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蒋晖：载道还是西化（下）——中国应有怎样的非洲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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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编者按

非洲现代文学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而勃兴的民族意识的产物，而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学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但又不为其所困，得以独立地发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本文不拟泛泛地谈论后殖民理论，而是选择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和以海伦·蒂芬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开创的后殖民话语对库切的不同解读来挑开后殖民理论的面纱。这种处理方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理论内部呈现的中心和边缘的话语结构和权力冲突，看到后殖民理论内涵的地缘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论与西方人文学术范式转型的关系，剖析后殖民理论运作所维系的意识形态。

感谢作者蒋晖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蒋晖

载道还是西化：中国应有怎样的非洲文学研究？（下）

——从库切《福》的后殖民研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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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寄居者的后殖民理论：海伦·蒂芬对《福》的批评

在后殖民理论家中，一批来自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学者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萨义德等人不同，他们并不在美国的学术体制内工作，而是在自己的祖国，他们更有家园的归属感，同时，西方文化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外来文化。这样，后殖民文学研究就产生了两种集团，一种鼓吹美国的多元文化，另一种则是寄居者白人对自己生活世界所作的“自我肯定”。

这个学派对于后殖民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逆写帝国》【27】是这个领域开山和扛鼎之作，没有这部理论著作的出现，就没有今日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格局。它为后殖民文学研究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真正改变了第三世界文艺运动虽然在60年代由社会主义阵营发动却无很好的研究、在詹明信那里得到初步理论化却无实质进展的情况，这种改变意味着第三世界文学以政治为主导的研究的失败，现在的研究权落入后殖民文化研究者手里。

 《逆写帝国》

寄居地后殖民文化理论大致肇始于1985年前后，而《福》是1986年出版的，二者具有时间的同步性，但这种同步性并非仅仅是时间上巧合，更是西方社会内部和外部变化的结果，二者也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互相连接，共同完成了寄居地后殖民话语的建设工作。

如果简要回顾一下后殖民理论发展的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不同时期的关注点是和全球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从后殖民理论的起源看，它是两个历史时刻的产物。第一个是冷战框架下产生的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阿尔及利亚革命（包括古巴革命和越战）促进了法国战后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思潮，诞生了萨特的激进反殖思想、福柯和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乔姆斯基革命性的生成转化语言学和相应的社会语言学、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批评，这些成为随后出现的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28】第二个历史时刻则是80年代末来临的全球化时代，这为后殖民理论奠定了新的历史基础。后殖民理论的本质是新的地缘政治的文化表述，它成为全球化时代西方处理新型国际秩序，特别是重构与前殖民地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地缘政治看，后殖民理论的发展有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处理的是“东方问题”，这也正是萨义德可以引领时代的关键。整个亚非拉都可以放在“东方”这个地缘政治框架内来理解，它通过西方的自我批判来确立迈克·哈特所说的帝国所需要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在美国学院体制内为这个时期的后殖民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斯皮瓦克对《福》的阐释是迎合这种需要的产物。但是，斯皮瓦克这些理论家自身的经验与寄居地白人的生活经验有很大差异，因此处于这个地缘政治内的学者便产生了自我言说的需要。当《福》被这套话语阐释时，新的地缘政治特点和历史意识必然被融于其中，这便是后殖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后殖民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引发出的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以及非洲的难民问题为开端，后殖民理论开始重视中东和伊斯兰问题，新的地缘政治不断促进后殖民理论的调整和变化。【27】序言部分。在这个阶段，《福》和库切文学的重要性都有了明显的下降，所以本文并不涉及对这个阶段后殖民理论的批评。

萨义德

大约在1985年前后，西方文学研究因为出现了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者的声音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国家的文学以前一直处于西方主流文学阴影中而没有受到重视。现在，随着西方完整的自我镜像被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第三世界反殖革命和西方内部的社会运动冲击得四分五裂，西方内部地处边缘的文化主体性意识崛起，向中心发起了挑战，并逐渐改变西方比较文学、英语文学的研究状况。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西方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的是使用不同欧洲语言创造出的文学作品，即英、法、德、拉丁文学等的比较，忽略的是使用同一种欧洲语言却在不同地方创造的文学【28】，这使得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创造的英语文学长期在美国学院体制中处于边缘位置【29】。后殖民研究则不重视非洲的法语文学和非洲的英语文学之间的关系，重视的是非洲的英语文学和法语文学分别和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的关系。在同样的语言系统下书写发生的差异应该如何理解，是后殖民研究的重点，这也就是“英语语系”“法语语系”研究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第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创立的英语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后殖民文学，现在强调其后殖民性，等于强调这些国家文学的主体价值，这为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重新奠定了区域主义（如果不能说是民族主义）的方向。

