最为悲怆的，如果对于苦难而能思考苦难，可能才是最为悲怆的。乡村青年的生活是代代相袭的，因此已经逐渐形成了不需思考的生活常态。知青在乡下阅读可以说是如饥似渴，从“十七年”的文学、俄苏文学、欧洲文艺复兴作品到各种“学习材料”等，几乎是看到什么就读什么。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和“黄歌”的暗中流行，是和知青们的阅读思考分不开的。这可能印证了我以前曾经说过的“思想愈深愈痛苦”逻辑。其次，是亲情的远离。从小生长在超市里的十几岁的孩子，离开父母，离开家庭，来到人地陌生的乡村，那种亲情的隔断和思念是刻骨铭心的。所说是锣鼓喧天的离开，但是背后都充满了大势所趋的被动。卢新华的小说《伤痕》中王晓华与妈妈决裂离开，阿城的小说《棋王》中王一生因父母进牛棚而离开，都是一种貌似主动的被动行为。

第三，是生活的艰辛。城里的孩子不仅不适应陌生的生活环境，更承受不了艰苦沉重的体力劳动，最后汇聚成为一种整体的苦难和焦虑，这种精神的重负又反过来加重了生活的痛苦。也正是这种生活的艰辛，使得知青运动后期知识青年为了生存而开始“祸害”乡村和农民，因而加剧了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在王明皓的小说《那年我们十八岁》中，通过“大虫”和我偷邻村驼子家的鸡导致驼子老婆自杀的残酷经过，表现了这种冲突的激化。最终驼子虽说在愤怒的亲友面前保护了我们，但是最后还是打断了“大虫”的腰骨。这种情绪表达就是“后知青文学”或者“反知青文学”的基本色调。

甘铁生

一切苦难和迷茫最终都是来自于难以逃脱苦难而回不到家乡的痛苦和焦虑。其实，无数知青的命运是不同的。愈是到了知青运动的后期，这种不同表现得愈加突出。能走的都走了，留下的是没有机会甚至也没有资格的“黑五类”后代。这种情绪在甘铁生的《聚会》中所描写留守知青的聚餐表现得特别真切：深秋时节里知青大院的滞留者们为了排遣生活的落寞与孤独，特意组织了一次聚餐宴会，然而醉酒的结局却引爆了积郁留守者们心中的孤寂和焦虑情绪，“喝醉的知青牛二，一屁股坐到地上用拳头捶打自己的头，用手没命地撕扯自己的头发；大个的王成，把脸贴在柳树那粗糙的老树皮上；女知青小秀则扑到丘霞怀里，放声大哭，然后和小兰一起，低声饮泣”；“醉后的丘霞 , 用吓人的呆滞眼光凝视着坟地的黑暗 , 因忍受不了生活的荒诞在另一年的九月在水库的水坝上跳水自杀。”这幅图景可能只有有过类似经历的知青们，才会懂得其中的哀痛有多么深重和强烈。也使知青文学成为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共鸣最为强烈和直接的文学现象。孔捷生的名篇《在小河那边》所展示的“姐弟”乱伦场景，也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中发生的。而女知青的特殊悲剧更成为知青文学中最刻骨铭心的苦痛。至今还有人对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中女知青李晓琴在和农民队长性行为的主动，解读为女权主义对于男权的颠覆，但是却不知道在这种近乎疯狂的主动中包含有多少知青的屈辱和无奈，实质上这是一种生而不平等的被动的权色交易行为。李健的《丛中笑》中的女知青旅途深夜在农民单身汉“俺是贫农”的恳求下，处于“急贫下中农之所急，需贫下中农之所需”观念而与之结合，同样是人生与人性的悲剧。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死亡，文革后知青文学中许多作品都写到了死亡，这可能是除了战争文学之外写死亡最多的文学创作。最终，数十万知青永远的留在了乡下：死去的和与农民结婚生子的。

知青的苦难对于所有身在其中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身外人体验不到的痛苦。受血统论的影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传统成见上形成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血统论。这种语言形象、概括力强的革命逻辑极具魔力性和暴力性，非常适合中国民众的接受能力与习惯。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下，那些“黑五类”子女即使发誓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并用几倍于别人的努力想获得和别人一样的正常待遇，而赎罪的方式就是对于“阶级敌人”更狠——使理想主义加入了残忍的元素。由此可见，愚昧的单纯比清醒的自私可能更可怕。叶辛在《孽债》的总序中曾说到 :“十年内乱期间泛滥的血统论 , 说起来是触目惊心 , 也是众所周知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中的杜建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程旭，都是阶级血统论的牺牲品。叶辛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写道，“黑五类，他们的命运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早被确定 , 同是抱着崇高的志愿和一腔热血上山下乡，即使付出相同的辛劳和汗水，他们还是会因为自己的政治成分不好而遭受到周围人的冷落和歧视。”

留守知青一家

狂热的理想主义必然导致伤感情绪——环境对于理想的毁灭。理想主义本身具有乌托邦性，但是那种狂热的理想主义则具有荒诞性，成为虚假的理想主义。如同道德一样，虚幻高悬而不可实现的道德不是真道德，而是伪道德，是违反人性的。可以看出所谓的反人性的理想主义是怎样造成了人性本身的痛苦和疯狂。