比尔·阿希克洛夫在《阅读“后殖民的澳大利亚”》一文中明确指出，澳大利亚是发达的西化国家，它的后殖民性不体现在与西方制度设计方面的差异，而体现在文化方面。是这种文化独特性给予澳大利亚以自我认同。【30】这个多样性的现代性文化方案有两个明确的含义：第一，和英国英语（即所谓“大写英语”）相比，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出来的丰富多采的地方英语（即“小写英语”）体现了英语形式的多样可能性，因此这些使用“小写英语”创造的作品不应该用“大写英语”标准衡量，评论家的工作是解释“小写英语”如何在与“大写英语”的斗争过程产生，正是这种英语的多重现代性方案形成了不同的地方文化认同；第二，80年代出现在西方之外的后现代主义潮流为什么不是一个“后现代现象”反而是一个“后殖民现象”？也就是说，引申开来，后殖民文学不应该理解为西方文学的替代，而是西方文学内部的多元样式。这两个理论命题目前正是西方主导的后殖民文学研究的两个理论支柱：一个属于语言问题，一个属于艺术形式问题。

澳大利亚学者海伦·蒂芬无疑是这种后殖民文学研究最有影响的理论家。她的名篇《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历史的修复》在理论上阐述了西方盛行的“后现代”理论在被用于解释“来自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作品”时的不恰当性。她提出，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品里面所设定的关于“自我／他者、土著／流放、语言／地点以及奴役／解放”的二元对立模式如果被作为基本分析原则用于其他社会时，就会取缔这些社会矛盾内部固有的复杂性。因此她断言，“西方的后现代的标签必须拒绝，西方白人创造的后结构主义对后殖民理论家则具有启发性，但是，如果只接受它们的观点而不从后殖民角度进行认真的辨析，则这些观点就非常有害。”【31】她发表于1984年的《英联邦文学和比较方法》则确立了后殖民文学研究的政治便是语言的政治的观点：“使用何种语言是后殖民文学的一个内在的政治性问题，正如对它做的形式和发展的历史学研究一样。用英语写作本身就会给殖民地作者以帝国的权力。在很多时候，作者们都自觉和审慎地要逃离这语言的牢笼，而许多最具实验性和精彩的作品因此而产生。”【32】这个观点在1989年发展为《逆写帝国》全书的批评框架；她于1987年发表的《后殖民文学和反话语》则阐述了后殖民文学的本质是西方文学的“反话语”。她说：“后殖民作家和批评家在反抗一个普世的文学观念（或者反抗被西方控制的‘后现代’和‘后结构’理论）的实践里创造了‘反话语’。”【33】这便是后殖民话语实践的本质，而所谓的后殖民研究就是揭示这个反抗的本质。它包括两种研究模式：“我们提出两种可能的后殖民研究方式（不一定互相排斥）。第一种是将一个文本的后殖民性定义在它的话语形态上，第二种是找出这种话语形态和物质现实的决定性关系。第一种方式常引起的错误是仅在话语中理解话语；第二种易引起的错误是本质化。”【34】蒂芬谨慎地要将后殖民研究既导向对西方普遍话语的批判，又避免陷入本土的本质主义。可以说，这个方向的后殖民文学研究都是根据她的这个原则展开的。

逆写帝国（英文版）

蒂芬对库切和《福》的研究指明了不同于斯皮瓦克的方向。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福》被置于南非的现实语境中来阐释，这即蒂芬说的，既辨认出这部作品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和“元叙事”特征，同时，又不像斯皮瓦克的研究那样，将这种风格看成与南非的现实无关的产物。库切公认的权威研究者大卫·阿特维尔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他这样陈述自己的方法：“我的研究涉及库切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不过这只是一种赶时髦的做法。实际上，尽管库切采用了许多现代主义及其相关的技术，他的特点却是能够将其融入充满伦理和政治冲突的南非现实。换言之，我们要做的是在后殖民性中理解他的文学的后现代主义。”【35】具体做法就是突出《福》与南非白人英语文学文本的互文性，而不是仅在贝克特、卡夫卡这群欧洲大师作品中找到库切的对话对象。这样，他远远超越艾娜·格拉贝的研究，后者仅限于指出，库切在《福》的小说里关心的不是讲个什么故事，而是如何讲述故事，所以他的文本属于后现代文本，因为“能指”而不是“所指”是其文本的主角。【36】阿特维尔则为我们找到并细腻地揭示出库切在不断挪用南非著名女作家施赖纳《一个非洲庄园》的文本的种种迹象，甚至指出这位女作者在1871—1892年游逛在伦敦街头为自己作品寻找出版社的经历都影射为苏珊寻求福先生来讲自己故事的情节。在阿特维尔看来，《福》字字都有南非文化的来历，它首先讲的是“大都市、寄居者殖民地社会和殖民地社会的权力关系”【37】。

《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

蒂芬指明的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库切文本背后的语言政治，选择什么样的英语，是一个理解库切思想的重要角度。杰莱德·齐姆勒在其《库切和风格政治》一书第五章研究《福》和《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使用英语的情况，尽管并不成功，但依然是一个有益的尝试。【38】 澳大利亚学者考秀并不是才华横溢的研究者，但她在《笔和权力》这部书的前言部分作了一个出色的工作，即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南非黑人、有色人种和白人在使用英语、本土语言还是阿非利卡语写作时的不同选择和考虑。她这样总结道：“南非以英语为母语的作家一定选择英语写作，黑人作家除了英语，没有别的什么选择，而说阿非利卡语的白人和有色人种选择就相对困难，阿非利卡是他们的母语，但他们有时出于许多考虑会选择使用英语写作。”【39】库切就属于这种例子。他是阿非利卡人后裔，但从小在家里就以说英语为主，最后他选择用英语创作。考秀对《福》的解读继续她对“笔和权力”问题的关心，认为库切在《福》里主要探讨的是“谁来写故事” 的问题。

蒂芬本人对《福》的解读写在《后殖民文学和反话语》一文中，体现了她对具有进步倾向的寄居者白人知识分子对于黑人解放的巨大困惑的理解，库切的困境也是澳大利亚白人处理土著文化时面对的矛盾，她将之归结如下：

“

语言、文本、作者／权力以及这些赖以运作的话语场是《福》的主题。叙述模式和政治压迫的密谋体现在欧洲和南非寄居者的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中，这让库切可以证明文本作为压迫黑人的政治工具和拆解它的必要。当塞尔文使用多元声音来颠覆统治性的一元声音时，库切却选择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位置发言，以揭示政治和审查制度依然剥夺着星期五的发言权，他也选择在一个克鲁索将星期五当成合法奴隶而自己又每天被“野蛮者”留在沙滩上的脚印弄得惴惴不安的世界发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星期五可以发言，也只能使用克鲁索的语言，而库切不打算让他这么做。相反，他将使星期五失言的压迫机制作了戏剧化的夸张：使他的舌头被不能确定的什么人割去。库切批评了自由主义者对此的配合，以及在欧洲和南非历史书写中不断将星期五描写为无声存在的种种方式。【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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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库切的批评

通过介绍上述两种后殖民理论对库切《福》的解释，我们可以对后殖民文学研究理论作如下归纳：第一，它提出和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都不同的文学观念，库切在后殖民理论家的阐释中，既不是欧洲作家也不是南非作家，而只能是后殖民作家。第二，这些后殖民作家普遍具有两个根本特点：首先，他们都有离散、移居甚至流亡的经验，因此在身份、文化和地域认同上出现了很大的困难，这种边缘性决定了他们的反抗性。但他们的反抗不是政治上的反抗，而是通过重建一种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伦理学——他者的伦理——来重新设计中心／边缘、同质／差异、单一／多元之间的伦理关系；其次，这些后殖民作家因为和祖国现实的隔离，写作往往导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形式，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他们生命存在方式的美学象征。

后殖民文学理论同时是一种伦理理论和美学理论，它构成了西方研究非洲文学的整体思路和方法，下面我们介绍西方内部展开的对后殖民伦理学和美学分别进行的批判。

9.11事件

自后殖民作为提倡多元文化价值的理论问世以来，批评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真正引起左翼和右翼联合围剿是发生在“911”事件之后。美国著名保守主义学者斯坦利·库尔兹在美国众议院教育委员会作证时，指责萨义德要为“911”事件负责，认为他的学说瘫痪了美国的区域研究，使得区域研究生产的知识不再为权力服务，这才导致今天的美国失去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理解与判断力。来自左翼的霍米·巴巴则批判后殖民理论没有从法侬那里获得足够的教益，将本应更为重视的社会财产再分配和实现社会公正转变为文化领域的身份大战。【41】今天，随着西方被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所威胁，后殖民所鼓吹的无政治性的文化融合不得不引起西方社会深刻的反思。