“苦难”是知青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因苦难本身即是当时生活体验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下乡时间虽有长有短，但共同不变之处在于同样遭遇生活中的各类苦难。而知青作家在描述过去的岁月时，笔调又充满了悲剧性，更加深了知青文学中的苦难感。在苦难与理想主义结合之下，形成了“没有苦难，何来崇高”的基调，因此以文学中欲表达的精神境界来探悉，知青文学字句中处处是崇高意涵。我甚至认为，在此无须具体探究何谓真正的崇高，只须先将知青文学中的崇高当作人类一种必须存在的抽象概念可能更有普遍价值，而从这个观念延续推论，才能得出知青岁月中的苦难视为最刻苦的历练。经过这段苦难的历练，在人的性灵与精神上才能塑造出真正的道德标准。此即知青文学中崇高的概念，也是知青岁月与人漫长的一生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知青文学中表达苦难的概念之中，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悲壮基调。苦难能衬托现实的反差，当理想和现实出现反差之后，理想则弥足珍贵；因此，突显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更加突显理想的宝贵。苦难是一个无奈而又现实的逻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幸，是对生命的摧残和生活的打击，但是对于人生体验，则是一种历练和资源，而对于一种审美追求，又带来悲壮和伤感的魅力。

知青文学的理想主义价值难题

十分明显，对于知青文学中的理想主义问题，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单纯的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而是一种历史的政治判断。但是，面对艰辛和苦难，青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和感动可能从单纯的历史和政治评价来说，做出某种判断是相对容易的。然而，无论是从道德境界还是从审美基调来说，崇高和感动总是有其自身的价值。这可能是知青文学思想中最响亮的口号“青春无悔”的主要伦理基础和逻辑支持。

《知青》剧照，梁晓声编剧

梁晓声作为知青运动的亲历者和知青文学的当事人，他的表述可能最具代表性：“需知‘青春无悔’, 不过是同龄人中我们的某些知青伙伴的自言自语 , 一种更能安慰自己的自言自语 ,且不过十之一二的人常发这样的自言自语。对力图以史笔去记载什么的作者 , 是完全不必太当真的，那一种语势咄咄逼人的对同代人的话间, 反而显得襟怀狭促和缺乏理解。”他认同“这是一种“ 人之常情” ! 也可以说纯然是“ 一己之私” , 对此 , 人们理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说到底，“青春无悔”其实是一种自认的伦理判断，显示了知青们的人生历程与怀旧心理。

于是，不少评论者都把彰显知青理想主义的作品的“青春无悔”模式，看做是知青文学中最主要的思想模式。认为这类小说创作是梁晓声们“知青小说”共同的主题。进而分析道，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荒谬的运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被卷入这场运动前后达到十一年之久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也是荒谬的。不，恰恰相反，他们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 而知青运动亲历者和知青文学研究者的王力坚，则难能可贵的看到了另一面：知青文学“超越了单纯的暴露批判和怀念追忆，转向主体精神的歌颂，即颂扬了知青一代建设荒原、献身荒原的英雄主义的理想主义精神，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人生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模式的知青小说往往缺乏理性的追问，自我审视被搁置一边，有把整个运动过程加以合理化的倾向。” 歌唱自己和怀念自己是自己的权利，但是不能让所有人和历史本身都持同一个观点。

知青文学中的“青春无悔”和“我的忏悔”是两个指向：前者是对于苦难价值和人生经历的自我认定，后者是给别人造成苦难的自我反思。在今天理想主义消失的时代，有别样的价值。评价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是考察和评价其环境的关系。理想主义是一种抽象的逻辑和公共价值观，可以与具体的历史评价相剥离。这种评价才更可能是历史主义的。歌唱理想和崇高永远没错。知青文学的写作一直没有离开时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引领着知青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在关于电视连续剧《知青》研讨会上，人们的结论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 :“与过去知青题材的影视剧相比，电视连续剧《知青》的着力点和最大亮点，是真实表现了广大知青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生存劳动条件下，坚守中华民族爱国爱民爱家的优秀传统美德，在广阔的天地中、在与广大农民和兵团战士的朝夕相处中，获得了人生的充实和提高，培育了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舍己为人、勇于担当的思想道德境界。”

人类社会进程一旦成为过去而构成历史，就要接受当事人和后来人的评价。由于价值观和体验的差异，就决定了历史不是单面构成的。同样一段历史可以有不同的书写，正如摄影的正片与负片一样，才构成了完整的历史图像。因此，必须完整和宽容的看待历史，特别是对于当事人的历史感受。在进行了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之后，应该把知青历史中的理想主义剥离出一种抽象的精神境界，进行一般的价值分析。从而说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有着终极价值的。理想主义与历史主义都是一种价值体系，理想主义评价不能违背历史主义原则，个人的激情和崇高不能成为政治运动的合理性的理由。但是，又不能因为有过的伤痛和痴迷而否定知青们献身的崇高和历史价值，毕竟那段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包含了他们太多的光荣和悲伤的记忆。这些记忆的书写仅仅是作为一种审美情感也是有超越性价值的。这里应该把它看做是一种个人情怀和人类共有的价值取向，至少是有审美价值的。而且，从古至今，自然与乡情本身就极易产生爱与美。像《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样，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遥远”，人们产生了一种从当下撤离回归青春岁月的感觉，于是艰辛和苦难都有了一种美好的审美效果。

史铁生插队的关家庄，即他笔下的清平湾

最后，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觉得知青文学所包含的历史与情感实在是太丰富太复杂了，直到今天想要做出一个终审式的评价也是十分不易的。也许，最终评价的权力掌握在历史的后来者手中。

原载于《小说评论》2017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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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苏洛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