在《边缘中的理论》一文的结尾，斯皮瓦克出人意料地回应了来自贝妮塔·帕里的批评（帕里批评她总是解构，而不是试图让星期五说话），她说，“你可能忘记了吧，我也是土著人啊，星期五怎么说话的，我也怎么说，我只是比他说得更好一些而已。”这段辩词或许真正暴露了斯皮瓦克的潜在身份认同，她没有如我们想象那样认同于女性白人叙事者巴顿，认同的竟然是黑奴男性星期五。可她想说什么呢？她是想说她是星期五的合法代言人？还是想说以后星期五将要获得的语言也不过就是她所使用的英语？不论哪种回答，都和《福》的文本以及她对《福》的分析相抵牾。这种潜意识的瞬间“失言”多少反映了后殖民理论家的“虚伪性”，他们忽略了文化精英和普通劳动大众的根本区别：精英可以任意流动和发言，而底层民众只能被囚禁于自己的本质牢笼里面——要么是黑人性，要么是自己的阶级，要么是自己的语言，要么是自己的国家。

斯皮瓦克

实际上，巴顿和星期五的关系或许可以看作是“离散”的精英和无法“离散”的第三世界劳动大众的关系。巴顿因为无法接近星期五的实体而引发的焦虑正是后殖民写作内部的焦虑。库切的后殖民写作在本质上是一种“元叙事”，通过巴顿不断对已有的叙事进行增删、拼贴和修改而使得她的叙事本原化。但是，这种本原的获得依然使她无法讲述星期五的故事，也就是说，她的语言最终不是模仿的语言，不是行动的语言，不是现实的语言。巴顿的艺术是反现实主义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文学理论所经典化的作品属于互文性强但现实模仿力弱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后殖民文学理论与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一拍即合，是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现象。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会成为后殖民写作最根本的艺术形式？是后现代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更能有效地反映非西方或者后殖民社会的现实？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进入对后殖民美学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在非洲的历史因为篇幅的原因不拟具体展开。我们可以只谈论几个观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本质是一种阶级解放理论而非种族解放理论，所以在非洲长期缺乏响应者，直到70年代，随着非洲进入所谓的新殖民阶段，社会矛盾由种族转向富裕的黑人和贫穷的黑人之间的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真正开始进入非洲的知识界。第二，在非洲工作的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和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道同术却不合，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视“文艺是为谁的”为首要问题，而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则普遍受到卢卡契的影响，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艺术必须反映社会的“整体性”。第三，从批判实践看，非洲马克思主义出现是以批判非洲的现代主义潮流为任务的。最著名的文章是汉特写的批评索因卡的论文，索因卡作品里出现的神秘化的现代主义风格被解读为非洲的新型知识精英在脱离劳动阶级向资产阶级过渡过程中出现的空虚、迷茫和重新神秘化自我的心境写照。【42】

卢卡奇

 对库切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依然沿袭着这个非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史蒂芬·沃森所著《殖民主义和库切的小说》【43】是篇非常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它显然说出了后殖民理论家没有说出而读者却不难感受并困惑的对库切的认知。库切真的如后殖民批评家所说的那么伟大吗？他和他自己祖国的关系是什么？他和为推翻种族隔离而浴血奋斗的黑人和白人的关系是什么？如何理解他从未在他的作品里向他们致敬这个事实？如何理解他的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风格？替换掉南非盛行的现实主义，这种尝试的价值在哪里？

沃尔森不再看重西方流行的对库切的赞美，而是致力揭露库切作品华丽繁复叙事背后掩盖的时代幻灭感和它的根源。沃尔森认为，库切是一个殖民者，又同时是拒绝当殖民者的人，这便是库切真实的身份。约翰内斯堡是因为开矿而新兴的城市，它的文化是现代工业文化；开普敦与约翰内斯堡不同，是荷兰人最早登陆居住的地方，在传统农业上发展出了奴隶文化。库切对后者熟悉而对前者则知之甚少，所以他的作品最基本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如果殖民主义首先是外来者对一个地区的征服和奴役，那么它的基本关系就是权力和没有权力的关系，就是主人和佣人、领主和奴隶的关系。库切小说总是集中展现着这种关系”。《福》便是一个例子。巴顿是不想当殖民者的殖民者，她照顾并签署释放星期五的文件。这反映了库切的态度，但库切的主人公都缺乏真正的行动能力，都不知道怎样融入改变历史的进程中去。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成了库切采用现代主义而放弃现实主义写作的原因：“当被描写的主人公仅是被历史拨弄来拨弄去的客体而不是改变历史的积极行动者，这个世界采取现实主义来表现就不太可能。”

沃尔森提出，因为库切不能从经济剥削的角度理解殖民制度的实质，他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殖民主义的历史，也无法设想它的灭亡，因此，库切的小说表现了思想和行动的断裂。没有了行动，没有了改变世界的方向，写作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灵魂：现实主义就是描写改变历史的行动中的人。从这个角度讲，库切放弃了以戈迪默为代表的卢卡契式现实主义，而采取了现代主义写作策略，结果必然导致库切笔下的南非现实是抽象的、环绕着神秘主义气息的、缺乏社会唯物史分析的、不可理解的压迫的象征。他说，自库切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尘埃》以来，在南非文学史上，从来没出现过如此张扬和自觉地与现实主义传统决裂的作家。库切无比坦诚地宣布他自己的写作的人造性和虚构性。随后，他评论道：

我们应该记住，现代主义的中心任务是将凝滞了的经验世界神秘化。从一方面说，库切的作品便是这种写作的一部分。它们是种神话而不是现实。或者说，它们将后者转化为前者。如果有人喜欢他的东西，那不只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如实反映现实的作品，因为现实要么太虚华要么太残酷。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真正吸引读者的是其作品中呈现的一种准宗教的冲动，这贯穿在他的神秘书写中，体现在他极不真实的情景和人物设计里，并形成了他的禁欲式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让他的作品不会有一丝一毫卢卡契曾批评的“自然主义的专横”。【44】

沃尔森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库切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这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将殖民暴力抽象化，因此找不到任何解救的出路。“当我们注意到理论和实践在库切那里是断裂的，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为西方文学现实主义所规定的有关内／外、真实／虚妄、过去／现实／未来的截然区分会在库切的作品中都界限模糊了。”【45】

6

作为“外部研究”的中国非洲文学学

中国目前的非洲文学研究面临的挑战可以理解为由“外部研究”所带来的问题。所谓外部研究不是指在批评史上和新批评相对的文本的“外部研究”，而是针对后殖民的“内部研究”而言的。整个后殖民研究模式是建立在“内部研究”之上的，如果咬文嚼字，“后殖民”三字中的“后”的全部意义是以“殖民”为前提的，其研究归根结底是对殖民统治在去殖民之后遗留的社会和文化效验的研究，这种殖民统治留下的各种效验标志着所谓后殖民社会和孕育它的西方母体的血缘关系。这种现象是如此显著以至于无需加以说明，我们仅需指出，后殖民研究的对象是被西方文明教化的那部分的第三世界，而具有更原生状态的另一种第三世界的面貌则未被纳入后殖民研究范畴，至少，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蒂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殖民研究在我们讨论的这两个阶段所设定的范围就是英语辐射的范围，英语这个文化载体保证了后殖民研究作为后殖民社会的内部研究的性质。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中文和非洲英文、中文和非洲本土语言的互释；它们之间的绝对差异使得我们的研究是一种外部研究，使得我们不可能做后殖民以语言政治为中心的研究的工作，至少，非洲文学的语言问题不能只在“大写英语”和“小写英语”的关系里面理解，而必须将其看成整个非洲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非洲作家对英语的反抗也只是对其他形式压迫的反抗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我们的“外部研究”因此需要一个重新设计的总体规划。

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外部”特性还包括非洲的历史、社会制度、精英构成、文化心理都外在于中国社会与文化，因此我们感受到的各种相似性只是相似而非共同的历史的产物。而西方则在非洲发现了“另一个自我”，是西方强加给非洲一个历史的产物。这就要求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必须思考“比较的可能性”和“比较的条件”这些问题，亦即一个主体知识和一个客体知识展开对话的可能和前提的问题。

如果上述几个方面都说明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只能以“外部研究”的方式开始，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新的可能性和未来。

第一，局限性。研究一个文本如果只关注这个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作家是谁、其生平在作品中的投射、受谁的影响等，其实无法真正把握这部作品的内在自足性。同理，如果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只是停留在外部研究阶段，非洲文学的内在自足性也难以把握。因此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过渡是必然的，但怎么做呢？我们想到的方法有：第一，学习掌握非洲本土语言，更好地理解非洲的洋泾浜英语，即通过把握非洲文学语言来进入非洲文学内部。但我们都知道，这是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获取“内在性”的充分条件。第二，作扎实的史料积累工作，这方面欧洲对资料的收集是我们学习的伟大榜样。但，经验上的资料收集和经验主义式研究不一定能带来对非洲文学深刻的理解，它只是我们得到这些理解的前提条件。第三，理论进入。西方进入非洲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操作理论话语来完成的。我们知道，没有理论，就没有一个价值判断标准、美学原则、历史观，没有这些主体可以进行自我反思的知识范式，就没有研究的展开。我们进入非洲文学研究必须从理论进入，但是我们用谁的理论？什么是中国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哪些源于中国独创？靠理论来完成中国非洲文学学的建设几无可能，这些即是我们的“外部研究”种种可能的局限之处。

第二，新的可能性。新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理论、经验主义和支撑中国外国语研究领域的过分夸大语言重要性的语言本体论的反思和批判才能看到。如果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体制只培养出了大量非洲语言人才，他们就不足以肩负中国的非洲文学学建设的重任；如果我们的研究者只从后殖民理论、拉康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理论范式进入非洲文学研究，尽管会得到许多有趣的发现，但这不足以成为中国非洲文学学的主要知识形式；如果我们只做大量的材料收集翻译工作，充其量是盖了一间非洲文学纪念馆。那么新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在我们看来，可能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为了克服经验主义（或各种各样的史学、作家作品研究等实证研究），我们需要确立“比较的可能性”。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可以比较的前提是由文学的现代性决定的，而文学的现代性是由世界历史、不断变化着的地缘政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这是一种动态和变化生成的“现代性”，而不是被已有观念和理论固定的“现代性”话语。重新回到历史的进程通过不断反思文学的“现代性”条件来确立非洲文学和中国文学的主体生成问题，非洲文学的研究本质上是两个主体在世界历史中形成的主体意识的对话。中国为什么需要非洲研究？中国研究非洲文学的巨大动力必然在于我们要以中国的方式把握20世纪世界文学的进程，并重新构造21世纪世界文学的秩序，这是中国文化主体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主体的成长需要经历客观化和主观化的辩证发展阶段。我们的客观化体现在我们现在是世界地缘政治重构的积极参与者，非洲的位置、非洲文学的位置都受正在变化的世界关系的深刻影响。我们不能失去在世界发展的动态过程中把握非洲文学现实的能力，我们要积极阐释非洲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主观化的过程指，我们需要在研究非洲文学之中充分消化我们的现代性文学经验，同时以我们的现代性经验为参照系找到把握非洲文学史的方法。这需要我们打破90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中发展起来的后殖民研究的壁垒，回到60年代中国曾参与的第三世界文学秩序构建的历史，重新在第三世界文学框架下思考非洲文学、中国文学和普遍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文学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非洲文学研究因此必须在介入非洲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非洲文学批评史和心灵史的层面分路展开，单纯的审美批评根本无法进入非洲文学，纯粹的文学外部研究也无法把握非洲文学形式问题。文学研究一定要离开文学，在外面走一圈之后再回到文学，因为作为话语、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情感载体的文学既是文学又不是文学，将之归结为一点，就是文学研究是关于文学形式本身和文学形式生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

第二个方面，为了克服理论的抽象性，我们需要看到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所谓理论，基本都是西方的产物，这就是个矛盾，但并不是不可解决的可怕问题。解决理论的偏差永远依靠实践。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形成自我意识和他者意识实践过程中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受西方影响的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内在于西方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对中国实践进行指导的原因。但是，我们警惕西方的理论，是因为西方的理论总是要导向西方想要的一种现实生活，而我们想要另一种生活，就必然需要在实践中重新改写理论。西方通过理论看东方的现实是抽象的，就像库切的小说对于南非的现实只有抽象的映射而无具体的了解；我们通过理论看西方的现实却是具体的，因为西方的理论不过是西方经验的理性总结，这就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理论背后的“实践”历史，这才是真正尊重西方并把西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主体来理解的方式。同时，我们自己的主体也是在实践中创立的，非洲的主体也是在非洲的实践中创立的，抓住实践是唯一抓住理论、抓住现实的方法。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后结构主义建立了一套放弃主体的学说，其实，它们放弃的不过是抽象的“主体性”，回到的却是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批评便是一种主体活跃的姿态。实践总是活跃的，理论总是苍白的。中国非洲文学界如果是活跃的，它就应该引起中国思想界对非洲问题的兴趣；如果是活跃的，就应该带动亚洲的非洲文学研究，以确立不同于欧洲的非洲文学研究范式和方法；如果是活跃的，就应该有能力以中国的非洲文学学和亚洲的非洲文学学介入欧洲和美国的非洲研究学中，形成积极的对话的主体。

第三，未来。未来的非洲文学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外部研究”逐渐向“内部研究”过渡，从被动的实证和抽象的理论向活跃的实践过渡。在这个过程中，非但不能排斥西方的研究成果，反而应该更加虚心地学习。如果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尚未获得世界性的普世意义，就不会有中国的非洲学诞生。中国的非洲学不是民族主义话语的外部拉练。只有在普世的意义上，一切局部的才有内部的属性。在这点上让我们再回到后殖民理论来。后殖民理论也许受德里达的影响要比任何其他的欧洲理论家都要多，也可以说，后殖民理论本质是一种解构的理论。而解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它是告诉西方研究者如何进行“内部研究”的理论。解构是西方在全球化时代满足新帝国知识要求的“内部研究”方法的哲学说明，所以后殖民理论才会以解构为基础：把后殖民研究对象圈在英语写作范围内，将整个后殖民写作历史看成与殖民历史同步，这是《逆写帝国》对后殖民写作的最著名定义。这种同步性的理解来自解构最基本的精神：一个系统总是带着自己的否定物而存在。这种失去活力的、发生了变异的、貌似不健康的、脆弱的系统衍生物被解构主义者赋予了最积极、最革命的意义。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关于差异和统一的辩证法基础。历史似乎也印证了德里达的设想：非洲大部分国家都是通过谈判而不是暴力反抗而获得独立的，南非80年代黑人实行的破坏生产让白人经济停顿从而搞垮种族隔离制度的方式也似乎表达了这种策略，甘地创建的非暴力抵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是的，一切都以一种蛰伏的姿态、一个变动无为的姿态、一个阿甘本意义上的“使用而不占有”的姿态、一个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里“迈克尔”耕耘但不筑界的姿态，来迎合西方把自我进一步内在于大地、内在于西方创造的生产力方式中去。而今天，我们需要建立的内部研究却要依赖于更积极、更主动的实践。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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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7.参见Pavan Kumar Malreddy, Birte Heidemann, Ole Birk Laursen and Janet Wilson (eds.) Reworking Post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Labor & Rights,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15，

28.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in Kunapipi9.3 (1987), p.18.

29.Nathanael O’Reilly, “Introducti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Nathanael O’Reilly (ed.), 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alian Literature, Amherst,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0.

30.Postcolonial Issues in Austrialian Literature, p.17.

31.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ism, Post-Modernism and the Rehabilitation of Post-Colonial History”, i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23.1 (1988), p.171.

32.Helen Tiffin,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in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23.1 (winter 1984),pp.26.

33.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0.

34.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21.

35.David Attwell, J.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a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0.

36.Ina Grabe, “Postmodern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Fo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5.2 (June 1989), pp. 147-148.

37.Attwell (1993), p.103-117.

38.Jarad Zimbler, J.M.Coetzee and the Politics of Style, New York: Cambridge Press,2014。

39.Sue Kossew, Pen and Power: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J.M. Coetzee ad Andre Brink, Amsterdam, Rodopi Press, 1994, pp16-28.

40.Helen Tiff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d Counter-Discourse”, pp.28-29.

41.见“Editor’s Column: The End of Postcolonial Theory?” in PMLA, 122.3 (May 2007), p.634.

42.Geoffrey Hunt, “Two African Aesthetics: Wole Soyinka Vs. Amilcar Cabral”, in Georg .M Gugelberger (ed.),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s, Africa World Pr, 1986.

43.Stephen Watson, “Colonialism and the Novels of J.M. Coetzee”,in 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ed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44.Graham Huggan and Stephen Watso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 Coetzee, p.16.

45.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J.M.Coetzee, p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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